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汽车南站班线正常运行
2月25日因受雨雪天气的影响，郑州长途汽车客运南站线路如新郑、八千、尉氏 、扶沟 、周口 、商水 、禹州、叶县 、南阳 、平顶山 、漯河 、濮阳 、伊川 、汝州 、郏县 、宝丰 、鲁山 、嵩县 和信阳地区线路 班次逐渐恢复，除个别班次线路有晚点情况，其余班次基本正常运行。
为确保旅客春运期间安全出行，调度室密切关注天气及高速路况信息，及时与客运公司相关单位联系调配车辆。根据车辆到站情况随时做好开停班。郑州长途汽车客运南站启动了雨雪恶劣天气应急预案，组织职工集中进行场地积雪的清扫工作，并在旅客进站口路滑地段铺放防滑地垫及明显的提醒小心路滑标志。
郑州长途汽车客运南站提醒乘车旅客，如果遇到类似恶劣天气，旅客可先拨打汽车站热线电话15515783470咨询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选择出行方式。此外，汽车站值班站长表示，车站方面会及时与运管、交警、高速公路管理局进行联系，及时发布班次信息，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记者：张涛 通讯员：王娜）
2月25日因受雨雪天气的影响，郑州长途汽车客运南站线路如新郑、八千、尉氏 、扶沟 、周口 、商水 、禹州、叶县 、南阳 、平顶山 、漯河 、濮阳 、伊川 、汝州 、郏县 、宝丰 、鲁山 、嵩县 和信阳地区线路 班次逐渐恢复，除个别班次线路有晚点情况，其余班次基本正常运行。
为确保旅客春运期间安全出行，调度室密切关注天气及高速路况信息，及时与客运公司相关单位联系调配车辆。根据车辆到站情况随时做好开停班。郑州长途汽车客运南站启动了雨雪恶劣天气应急预案，组织职工集中进行场地积雪的清扫工作，并在旅客进站口路滑地段铺放防滑地垫及明显的提醒小心路滑标志。
郑州长途汽车客运南站提醒乘车旅客，如果遇到类似恶劣天气，旅客可先拨打汽车站热线电话15515783470咨询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选择出行方式。此外，汽车站值班站长表示，车站方面会及时与运管、交警、高速公路管理局进行联系，及时发布班次信息，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记者：张涛 通讯员：王娜）
#朱熹与《周易本义》#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易学的内在矛盾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对当时易学的不满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周易》本义的探求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追求《周易》本义的意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周易本义》与当代易学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李申）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易学的内在矛盾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对当时易学的不满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周易》本义的探求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追求《周易》本义的意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周易本义》与当代易学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李申）
刚看了一个案例，非常典型。细细品味，就更能深刻理解深圳小产权房。
大概的故事是：
原业主卖了房子后，反悔。想打官司要回。
一审和二审胜诉了。
买家不服，后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抗诉（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
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议此案。
省人民法院最终的判决是两点（撤销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和龙岗人民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并驳回原业主的起诉）：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2025号民事判决、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民三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廖醒玉、廖静梅的起诉。
大快人心。且给以后的判例提供了依据。
接下来我们梳理下这个故事的具体情况和重点：
2010年6月，廖静梅、廖醒玉（甲方）与李华珍（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莘塘村莘野路13号整栋房屋物业转让给乙方，转让建筑面积共1600平方米，总价款200万元；本协议签订当日，甲方需协助乙方到律师事务所做律师见证，并到物业所在社区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将上述物业过户到乙方名下；该物业转让给乙方后，其所有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乙方（房产按现状移交）……今后如遇政府拆迁、征收，该房屋所有赔偿款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涉，在拆迁过程中如有需要甲方协助的，甲方应无条件协助乙方，不得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李华珍共计向廖醒玉、廖静梅支付了190万元。
2009年3月18日（卖房前）廖醒玉与张双红离婚。
张双红后来说离婚时签订协议约定该房屋二、三层归儿子所有，张双红有权使用。对廖醒玉出卖房屋不知情，现在没有房屋住，要在外面租房子住，请求判决二、三层由张双红和儿子居住。（据查，法院当时的离婚判决里对该房产并未作处理）
2012年3月26日，廖醒玉、廖静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请求判令：确认廖醒玉、廖静梅与李华珍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和二审，廖醒玉、廖静梅胜诉了。
关键信息来了：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抗诉，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议此案。最终驳回了廖醒玉、廖静梅，并撤销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
理由是什么呢？
如下：
（一）本案的实质是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该判决未经政府确权就径直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深圳市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均由人民政府确认；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涉案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先由政府处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第五条规定，经普查记录的违法建筑，市政府应当区别其违法程度……分别采用确认产权、依法拆除或者没收、临时使用等方式，分期分批处理。因此，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是否符合确认产权的条件以及相关土地的权属均由政府认定。深圳市经过两次农村城市化进程，采用的先非农化再城市化的模式，尽管从名义上自2005年底起全市农村集体土地已转为国有，农村居民已转为城市居民，但由于大部分的农村集体土地实际上并未完成国有化相关征地补偿手续，在这衔接当口出现了非农化后未能立即城市化的现象，大量名义上已经国有化的农村集体土地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控制支配。本案的涉案房产属于深圳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从表面上看来，被申诉人廖醒玉、廖静梅只是主张涉案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未提出返还房屋的诉求，但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其必然带来涉案房屋是否需要归还的法律后果，且由于我国法律实行的是“房地一致”的不动产原则，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实质已涉及到对涉案土地的权属认定问题。因此，在行政主管部门对涉案房屋尚未作出处理前，该判决就以司法手段解决权属纷争，将来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被政府确认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房产权利人无有效的购房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该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深圳市的上述相关规定。
(二)该判决与其他同类案件裁判矛盾冲突，并可能激发更多新的社会矛盾。如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产权问题，是我省乃至全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行政机关正在积极研究对策，司法机关对此类型案件的裁决应当极其慎重。在司法实践中，广东省高院与深圳市中院对与本案性质相同的案件的处理意见已非常明确，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2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均认为，诉讼请求涉及违法用地或违法建筑，需先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后才能确定其财产权益关系的，不予受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发布首份房地产审判工作白皮书时，也提到了对尚未经过行政处理程序的小产权房所提起的产权相关诉讼，深圳两级法院原则上不予受理，对于已经受理的，原则上予以驳回。经调查，(2014)粤高法立民申字第56号民事裁定、(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29号判决、(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868号民事裁定等多个与本案案情类同的案例都是以应由行政机关先行对涉案房产的权属问题进行处理为由驳回起诉。而本案终审判决直接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与上述规定和其他同类案件裁判冲突。如依照本案之裁判，可能引发大量小产权房的类似诉讼，造成更多新的社会矛盾。
(三)该判决有违民事活动须遵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裁判导向。本案的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买方也依约支付了对价，卖方在交易时明知自己的房产为无产权证书的违章建筑，为法律所禁止交易，在房产交付两年后却反悔，并以此为由诉至法院，其行为已有违诚信。在房地产行情变化与法院的受案数量、案件类型、裁判尺度和司法政策有着直接关系的前提下，法院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作出居间公平的裁决，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充分体现合同当事人应遵从诚实信用的裁判导向，既不支持卖方要求合同无效返还房产的主张，也不支持买方绕过国家法律规定取得物权意义上的产权的诉求。同时，应发挥合同效力的多层次性，慎用合同无效，引导树立契约精神，避免作出的裁决助长为追逐不当利益滥用权利、规避法律和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
当然，如果买家买的是国土局备案的绿本房或猪肝本，那结果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对这个判决有兴趣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加我，发PDF原文。
#深圳[地点]#
大概的故事是：
原业主卖了房子后，反悔。想打官司要回。
一审和二审胜诉了。
买家不服，后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抗诉（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
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议此案。
省人民法院最终的判决是两点（撤销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和龙岗人民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并驳回原业主的起诉）：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2025号民事判决、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民三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廖醒玉、廖静梅的起诉。
大快人心。且给以后的判例提供了依据。
接下来我们梳理下这个故事的具体情况和重点：
2010年6月，廖静梅、廖醒玉（甲方）与李华珍（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莘塘村莘野路13号整栋房屋物业转让给乙方，转让建筑面积共1600平方米，总价款200万元；本协议签订当日，甲方需协助乙方到律师事务所做律师见证，并到物业所在社区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将上述物业过户到乙方名下；该物业转让给乙方后，其所有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乙方（房产按现状移交）……今后如遇政府拆迁、征收，该房屋所有赔偿款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涉，在拆迁过程中如有需要甲方协助的，甲方应无条件协助乙方，不得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李华珍共计向廖醒玉、廖静梅支付了190万元。
2009年3月18日（卖房前）廖醒玉与张双红离婚。
张双红后来说离婚时签订协议约定该房屋二、三层归儿子所有，张双红有权使用。对廖醒玉出卖房屋不知情，现在没有房屋住，要在外面租房子住，请求判决二、三层由张双红和儿子居住。（据查，法院当时的离婚判决里对该房产并未作处理）
2012年3月26日，廖醒玉、廖静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请求判令：确认廖醒玉、廖静梅与李华珍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和二审，廖醒玉、廖静梅胜诉了。
关键信息来了：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抗诉，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议此案。最终驳回了廖醒玉、廖静梅，并撤销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
理由是什么呢？
如下：
（一）本案的实质是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该判决未经政府确权就径直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深圳市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均由人民政府确认；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涉案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先由政府处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第五条规定，经普查记录的违法建筑，市政府应当区别其违法程度……分别采用确认产权、依法拆除或者没收、临时使用等方式，分期分批处理。因此，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是否符合确认产权的条件以及相关土地的权属均由政府认定。深圳市经过两次农村城市化进程，采用的先非农化再城市化的模式，尽管从名义上自2005年底起全市农村集体土地已转为国有，农村居民已转为城市居民，但由于大部分的农村集体土地实际上并未完成国有化相关征地补偿手续，在这衔接当口出现了非农化后未能立即城市化的现象，大量名义上已经国有化的农村集体土地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控制支配。本案的涉案房产属于深圳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从表面上看来，被申诉人廖醒玉、廖静梅只是主张涉案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未提出返还房屋的诉求，但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其必然带来涉案房屋是否需要归还的法律后果，且由于我国法律实行的是“房地一致”的不动产原则，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实质已涉及到对涉案土地的权属认定问题。因此，在行政主管部门对涉案房屋尚未作出处理前，该判决就以司法手段解决权属纷争，将来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被政府确认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房产权利人无有效的购房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该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深圳市的上述相关规定。
(二)该判决与其他同类案件裁判矛盾冲突，并可能激发更多新的社会矛盾。如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产权问题，是我省乃至全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行政机关正在积极研究对策，司法机关对此类型案件的裁决应当极其慎重。在司法实践中，广东省高院与深圳市中院对与本案性质相同的案件的处理意见已非常明确，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2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均认为，诉讼请求涉及违法用地或违法建筑，需先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后才能确定其财产权益关系的，不予受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发布首份房地产审判工作白皮书时，也提到了对尚未经过行政处理程序的小产权房所提起的产权相关诉讼，深圳两级法院原则上不予受理，对于已经受理的，原则上予以驳回。经调查，(2014)粤高法立民申字第56号民事裁定、(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29号判决、(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868号民事裁定等多个与本案案情类同的案例都是以应由行政机关先行对涉案房产的权属问题进行处理为由驳回起诉。而本案终审判决直接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与上述规定和其他同类案件裁判冲突。如依照本案之裁判，可能引发大量小产权房的类似诉讼，造成更多新的社会矛盾。
(三)该判决有违民事活动须遵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裁判导向。本案的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买方也依约支付了对价，卖方在交易时明知自己的房产为无产权证书的违章建筑，为法律所禁止交易，在房产交付两年后却反悔，并以此为由诉至法院，其行为已有违诚信。在房地产行情变化与法院的受案数量、案件类型、裁判尺度和司法政策有着直接关系的前提下，法院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作出居间公平的裁决，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充分体现合同当事人应遵从诚实信用的裁判导向，既不支持卖方要求合同无效返还房产的主张，也不支持买方绕过国家法律规定取得物权意义上的产权的诉求。同时，应发挥合同效力的多层次性，慎用合同无效，引导树立契约精神，避免作出的裁决助长为追逐不当利益滥用权利、规避法律和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
当然，如果买家买的是国土局备案的绿本房或猪肝本，那结果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对这个判决有兴趣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加我，发PDF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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