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宣：福鼎茶局落地
文创人脉沙龙---上海茶局，作为首创的中国文化IP，已在上海开场布局或即将开局《为上海茶局布局》《为爱布局》《为茶馆布局》《为复活楼兰古城布局》，受到全国各地文创界人士的喜爱和拥戴。春节过后，多座城市表达落地地方茶局的愿望，3月1日，首家地方茶局“福鼎茶局”宣布落地，开始布局。
福鼎市，是福建省宁德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东南濒东海，东北接浙江省苍南县，西北邻浙江省泰顺县，西接柘荣县，南连霞浦县，因其境内山太姥山之覆鼎峰而得名。福鼎以白茶闻名于世，是中国十大产茶县(市)之一，全市茶园总面积21万亩，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白茶的原产地、主产区和出口基地，福鼎白茶被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注册为国家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福鼎市先后被授予“中国白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茶叶科技示范基地”、“中国茶文化之乡”、“茶叶科技创新示范县”、“全国十大产茶 县(市)”、“中国茶叶产业发展示范县”等称号。
福鼎茶局掌门人李德法先生，福建太姥白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期待福鼎茶局为福鼎市城市IP运筹帷幄，讲好福鼎白茶的动人故事。
文创人脉沙龙---上海茶局，作为首创的中国文化IP，已在上海开场布局或即将开局《为上海茶局布局》《为爱布局》《为茶馆布局》《为复活楼兰古城布局》，受到全国各地文创界人士的喜爱和拥戴。春节过后，多座城市表达落地地方茶局的愿望，3月1日，首家地方茶局“福鼎茶局”宣布落地，开始布局。
福鼎市，是福建省宁德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东南濒东海，东北接浙江省苍南县，西北邻浙江省泰顺县，西接柘荣县，南连霞浦县，因其境内山太姥山之覆鼎峰而得名。福鼎以白茶闻名于世，是中国十大产茶县(市)之一，全市茶园总面积21万亩，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白茶的原产地、主产区和出口基地，福鼎白茶被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注册为国家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福鼎市先后被授予“中国白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茶叶科技示范基地”、“中国茶文化之乡”、“茶叶科技创新示范县”、“全国十大产茶 县(市)”、“中国茶叶产业发展示范县”等称号。
福鼎茶局掌门人李德法先生，福建太姥白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期待福鼎茶局为福鼎市城市IP运筹帷幄，讲好福鼎白茶的动人故事。
【震天撼地上锣鼓】 史耀增/文 史沛鸿/图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
#李清照# 李清照的琴瑟和弦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洛阳名园记》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郡斋读书志》）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1105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宋史？赵挺之传》）。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即获释。但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赵家亦难以继续留居京师。李清照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乡里的生活。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
“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今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见晁补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研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纺叙述：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丰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
政和四年 （1114年） 新秋，赵明诚题“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易安居士画像》及赵明诚题词，近人多判其伪。但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一文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墨迹与《画像》题词墨迹相比较，许多字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以此该文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政和七年（1117年），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跂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李清照38岁。春、夏两季仍在青州。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赵明诚尝游仰天山水帘洞并题名刻洞内石壁。不久即知莱州。初，李清照未同行。至秋八月，清照才由青州赴莱州。途经昌乐，宿于驿馆，作《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表达对青州姊妹的惜别之情。八月十日，清照到达莱州，又作《感怀》诗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
在莱州期间，李清照继续帮助赵明诚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每日晚更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金石录后序》。
宣和七年（1125年） ，李清照42岁。赵明诚改守淄州。赵明诚曾得唐白居易所书《棱严经》与李清照共赏。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李清照43岁，仍随赵明诚居淄州。是年，赵明诚因平定地方逃兵扰乱有功转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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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洛阳名园记》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郡斋读书志》）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1105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宋史？赵挺之传》）。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即获释。但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赵家亦难以继续留居京师。李清照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乡里的生活。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
“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今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见晁补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研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纺叙述：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丰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
政和四年 （1114年） 新秋，赵明诚题“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易安居士画像》及赵明诚题词，近人多判其伪。但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一文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墨迹与《画像》题词墨迹相比较，许多字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以此该文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政和七年（1117年），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跂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李清照38岁。春、夏两季仍在青州。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赵明诚尝游仰天山水帘洞并题名刻洞内石壁。不久即知莱州。初，李清照未同行。至秋八月，清照才由青州赴莱州。途经昌乐，宿于驿馆，作《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表达对青州姊妹的惜别之情。八月十日，清照到达莱州，又作《感怀》诗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
在莱州期间，李清照继续帮助赵明诚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每日晚更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金石录后序》。
宣和七年（1125年） ，李清照42岁。赵明诚改守淄州。赵明诚曾得唐白居易所书《棱严经》与李清照共赏。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李清照43岁，仍随赵明诚居淄州。是年，赵明诚因平定地方逃兵扰乱有功转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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