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到底做了什么，能让中原人如此憎恨？非要“不破楼兰终不还”】《汉书·西域传》中有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一万四千一百。”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在历史上有过无数辉煌强大的国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可强大还是消逝在了漫长的历史中，只剩下供后人探寻的传说。其中，楼兰古国便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于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国学知识#
后世之中流传着许多与其有关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唐朝诗人王昌龄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仙李白云：“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明朝时的江南四大才子徐祯卿亦云：“天子绒衣遥按剑，将军直为斩楼兰”……此中种种可见楼兰对于中原人的特殊意义，楼兰究竟有着怎样的特质，能够让著名诗人们留下如此的篇章呢？
一、楼兰：兵家必争之地
众所周知，历代的中原王朝强大者甚多，强者眼中看到的自然是强者，能够为中原人所关注的楼兰自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而是汉代时的“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前2世纪末时，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是连接着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商业贸易通道。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作用下，西域地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而楼兰便扮演着这条贸易路上中转站的角色。
西域的商贾云集和贸易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楼兰的地理位置。
事实上，楼兰只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小国。但其地理位置却是十分特殊，因其西南与且末、精绝、拘弥、于阗等地相通；北则通车师、焉耆；东面则可往白龙堆、敦煌等地，可谓是占据着丝绸之路的要脉。如此一来，西汉王朝出于丝绸之路的原因，自然对楼兰这个特殊的小国是上心的。
在公元前3世纪，建立不久的楼兰邦国已经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更是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而张骞此行所考察的一个重点便是楼兰。
张骞带回去的重要信息便是——楼兰国乃是交通要道，是去往西方的必经之地，若是要控制塔里木的政治军事或是经济贸易，西汉就必须要牢牢控制住楼兰。
对于西汉王朝来说，楼兰有着这样的战略作用，而作为西汉王朝数十年来的强敌匈奴，匈奴人亦是将楼兰看的十分重要。故而，在此后的百年中，西汉王朝与匈奴就为了争夺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而大动干戈，一较高下。
由此可见，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的楼兰经济繁华，对于汉王朝来说若能降服，不仅能够掌握西域的贸易经济，更能够牵制匈奴这个宿敌，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匈奴人的实力同样不可小看，这个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国变成了牺牲品，可楼兰又为何会受到中原人的“特殊”对待呢？
二、强国相争，殃及池鱼
开文所提到的“破楼兰”、“斩楼兰”、“刺楼兰”很显然是带着一种厌恶的感情的。按理来说，楼兰是西汉与匈奴相争的牺牲品，遭此待遇本不应该，怪就怪在楼兰在两国相争中所做的行径。
楼兰本臣服于中原王朝，而随着匈奴崛起，实力弱小的在匈奴人的铁蹄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为匈奴人统治。然，楼兰又因其处于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东西方的商人贸易往来的要道，再加上楼兰出产的优质玉石众多，十分受中原人所喜爱。
很快地，中原商人所带来的大量财富，让楼兰经济迅速繁荣，军事实力也逐渐壮大。
若是一直如此倒也相安无事，偏偏楼兰听从了匈奴人的安排对大汉商人下手。因为大汉远在千里之外，所谓天高皇帝远，汉室在西域的威慑力远不如匈奴那么大号商人因而仗着根本不够。
因此仗着背后匈奴人的撑腰，楼兰人开始劫掠汉朝的商人的财物，甚至于杀汉人，就连大汉使节也不能幸免于难。
如此行径可谓是对一个泱泱大国的挑衅，汉武帝的决心怒极时更提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帝国宣言。随后，汉武帝派兵讨伐楼兰国，弱小的楼兰不战而降。
同样将西汉视为眼中钉的匈奴自然不愿将楼兰拱手相让，于是开始了对楼兰内部的控制。彼时出使汉朝的楼兰使节便将情况报告了汉朝的统治者，随后汉昭帝派出了大臣傅介子出使楼兰。
公元前77年，傅介子出使楼兰，并在宴会上以一人之力成功斩杀楼兰王，平定了楼兰，楼兰也因此改名鄯善国，楼兰从此归于汉朝的管制。这一事例自然是声名远扬，一度被有志之士视为报国建功的典范。
因此，几度为害大汉商人的楼兰被诗人们视为古代异族入侵我国的代名词，成为了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对象。在唐朝的鼎盛时期，诗人们出于对秦汉时期文治武功的推崇，楼兰更是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除却西汉与宿敌匈奴的相争、楼兰的侵害之外，楼兰本身便是一个具有天然优势的关键枢纽。
三、具有天然优势的关键枢纽
公元前126年时，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了关于楼兰的信息考察，史料中记载了张骞对于楼兰的描述——“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
这里的盐泽指的就是罗布泊，史书中曾记载了罗布泊的盛况——“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大致意思便是说罗泊湖是由诸水汇流所形成的，广阔无垠，且水量在冬夏之季都没有增加或者减少。一个水量充足而又不会因时节而过多或过少的湖泊有多重要呢？一个城市的建立最重要的莫过于是水源，若是没有水源，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事实上，这里的盐泽指的不仅仅是罗布泊，而是一个包括了喀拉和顺湖、台特玛湖、柴鲁特库勒湖等数十个大小湖泊在内的湖泊群。这个湖泊群的周边区域河网纵横，胡杨丛生，与江南水乡不遑相让。
而楼兰便是依据这样的天然湖泊群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兴盛，控制着罗布泊水源的楼兰在其中所起的正是一个关键枢纽的作用。
最终，西汉王朝在楼兰了设置西域长史府，并将罗布泊地区纳入管辖，目的便是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处于东西方商业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关键枢纽的楼兰有着东西融汇、兼容并包的特点，于现代来说，就仿若是香港之于中国的作用。
这样一个具有着天然优势的枢纽，楼兰自然为中原人所重视，千百年来从未被人们所忽视。然，这样一个国家终究是消逝在了历史当中，公元499年时，北魏出兵西域，楼兰也迎来了彻底覆灭的结局。最终，这个繁荣的国家消失在了广阔的大地上，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谜，更加让后人生出了探寻之心。
楼兰的历史悠久以及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得楼兰一度成为中原王朝与其敌人争夺的中间地带，夹在两个强国之间自然是生存不易的。正如司马迁在记录楼兰的历史时所说的一句话：“不两数，无以自安”。这句简短的话正是道尽了作为小国的楼兰所面临着的艰难处境，不得好处而得猜疑压制。#每天读国学#
这也正是印证了强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唯有强大方能生存，方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放在如今的时代中看亦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地位，国强则民族盛。尽管楼兰已经逝去，但因其独特的地位和神秘的历史，楼兰古国终究被历史，被后人所铭记。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在历史上有过无数辉煌强大的国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可强大还是消逝在了漫长的历史中，只剩下供后人探寻的传说。其中，楼兰古国便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于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国学知识#
后世之中流传着许多与其有关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唐朝诗人王昌龄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仙李白云：“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明朝时的江南四大才子徐祯卿亦云：“天子绒衣遥按剑，将军直为斩楼兰”……此中种种可见楼兰对于中原人的特殊意义，楼兰究竟有着怎样的特质，能够让著名诗人们留下如此的篇章呢？
一、楼兰：兵家必争之地
众所周知，历代的中原王朝强大者甚多，强者眼中看到的自然是强者，能够为中原人所关注的楼兰自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而是汉代时的“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前2世纪末时，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是连接着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商业贸易通道。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作用下，西域地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而楼兰便扮演着这条贸易路上中转站的角色。
西域的商贾云集和贸易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楼兰的地理位置。
事实上，楼兰只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小国。但其地理位置却是十分特殊，因其西南与且末、精绝、拘弥、于阗等地相通；北则通车师、焉耆；东面则可往白龙堆、敦煌等地，可谓是占据着丝绸之路的要脉。如此一来，西汉王朝出于丝绸之路的原因，自然对楼兰这个特殊的小国是上心的。
在公元前3世纪，建立不久的楼兰邦国已经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更是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而张骞此行所考察的一个重点便是楼兰。
张骞带回去的重要信息便是——楼兰国乃是交通要道，是去往西方的必经之地，若是要控制塔里木的政治军事或是经济贸易，西汉就必须要牢牢控制住楼兰。
对于西汉王朝来说，楼兰有着这样的战略作用，而作为西汉王朝数十年来的强敌匈奴，匈奴人亦是将楼兰看的十分重要。故而，在此后的百年中，西汉王朝与匈奴就为了争夺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而大动干戈，一较高下。
由此可见，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的楼兰经济繁华，对于汉王朝来说若能降服，不仅能够掌握西域的贸易经济，更能够牵制匈奴这个宿敌，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匈奴人的实力同样不可小看，这个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国变成了牺牲品，可楼兰又为何会受到中原人的“特殊”对待呢？
二、强国相争，殃及池鱼
开文所提到的“破楼兰”、“斩楼兰”、“刺楼兰”很显然是带着一种厌恶的感情的。按理来说，楼兰是西汉与匈奴相争的牺牲品，遭此待遇本不应该，怪就怪在楼兰在两国相争中所做的行径。
楼兰本臣服于中原王朝，而随着匈奴崛起，实力弱小的在匈奴人的铁蹄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为匈奴人统治。然，楼兰又因其处于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东西方的商人贸易往来的要道，再加上楼兰出产的优质玉石众多，十分受中原人所喜爱。
很快地，中原商人所带来的大量财富，让楼兰经济迅速繁荣，军事实力也逐渐壮大。
若是一直如此倒也相安无事，偏偏楼兰听从了匈奴人的安排对大汉商人下手。因为大汉远在千里之外，所谓天高皇帝远，汉室在西域的威慑力远不如匈奴那么大号商人因而仗着根本不够。
因此仗着背后匈奴人的撑腰，楼兰人开始劫掠汉朝的商人的财物，甚至于杀汉人，就连大汉使节也不能幸免于难。
如此行径可谓是对一个泱泱大国的挑衅，汉武帝的决心怒极时更提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帝国宣言。随后，汉武帝派兵讨伐楼兰国，弱小的楼兰不战而降。
同样将西汉视为眼中钉的匈奴自然不愿将楼兰拱手相让，于是开始了对楼兰内部的控制。彼时出使汉朝的楼兰使节便将情况报告了汉朝的统治者，随后汉昭帝派出了大臣傅介子出使楼兰。
公元前77年，傅介子出使楼兰，并在宴会上以一人之力成功斩杀楼兰王，平定了楼兰，楼兰也因此改名鄯善国，楼兰从此归于汉朝的管制。这一事例自然是声名远扬，一度被有志之士视为报国建功的典范。
因此，几度为害大汉商人的楼兰被诗人们视为古代异族入侵我国的代名词，成为了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对象。在唐朝的鼎盛时期，诗人们出于对秦汉时期文治武功的推崇，楼兰更是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除却西汉与宿敌匈奴的相争、楼兰的侵害之外，楼兰本身便是一个具有天然优势的关键枢纽。
三、具有天然优势的关键枢纽
公元前126年时，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了关于楼兰的信息考察，史料中记载了张骞对于楼兰的描述——“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
这里的盐泽指的就是罗布泊，史书中曾记载了罗布泊的盛况——“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大致意思便是说罗泊湖是由诸水汇流所形成的，广阔无垠，且水量在冬夏之季都没有增加或者减少。一个水量充足而又不会因时节而过多或过少的湖泊有多重要呢？一个城市的建立最重要的莫过于是水源，若是没有水源，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事实上，这里的盐泽指的不仅仅是罗布泊，而是一个包括了喀拉和顺湖、台特玛湖、柴鲁特库勒湖等数十个大小湖泊在内的湖泊群。这个湖泊群的周边区域河网纵横，胡杨丛生，与江南水乡不遑相让。
而楼兰便是依据这样的天然湖泊群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兴盛，控制着罗布泊水源的楼兰在其中所起的正是一个关键枢纽的作用。
最终，西汉王朝在楼兰了设置西域长史府，并将罗布泊地区纳入管辖，目的便是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处于东西方商业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关键枢纽的楼兰有着东西融汇、兼容并包的特点，于现代来说，就仿若是香港之于中国的作用。
这样一个具有着天然优势的枢纽，楼兰自然为中原人所重视，千百年来从未被人们所忽视。然，这样一个国家终究是消逝在了历史当中，公元499年时，北魏出兵西域，楼兰也迎来了彻底覆灭的结局。最终，这个繁荣的国家消失在了广阔的大地上，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谜，更加让后人生出了探寻之心。
楼兰的历史悠久以及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得楼兰一度成为中原王朝与其敌人争夺的中间地带，夹在两个强国之间自然是生存不易的。正如司马迁在记录楼兰的历史时所说的一句话：“不两数，无以自安”。这句简短的话正是道尽了作为小国的楼兰所面临着的艰难处境，不得好处而得猜疑压制。#每天读国学#
这也正是印证了强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唯有强大方能生存，方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放在如今的时代中看亦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地位，国强则民族盛。尽管楼兰已经逝去，但因其独特的地位和神秘的历史，楼兰古国终究被历史，被后人所铭记。
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的“四民分业”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考察制针业，提出劳动分工理论很久以前，中国先贤就发展了更完善的社会分工理论——“四民分业”。它通过节制资本、“不与民争利业”制度，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起防火墙，有效防止了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是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资本权力过度泛滥的大药！
“四民分业”理论诞生于农业时代，表面上比18世纪西欧工场手工业时代企业内部分工理论粗糙，实质上它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也维系了社会整体平衡，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学，有着西方经济学迄今为止尚未达到的理论水准。
流源极古的《逸周书》书就屡屡提及四民分业思想，强调分业定居，通过专业化提高经济效率。《逸周书·程典解》中有：“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力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
《逸周书》的上述思想为《管子》所继承，在此不再详述。可以肯定的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四民分业”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战国时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ōng sūn，意思是做饭——笔者注）而洽”，就是说贤者应与民众一起种出庄稼来吃，做出饭来才处理政务。孟子对此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尽管他指的是社会的纵向分层，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孟子还用三代圣王为例说明“大人”与“小人”分工的重要性。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即位后欲整军经武，作丘甲。寓兵于农，让丘（古代行政单位，“四邑为丘”）民作甲。《春秋榖梁传》认为该政策与劳动分工理论不符，不合礼制。上面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有了劳动分工，必然会产生不同职业间的利益冲突。在平衡四民关系方面，中国古典的社会分工理论要比西方劳动分工理论复杂得多。为了让读者对这种复杂的制衡关系一目了然，我们作了下图。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制衡关系比下图所示复杂得多——比如有时国家法定利率以制约商人等等。
上图我们将工、商放在一起，把本业农以及士单列了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简洁方便。
农、工商与士的关系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反映到劳动分工上，就是士大夫进行政治治理、小人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交换。《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与“劳力者”是阴阳互系，相辅相承的关系，双方有对等的不可转换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统政治形象地称之为水与舟的关系——水有义务载舟，也有权力覆舟。这里水代指百姓，舟代指统治者。
西周居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国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尚书·洪范》讲商周治国的基本原则，其中就有，当国家的疑难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左传》中记述的大量史实表明，春秋时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如决定国君的废立、过问外交和战等等。《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可能绝非虚构。
如果君主作为统治者专制，为所欲为，不能安养百姓，百姓就有驱逐国君的权利。公元前559年，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被国人所驱逐，晋悼公认为卫人太过分，他的大臣师旷则认为，是卫献公没有尽到治民之责，又专权自恃才导致这样的后果。他说：
或者其君实甚……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大意是：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特别强调节制资本，防止商人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使中国长期存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没有陷入当代资本主义的泥潭之中。因为正是商人阶层独大导致社会失衡，才使今天美国这样的国家陷入政治信任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几乎不能自拔。
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和资本家阶层，也不是专门针对商人的政策。比如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中国历代都强调“食禄者不得争利”。
节制资本是为了制衡商人阶层。工业时代以前，农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财富来源，抑商重农是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国策，是节制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先哲看来，四民间并不具有完全均等的地位。商人阶层更容易垄断经济，进而导致政治社会结构的整体失衡。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大意是：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这里，太史公还应加上一句话：商不如政！战国时代卫国巨商，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和今天的美国犹太商人一样懂得投资政治的巨大利益。《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大意是：濮阳商人吕不韦到邯郸做买卖，见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家便问父亲：“农耕获利几何？”其父亲回答说：“十倍吧。”他又问：“珠宝买卖赢利几倍？”答道：“一百倍吧。”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他父亲说：“这可无法计算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艰苦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于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成了吕不韦作长线投资的“政治奇货”。
商人的逐利特点决定着，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政治投击，资本权力化，以取得比市场竞争大得多的暴利。基于上述认识，即使重视商业的《管子》也不断强调本事农业的重要性，反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防止暴利的出现；《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的作者提出以提高粮食价格和税收为杠杆调节农民与商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
针对统治者士阶层的“食禄者不得争利”，在阻止权力资本化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陈焕章在其名著《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中，专辟一章（第二十八章：食禄者不得争利）讨论这一主题，他认为，这一原则会“提高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削除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有利地位和强大竞争力，给所有平民以充分机会——这些是该原则所求的目标。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伟大方案，其趋势是走向经济平等。”（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考察制针业，提出劳动分工理论很久以前，中国先贤就发展了更完善的社会分工理论——“四民分业”。它通过节制资本、“不与民争利业”制度，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起防火墙，有效防止了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是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资本权力过度泛滥的大药！
“四民分业”理论诞生于农业时代，表面上比18世纪西欧工场手工业时代企业内部分工理论粗糙，实质上它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也维系了社会整体平衡，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学，有着西方经济学迄今为止尚未达到的理论水准。
流源极古的《逸周书》书就屡屡提及四民分业思想，强调分业定居，通过专业化提高经济效率。《逸周书·程典解》中有：“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力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
《逸周书》的上述思想为《管子》所继承，在此不再详述。可以肯定的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四民分业”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战国时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ōng sūn，意思是做饭——笔者注）而洽”，就是说贤者应与民众一起种出庄稼来吃，做出饭来才处理政务。孟子对此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尽管他指的是社会的纵向分层，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孟子还用三代圣王为例说明“大人”与“小人”分工的重要性。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即位后欲整军经武，作丘甲。寓兵于农，让丘（古代行政单位，“四邑为丘”）民作甲。《春秋榖梁传》认为该政策与劳动分工理论不符，不合礼制。上面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有了劳动分工，必然会产生不同职业间的利益冲突。在平衡四民关系方面，中国古典的社会分工理论要比西方劳动分工理论复杂得多。为了让读者对这种复杂的制衡关系一目了然，我们作了下图。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制衡关系比下图所示复杂得多——比如有时国家法定利率以制约商人等等。
上图我们将工、商放在一起，把本业农以及士单列了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简洁方便。
农、工商与士的关系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反映到劳动分工上，就是士大夫进行政治治理、小人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交换。《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与“劳力者”是阴阳互系，相辅相承的关系，双方有对等的不可转换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统政治形象地称之为水与舟的关系——水有义务载舟，也有权力覆舟。这里水代指百姓，舟代指统治者。
西周居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国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尚书·洪范》讲商周治国的基本原则，其中就有，当国家的疑难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左传》中记述的大量史实表明，春秋时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如决定国君的废立、过问外交和战等等。《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可能绝非虚构。
如果君主作为统治者专制，为所欲为，不能安养百姓，百姓就有驱逐国君的权利。公元前559年，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被国人所驱逐，晋悼公认为卫人太过分，他的大臣师旷则认为，是卫献公没有尽到治民之责，又专权自恃才导致这样的后果。他说：
或者其君实甚……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大意是：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特别强调节制资本，防止商人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使中国长期存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没有陷入当代资本主义的泥潭之中。因为正是商人阶层独大导致社会失衡，才使今天美国这样的国家陷入政治信任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几乎不能自拔。
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和资本家阶层，也不是专门针对商人的政策。比如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中国历代都强调“食禄者不得争利”。
节制资本是为了制衡商人阶层。工业时代以前，农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财富来源，抑商重农是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国策，是节制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先哲看来，四民间并不具有完全均等的地位。商人阶层更容易垄断经济，进而导致政治社会结构的整体失衡。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大意是：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这里，太史公还应加上一句话：商不如政！战国时代卫国巨商，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和今天的美国犹太商人一样懂得投资政治的巨大利益。《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大意是：濮阳商人吕不韦到邯郸做买卖，见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家便问父亲：“农耕获利几何？”其父亲回答说：“十倍吧。”他又问：“珠宝买卖赢利几倍？”答道：“一百倍吧。”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他父亲说：“这可无法计算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艰苦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于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成了吕不韦作长线投资的“政治奇货”。
商人的逐利特点决定着，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政治投击，资本权力化，以取得比市场竞争大得多的暴利。基于上述认识，即使重视商业的《管子》也不断强调本事农业的重要性，反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防止暴利的出现；《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的作者提出以提高粮食价格和税收为杠杆调节农民与商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
针对统治者士阶层的“食禄者不得争利”，在阻止权力资本化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陈焕章在其名著《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中，专辟一章（第二十八章：食禄者不得争利）讨论这一主题，他认为，这一原则会“提高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削除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有利地位和强大竞争力，给所有平民以充分机会——这些是该原则所求的目标。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伟大方案，其趋势是走向经济平等。”（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历史故事#【 昭君出塞虽为汉朝带来了和平，但她背后的心酸却是有苦不能说】王昭君，作为“和亲公主”之一，其富有戏剧色彩的“和亲之路”，广被大家所熟知。因此，她的形象，出现在画本中，出现在小说里，出现在影视剧中。此外，更有文坛大家，为其“信手诗来”，挥洒千言，就是为了塑造一个离别故里和亲匈奴、姿容秀美的汉朝女子形象，赞美民族融和。
然而，历史学家们，却是本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原则，极力挖掘故事背后的真实。
可以说，王昭君这次和亲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政权初期，与匈奴骑兵直面交锋，只是双方实力悬殊较大，才开启了和亲路线。这对于汉王朝而言，是相当关键的一步。因为，其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保障边境的安定和平，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因此，昭君和亲让汉朝和匈奴的关系缓和了很多。70余年的时间内，北方边境一派祥和，牛马成群，老百姓人丁兴旺。后来，在包头汉墓出土的瓦当残片中，上面有“单于和亲”和“千秋万岁”等字样。可见，当时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和睦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秦汉之前，北方少数民族是独立于中原朝廷的。当时，“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而昭君和亲却改写了历史。呼韩邪单于归汉，汉王室开始将北方的疆域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更为后来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当时，呼韩邪为了让昭君所生的儿子可以成为下一代单于，将“兄弟继承制”改为“父子继承制”，还在其继承人称号前加了“若鞮”二字。要知道，在匈奴“若鞮”就是“孝”的意思。因为，呼韩邪单于“见汉帝谥常为孝”心中很是羡慕，于是，从他儿子开始“皆称若鞮”。
此外，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匈奴也刻意模仿汉朝，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速度。不过，和亲公主真正起的作用，既不在于她的美貌也不在于她的才华，而是要看她背后那个朝廷的“实力”。汉王室实力强，和亲的公主无论是谁，都会被尊敬，反之，她们的待遇会很差。
因为，在昭君和亲时，正是汉室强匈奴弱，所以，她的成功便有了先决条件。只是她的婚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美满”。她的夫君呼韩邪单于本是法定继承人， 可是，右贤王屠耆堂篡权，称握衍朐鞮单于，使得他只得逃亡妻父乌禅幕那里避难。
之后，握衍朐鞮暴政引发国内抗议，使得乌禅幕顺势拥立呼韩邪为单于，并对握衍朐鞮宣战，之后，握衍朐鞮兵败自杀。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接着先来了个“五单于争立”，后又是“三单于并立”，国内一片混战。最终，几经动荡之后，只剩下呼韩邪及其兄长郅支单于二人。于是，呼韩邪不敌对方，在无路可走时，投奔了汉王室。再后来，汉王室灭掉了郅支单于，他既高兴又害怕就打算和汉王室结亲。
此时的呼韩邪，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便顺着汉王室的心意做事。只有这样，他才会获得太平，若反之，结局就不好说了。因为，他的好坏，全都仰仗着汉朝帝王这棵大树。所以，这种背景下的和亲，谁敢不放在心上？可见，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应是正常之举。
此外，故事中的情节，说其挺身而出，身负“社稷安危”重任，并不是很准确。因为，这只是一场政治联姻，且对昭君自身而言，就是一场悲剧。对于拍板的是汉元帝来说，王昭君只是他“羁縻”匈奴的一个工具罢了。
其实，汉朝和亲的九位女子，其中，并没有真正的“公主”。
试想，谁愿意远离故土，远嫁异乡呢？可是，王昭君为何自荐自己，那也是迫不得已下的一种“自救”，其“数岁不得见御”，与其老死在深宫，还不如反抗一次。
《西京杂记》说其不愿意贿赂画师，于是，无缘见到帝王。这是真相吗？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杜甫和王安石他们，都是极为相信的，在他们的一些诗作中，都流露出了这些意思。
当时，一个在水乡长大的女子，来到气候严寒的漠北，生活起居都不如中原，更别提语言和文化上的沟通了。再说，她的夫君年岁比她大一倍还不止，二人之间感情的培养，都需要一段时间。
只是，婚后三年，她刚产下一子，她的夫君就病故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她要嫁给继任者。她非常抗拒，希望汉朝皇帝能让她回家。但是，“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注定了其婚姻。
可见，王昭君从头至尾，都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女人。
后来，她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两人共同生活十一年，生二女。后来，她的儿子无故被杀，使其大受打击，此后，她整日心情抑郁，日子过得很不幸福。可见，这样的状况和画本中那个神采飞扬的昭君形象截然不同。但历史上的真相，有时就是这般让人“神伤”。
其实，不只是王昭君，其她和亲公主的命运也是如此。虽然，她们换得了国家的和平，但失去的却是一辈子的幸福，承受着远离家乡的痛苦。试想一下，这样的日子谁会真正接受呢？所以，只有国家足够强大，才能保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参考资料：
【《后汉书·南匈奴传》、《汉书·卷九·元帝纪》、《资治通鉴·汉纪》】
然而，历史学家们，却是本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原则，极力挖掘故事背后的真实。
可以说，王昭君这次和亲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政权初期，与匈奴骑兵直面交锋，只是双方实力悬殊较大，才开启了和亲路线。这对于汉王朝而言，是相当关键的一步。因为，其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保障边境的安定和平，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因此，昭君和亲让汉朝和匈奴的关系缓和了很多。70余年的时间内，北方边境一派祥和，牛马成群，老百姓人丁兴旺。后来，在包头汉墓出土的瓦当残片中，上面有“单于和亲”和“千秋万岁”等字样。可见，当时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和睦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秦汉之前，北方少数民族是独立于中原朝廷的。当时，“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而昭君和亲却改写了历史。呼韩邪单于归汉，汉王室开始将北方的疆域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更为后来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当时，呼韩邪为了让昭君所生的儿子可以成为下一代单于，将“兄弟继承制”改为“父子继承制”，还在其继承人称号前加了“若鞮”二字。要知道，在匈奴“若鞮”就是“孝”的意思。因为，呼韩邪单于“见汉帝谥常为孝”心中很是羡慕，于是，从他儿子开始“皆称若鞮”。
此外，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匈奴也刻意模仿汉朝，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速度。不过，和亲公主真正起的作用，既不在于她的美貌也不在于她的才华，而是要看她背后那个朝廷的“实力”。汉王室实力强，和亲的公主无论是谁，都会被尊敬，反之，她们的待遇会很差。
因为，在昭君和亲时，正是汉室强匈奴弱，所以，她的成功便有了先决条件。只是她的婚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美满”。她的夫君呼韩邪单于本是法定继承人， 可是，右贤王屠耆堂篡权，称握衍朐鞮单于，使得他只得逃亡妻父乌禅幕那里避难。
之后，握衍朐鞮暴政引发国内抗议，使得乌禅幕顺势拥立呼韩邪为单于，并对握衍朐鞮宣战，之后，握衍朐鞮兵败自杀。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接着先来了个“五单于争立”，后又是“三单于并立”，国内一片混战。最终，几经动荡之后，只剩下呼韩邪及其兄长郅支单于二人。于是，呼韩邪不敌对方，在无路可走时，投奔了汉王室。再后来，汉王室灭掉了郅支单于，他既高兴又害怕就打算和汉王室结亲。
此时的呼韩邪，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便顺着汉王室的心意做事。只有这样，他才会获得太平，若反之，结局就不好说了。因为，他的好坏，全都仰仗着汉朝帝王这棵大树。所以，这种背景下的和亲，谁敢不放在心上？可见，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应是正常之举。
此外，故事中的情节，说其挺身而出，身负“社稷安危”重任，并不是很准确。因为，这只是一场政治联姻，且对昭君自身而言，就是一场悲剧。对于拍板的是汉元帝来说，王昭君只是他“羁縻”匈奴的一个工具罢了。
其实，汉朝和亲的九位女子，其中，并没有真正的“公主”。
试想，谁愿意远离故土，远嫁异乡呢？可是，王昭君为何自荐自己，那也是迫不得已下的一种“自救”，其“数岁不得见御”，与其老死在深宫，还不如反抗一次。
《西京杂记》说其不愿意贿赂画师，于是，无缘见到帝王。这是真相吗？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杜甫和王安石他们，都是极为相信的，在他们的一些诗作中，都流露出了这些意思。
当时，一个在水乡长大的女子，来到气候严寒的漠北，生活起居都不如中原，更别提语言和文化上的沟通了。再说，她的夫君年岁比她大一倍还不止，二人之间感情的培养，都需要一段时间。
只是，婚后三年，她刚产下一子，她的夫君就病故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她要嫁给继任者。她非常抗拒，希望汉朝皇帝能让她回家。但是，“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注定了其婚姻。
可见，王昭君从头至尾，都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女人。
后来，她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两人共同生活十一年，生二女。后来，她的儿子无故被杀，使其大受打击，此后，她整日心情抑郁，日子过得很不幸福。可见，这样的状况和画本中那个神采飞扬的昭君形象截然不同。但历史上的真相，有时就是这般让人“神伤”。
其实，不只是王昭君，其她和亲公主的命运也是如此。虽然，她们换得了国家的和平，但失去的却是一辈子的幸福，承受着远离家乡的痛苦。试想一下，这样的日子谁会真正接受呢？所以，只有国家足够强大，才能保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参考资料：
【《后汉书·南匈奴传》、《汉书·卷九·元帝纪》、《资治通鉴·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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