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区同城一体化交通信号优化调控 曲靖中心城区交通出行更通畅
3月3日，曲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技信息化大队民警晏永廷、昆明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中心陈昱光副主任、金成英副主任做客曲靖市广播电视台FM91.0曲靖交通广播《交管在线》栏目，三位嘉宾就曲靖市四区同城一体化交通信号优化调控，曲靖中心城区交通出行更通畅、什么是绿波带等方面的话题与听友们进行交流分享。
近年来，曲靖机动车保有量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中心城区交通拥堵问题日趋严重，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体验和工作生活，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摆在曲靖公安交管部门面前的艰巨任务。面对此艰巨任务，曲靖公安交管部门始终坚持“党政统筹、疏堵结合、长效治理、综合破解”的原则，对麒麟、沾益、马龙、经开区进行统一的交通管控优化，通过与第三方科研院校合作等途径不断优化调节曲靖市交通运行系统，给居民出行一个便捷安全的交通，力争使曲靖市交通系统有序、高效、通畅的运行。
主持人：麒麟城区交通拥堵的根源在哪儿？
曲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技信息化大队，副高级工程师晏永廷：
麒麟中心城区交通主要呈现为通勤交通和节假日交通，拥堵时段集中在上下班（学）以及放假前几天和收假前一天，除此之外基本没多大问题。其根源有：
一是交通供需矛盾突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当路口通行能力远不足路口交通需求时候，也就是平时所说的交通流过饱和，就会造成进口车道车辆排队过长进而导致交通拥堵。
二是路网密度和结构均不合理。当前中心城区路网密度低，没有形成长距离出行的快速路网系统，而且被高速公路、山川、河流分割，通达性不高。形成很多交通瓶颈，高峰时段无路可分流，长距离出行和短距离出行混在一起，降低了通行效率。
三是城市功能规划以及公共优质资源分布不合理，商业区、行政办公区、工业区混杂在一起，再加上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过分集中，导致了核心区的出行频率高、强度大，增大了无效交通出行，进一步加剧了交通拥堵。
四是公交分担率太低，目前只有30%，而交通发达的城市达到了60%以上，促进了小汽车的出行。
五是没有形成有体系的慢行交通系统，如步行、自行车出行系统，无形中增大了机动车出行的频率。
主持人：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或者说单纯的依靠信号优化，是否可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晏永廷：部分路口高峰时期交通流处于饱和或过饱和状态，在这样的局势下通过交通信号调控提升交通效能只是通过交通管理改善交通环境的最低环节，改善效能是有限的。在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道路改造建设的情况下，可通过适当的交通工程技术手段，在空间上采取工程措施，重组交通流，控密补稀，利用好现有的道路交通资源，实施区域化的交通岗组织优化，才能从交通管理的层面，以事半功倍的效果提升中心城区的交通效能。
主持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也了解到一些与交通控制有关的知识，比如“绿波带”，看似简单的三个字，但让干道路口有真正的绿波带，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您能给大家讲述下什么是“绿波带”吗？
昆明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中心副主任，博士，交通控制专家陈昱光：
交通信号控制中“绿波”的基本概念，是指在一系列相邻的交叉口上，安装具有协调控制功能的交通信号机，使协调方向车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以设定速度行驶时，可以一路绿灯的通过相关交叉口，我们就将这种通行状态称之为“绿波”。
这里我和大家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做了干道绿波协调的路口都能走到绿灯，有三个限制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协调方向车流，也就是指走到绿波的是干道协调方向车流，比如子午路做了协调，那么是走在子午路上的车辆走到绿波；第二个限制条件是一定时间范围内，由“绿波”定义可知，只有行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时才会出现“绿波”效果。这个“一定时间范围”是有明确计算依据和模型的，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绿波带”宽度：即车辆可连续绿灯通过交叉口的时间范围。第三个限制条件是设定的速度，处于“绿波带”范围内时，以“设定速度”行驶才会取得最佳的“绿波”效果，否则如果实际行驶速度偏差“设定速度”太多，有可能导致即使处于“绿波带”范围内也遇见红灯的情况，比如要是排在前边的车辆走的太快或者速度太慢就走不到绿波。
主持人：在曲靖中心城区，设置绿波带的路口有多少？我每天上下班也感受到了子午路设计的绿波带给出行带来的顺畅和便捷，除此外还有哪些干道设置了绿波带？金成英工程师作为曲靖信号优化调控工作的参与者，是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昆明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中心副主任，工程师，曲靖交通信号调控技术主管金成英：在单点信号配时优化基础上，对曲靖中心城区有条件的干道设计绿波协调控制方案，并多次调整绿波方案，以适应交通流变化需求。
到目前为止，曲靖中心城区正在运行绿波方案的路口覆盖138个路口，包含32个绿波子区。
麒麟区：共有164个信控口，正在运行方案的有24个绿波子区，覆盖104个路口，绿波协调绿63%。
沾益区：共有35个信控口，正在运行方案的有6个子区，覆盖29个路口，绿波协调绿83%。
经开区：共有29个信控口，正在运行方案的有2个子区，包含5个路口，绿波协调绿17%。
其中绿波控制效果比较良好的干道有麒麟区的子午路、金宝路、翠峰东路、紫云路，还有沾益区的龙华大道、珠江源大道等干道，都做了绿波协调控制，如果大家走在这些干道上连续遇到绿灯，不是偶然遇到的绿灯，而是我们工程师做了精心设计的。
主持人：我们接到过市民反馈有些干道或者路口未形成绿波带，路口之间经常遇到红灯，有些有绿波带，有些又没有绿波带，这是什么原因？
金成英：做好城市干道绿波带，硬件设施上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信号机要统一品牌，二是协调路口要全部实现联网控制并接进指挥中心，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有些信控口信号机品牌不统一，或者未进行联网控制，难以进行绿波带控制。
主持人：是否有些更高层次、更先进的理念能让我们的交通信号调控工作更加简便化和高效化？让我们的陈博士给大家讲一讲。
陈昱光：最前沿、最具突破性的应该是基于“大范围自动驾驶”的应用。大家可能都很关注交通、也都知道交通管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交通管控之所以这么复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交通系统的参与者众多、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具体行为均有一定随机性和微观不可预测性，因此由众多交通参与者构成的交通系统整体上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随机性。自动驾驶技术的突破性就在于，可以将以前由驾驶员个人进行的驾驶判断交给自动驾驶系统来做。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当然，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之后这项技术才可能大规模的应用。
其次就是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交通信号控制了。从单个路口到干线协调、区域信号控制实现实时在线式自动优化自动迭代，打造最先进的信号控制技术；利用全网数据，构建全新配时算法模型并进行迭代，在短时间内输出优化的配时方案，实现交通控制实时性、自动化、智能化 、高效化调控，这样就能大大减少人力资源了。但是这也需要投入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实时检测设施）、构建完整的智能化交通管控系统。
主持人：2021年曲靖公安交警在交通信号优化工作方面有哪些计划？
晏永廷：交通信号优化是第一个持久性的工作，需根据路口流量的实时变化而做调整。当今社会随着车辆的无限增加，道路建设未能满足车辆持续性增长的需求，所以交通管理控制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城区道路机动车保有量的日益增加也为交通信号优化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因此做好信号优化工作，工作人员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技术水，需要十分的敬业精神，时刻关注交叉口交通运行状况，做出优化方案以及周期性的做调整。2021年，我们信号优化调控团队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交通优化技术水平，深入扎实的开展交通信号优化工作，并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依据现状交通调查、交管部门要求以及交通参与者的反映等，持续制定交通优化方案并贯彻落实，在信号控制设备和通讯支持的条件下，保证交通信号优化覆盖率达到100%，交通信号绿波协调达到80%以上，实现信号控制精细化程度提高60%以上，同时对重大节假日及活动进行信号调控，避免重大交通拥堵状况的发生。通过曲靖四区信号优化调控，保证所有信控路口信号配时合理化，路口交通运行高效化，干道绿波协调最优化。
3月3日，曲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技信息化大队民警晏永廷、昆明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中心陈昱光副主任、金成英副主任做客曲靖市广播电视台FM91.0曲靖交通广播《交管在线》栏目，三位嘉宾就曲靖市四区同城一体化交通信号优化调控，曲靖中心城区交通出行更通畅、什么是绿波带等方面的话题与听友们进行交流分享。
近年来，曲靖机动车保有量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中心城区交通拥堵问题日趋严重，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体验和工作生活，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摆在曲靖公安交管部门面前的艰巨任务。面对此艰巨任务，曲靖公安交管部门始终坚持“党政统筹、疏堵结合、长效治理、综合破解”的原则，对麒麟、沾益、马龙、经开区进行统一的交通管控优化，通过与第三方科研院校合作等途径不断优化调节曲靖市交通运行系统，给居民出行一个便捷安全的交通，力争使曲靖市交通系统有序、高效、通畅的运行。
主持人：麒麟城区交通拥堵的根源在哪儿？
曲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技信息化大队，副高级工程师晏永廷：
麒麟中心城区交通主要呈现为通勤交通和节假日交通，拥堵时段集中在上下班（学）以及放假前几天和收假前一天，除此之外基本没多大问题。其根源有：
一是交通供需矛盾突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当路口通行能力远不足路口交通需求时候，也就是平时所说的交通流过饱和，就会造成进口车道车辆排队过长进而导致交通拥堵。
二是路网密度和结构均不合理。当前中心城区路网密度低，没有形成长距离出行的快速路网系统，而且被高速公路、山川、河流分割，通达性不高。形成很多交通瓶颈，高峰时段无路可分流，长距离出行和短距离出行混在一起，降低了通行效率。
三是城市功能规划以及公共优质资源分布不合理，商业区、行政办公区、工业区混杂在一起，再加上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过分集中，导致了核心区的出行频率高、强度大，增大了无效交通出行，进一步加剧了交通拥堵。
四是公交分担率太低，目前只有30%，而交通发达的城市达到了60%以上，促进了小汽车的出行。
五是没有形成有体系的慢行交通系统，如步行、自行车出行系统，无形中增大了机动车出行的频率。
主持人：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或者说单纯的依靠信号优化，是否可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晏永廷：部分路口高峰时期交通流处于饱和或过饱和状态，在这样的局势下通过交通信号调控提升交通效能只是通过交通管理改善交通环境的最低环节，改善效能是有限的。在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道路改造建设的情况下，可通过适当的交通工程技术手段，在空间上采取工程措施，重组交通流，控密补稀，利用好现有的道路交通资源，实施区域化的交通岗组织优化，才能从交通管理的层面，以事半功倍的效果提升中心城区的交通效能。
主持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也了解到一些与交通控制有关的知识，比如“绿波带”，看似简单的三个字，但让干道路口有真正的绿波带，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您能给大家讲述下什么是“绿波带”吗？
昆明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中心副主任，博士，交通控制专家陈昱光：
交通信号控制中“绿波”的基本概念，是指在一系列相邻的交叉口上，安装具有协调控制功能的交通信号机，使协调方向车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以设定速度行驶时，可以一路绿灯的通过相关交叉口，我们就将这种通行状态称之为“绿波”。
这里我和大家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做了干道绿波协调的路口都能走到绿灯，有三个限制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协调方向车流，也就是指走到绿波的是干道协调方向车流，比如子午路做了协调，那么是走在子午路上的车辆走到绿波；第二个限制条件是一定时间范围内，由“绿波”定义可知，只有行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时才会出现“绿波”效果。这个“一定时间范围”是有明确计算依据和模型的，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绿波带”宽度：即车辆可连续绿灯通过交叉口的时间范围。第三个限制条件是设定的速度，处于“绿波带”范围内时，以“设定速度”行驶才会取得最佳的“绿波”效果，否则如果实际行驶速度偏差“设定速度”太多，有可能导致即使处于“绿波带”范围内也遇见红灯的情况，比如要是排在前边的车辆走的太快或者速度太慢就走不到绿波。
主持人：在曲靖中心城区，设置绿波带的路口有多少？我每天上下班也感受到了子午路设计的绿波带给出行带来的顺畅和便捷，除此外还有哪些干道设置了绿波带？金成英工程师作为曲靖信号优化调控工作的参与者，是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昆明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中心副主任，工程师，曲靖交通信号调控技术主管金成英：在单点信号配时优化基础上，对曲靖中心城区有条件的干道设计绿波协调控制方案，并多次调整绿波方案，以适应交通流变化需求。
到目前为止，曲靖中心城区正在运行绿波方案的路口覆盖138个路口，包含32个绿波子区。
麒麟区：共有164个信控口，正在运行方案的有24个绿波子区，覆盖104个路口，绿波协调绿63%。
沾益区：共有35个信控口，正在运行方案的有6个子区，覆盖29个路口，绿波协调绿83%。
经开区：共有29个信控口，正在运行方案的有2个子区，包含5个路口，绿波协调绿17%。
其中绿波控制效果比较良好的干道有麒麟区的子午路、金宝路、翠峰东路、紫云路，还有沾益区的龙华大道、珠江源大道等干道，都做了绿波协调控制，如果大家走在这些干道上连续遇到绿灯，不是偶然遇到的绿灯，而是我们工程师做了精心设计的。
主持人：我们接到过市民反馈有些干道或者路口未形成绿波带，路口之间经常遇到红灯，有些有绿波带，有些又没有绿波带，这是什么原因？
金成英：做好城市干道绿波带，硬件设施上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信号机要统一品牌，二是协调路口要全部实现联网控制并接进指挥中心，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有些信控口信号机品牌不统一，或者未进行联网控制，难以进行绿波带控制。
主持人：是否有些更高层次、更先进的理念能让我们的交通信号调控工作更加简便化和高效化？让我们的陈博士给大家讲一讲。
陈昱光：最前沿、最具突破性的应该是基于“大范围自动驾驶”的应用。大家可能都很关注交通、也都知道交通管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交通管控之所以这么复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交通系统的参与者众多、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具体行为均有一定随机性和微观不可预测性，因此由众多交通参与者构成的交通系统整体上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随机性。自动驾驶技术的突破性就在于，可以将以前由驾驶员个人进行的驾驶判断交给自动驾驶系统来做。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当然，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之后这项技术才可能大规模的应用。
其次就是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交通信号控制了。从单个路口到干线协调、区域信号控制实现实时在线式自动优化自动迭代，打造最先进的信号控制技术；利用全网数据，构建全新配时算法模型并进行迭代，在短时间内输出优化的配时方案，实现交通控制实时性、自动化、智能化 、高效化调控，这样就能大大减少人力资源了。但是这也需要投入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实时检测设施）、构建完整的智能化交通管控系统。
主持人：2021年曲靖公安交警在交通信号优化工作方面有哪些计划？
晏永廷：交通信号优化是第一个持久性的工作，需根据路口流量的实时变化而做调整。当今社会随着车辆的无限增加，道路建设未能满足车辆持续性增长的需求，所以交通管理控制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城区道路机动车保有量的日益增加也为交通信号优化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因此做好信号优化工作，工作人员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技术水，需要十分的敬业精神，时刻关注交叉口交通运行状况，做出优化方案以及周期性的做调整。2021年，我们信号优化调控团队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交通优化技术水平，深入扎实的开展交通信号优化工作，并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依据现状交通调查、交管部门要求以及交通参与者的反映等，持续制定交通优化方案并贯彻落实，在信号控制设备和通讯支持的条件下，保证交通信号优化覆盖率达到100%，交通信号绿波协调达到80%以上，实现信号控制精细化程度提高60%以上，同时对重大节假日及活动进行信号调控，避免重大交通拥堵状况的发生。通过曲靖四区信号优化调控，保证所有信控路口信号配时合理化，路口交通运行高效化，干道绿波协调最优化。
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长揭秘医保谈判：拆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医学生##药学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师驾到#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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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环境设计方法论[超话]#
设计为什么要直白？
这种做法符合“认知经济”原则，因为有些信息对一个类别中的所有成分都是共同的，只需储存一次即可。
在医院环境设计中，重点交通节点的设计需要符合认知规律，要进行“亮点创造”，“亮点”之所以成为亮点，是因为设计团队对人认知惯性的把握。
这种“亮点创造”就是对受众进行一次主动的“命题储存”，当他回忆起这个体验过程的时候，他即能够具体描述这个感受，脑海中又能出现这个“画面”，且能够准确的传达出去。
设计为什么要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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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环境设计中，重点交通节点的设计需要符合认知规律，要进行“亮点创造”，“亮点”之所以成为亮点，是因为设计团队对人认知惯性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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