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天撼地上锣鼓】 史耀增/文 史沛鸿/图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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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常大师（959～1020），宋代净土宗僧。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姓颜。字造微。七岁即厌俗，十七岁受具足戒，戒行谨严。后住于杭州西湖昭庆寺。慕庐山白莲社之遗风，于西湖边结白莲社，专修净业，后易名为净行社，盖取华严经净行品之意。宰相王旦为社首，士大夫预其会者前后一百二十三人，皆投诗颂，自称净行社弟子，比丘预者复千余人，往昔庐山白莲社之盛况于是再现。天禧四年入寂，世寿六十二。全身葬于灵隐山鸟窠禅师之坟侧。世称钱塘白莲社主，又号昭庆圆净法师。为莲宗第七祖。
宋淳化年间(公元991－994年)，师住浙江杭州西湖昭庆寺以来，开始专修净业，并且集合有识有德之士，结社念佛。意在重振当年莲社念佛行道的旗鼓，延续慧远大师集众共修净业的遗风。以当朝相国王文正公(王旦)为社中居士之首。朝中众多士大夫皆来预会，竞相作诗写颂，齐赞集会因缘殊胜。比丘众和居士等共有千人之众。因以《华严经.净行品》为结社念佛的行持依归，是以集省常大师会众等全都自称净行弟子。省常大师于此期间自刺指血和墨书写《华严经.净行品》，每书一字，必躬身三拜三围绕，并三称佛名。写成之后，时为翰林学士的苏易简为作序言，刊板印行成千册，分施千人。又以旃檀香木，雕造毗卢遮那佛像(《佛祖统纪》中作阿弥陀佛像)。像成，省常大师率大众跪地合掌，发誓愿云：“我与一千大众，八十比丘，始从今日，发菩提心，穷未来际，行菩萨行。愿尽此报身，以生安养。”并请名士撰文记录此一胜举。翰林院承旨宋白，在为大师撰写的贝文忠写到：“慧远大师处于动荡时期，入莲社的多半是隐居之士。省常上人处于太平顺世，入净社的多是富贵贤人”，等等。翰林学士苏易简为大师印行《净行品》作序说：“我当布散头发让大师足踏而过，剜身燃灯向大师请法。”状元孙何题社客于碑阴，立其石碑于社址以永为志。当时大师度化传法之盛况，国人对大师推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以这一时期为分水岭，省常大师于净土教，从最初的兼修到专修，进而转为自修与弘传并行，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净土事业奉献毕生的光与热，为净土宗在宋代的盛行，奠定了基础。
宋真宗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公元1020)，师于寺中端坐念佛，有顷，众人闻其厉声唱言：“佛来也”！在场众等皆见地上全变成金色，过了许久才消隐去，于此时际师已泊然而化。世寿六十二，僧腊五十五年，戒腊四十有五。其弟子等奉全身建塔于鸟窠禅师之侧，号“圆净法师”。省常大师一生自行化他，尽心尽力。刺血书经，弘传净业，恒以极乐净土为归趋，其意志之坚定，非一般修行者所能比。临终见佛来迎，地皆金色者，当为金台托体，必属上品上生。在宋朝志盘的《佛祖统纪》卷二十六中言：四明石芝晓法师，取异代同修净业，功德高盛者立为七祖，省常是续延寿之后列为第七祖。被推选为净土宗的祖师，此中的主要因素当然是省常大师自身在当时佛教净土法门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和他在信众中所起到的影响作用。
考诸史料，有关省常大师生平事迹的记载，少之又少，但这并不影响后世净业学者对他的景仰之情，也不会更改他在信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省常大师是继永明延寿之后弘传净土教法最为得力者之一，其于净土教中所作的成绩得到世人的肯定。而净土宗七祖这个尊号，对于省常大师来说确实是名至实归。
宋代三百年间，净土法门传播十分普及，净土信仰深入民间，当时在以吴越国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兴起仿效庐山慧远结莲社念佛风潮，朝野内外，上至公卿贵绅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参与。这一时期，最初启建莲社集众念佛，倡导以深信、切愿、净行三者合一，念佛求生净土的正是省常大师。当时结社念佛之法流行南地，而江浙一带最为盛行，涌现出许多弘扬净土法门的法师，其中著名的有：遵式法师于四明宝云寺，结合僧俗修念佛法门；知礼和尚于四明延庆寺，发起组织念佛施戒会；本如法师于承天寺，与丞相章郇公等诸贤达结社专修净业；此外还有灵照法师、道深法师、惟监和尚、净严大师等，各皆率其僧俗同道，而结社精修念佛，使净土教法广为流行，念佛求生净土蔚然成风。净土教法自宋之后，成为佛教诸宗中重要的一个法门，各宗派行者学人共同信仰的中心，这与省常大师为首的宋时诸多大德结社念佛、普遍地宣扬净土教理是有着直接的关联。
净土宗的史料中，记载省常大师事迹的文字只有区区数百言。但从中观其崇行嘉迹，实可为后世净业学者之高抬贵手，堪为求生极乐净土者之指南。孤山圆法师作省常大师行业记时，其中引用苏公序云：“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无嗔恨。况陋文浅学，而有吝惜哉。”又宋公碑记曰：“师慕远公，启庐山之净社，易莲花为净行之名。远公当衰之世，所结者半隐沦之士。上人属升平之世，所交者多有德之贤。方前则名士且多，垂裕则津粱曷已。”由二公的赞言里，可以想见当时之盛况，而时人对于省常大师的崇敬之心，亦可概而见之。
省常大师亦无著述问世，故其净土思想无从详考。大师在念佛实践中，注重引进《华严净行品》来规范、净化念佛人的身心言动。使净业成就更加上一份保证。莲社易名净行社，寄寓大师弘扬净宗的善巧与深旨。
省常大师圆寂于天禧四年（1020）正月十二。
省常大师（959～1020），宋代净土宗僧。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姓颜。字造微。七岁即厌俗，十七岁受具足戒，戒行谨严。后住于杭州西湖昭庆寺。慕庐山白莲社之遗风，于西湖边结白莲社，专修净业，后易名为净行社，盖取华严经净行品之意。宰相王旦为社首，士大夫预其会者前后一百二十三人，皆投诗颂，自称净行社弟子，比丘预者复千余人，往昔庐山白莲社之盛况于是再现。天禧四年入寂，世寿六十二。全身葬于灵隐山鸟窠禅师之坟侧。世称钱塘白莲社主，又号昭庆圆净法师。为莲宗第七祖。
宋淳化年间(公元991－994年)，师住浙江杭州西湖昭庆寺以来，开始专修净业，并且集合有识有德之士，结社念佛。意在重振当年莲社念佛行道的旗鼓，延续慧远大师集众共修净业的遗风。以当朝相国王文正公(王旦)为社中居士之首。朝中众多士大夫皆来预会，竞相作诗写颂，齐赞集会因缘殊胜。比丘众和居士等共有千人之众。因以《华严经.净行品》为结社念佛的行持依归，是以集省常大师会众等全都自称净行弟子。省常大师于此期间自刺指血和墨书写《华严经.净行品》，每书一字，必躬身三拜三围绕，并三称佛名。写成之后，时为翰林学士的苏易简为作序言，刊板印行成千册，分施千人。又以旃檀香木，雕造毗卢遮那佛像(《佛祖统纪》中作阿弥陀佛像)。像成，省常大师率大众跪地合掌，发誓愿云：“我与一千大众，八十比丘，始从今日，发菩提心，穷未来际，行菩萨行。愿尽此报身，以生安养。”并请名士撰文记录此一胜举。翰林院承旨宋白，在为大师撰写的贝文忠写到：“慧远大师处于动荡时期，入莲社的多半是隐居之士。省常上人处于太平顺世，入净社的多是富贵贤人”，等等。翰林学士苏易简为大师印行《净行品》作序说：“我当布散头发让大师足踏而过，剜身燃灯向大师请法。”状元孙何题社客于碑阴，立其石碑于社址以永为志。当时大师度化传法之盛况，国人对大师推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以这一时期为分水岭，省常大师于净土教，从最初的兼修到专修，进而转为自修与弘传并行，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净土事业奉献毕生的光与热，为净土宗在宋代的盛行，奠定了基础。
宋真宗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公元1020)，师于寺中端坐念佛，有顷，众人闻其厉声唱言：“佛来也”！在场众等皆见地上全变成金色，过了许久才消隐去，于此时际师已泊然而化。世寿六十二，僧腊五十五年，戒腊四十有五。其弟子等奉全身建塔于鸟窠禅师之侧，号“圆净法师”。省常大师一生自行化他，尽心尽力。刺血书经，弘传净业，恒以极乐净土为归趋，其意志之坚定，非一般修行者所能比。临终见佛来迎，地皆金色者，当为金台托体，必属上品上生。在宋朝志盘的《佛祖统纪》卷二十六中言：四明石芝晓法师，取异代同修净业，功德高盛者立为七祖，省常是续延寿之后列为第七祖。被推选为净土宗的祖师，此中的主要因素当然是省常大师自身在当时佛教净土法门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和他在信众中所起到的影响作用。
考诸史料，有关省常大师生平事迹的记载，少之又少，但这并不影响后世净业学者对他的景仰之情，也不会更改他在信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省常大师是继永明延寿之后弘传净土教法最为得力者之一，其于净土教中所作的成绩得到世人的肯定。而净土宗七祖这个尊号，对于省常大师来说确实是名至实归。
宋代三百年间，净土法门传播十分普及，净土信仰深入民间，当时在以吴越国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兴起仿效庐山慧远结莲社念佛风潮，朝野内外，上至公卿贵绅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参与。这一时期，最初启建莲社集众念佛，倡导以深信、切愿、净行三者合一，念佛求生净土的正是省常大师。当时结社念佛之法流行南地，而江浙一带最为盛行，涌现出许多弘扬净土法门的法师，其中著名的有：遵式法师于四明宝云寺，结合僧俗修念佛法门；知礼和尚于四明延庆寺，发起组织念佛施戒会；本如法师于承天寺，与丞相章郇公等诸贤达结社专修净业；此外还有灵照法师、道深法师、惟监和尚、净严大师等，各皆率其僧俗同道，而结社精修念佛，使净土教法广为流行，念佛求生净土蔚然成风。净土教法自宋之后，成为佛教诸宗中重要的一个法门，各宗派行者学人共同信仰的中心，这与省常大师为首的宋时诸多大德结社念佛、普遍地宣扬净土教理是有着直接的关联。
净土宗的史料中，记载省常大师事迹的文字只有区区数百言。但从中观其崇行嘉迹，实可为后世净业学者之高抬贵手，堪为求生极乐净土者之指南。孤山圆法师作省常大师行业记时，其中引用苏公序云：“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无嗔恨。况陋文浅学，而有吝惜哉。”又宋公碑记曰：“师慕远公，启庐山之净社，易莲花为净行之名。远公当衰之世，所结者半隐沦之士。上人属升平之世，所交者多有德之贤。方前则名士且多，垂裕则津粱曷已。”由二公的赞言里，可以想见当时之盛况，而时人对于省常大师的崇敬之心，亦可概而见之。
省常大师亦无著述问世，故其净土思想无从详考。大师在念佛实践中，注重引进《华严净行品》来规范、净化念佛人的身心言动。使净业成就更加上一份保证。莲社易名净行社，寄寓大师弘扬净宗的善巧与深旨。
省常大师圆寂于天禧四年（1020）正月十二。
辩才无碍的智慧
欲了解辩才无碍的智慧，从春秋战国时代的
百家争鸣，可见一斑。同时还有一则禅宗公案，亦是充满辩才无碍的大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众说蜂起，百家争鸣，其核心要义是“辩”。所谓“鸣”者，主要特点一一即是“辩”也。
墨子“善辩”。他在《墨子·小取》曾言：“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辩论的目的，是要分清是非，审察治乱的规律，搞清同异的地方，考察名实的道理，断决利害，解决疑惑。于是要探求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言论。用名称反映事物，用言词表达思想，用推论揭示原因。按类别归纳，按类别推论。阐述了明辨、审纪、名实的重要性，继而掌握归纳与推理的思维方法，以处利害，以决嫌疑。而且自己赞同某些论点不反对别人赞同，自己不赞同某些观点也不要求别人如是。
有一典故，说的是墨子与公输盘的辩论：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义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
公输盘不说。
子墨子曰：“请献十金”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悦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多，不可谓知类。”
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
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墨子·公输》）
墨子为了阻止战争，“行十日十夜”，见到了公输盘，他早已料定“造云梯之械”的公输盘会用“道义”来粉饰自己，就先提出了一个不正当的要求——“北方有辱臣者，愿借子杀之”，见公输盘不高兴，墨子火上加油，“请献十金”，拿钱让公输盘去杀人，在墨子的诱导和激将下，公输盘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趁机连用五个比喻，以排山倒海之势，指明公输盘的不智、不仁、不忠、不强、不知类，全盘批判了公输盘的行为，义正言辞地指出公输盘的“义”，实质是“义不杀少而杀众”，令他无从辩驳。但公输般表面虽“服”，内心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一句，“吾既已言之王矣”把问题推向了楚王……
禅师也有此类同的方法：
彼此都是生命一一
石鞏（gǒng）慧藏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原本以射猎为生。
有一天，石鞏慧藏禅师追赶着一只鹿从马祖的庵前经过。马祖迎上前。慧藏禅师于是问：“还见鹿过否？”
马祖问：“汝是何人？”
慧藏禅师道：“猎者。”
马祖问：“汝解射否”（你懂得射箭吗）？
慧藏禅师道：“解射。”
马祖问：“汝一箭射几个？”
慧藏禅师道：“一箭射一个。”
马祖道：“汝不解射。”
慧藏禅师问：“和尚解射否？”
马祖道：“解射。”
慧藏禅师问：“一箭射一群。”
慧藏禅师道：“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彼此都是生命，为什么要射他一群呢？）
马祖道：“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你既然知道彼此都是生命，你为什么不射自己而要射它呢）？
慧藏禅师道：“若教某甲自射，直是无下手处（若要我射自己，简直是无处下手）。”
马祖道：“这汉旷劫无明烦恼，今日顿息。”
慧藏禅师言下有省，于是扔掉手中的弓箭，投马祖出家。
禅宗讲开智以后，辩才无碍。此之谓也。
（一叶）
欲了解辩才无碍的智慧，从春秋战国时代的
百家争鸣，可见一斑。同时还有一则禅宗公案，亦是充满辩才无碍的大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众说蜂起，百家争鸣，其核心要义是“辩”。所谓“鸣”者，主要特点一一即是“辩”也。
墨子“善辩”。他在《墨子·小取》曾言：“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辩论的目的，是要分清是非，审察治乱的规律，搞清同异的地方，考察名实的道理，断决利害，解决疑惑。于是要探求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言论。用名称反映事物，用言词表达思想，用推论揭示原因。按类别归纳，按类别推论。阐述了明辨、审纪、名实的重要性，继而掌握归纳与推理的思维方法，以处利害，以决嫌疑。而且自己赞同某些论点不反对别人赞同，自己不赞同某些观点也不要求别人如是。
有一典故，说的是墨子与公输盘的辩论：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义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
公输盘不说。
子墨子曰：“请献十金”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悦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多，不可谓知类。”
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
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墨子·公输》）
墨子为了阻止战争，“行十日十夜”，见到了公输盘，他早已料定“造云梯之械”的公输盘会用“道义”来粉饰自己，就先提出了一个不正当的要求——“北方有辱臣者，愿借子杀之”，见公输盘不高兴，墨子火上加油，“请献十金”，拿钱让公输盘去杀人，在墨子的诱导和激将下，公输盘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趁机连用五个比喻，以排山倒海之势，指明公输盘的不智、不仁、不忠、不强、不知类，全盘批判了公输盘的行为，义正言辞地指出公输盘的“义”，实质是“义不杀少而杀众”，令他无从辩驳。但公输般表面虽“服”，内心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一句，“吾既已言之王矣”把问题推向了楚王……
禅师也有此类同的方法：
彼此都是生命一一
石鞏（gǒng）慧藏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原本以射猎为生。
有一天，石鞏慧藏禅师追赶着一只鹿从马祖的庵前经过。马祖迎上前。慧藏禅师于是问：“还见鹿过否？”
马祖问：“汝是何人？”
慧藏禅师道：“猎者。”
马祖问：“汝解射否”（你懂得射箭吗）？
慧藏禅师道：“解射。”
马祖问：“汝一箭射几个？”
慧藏禅师道：“一箭射一个。”
马祖道：“汝不解射。”
慧藏禅师问：“和尚解射否？”
马祖道：“解射。”
慧藏禅师问：“一箭射一群。”
慧藏禅师道：“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彼此都是生命，为什么要射他一群呢？）
马祖道：“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你既然知道彼此都是生命，你为什么不射自己而要射它呢）？
慧藏禅师道：“若教某甲自射，直是无下手处（若要我射自己，简直是无处下手）。”
马祖道：“这汉旷劫无明烦恼，今日顿息。”
慧藏禅师言下有省，于是扔掉手中的弓箭，投马祖出家。
禅宗讲开智以后，辩才无碍。此之谓也。
（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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