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为父亲，要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
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作“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大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碑》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碑》。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碑》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里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郿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一辈古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作“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大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碑》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碑》。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碑》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里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郿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一辈古人
#荆门身边事儿# 【漳河佘楼子，这座私家堡楼有何秘密？】19日，市楹联协会和漳河新区文体新局联合邀请原荆门市文化局局长张四海，市文物局原局长李云清，市文物局考古专家杜文成，市楹联协会会长、副会长等文化界人士，考察漳河新区佘楼子古堡楼遗存，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故事。
漳河佘楼子，一座罕见的私家堡楼
佘楼子是一座私家城堡式建筑，坐落在漳河新区龟山南簏佘楼村一组，占地约1100平方米。荆门方志中有记载。民间留有“余楼子一关门，荆门衙门能听见”的传说，可见佘楼子的神秘之处，从其城堡式建筑也可看出当年房屋的主人非富即贵。
今年9月，荆门市楹联协会会长、地域文化专家、荆门古建筑研究专家李勋明等人得知该建筑还有遗存后，两次实地考察、勘测，根据遗下的部分残垣及基本完整的房屋墙脚，比照明清民居建筑规制分析，发现佘楼子实为荆门地区一栋独特城堡式民居。上世纪80年代，佘楼村以有此楼而改为此名。
佘楼子建筑群平面布局如一只卧龟伏地，总建筑布局分左中右三轴。中轴大门前6米外建有一头门，象征龟头，传说头门两侧建有两座门楼，均立在两只大石狮背上。头门左右各有一口井，象征龟眼。前为四合院，后为两层城堡式楼房，墙体为青砖结构，厚40厘米，比江汉地区其他历史民居厚约12厘米，堡楼四周均为砖飞檐，外檐口高6.3米以上，内檐口高5.1米以上，与古代城墙高度持平。堡楼外围四方无窗户，只有几个了望口，第二层房屋之间有隐密小洞互通，房屋布局充分考虑了防匪防盗。目前建筑群只剩下右侧堡楼厢房。
佘楼子到底建于何时？为什么要修成堡楼？作为佘家后人的佘全武（曾担任佘楼村支书20多年）也说不清楚，只能叙其传说。佘全武说，传言佘楼子初建者姓“却”，有一间屋阴气挺重（民间迷信说法），不敢住人。一天，从湖南来了一个佘姓长工，主人于是安排这个长工住那间阴气重的房屋，结果长工住在里面安然无恙。不久，却家主人看见屋后有一条大蛇在吃一只雀子，就问长工是何吉凶。长工解释，蛇(佘)吃雀(却)是上天暗示“却”家将败，佘姓要住此屋了，于是却家便把这座房子贱卖给了长工，长工马上对房屋进行大修，仅挖墙脚时，请的工人黄豆都吃了两石多，可见工程之大。佘楼子修起后，家族人丁兴旺。
传奇故事，述说佘家百年兴衰
据说清代乾隆年间，河北人舒成龙任荆门知州时，佘家曾带着48头带有豹子纹的骡子去拜见，舒知州便特地来到佘家做客，因为舒知州懂风水，见佘家旺财旺丁，有压倒官府之势，于是想治一下佘家地理风水，便说佘楼子地理是佘旱龙，须在屋前屋后各挖一口堰塘，激活旱龙，佘家更会大发。于是，佘家人按舒知州的指点，把原来大门前头门左右象征龙眼的两口井用磨盘盖住，在前后各挖了一口堰塘，挖堰时，地里流出血水，说是把龙唇给挖坏了，佘家从此开始衰败。
佘氏后人为什么要把老祖宗说成一个长工？如果说是为了低调，财不外露，但是为什么房屋又修得如此张扬？民间传说虽不太可信，但是能让我们从中悟出一些真实历史。询佘氏家谱，佘楼子始祖祖籍湖南，因出生在路边，被乡邻瞧不起，讥为“路儿”，便外出谋生，一路打工来到湖北，在却家做长工买下了却宅。子孙以佘楼子为中心向周边发展，繁衍生息。按佘全武介绍，他们到湖南清谱，确有“路儿”记载。而佘楼子族谱记载的佘楼子家族并没出什么大贵人，但是佘楼子建筑为何要超越普通民居规制呢？其中必有不可公开的秘密，至少隐瞒了佘楼子始祖的真实情况。个中原因，李勋明猜测，这个佘姓长工可能在某处获得了一笔横财，逃到这里后，低调以做长工为名买下却宅，还有可能是佘姓长工原本就是一官员，隐姓埋名来这里看中了却宅，假扮长工，买下却宅。仅州府知其身份，否则佘姓长工不敢把屋建成城堡。
佘全武介绍，按佘楼子族谱记载的佘氏各房族分支，已绝后一半以上，如果真的绝后严重，还有一种让我们不敢想像的可能就是明末清初匪患严重，佘楼子有可能曾经成为匪巢或遭匪劫，或遭官劫，成为不吉之宅……佘楼子在清末就已易主。新中国土改以来，政府安排四户贫农在内居住。丁姓住前面靠右，谢姓早已迁走，中间张姓，搬走时拆了中间屋架，目前地面所剩建筑为余姓所有，后来又卖给佘姓，也迁走了。东轴为袁姓，迁居附近岗地。
碑刻为证，窥知佘家部分历史
根据遗留的碑刻和相关文字记载，佘楼子始建于明朝末年，清初归佘家后，于乾隆年间大建，左右轴房屋和花园续建于咸丰年间，可见佘氏家族在当地兴旺了一百余年。勘察现场时，发现一块“佘公讳相之茔墓”碑。该碑由墓主佘相大儿子所生的第二子和第三子携其子孙立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碑文落款：佘氏大儿子二房佘维英、维雄，孙佘学洲，三房佘维海，孙佘学伦、学纯，仲孙佘正荣、正华、正富、正贵。佘维海名字旁刻有“庠生”二字，证明佘维海当时为荆门府学秀才，其子孙也最兴旺。从立碑人名字推断，佘相所生子女当中，只有大儿子所生的第二儿子和第三儿子得到延续，三房最发人。按二十年一代推算，佘相墓碑至少在其死后40多年才由其孙辈立碑，说明佘相和另外几个儿子可能遇到过劫难，死后连碑都不敢立……另，墓主“佘相”名字为什么没有谱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有待考证。
附近村民介绍，佘楼子的主体建筑一直保存到了本世纪初，可惜没有引起重视，在2005年时，分住在佘楼子里的几户人家先后搬出建新家，他们各自拆掉了自住的佘楼子部分垫墙脚，而今只剩右边偏房，孤独屹立，隐藏在杂灌丛中，任凭日晒夜露，风吹雨打。
刻不容缓！保护遗迹传承文化
李勋明认为，佘姓放弃祖楼的原因，一是该建筑设计似城堡，房子大，门窗少，采光差，人易生病。二是房子规格过于张扬引祸，这么张扬的民居，“非权贵者居之，难安”。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佘楼子是楚北唯一一处堡楼式的民居建筑，有建筑内涵，有文化底蕴，有传奇故事，有尚未揭开的秘密，所以尤为珍贵。在本土历史民居越来越少的时候，佘楼子不仅还遗有部分堡楼，墙基也保存完好，实乃奇迹，这为今后修复和研究其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建议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尽快挂牌保护，不允许任何人再动其一砖一土；组织专班，做好保护规划，用足政策，争取资金，采取招商引资等灵活手段，适时予以修复，让佘楼子建筑文化得以传承；也可易地重建，使之成为文化旅游观瞻亮点。（记者 汪兵洋 文/图）
漳河佘楼子，一座罕见的私家堡楼
佘楼子是一座私家城堡式建筑，坐落在漳河新区龟山南簏佘楼村一组，占地约1100平方米。荆门方志中有记载。民间留有“余楼子一关门，荆门衙门能听见”的传说，可见佘楼子的神秘之处，从其城堡式建筑也可看出当年房屋的主人非富即贵。
今年9月，荆门市楹联协会会长、地域文化专家、荆门古建筑研究专家李勋明等人得知该建筑还有遗存后，两次实地考察、勘测，根据遗下的部分残垣及基本完整的房屋墙脚，比照明清民居建筑规制分析，发现佘楼子实为荆门地区一栋独特城堡式民居。上世纪80年代，佘楼村以有此楼而改为此名。
佘楼子建筑群平面布局如一只卧龟伏地，总建筑布局分左中右三轴。中轴大门前6米外建有一头门，象征龟头，传说头门两侧建有两座门楼，均立在两只大石狮背上。头门左右各有一口井，象征龟眼。前为四合院，后为两层城堡式楼房，墙体为青砖结构，厚40厘米，比江汉地区其他历史民居厚约12厘米，堡楼四周均为砖飞檐，外檐口高6.3米以上，内檐口高5.1米以上，与古代城墙高度持平。堡楼外围四方无窗户，只有几个了望口，第二层房屋之间有隐密小洞互通，房屋布局充分考虑了防匪防盗。目前建筑群只剩下右侧堡楼厢房。
佘楼子到底建于何时？为什么要修成堡楼？作为佘家后人的佘全武（曾担任佘楼村支书20多年）也说不清楚，只能叙其传说。佘全武说，传言佘楼子初建者姓“却”，有一间屋阴气挺重（民间迷信说法），不敢住人。一天，从湖南来了一个佘姓长工，主人于是安排这个长工住那间阴气重的房屋，结果长工住在里面安然无恙。不久，却家主人看见屋后有一条大蛇在吃一只雀子，就问长工是何吉凶。长工解释，蛇(佘)吃雀(却)是上天暗示“却”家将败，佘姓要住此屋了，于是却家便把这座房子贱卖给了长工，长工马上对房屋进行大修，仅挖墙脚时，请的工人黄豆都吃了两石多，可见工程之大。佘楼子修起后，家族人丁兴旺。
传奇故事，述说佘家百年兴衰
据说清代乾隆年间，河北人舒成龙任荆门知州时，佘家曾带着48头带有豹子纹的骡子去拜见，舒知州便特地来到佘家做客，因为舒知州懂风水，见佘家旺财旺丁，有压倒官府之势，于是想治一下佘家地理风水，便说佘楼子地理是佘旱龙，须在屋前屋后各挖一口堰塘，激活旱龙，佘家更会大发。于是，佘家人按舒知州的指点，把原来大门前头门左右象征龙眼的两口井用磨盘盖住，在前后各挖了一口堰塘，挖堰时，地里流出血水，说是把龙唇给挖坏了，佘家从此开始衰败。
佘氏后人为什么要把老祖宗说成一个长工？如果说是为了低调，财不外露，但是为什么房屋又修得如此张扬？民间传说虽不太可信，但是能让我们从中悟出一些真实历史。询佘氏家谱，佘楼子始祖祖籍湖南，因出生在路边，被乡邻瞧不起，讥为“路儿”，便外出谋生，一路打工来到湖北，在却家做长工买下了却宅。子孙以佘楼子为中心向周边发展，繁衍生息。按佘全武介绍，他们到湖南清谱，确有“路儿”记载。而佘楼子族谱记载的佘楼子家族并没出什么大贵人，但是佘楼子建筑为何要超越普通民居规制呢？其中必有不可公开的秘密，至少隐瞒了佘楼子始祖的真实情况。个中原因，李勋明猜测，这个佘姓长工可能在某处获得了一笔横财，逃到这里后，低调以做长工为名买下却宅，还有可能是佘姓长工原本就是一官员，隐姓埋名来这里看中了却宅，假扮长工，买下却宅。仅州府知其身份，否则佘姓长工不敢把屋建成城堡。
佘全武介绍，按佘楼子族谱记载的佘氏各房族分支，已绝后一半以上，如果真的绝后严重，还有一种让我们不敢想像的可能就是明末清初匪患严重，佘楼子有可能曾经成为匪巢或遭匪劫，或遭官劫，成为不吉之宅……佘楼子在清末就已易主。新中国土改以来，政府安排四户贫农在内居住。丁姓住前面靠右，谢姓早已迁走，中间张姓，搬走时拆了中间屋架，目前地面所剩建筑为余姓所有，后来又卖给佘姓，也迁走了。东轴为袁姓，迁居附近岗地。
碑刻为证，窥知佘家部分历史
根据遗留的碑刻和相关文字记载，佘楼子始建于明朝末年，清初归佘家后，于乾隆年间大建，左右轴房屋和花园续建于咸丰年间，可见佘氏家族在当地兴旺了一百余年。勘察现场时，发现一块“佘公讳相之茔墓”碑。该碑由墓主佘相大儿子所生的第二子和第三子携其子孙立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碑文落款：佘氏大儿子二房佘维英、维雄，孙佘学洲，三房佘维海，孙佘学伦、学纯，仲孙佘正荣、正华、正富、正贵。佘维海名字旁刻有“庠生”二字，证明佘维海当时为荆门府学秀才，其子孙也最兴旺。从立碑人名字推断，佘相所生子女当中，只有大儿子所生的第二儿子和第三儿子得到延续，三房最发人。按二十年一代推算，佘相墓碑至少在其死后40多年才由其孙辈立碑，说明佘相和另外几个儿子可能遇到过劫难，死后连碑都不敢立……另，墓主“佘相”名字为什么没有谱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有待考证。
附近村民介绍，佘楼子的主体建筑一直保存到了本世纪初，可惜没有引起重视，在2005年时，分住在佘楼子里的几户人家先后搬出建新家，他们各自拆掉了自住的佘楼子部分垫墙脚，而今只剩右边偏房，孤独屹立，隐藏在杂灌丛中，任凭日晒夜露，风吹雨打。
刻不容缓！保护遗迹传承文化
李勋明认为，佘姓放弃祖楼的原因，一是该建筑设计似城堡，房子大，门窗少，采光差，人易生病。二是房子规格过于张扬引祸，这么张扬的民居，“非权贵者居之，难安”。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佘楼子是楚北唯一一处堡楼式的民居建筑，有建筑内涵，有文化底蕴，有传奇故事，有尚未揭开的秘密，所以尤为珍贵。在本土历史民居越来越少的时候，佘楼子不仅还遗有部分堡楼，墙基也保存完好，实乃奇迹，这为今后修复和研究其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建议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尽快挂牌保护，不允许任何人再动其一砖一土；组织专班，做好保护规划，用足政策，争取资金，采取招商引资等灵活手段，适时予以修复，让佘楼子建筑文化得以传承；也可易地重建，使之成为文化旅游观瞻亮点。（记者 汪兵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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