6年来“天网”行动打法不断升级震慑持续强化 追逃追赃目标愈加精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1-03-01
利刃再出鞘。2月24日，“天网2021”行动正式启动。
此次行动，对近年出逃、县处级以上、涉案金额较大、政治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外逃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持续加大对金融、国企、政法和民生领域外逃腐败分子追逃追赃力度，持续释放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的强烈信号。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正式成立，于2015年组织开展“天网”行动，至今已走过6年铿锵历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捷报频传，成绩单不断刷新，“天网”行动已经成为追逃追赃的标志性行动。
2014年12月22日，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国回国投案。王国强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首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腐败犯罪嫌疑人。
2015年3月，中央追逃办部署开展“天网”行动，要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3月28日，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被成功押解回国，这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首个战果。
5月9日，在外逃4年多之后，“百名红通人员”的“二号人物”、被媒体称为“亿元股长”的李华波被遣返回国。无论是隐蔽国内的“老虎”、“苍蝇”，还是遁身国外的“狐狸”，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恢恢天网。
12月5日，“百名红通人员”的“四号人物”、滞留美国13年之久的黄玉荣回国投案，他也是“天网”行动以来第一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红通逃犯。
从2016年起，“天网”行动的名称以“天网+年份”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自此，每年部署开展“天网”行动就成了追逃追赃的规定动作。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天网”行动开展以来，追回的外逃人员人数逐年增加——2015年追回外逃人员1023人、追回赃款30亿元；“天网2016”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032人、追回赃款24亿元；“天网2017”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300人、追回赃款9.8亿元；“天网2018”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335人，追回赃款35.41亿元，追赃金额比2017年增长261%；“天网2019”行动追回外逃人员2041人、追回赃款54.2亿元，达到历年最高。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天网2020”行动仍以追回外逃人员1421人的总数创2014年中央追逃办成立以来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上一年；追赃数额29.5亿元与2014年以来的平均值基本持平。
这些鲜活的数字背后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和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有力出击，表明外逃人员的避罪之路已经越走越窄，还在幻想“贪了就跑、跑了就了”必然只会陷入穷途。
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集中各方资源开展追逃追赃，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推进个案攻坚，成功突破一批典型案件，持续强化高压态势。
2016年11月12日，经中国和新西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潜逃15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闫永明回国投案。
2016年11月16日，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杨秀珠案是近年来最艰巨、最复杂、也是最成功的境外追逃案件之一，形成了追逃过程完整、战法丰富并具有借鉴意义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经验，是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标志性案件。
2017年11月7日，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百名红通人员”贺俭回国投案。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2019年5月29日，“百名红通人员”肖建明回国投案。
2020年1月，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裁定没收“红通人员”彭旭峰、贾斯语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一手抓政策协调、一手抓重点个案，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决心和意志可见一斑。
记者注意到，每年的“天网”行动在延续上一年经验基础上，根据追逃追赃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升级打法，工具箱里的手段日益丰富，使这张撒向全球的“天网”发挥强劲的威力。
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启动一个月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等人的红色通缉令。此次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百名外逃人员，释放出贪腐者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全球参与，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在“天网2017”行动和“天网2018”行动期间，中央追逃办分两次向社会公布未归案外逃人员的藏匿线索。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发出的敦促投案自首公告，在政策感召和高压震慑下，四个月内，全国共计追回外逃人员441人，其中主动投案165人。
通过媒体、网络公开曝光尚未追回的人员，采用这一手段既形成追逃追赃的强大攻势，有效挤压外逃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追逃追赃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018年3月，国家监委的成立标志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与以往的“天网”行动不同，“天网2018”行动的部署中，明确“由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继续统筹协调追逃追赃工作，而且成为案件的主办部门，在收集证据、运用法律以及对内工作程序、对外配合、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起主导作用。
“天网2018”行动开创了数个第一——首次以国家监委名义开展刑事司法协助，首次在无引渡条约情况下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引渡请求，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这些都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追逃追赃的生动注脚。
作为“天网2019”行动的组成部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组织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丰硕战果——全国共追回职务犯罪外逃人员969人，其中“红通人员”16人，追回赃款24.37亿元人民币。肖建明、刘宝凤、莫佩芬、黄平等4名“百名红通人员”案件均由纪检监察机关主办，国家监委首次组织开展集中缉捕行动，一批级别较高、影响恶劣的外逃腐败分子被追回，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的治理效能。
从过去主要依靠劝返手段，到着力运用遣返、引渡、异地追诉等方式，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追逃追赃工作正在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天网2020”行动期间，国家监委牵头与外方开展执法合作，提请外方执法部门将“红通人员”杨玉荣、臧春伟、张衡贤等3名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缉捕并遣返。
从追逃追赃一起抓、追逃防逃一起抓，到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建设，再到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经历多年实战的历练，“天网”行动思路愈加清晰、目标愈加精准、方法愈加成熟。
如今，“天网2021”整装待发，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文/王卓）
（责任编辑：杨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1-03-01
利刃再出鞘。2月24日，“天网2021”行动正式启动。
此次行动，对近年出逃、县处级以上、涉案金额较大、政治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外逃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持续加大对金融、国企、政法和民生领域外逃腐败分子追逃追赃力度，持续释放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的强烈信号。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正式成立，于2015年组织开展“天网”行动，至今已走过6年铿锵历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捷报频传，成绩单不断刷新，“天网”行动已经成为追逃追赃的标志性行动。
2014年12月22日，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国回国投案。王国强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首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腐败犯罪嫌疑人。
2015年3月，中央追逃办部署开展“天网”行动，要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3月28日，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被成功押解回国，这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首个战果。
5月9日，在外逃4年多之后，“百名红通人员”的“二号人物”、被媒体称为“亿元股长”的李华波被遣返回国。无论是隐蔽国内的“老虎”、“苍蝇”，还是遁身国外的“狐狸”，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恢恢天网。
12月5日，“百名红通人员”的“四号人物”、滞留美国13年之久的黄玉荣回国投案，他也是“天网”行动以来第一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红通逃犯。
从2016年起，“天网”行动的名称以“天网+年份”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自此，每年部署开展“天网”行动就成了追逃追赃的规定动作。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天网”行动开展以来，追回的外逃人员人数逐年增加——2015年追回外逃人员1023人、追回赃款30亿元；“天网2016”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032人、追回赃款24亿元；“天网2017”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300人、追回赃款9.8亿元；“天网2018”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335人，追回赃款35.41亿元，追赃金额比2017年增长261%；“天网2019”行动追回外逃人员2041人、追回赃款54.2亿元，达到历年最高。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天网2020”行动仍以追回外逃人员1421人的总数创2014年中央追逃办成立以来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上一年；追赃数额29.5亿元与2014年以来的平均值基本持平。
这些鲜活的数字背后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和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有力出击，表明外逃人员的避罪之路已经越走越窄，还在幻想“贪了就跑、跑了就了”必然只会陷入穷途。
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集中各方资源开展追逃追赃，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推进个案攻坚，成功突破一批典型案件，持续强化高压态势。
2016年11月12日，经中国和新西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潜逃15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闫永明回国投案。
2016年11月16日，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杨秀珠案是近年来最艰巨、最复杂、也是最成功的境外追逃案件之一，形成了追逃过程完整、战法丰富并具有借鉴意义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经验，是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标志性案件。
2017年11月7日，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百名红通人员”贺俭回国投案。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2019年5月29日，“百名红通人员”肖建明回国投案。
2020年1月，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裁定没收“红通人员”彭旭峰、贾斯语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一手抓政策协调、一手抓重点个案，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决心和意志可见一斑。
记者注意到，每年的“天网”行动在延续上一年经验基础上，根据追逃追赃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升级打法，工具箱里的手段日益丰富，使这张撒向全球的“天网”发挥强劲的威力。
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启动一个月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等人的红色通缉令。此次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百名外逃人员，释放出贪腐者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全球参与，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在“天网2017”行动和“天网2018”行动期间，中央追逃办分两次向社会公布未归案外逃人员的藏匿线索。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发出的敦促投案自首公告，在政策感召和高压震慑下，四个月内，全国共计追回外逃人员441人，其中主动投案165人。
通过媒体、网络公开曝光尚未追回的人员，采用这一手段既形成追逃追赃的强大攻势，有效挤压外逃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追逃追赃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018年3月，国家监委的成立标志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与以往的“天网”行动不同，“天网2018”行动的部署中，明确“由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继续统筹协调追逃追赃工作，而且成为案件的主办部门，在收集证据、运用法律以及对内工作程序、对外配合、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起主导作用。
“天网2018”行动开创了数个第一——首次以国家监委名义开展刑事司法协助，首次在无引渡条约情况下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引渡请求，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这些都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追逃追赃的生动注脚。
作为“天网2019”行动的组成部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组织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丰硕战果——全国共追回职务犯罪外逃人员969人，其中“红通人员”16人，追回赃款24.37亿元人民币。肖建明、刘宝凤、莫佩芬、黄平等4名“百名红通人员”案件均由纪检监察机关主办，国家监委首次组织开展集中缉捕行动，一批级别较高、影响恶劣的外逃腐败分子被追回，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的治理效能。
从过去主要依靠劝返手段，到着力运用遣返、引渡、异地追诉等方式，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追逃追赃工作正在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天网2020”行动期间，国家监委牵头与外方开展执法合作，提请外方执法部门将“红通人员”杨玉荣、臧春伟、张衡贤等3名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缉捕并遣返。
从追逃追赃一起抓、追逃防逃一起抓，到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建设，再到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经历多年实战的历练，“天网”行动思路愈加清晰、目标愈加精准、方法愈加成熟。
如今，“天网2021”整装待发，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文/王卓）
（责任编辑：杨奕)
【定了！静安这十大举措重磅出炉→】#关注静安# 3月1日上午，上海海关与静安区人民政府合作签约仪式暨静安区总部经济大会举行，正式发布静安区促进总部经济十大举措，擘画静安区总部经济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全力打造高能级、多功能的总部企业集聚区，全区总部经济规模能级密度再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再提升，辐射带动效应再提升，助力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张守川，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林顺辉，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斌，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诸旖，静安区四套班子领导于勇、王华、顾云豪、丁宝定、梅广清、张军等出席会议。
再深化，提高贸易便利化
总部经济，是静安区强劲的经济引擎。“十三五”期间，静安区立足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积极引进全球各类跨国公司在静安设立总部，精准对接总部企业的发展需求，从产业政策、投资便利、配套措施等各方面为总部企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助力。
全球三大奢侈品集团之一的开云集团在静安区的发展，就伴随着静安区政府始终如一的企业服务。包括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帮助企业协调产品进出口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协助企业重点品牌，如古驰、圣罗兰等参与进口服装质量安全评价工作。。这些贴心举措使得企业进口通关流程更为顺畅和便捷，提升了进口商品的上架速度。
当天，上海海关与静安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静安开放经济、重点产业、创新业务等方向，不断深化合作，释放区域发展活力，助力静安区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未来，上海海关将主动对接静安区总部企业需求，支持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等研发类机构用于研发的样品、试剂、消耗品等享受海关免税政策，支持总部企业优先参与海关业务改革试点，推动地区总部向亚太总部、全球总部升级；积极支持中高端品牌企业在静安区内开展各类进口商品、展品的保税展示交易活动，推动更多新品首发、首展等在静安落地；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对区内知名商标、专利、著作权实施重点保护，坚决打击进出口环节假冒、盗版等侵权行为；加大对诚信企业的AEO认证培育力度，激励和带动更多的进出口企业良性发展；进一步支持静安区服装等重点行业参与质量安全风险评价，优化监管流程，提升通关速度。
区委书记于勇指出，多年来，静安坚持把促进总部经济高能级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支持和促进更多跨国公司总部和国内龙头企业聚静安、在上海、为全国、链世界。站在“十四五”发展新征程，静安要加快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集群，不断增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扇面”的集聚和辐射能力，积极融入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大局。热忱欢迎各大总部、各大机构携手静安，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静安这片热土上，共同创造新的奇迹和美好未来。
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上海海关将进一步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加快在静安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的海关创新制度；主动融入“五型经济”发展格局，结合静安区产业结构和导向，量身定制海关支持措施，加快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全力支持静安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助力静安建设全球服务承载区。
再突破，护航总部经济发展
静安区是跨国总部最集中的城区之一，跨国总部增长速度与整体规模在全市名列前茅。截至2020年底，静安共有经市商务委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8家、民营企业总部（总部型机构）18家，贸易型总部9家，总部企业数量居全市前列。
“十三五”期间，静安区在全市率先出台《静安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实施一系列区级配套扶持政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以每年新增6家的速度保持平稳增长。这30家地区总部中，大中华区及以上高能级总部17家，另有3家存量总部升级为亚太区总部，总部企业在静安持续健康发展。
欧莱雅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集团。1997年来到中国后，先后历经三次总部迁址，却始终坚定地扎根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静安区。欧莱雅连续15年位列静安区纳税前三甲、静安区美妆行业纳税第一，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刚刚过去的2020年，欧莱雅在静安区政府切实有效的政策和高效专业的服务支持下，逆势而上，全年业绩增长27%。
为了进一步集聚总部企业，静安区今天正式发布促进总部经济十大举措。这十大举措直击总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点和突破口，聚焦总部企业的能级提升、功能丰富、潜力激发、规模扩大等方面，推动总部企业贸易便利化，增强总部经济开放枢纽功能，并提出金融、人才支持政策，为总部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如，新引进的具有亚太、全球运营职能的总部企业，在享受市区各类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分别可再给予300万元、600万元的一次性高能级资助。
静安区还将组建高效、专业、可信赖的服务队伍，提供“一对一”专员服务模式，做到“找一个人，说所有事，解各种难”。对于企业的各类诉求问题，实施首问负责制，24小时内予以快速响应。
会上，上海民营企业总部联盟正式落户静安，将为静安民营总部企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持。静安区总部经济服务中心揭牌成立，将为区内各类总部企业提供一门式服务，帮助总部企业搭建完整的产业链和服务链，推动“上下楼变上下游”、“邻居变伙伴”，助力总部企业扎根静安、立足上海、辐射全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也与部分总部企业签约，为总部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
再探索，打造总部企业集聚区
随着静安区商务委与五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亚太总部项目战略合作备忘录，在整合资源、提升能级等方面加强政企合作，静安区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正式推出。
静安区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旨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聚集高能级的市场主体、高层次的人才，提升总部经济能级。该计划将通过做优企业服务，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包括搭建企业对接市场、客户以及开展项目投资合作的服务平台；强化政策补给，形成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1+X”支持政策包；加强多方联动，组建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格局的亚太运营智囊团，全方位梳理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促进亚太运营总部产业链上下游互动交流等。该计划力争用3年时间培育一批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及研发等方面可以汇聚和配置亚太区资源的优质企业；并逐步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总部职能的企业。
据悉，静安区还将积极推动市区两级政府、国家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争取服务总部经济的试点率先在静安区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将与静安区形成紧密对接机制，吸引更多优质国际资本和产业项目落地静安，服务静安区总部经济速度更快、质量更高、效益更优的发展。支持在静安实施更为便利的总部企业跨境资金收付管理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开设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在跨境资金池模式下集中运营管理成员企业境内外资金，按照集团商业模式开展资金归集、调拨、结算、套保、投资、融资等业务。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张守川，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林顺辉，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斌，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诸旖，静安区四套班子领导于勇、王华、顾云豪、丁宝定、梅广清、张军等出席会议。
再深化，提高贸易便利化
总部经济，是静安区强劲的经济引擎。“十三五”期间，静安区立足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积极引进全球各类跨国公司在静安设立总部，精准对接总部企业的发展需求，从产业政策、投资便利、配套措施等各方面为总部企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助力。
全球三大奢侈品集团之一的开云集团在静安区的发展，就伴随着静安区政府始终如一的企业服务。包括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帮助企业协调产品进出口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协助企业重点品牌，如古驰、圣罗兰等参与进口服装质量安全评价工作。。这些贴心举措使得企业进口通关流程更为顺畅和便捷，提升了进口商品的上架速度。
当天，上海海关与静安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静安开放经济、重点产业、创新业务等方向，不断深化合作，释放区域发展活力，助力静安区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未来，上海海关将主动对接静安区总部企业需求，支持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等研发类机构用于研发的样品、试剂、消耗品等享受海关免税政策，支持总部企业优先参与海关业务改革试点，推动地区总部向亚太总部、全球总部升级；积极支持中高端品牌企业在静安区内开展各类进口商品、展品的保税展示交易活动，推动更多新品首发、首展等在静安落地；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对区内知名商标、专利、著作权实施重点保护，坚决打击进出口环节假冒、盗版等侵权行为；加大对诚信企业的AEO认证培育力度，激励和带动更多的进出口企业良性发展；进一步支持静安区服装等重点行业参与质量安全风险评价，优化监管流程，提升通关速度。
区委书记于勇指出，多年来，静安坚持把促进总部经济高能级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支持和促进更多跨国公司总部和国内龙头企业聚静安、在上海、为全国、链世界。站在“十四五”发展新征程，静安要加快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集群，不断增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扇面”的集聚和辐射能力，积极融入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大局。热忱欢迎各大总部、各大机构携手静安，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静安这片热土上，共同创造新的奇迹和美好未来。
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上海海关将进一步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加快在静安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的海关创新制度；主动融入“五型经济”发展格局，结合静安区产业结构和导向，量身定制海关支持措施，加快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全力支持静安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助力静安建设全球服务承载区。
再突破，护航总部经济发展
静安区是跨国总部最集中的城区之一，跨国总部增长速度与整体规模在全市名列前茅。截至2020年底，静安共有经市商务委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8家、民营企业总部（总部型机构）18家，贸易型总部9家，总部企业数量居全市前列。
“十三五”期间，静安区在全市率先出台《静安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实施一系列区级配套扶持政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以每年新增6家的速度保持平稳增长。这30家地区总部中，大中华区及以上高能级总部17家，另有3家存量总部升级为亚太区总部，总部企业在静安持续健康发展。
欧莱雅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集团。1997年来到中国后，先后历经三次总部迁址，却始终坚定地扎根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静安区。欧莱雅连续15年位列静安区纳税前三甲、静安区美妆行业纳税第一，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刚刚过去的2020年，欧莱雅在静安区政府切实有效的政策和高效专业的服务支持下，逆势而上，全年业绩增长27%。
为了进一步集聚总部企业，静安区今天正式发布促进总部经济十大举措。这十大举措直击总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点和突破口，聚焦总部企业的能级提升、功能丰富、潜力激发、规模扩大等方面，推动总部企业贸易便利化，增强总部经济开放枢纽功能，并提出金融、人才支持政策，为总部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如，新引进的具有亚太、全球运营职能的总部企业，在享受市区各类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分别可再给予300万元、600万元的一次性高能级资助。
静安区还将组建高效、专业、可信赖的服务队伍，提供“一对一”专员服务模式，做到“找一个人，说所有事，解各种难”。对于企业的各类诉求问题，实施首问负责制，24小时内予以快速响应。
会上，上海民营企业总部联盟正式落户静安，将为静安民营总部企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持。静安区总部经济服务中心揭牌成立，将为区内各类总部企业提供一门式服务，帮助总部企业搭建完整的产业链和服务链，推动“上下楼变上下游”、“邻居变伙伴”，助力总部企业扎根静安、立足上海、辐射全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也与部分总部企业签约，为总部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
再探索，打造总部企业集聚区
随着静安区商务委与五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亚太总部项目战略合作备忘录，在整合资源、提升能级等方面加强政企合作，静安区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正式推出。
静安区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旨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聚集高能级的市场主体、高层次的人才，提升总部经济能级。该计划将通过做优企业服务，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包括搭建企业对接市场、客户以及开展项目投资合作的服务平台；强化政策补给，形成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1+X”支持政策包；加强多方联动，组建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格局的亚太运营智囊团，全方位梳理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促进亚太运营总部产业链上下游互动交流等。该计划力争用3年时间培育一批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及研发等方面可以汇聚和配置亚太区资源的优质企业；并逐步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总部职能的企业。
据悉，静安区还将积极推动市区两级政府、国家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争取服务总部经济的试点率先在静安区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将与静安区形成紧密对接机制，吸引更多优质国际资本和产业项目落地静安，服务静安区总部经济速度更快、质量更高、效益更优的发展。支持在静安实施更为便利的总部企业跨境资金收付管理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开设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在跨境资金池模式下集中运营管理成员企业境内外资金，按照集团商业模式开展资金归集、调拨、结算、套保、投资、融资等业务。
【#河北##邯郸# 中国人民人寿寿险产品出售近10年，数千人购买却无法兑付，有关人员已被控制】近日，河北省邯郸市邱县多位居民向极目新闻记者反映，他们曾在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保寿险”）邱县支公司购买一款年金类的保险产品。2011年以来，这款产品分红发放、本金返还一直正常。但2020年12月，消费者都未能获得分红，本金也取不出来。疑惑之下，他们通过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客服电话查询自己的保单状态，却被告知保单不存在，这让邱县的消费者炸了锅。2月24日，邱县县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县两级政府均已介入调查，县支公司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
村民毕生积蓄买保险，却被告知是假单
近日，家住河北邯郸市邱县的朱先生向极目新闻记者反映，2015年以来，父亲多次把积蓄交给村里的代办员王先生（化姓）购买县人保公司一款名为团体年金B（分红型）的产品，总计投入10余万元。每购买一次产品，父亲都会获得一张个人保险凭证。此后，父亲每年都可以按期从代办手中以现金的形式拿到分红，也可以选择提取本金。
“这个产品2011年就有人买了，而且宣传说这个产品相当于定期储蓄。所以我父亲特别放心把钱交过去，过去这么多年也没出过问题。但2020年12月后，代办员一直告诉我父亲邱县支公司拿不出钱来。后来我父亲去县人保公司要说法，对方竟说我父亲手中的凭证是假的。”朱先生说。
邱县居民王先生（化姓）正是当地一村庄售卖这款保险产品的代办员。王先生告诉记者，2015年，时任中国人保寿险邱县支公司负责人赵秀红开车来村里找到他，他才开始代办这款产品。
邱县县支公司宣传材料
“赵秀红找到我，让我作为代办员在村里帮忙卖这个产品。其实主要是做个跑腿的工作。村民把现金给我，我再去县里把钱交给保险公司的人，把购买保险的凭证带回来。我没跟保险公司签过雇佣合同，赵秀红只说卖出1万元的产品，代办员可获利60元。后来涨到了80元。”王先生介绍。
据王先生统计，2015年以来仅经他手购买这款保险产品的金额就已超900万元，他本人也花了数万元购买这款产品。“去年12月这款产品就没能正常兑付。但今年1月，县支公司还没停单，我最后一次开单就在1月初。”王先生说。
数千人保单无法兑付，涉及金额超6000万元
极目新闻记者从王先生提供的一份投诉书中看到，据邱县30多位代办员统计，经他们手购买这款保险产品的金额已超6000万元。目前，这些金额均未能支取。
除了通过代办员购买，邱县居民和县支公司的员工都曾在邱县支公司二楼一个办公室购买过产品。
邱县县支公司宣传材料
邱县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最开始接触到团体年金B（分红型）这款产品是在2014年。“县支公司的产品宣讲会上，赵秀红向客户介绍产品。她说公司有一项类似定期储蓄的业务，利率还比银行高。听了这个宣传后，我就拿着现金去公司二楼一个办公室买了这个产品。后来每年到期时，我也会去这个办公室以现金的方式拿分红。”李女士说。
极目新闻记者看到，邱县的消费者提供的多张个人保险凭证上印着“PICC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右下角则盖着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中心支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产品类型则是：团体年金B（分红型），年利率4.3%。
个人保险凭证
为什么一款在当地销售近10年的保险产品突然无法兑付？疑惑之下，当地居民拨打中国人保寿险的官方客服电话95518，通过凭证上的保险合同单号查询保单状态，却被告知保单不存在。
“我从公司员工手里买这个产品，在公司里面交的钱。这个保单怎么会不存在？”李女士至今想不通。
申女士是县人保寿险公司的业务员。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017年她入职公司时，就听领导宣讲过这款产品。“公司一直宣传这个产品相当于银行的定期储蓄，利率比银行高。而且商业银行可能倒闭，但保险公司不会。”申女士说。
在这种情况下，申女士一边代理这种产品，一边自己也投资了15万。申女士回忆，每次有客户找她购买该产品后，她就将收来的钱转给公司一位经理级别的领导，再从经理处拿到个人保险凭证发给客户。分红的钱由经理直接转账到客户的账户上，也有部分客户是自己来公司拿分红。
一款在当地销售多年的保单突然无法兑付，县里居民均难以接受。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事发后，邱县多位居民前往县、市两级中国人保寿险公司要说法。
“很多人都把这个当定期储蓄，一辈子存下来的钱都在这里了。我和不少同事也投资了这个产品，最多的一个人投资了50万。现在，公司的领导我们都联系不上了。”申女士说。
当地政府称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
极目新闻记者以“团体年金B”为关键词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搜索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产品。网站显示，中国人保寿险曾发行过两款名为“人保寿险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B款）”。一款产品的设计类型为“传统型产品”，另一款则为“新型产品”，两款产品的销售状态均为“停用”。
另外，两款产品的产品条款中还说明，合同中团体的含义为“中国境内具有5人以上且非因购买保险而组织的合法团体。包括国家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职业工会等。”
记者就此事致电邱县人保公司客服，工作人员称已记录情况，将向上级反映。到今日记者发稿时，仍未获得公司回复。天眼查显示，邱县支公司的责任人目前仍显示为赵秀红。
2月24日，极目新闻记者致电邱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称，邯郸市、邱县两级政府已经介入调查。春节前，邱县警方接收到居民反映的情况后，已与邯郸市人保寿险公司进行过情况核查。
“经核查，这里面确实有些东西是伪造的。现在，邱县警方已控制邱县支公司曾经手过这个业务的负责人。但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还未完全定性。县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保障居民的利益。”该工作人员称。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在此次事件中，如果是简单的居民购买的保险产品无法正常兑付，投保人和受益人有权利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目前，消费者无法在公司系统内查询到自己的保单状态，说明他们购买的可能并不是该公司的产品。
“在这个具体的事件中，尽管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可能在兜售这款产品时没获得总公司授权，甚至是个人行为。但事实上这些员工是公司的在岗员工，而且销售场所就是在公司的营业地点内，办理时间也是公司正常营业时间。按照民法典规定，如果消费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工作人员有代理权，即使他没有代理权，也可按照工作人员有代理权来处理，即表见代理。”刘俊海说。
刘俊海进一步解释称，在表见代理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仍要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履行合同义务。同时，办案机关再向无权代理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追偿。如调查结果显示工作人员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其个人责任，将其获得的赃款退还给保险公司。
“对金融消费者而言，保险公司要先行承担由公司工作人员无权代理造成的法律后果。这叫桥归桥路路归路，内外有别。”刘俊海说。 https://t.cn/R2WxX9f
村民毕生积蓄买保险，却被告知是假单
近日，家住河北邯郸市邱县的朱先生向极目新闻记者反映，2015年以来，父亲多次把积蓄交给村里的代办员王先生（化姓）购买县人保公司一款名为团体年金B（分红型）的产品，总计投入10余万元。每购买一次产品，父亲都会获得一张个人保险凭证。此后，父亲每年都可以按期从代办手中以现金的形式拿到分红，也可以选择提取本金。
“这个产品2011年就有人买了，而且宣传说这个产品相当于定期储蓄。所以我父亲特别放心把钱交过去，过去这么多年也没出过问题。但2020年12月后，代办员一直告诉我父亲邱县支公司拿不出钱来。后来我父亲去县人保公司要说法，对方竟说我父亲手中的凭证是假的。”朱先生说。
邱县居民王先生（化姓）正是当地一村庄售卖这款保险产品的代办员。王先生告诉记者，2015年，时任中国人保寿险邱县支公司负责人赵秀红开车来村里找到他，他才开始代办这款产品。
邱县县支公司宣传材料
“赵秀红找到我，让我作为代办员在村里帮忙卖这个产品。其实主要是做个跑腿的工作。村民把现金给我，我再去县里把钱交给保险公司的人，把购买保险的凭证带回来。我没跟保险公司签过雇佣合同，赵秀红只说卖出1万元的产品，代办员可获利60元。后来涨到了80元。”王先生介绍。
据王先生统计，2015年以来仅经他手购买这款保险产品的金额就已超900万元，他本人也花了数万元购买这款产品。“去年12月这款产品就没能正常兑付。但今年1月，县支公司还没停单，我最后一次开单就在1月初。”王先生说。
数千人保单无法兑付，涉及金额超6000万元
极目新闻记者从王先生提供的一份投诉书中看到，据邱县30多位代办员统计，经他们手购买这款保险产品的金额已超6000万元。目前，这些金额均未能支取。
除了通过代办员购买，邱县居民和县支公司的员工都曾在邱县支公司二楼一个办公室购买过产品。
邱县县支公司宣传材料
邱县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最开始接触到团体年金B（分红型）这款产品是在2014年。“县支公司的产品宣讲会上，赵秀红向客户介绍产品。她说公司有一项类似定期储蓄的业务，利率还比银行高。听了这个宣传后，我就拿着现金去公司二楼一个办公室买了这个产品。后来每年到期时，我也会去这个办公室以现金的方式拿分红。”李女士说。
极目新闻记者看到，邱县的消费者提供的多张个人保险凭证上印着“PICC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右下角则盖着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中心支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产品类型则是：团体年金B（分红型），年利率4.3%。
个人保险凭证
为什么一款在当地销售近10年的保险产品突然无法兑付？疑惑之下，当地居民拨打中国人保寿险的官方客服电话95518，通过凭证上的保险合同单号查询保单状态，却被告知保单不存在。
“我从公司员工手里买这个产品，在公司里面交的钱。这个保单怎么会不存在？”李女士至今想不通。
申女士是县人保寿险公司的业务员。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017年她入职公司时，就听领导宣讲过这款产品。“公司一直宣传这个产品相当于银行的定期储蓄，利率比银行高。而且商业银行可能倒闭，但保险公司不会。”申女士说。
在这种情况下，申女士一边代理这种产品，一边自己也投资了15万。申女士回忆，每次有客户找她购买该产品后，她就将收来的钱转给公司一位经理级别的领导，再从经理处拿到个人保险凭证发给客户。分红的钱由经理直接转账到客户的账户上，也有部分客户是自己来公司拿分红。
一款在当地销售多年的保单突然无法兑付，县里居民均难以接受。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事发后，邱县多位居民前往县、市两级中国人保寿险公司要说法。
“很多人都把这个当定期储蓄，一辈子存下来的钱都在这里了。我和不少同事也投资了这个产品，最多的一个人投资了50万。现在，公司的领导我们都联系不上了。”申女士说。
当地政府称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
极目新闻记者以“团体年金B”为关键词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搜索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产品。网站显示，中国人保寿险曾发行过两款名为“人保寿险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B款）”。一款产品的设计类型为“传统型产品”，另一款则为“新型产品”，两款产品的销售状态均为“停用”。
另外，两款产品的产品条款中还说明，合同中团体的含义为“中国境内具有5人以上且非因购买保险而组织的合法团体。包括国家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职业工会等。”
记者就此事致电邱县人保公司客服，工作人员称已记录情况，将向上级反映。到今日记者发稿时，仍未获得公司回复。天眼查显示，邱县支公司的责任人目前仍显示为赵秀红。
2月24日，极目新闻记者致电邱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称，邯郸市、邱县两级政府已经介入调查。春节前，邱县警方接收到居民反映的情况后，已与邯郸市人保寿险公司进行过情况核查。
“经核查，这里面确实有些东西是伪造的。现在，邱县警方已控制邱县支公司曾经手过这个业务的负责人。但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还未完全定性。县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保障居民的利益。”该工作人员称。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在此次事件中，如果是简单的居民购买的保险产品无法正常兑付，投保人和受益人有权利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目前，消费者无法在公司系统内查询到自己的保单状态，说明他们购买的可能并不是该公司的产品。
“在这个具体的事件中，尽管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可能在兜售这款产品时没获得总公司授权，甚至是个人行为。但事实上这些员工是公司的在岗员工，而且销售场所就是在公司的营业地点内，办理时间也是公司正常营业时间。按照民法典规定，如果消费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工作人员有代理权，即使他没有代理权，也可按照工作人员有代理权来处理，即表见代理。”刘俊海说。
刘俊海进一步解释称，在表见代理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仍要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履行合同义务。同时，办案机关再向无权代理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追偿。如调查结果显示工作人员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其个人责任，将其获得的赃款退还给保险公司。
“对金融消费者而言，保险公司要先行承担由公司工作人员无权代理造成的法律后果。这叫桥归桥路路归路，内外有别。”刘俊海说。 https://t.cn/R2WxX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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