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中国9.9亿网民收入曝光，51.1%的网民月收入不足3000元，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网友，都在贫困线附近挣扎，而这一数据统计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还是比较权威的，另外，意想不到的是，农村网民已经有3.09亿规模了，增速最快的是热门短视频APP用户，此外，还有15.3%的网民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月收入在5000以上的网民占比29.3%，8000及以上的占比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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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口危机，首先要提到的是著名的翟振武教授，他将被钉在中国生育政策的耻辱柱上。
早在2011年，学者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发表文章称，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
2012年，人口学家梁建章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低生育率趋势，全面批评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号召放开生育。
还有不少学者也都表达了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担忧，并呼吁政府做出改变。
然而就在2014年3月，著名人口学家翟振武在权威期刊《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称：
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得过中国人口学界的最高成就奖——中华人口奖。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翟振武旗帜鲜明地反对全面放开二孩，还告诉决策者（如果放开二孩）每年的出生人口将达到近5000万。
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官员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造成很大影响。
卫计委（2018年已调整为卫健委）以前的全称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如果废除计划生育，这个机构存在的价值将受到动摇，所以翟振武教授的观点自然是获得了卫计委官员的坚定支持。
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
所谓的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传统上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
一个国家想要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一般不能低于2.1（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是考虑到了疾病、事故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
1.22这个数字不仅低于欧洲发达国家，甚至比“少子化”现象严重的日本还要低。
然而，计划生育部门以存在大量黑户（漏报瞒报人口）为由，强行将总和生育率上调到1.8。
当时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接近此前抽样调查的1.22，即便考虑到存在瞒报漏报，其比例也不可能占到50%，但计划生育部门依然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强行调高到1.8 ！
2016年1月1日，中国好不容易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
2016年10月，《中国统计年鉴2016》 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 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 。
梁建章随后发表了《中国生育率1.05可信吗》一文表示，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对于卫计委的漏报瞒报一说，梁建章是这样评论的：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
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梁建章也作出了这样的预测：
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梁建章和卫计委，观点针锋相对，究竟谁说得对？
事实确实如梁建章所言，2016和2017年中国的生育率显著反弹，然而梁建章也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中国的“少子化”形势比梁建章预测的还要严峻。
中国的生育率在2016年就达到了顶峰，2017年就已掉头向下。
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人，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远低于卫计委此前预测的2100万左右（中值），更不用说翟教授预测的4995万了。
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到1523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188.6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077.3万），在2018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58万，并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10.48‰）。
由此可见，卫计委此前的预测和事实存在巨大偏差，翟教授那个预测更是错得离谱！
可笑的是，2017年3月，时任卫计委副主任的王培安在新闻发布会中竟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种必然，而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生育率大幅下降后还能通过正常途径涨回来的。
然而正是因为有那么一群专家和官员，误导决策者还忽悠公众，导致限制生育的政策迟迟不能废除。
考虑到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将超过40%，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惨烈局面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来源于缓缓说 ，作者缓缓君
早在2011年，学者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发表文章称，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
2012年，人口学家梁建章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低生育率趋势，全面批评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号召放开生育。
还有不少学者也都表达了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担忧，并呼吁政府做出改变。
然而就在2014年3月，著名人口学家翟振武在权威期刊《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称：
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得过中国人口学界的最高成就奖——中华人口奖。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翟振武旗帜鲜明地反对全面放开二孩，还告诉决策者（如果放开二孩）每年的出生人口将达到近5000万。
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官员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造成很大影响。
卫计委（2018年已调整为卫健委）以前的全称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如果废除计划生育，这个机构存在的价值将受到动摇，所以翟振武教授的观点自然是获得了卫计委官员的坚定支持。
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
所谓的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传统上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
一个国家想要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一般不能低于2.1（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是考虑到了疾病、事故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
1.22这个数字不仅低于欧洲发达国家，甚至比“少子化”现象严重的日本还要低。
然而，计划生育部门以存在大量黑户（漏报瞒报人口）为由，强行将总和生育率上调到1.8。
当时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接近此前抽样调查的1.22，即便考虑到存在瞒报漏报，其比例也不可能占到50%，但计划生育部门依然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强行调高到1.8 ！
2016年1月1日，中国好不容易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
2016年10月，《中国统计年鉴2016》 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 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 。
梁建章随后发表了《中国生育率1.05可信吗》一文表示，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对于卫计委的漏报瞒报一说，梁建章是这样评论的：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
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梁建章也作出了这样的预测：
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梁建章和卫计委，观点针锋相对，究竟谁说得对？
事实确实如梁建章所言，2016和2017年中国的生育率显著反弹，然而梁建章也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中国的“少子化”形势比梁建章预测的还要严峻。
中国的生育率在2016年就达到了顶峰，2017年就已掉头向下。
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人，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远低于卫计委此前预测的2100万左右（中值），更不用说翟教授预测的4995万了。
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到1523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188.6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077.3万），在2018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58万，并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10.48‰）。
由此可见，卫计委此前的预测和事实存在巨大偏差，翟教授那个预测更是错得离谱！
可笑的是，2017年3月，时任卫计委副主任的王培安在新闻发布会中竟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种必然，而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生育率大幅下降后还能通过正常途径涨回来的。
然而正是因为有那么一群专家和官员，误导决策者还忽悠公众，导致限制生育的政策迟迟不能废除。
考虑到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将超过40%，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惨烈局面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来源于缓缓说 ，作者缓缓君
#1026疫情防控权威发布# 【1传19！#吉林出现超级传播#，多位老人参加这种活动被感染】黑龙江、河北聚集性疫情还未结束，吉林出现了“1传19”的超级传播事件——1名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已导致吉林省3市19人感染，分布在通化市（12例）、公主岭市（6例）、松原市（1例）。
据吉林省卫健委1月13日通报，1月12日0-24时，全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例，其中3例为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例为关联无症状感染者，均通过主动筛查发现。
此次通报中的无症状感染者3，后续导致了吉林多地多人感染。
其行动轨迹有几个关键点——
1月5日他从黑龙江南岔乘K350次列车（11车13号）抵达哈尔滨西站，与1月11日0—8时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1和2同车厢。
1月7日从黑龙江双城堡乘Z174次列车（2车6号）抵达长春站，约15时从黄河路客运站乘客车到公主岭市范家屯镇，1月8日约11时从公主岭市范家屯镇乘客车返回长春站，乘坐K1383次列车（2车070号）返回黑龙江双城堡。1月9日从哈尔滨西站乘D124次列车（5车5A号）至长春站，随后乘坐地铁1号线到达长春市高速客运站，于12时35分乘客车从长春市到通化市。
1月10日至11日在源升品质生活坊进行培训授课。
1月12日通化市针对黑龙江省推送的该人为密切接触者的信息，立即追踪到该人并对其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临床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吉林出现1传19
感染者绝大多数是老人
13日，吉林通化市通报新增6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5人均参加过另一人的培训。这个“另一人”就是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此时培训班已经发生1传5疫情。这5人系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的负责人（男，37岁）和4名员工。
在吉林卫健委1月14日的通报中，再现1例无症状感染者（松原市宁江区人，男，31岁）与其有关。此人1月7日从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富望居小区艾尚瀚邦养生馆自驾到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马市客运站，将1月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接至艾尚瀚邦养生馆办班培训。
1月15日，吉林省通报的13例新增关联感染者中，12人参加过该无症状感染者3的培训活动。
7例无症状在通化市：6例系1月10日在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参加过培训授课的学员，1例是学员的丈夫。
6例无症状在公主岭市：均系1月8日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艾尚瀚邦养生会馆参加过培训授课的学员。
至此，这名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已导致19人感染，分别是通化市（12例）、公主岭市（6例）、松原市（1例）。
其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14人，年纪最大的是一名1940年出生的女性，已届81岁高龄。被感染者的13名学员及其家属中，有7名是70岁以上的老人。
据天眼查APP信息显示，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企业经营范围为保健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家用电器、日用品零售。
吉林13日通报的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3的传播链此前已经较为明朗，极有可能系在1月5日南岔到哈尔滨的K350列车上被同车厢的长春市11日0-8时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1和2传染，而这两人曾于2020年12月29日在望奎与无症状感染者共同乘坐一辆车。也就是说，传染链源头指向望奎。
1月13日晚，黑龙江省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经国家疾控中心对病毒基因测序，绥化市望奎县所发生疫情病毒与大连疫情病毒毒株100%同源，是人传还是物传，还需通过流行病学进一步研判。
一天之后，黑龙江省绥化市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对病毒基因测序，望奎县2个病例和去年12月大连疫情病例病毒基因高度同源，目前并不能证明病毒是由大连传入的。具体病毒来源正在溯源中。
大连于1月11日公布了此轮疫情的源头。通过对截至1月11日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83例及相关环境，货物样本病毒的全基因度测序发现，病毒基因组与此前大连市以往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对比，均不同源，排除本地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且与我国既往已报告的输入性病例以及国内本土病例不存在基因关联性，是一次新的输入。结果支持传染源来自国外，初步判定此次大连疫情来源于污染了新冠病毒的进口冷链产品。#疫情#（北京日报）
据吉林省卫健委1月13日通报，1月12日0-24时，全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例，其中3例为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例为关联无症状感染者，均通过主动筛查发现。
此次通报中的无症状感染者3，后续导致了吉林多地多人感染。
其行动轨迹有几个关键点——
1月5日他从黑龙江南岔乘K350次列车（11车13号）抵达哈尔滨西站，与1月11日0—8时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1和2同车厢。
1月7日从黑龙江双城堡乘Z174次列车（2车6号）抵达长春站，约15时从黄河路客运站乘客车到公主岭市范家屯镇，1月8日约11时从公主岭市范家屯镇乘客车返回长春站，乘坐K1383次列车（2车070号）返回黑龙江双城堡。1月9日从哈尔滨西站乘D124次列车（5车5A号）至长春站，随后乘坐地铁1号线到达长春市高速客运站，于12时35分乘客车从长春市到通化市。
1月10日至11日在源升品质生活坊进行培训授课。
1月12日通化市针对黑龙江省推送的该人为密切接触者的信息，立即追踪到该人并对其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临床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吉林出现1传19
感染者绝大多数是老人
13日，吉林通化市通报新增6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5人均参加过另一人的培训。这个“另一人”就是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此时培训班已经发生1传5疫情。这5人系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的负责人（男，37岁）和4名员工。
在吉林卫健委1月14日的通报中，再现1例无症状感染者（松原市宁江区人，男，31岁）与其有关。此人1月7日从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富望居小区艾尚瀚邦养生馆自驾到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马市客运站，将1月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接至艾尚瀚邦养生馆办班培训。
1月15日，吉林省通报的13例新增关联感染者中，12人参加过该无症状感染者3的培训活动。
7例无症状在通化市：6例系1月10日在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参加过培训授课的学员，1例是学员的丈夫。
6例无症状在公主岭市：均系1月8日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艾尚瀚邦养生会馆参加过培训授课的学员。
至此，这名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已导致19人感染，分别是通化市（12例）、公主岭市（6例）、松原市（1例）。
其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14人，年纪最大的是一名1940年出生的女性，已届81岁高龄。被感染者的13名学员及其家属中，有7名是70岁以上的老人。
据天眼查APP信息显示，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企业经营范围为保健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家用电器、日用品零售。
吉林13日通报的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3的传播链此前已经较为明朗，极有可能系在1月5日南岔到哈尔滨的K350列车上被同车厢的长春市11日0-8时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1和2传染，而这两人曾于2020年12月29日在望奎与无症状感染者共同乘坐一辆车。也就是说，传染链源头指向望奎。
1月13日晚，黑龙江省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经国家疾控中心对病毒基因测序，绥化市望奎县所发生疫情病毒与大连疫情病毒毒株100%同源，是人传还是物传，还需通过流行病学进一步研判。
一天之后，黑龙江省绥化市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对病毒基因测序，望奎县2个病例和去年12月大连疫情病例病毒基因高度同源，目前并不能证明病毒是由大连传入的。具体病毒来源正在溯源中。
大连于1月11日公布了此轮疫情的源头。通过对截至1月11日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83例及相关环境，货物样本病毒的全基因度测序发现，病毒基因组与此前大连市以往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对比，均不同源，排除本地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且与我国既往已报告的输入性病例以及国内本土病例不存在基因关联性，是一次新的输入。结果支持传染源来自国外，初步判定此次大连疫情来源于污染了新冠病毒的进口冷链产品。#疫情#（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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