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黯塞榆，黄销堤柳，危栏谁料重抚。才情犹未减，指点惊如许。当时共伊东顾。为辞家、怕吟鹦鹉。衮衮波光，悠悠云气，陶写几今古生尘每怜微步。渺江空岁晚，知在何处。土花封玉树。恨极山阳赋。吹芗扇底余欢断，怎忘得、阴移庭午。离别苦。那堪听、敲窗冻雨。——宋·赵汝茪《玲珑四犯（重过南楼月白石体赋）》（网图）
看圖配文/老艦長
唱彻陽關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浮天水送無窮樹，帶雨雲埋一半山。
今古恨，幾千般，衹應離合是悲歡?江頭未是風波惡，别有人間行路難。
一一一南宋.辛棄疾
鑒賞：
上片：起筆便寫✍ 離情彆緒，“唱彻”龢“淚未干”概括了送别的場面，使人如見離别之人的凄苦狀貌。
詞人原本要為國家的恢複大業建功立業，並執著地追求功名，有遠大的抱負，“功名余事且加餐”一句卻表明，功名不過是身外余事，這其實是對朝廷向金人屈膝求龢的不滿，也是因自己難以實現報國之志、被迫退隱、消極避世而説的反語。
“浮天水送無窮樹”，二句，先寫江中水，後寫空中雲，以景襯情，渲染出凄涼的意境。
下片：從悠悠曆史談起，古往今來有“幾千般”的恨事，難道只有離别纔算悲傷嗎?以“衹應”來闇示詞的意境更加深廣。
詞人認爲“離”、“合”衹是個人的小事，而國家分裂、民眾苦難纔是值得倍加關注的大事。
“江頭未是風波惡，别有人間行路難”表達词人的心聲。
辛弃疾終生都以恢復中原爲己志，卻無奈多次遭受排擠廢職，他對黑闇的官場、殘酷的政治鬦爭以及險惡的人心已有深刻體會。
白居易《太行路》中“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這幾句，恰好說明了詞人悲憤的原因龢實質所在。
讀後感言：
辛弃疾.字幼安，號稼轩，山東東路濟南府曆城縣（今濟南市曆城區遙牆鎮四鳳閘村）人。
辛弃疾生於金國，少年抗金歸宋，曾任江西安撫使、福建安撫使等職。後被主和派排擠，退隱山居。
辛棄疾南宋將領.詞人，詞風“激昂豪邁，風流豪放”現存詞六百多首。
這首詞是辛弃疾送别詞的代表作，立意不凡且意境獨到。
這首《鷓鴣天.送人》可謂短小精悍，内涵豐富深刻，富有哲理，詞情高遠，没有離愁彆恨，衹有情深意長的叮嚀，細細品之則餘味無窮。
唱彻陽關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浮天水送無窮樹，帶雨雲埋一半山。
今古恨，幾千般，衹應離合是悲歡?江頭未是風波惡，别有人間行路難。
一一一南宋.辛棄疾
鑒賞：
上片：起筆便寫✍ 離情彆緒，“唱彻”龢“淚未干”概括了送别的場面，使人如見離别之人的凄苦狀貌。
詞人原本要為國家的恢複大業建功立業，並執著地追求功名，有遠大的抱負，“功名余事且加餐”一句卻表明，功名不過是身外余事，這其實是對朝廷向金人屈膝求龢的不滿，也是因自己難以實現報國之志、被迫退隱、消極避世而説的反語。
“浮天水送無窮樹”，二句，先寫江中水，後寫空中雲，以景襯情，渲染出凄涼的意境。
下片：從悠悠曆史談起，古往今來有“幾千般”的恨事，難道只有離别纔算悲傷嗎?以“衹應”來闇示詞的意境更加深廣。
詞人認爲“離”、“合”衹是個人的小事，而國家分裂、民眾苦難纔是值得倍加關注的大事。
“江頭未是風波惡，别有人間行路難”表達词人的心聲。
辛弃疾終生都以恢復中原爲己志，卻無奈多次遭受排擠廢職，他對黑闇的官場、殘酷的政治鬦爭以及險惡的人心已有深刻體會。
白居易《太行路》中“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這幾句，恰好說明了詞人悲憤的原因龢實質所在。
讀後感言：
辛弃疾.字幼安，號稼轩，山東東路濟南府曆城縣（今濟南市曆城區遙牆鎮四鳳閘村）人。
辛弃疾生於金國，少年抗金歸宋，曾任江西安撫使、福建安撫使等職。後被主和派排擠，退隱山居。
辛棄疾南宋將領.詞人，詞風“激昂豪邁，風流豪放”現存詞六百多首。
這首詞是辛弃疾送别詞的代表作，立意不凡且意境獨到。
這首《鷓鴣天.送人》可謂短小精悍，内涵豐富深刻，富有哲理，詞情高遠，没有離愁彆恨，衹有情深意長的叮嚀，細細品之則餘味無窮。
宋立道教授：
禅宗四祖道信的禅学
一、道信禅学与之前的楞伽师们的关系
我们今天讨论道信禅师，
实际上是寻求并肯定早期楞伽师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的意义。
准确地讲，
也就是总结 “ 南天竺一乘宗 ” 的禅师们奠立中国禅学的意义。
大家知道，中国的禅学如果以南宗禅为主流，
那它的成立也就在六祖慧能以后。
而这个法统的建立并为世人承认，
主要依赖了荷泽神会晚年不遗余力的奔走呼吁。
神会得到朝廷征引在八世纪中期，
安禄山的叛乱给他以效忠国家的机会。
这就体现了禅宗和尚在天下百姓倒悬时能做的政治贡献。
由于神会禅师，南宗禅从此大行于南北中国。
不过，南宗禅的精神面貌，
与早期几代宗法楞伽经的禅师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从四祖道信以前的诸师的主张看，它们已经包含了后来禅法中的要点。
但如果要寻求其间的前后一致性，毕竟还是要经过一番解释，才能建立这中间一脉相承的传统。
从达摩到弘忍的禅师们都以《楞伽经》
为本宗 “ 心要 ”。
至于楞伽经本身，它在哲学本源上突出的是如来自性清净藏。
以此为出发点和根据，该经也就主张离言说名相的妄想，要求修行者在自心上面下功夫。
他们心目中的 “ 自心 ” 也就是本然状态的诸佛之心
―― “ 佛心 ”。
用该经的话表述，“ 大乘诸度门，诸佛心第一。”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讲的
“ 南天竺一乘宗 ” 便是 “ 佛心宗 ”。
凡夫要如何发现或发明自己的本有清净心呢？
《楞伽经》中讲到了 “ 如来禅 ”，
认为它能引行者
“ 入如来圣地，行自学圣智，三种乐住 ”。
所谓三种乐住，也就是达到空、无相、无愿三种解脱境界。
在这部经中，如来禅最受倡导也最受鼓励。
在它下头，较其阶次低的还有三种：
分别叫做
“ 愚夫所行禅 ”、
“ 观察义禅 ”、
“ 攀缘如禅 ”。
三种禅定分别对治的是 “ 我执 ”、“ 法执 ”
和虽已克服我法二执而又生出的对
“ 我空 ” 与 “ 法空 ” 的执着。
这三种禅法的名称并不因为它们的具体操作方法而得名，
其命名完全出于对坐禅目标的关心。
对治的对象决定着这些禅法的名目。
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在达摩以下的诸禅师们心目中，
禅法在内容上究竟包含了哪些东西似乎是有所共识的。
即说，在基本技术层面上，禅法内容所指无需商讨，大家心知肚明。
具体的坐禅法从古印度到东土，师弟之间代代相传，只是大同小异。
总结起来，也就是眼观鼻，鼻观心之类。
印度佛教的各宗派之间，如果禅法有什么不同，那多半也就局限在理论的层面上了，
也就是说，分歧发生在关于禅的见解上，
以及如何从佛教的理论上说明这种见解主张。
菩提达摩的禅学主张便是这样紧紧地与该派所宗的《楞伽经》联系在一起。
我们想，如果把禅分为基本的两个部骤，
一是使心安宁的所谓
“ 系心一处 ” 的 “ 止 ” 的功夫，
一是在定心状态下的思惟观察的心理活动，
这后者通常称为 “ 观 ”。
则大小乘的禅法差别并不在 “ 系心 ” 的技巧上，
而主要在思惟观察的内容上。
当然后来的禅宗，尤其是南宗禅法主要强调的是世界观或真实观的转换、思想立场的转换，
已经不是古印度传统意义上的 “ 禅 ”，所以只好另当别论。
小乘佛教的禅法讲 “ 止观还净 ”，
以身受心法为对象，
也就以把握无我无常为 “ 还净 ” 的目标了。
依据他们的具体修行对象，
也就有 “ 不净观 ”
( 观察尸体分解腐败 ) 、
“ 慈悲观 ”
( 以爱护众生消除仇恨为目的 )、
“ 因缘观 ”
( 以认清无常为目的 ) ；
当然他们中也有以佛的形象为观察思考对象的，
那就已经是一种念佛观了，
因为它已经不再费神去思考诸如存在意义之类的问题了。
早期的楞伽师们本着印度的传统，重视修苦行的解脱意义，
认为异常严厉的肉体上的自我折磨具有涤罪的功能。
楞伽师们强调修禅的实践应该有严峻的生活方式
( 戒行 )
作为辅助。
在此意义上，头陀行既是宗教原则在生活中的贯彻，
也是宗教修行实践
( 坐禅 ) 的前提性原则。
从达摩到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
一方面强调了禅的技术实践的层面，
另一面也开始重视了利用佛教经典中的义理来说明禅想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传统甚至在弘忍弟子神秀、普寂那里都是坚持下来了的。
但在慧能以后，明显可以看出，
禅法中技术的层面越来越受到轻视，
结果禅的修行也就越来越规范在
“ 心理状态的以至意识层面的改变或转换 ”
这样一个框架内。
又由于过份地强调 “ 自心作佛 ”，
主张 “ 不思量、不思议 ”，
则在禅宗的末流中，
甚至连心理层面的感受体悟都可以不要，
而只凭意识层面的
—— 在佛教当中这已经属于分别虚妄的意识了，
这也是公认最易于作伪的精神层面了
—— 主观声称，自言自己当下了断，
“ 桶底脱了 ” 之类，已然成佛作祖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
道信的禅之主张贯彻着达摩以来的朴实精神，
其禅学观念从根本上把握着达摩以来楞伽师们的精髓。
而这正是东山法门的正脉。
其实达摩禅师已经预见到了：
楞伽传统务实笃行的真精神可能很快就会随禅法的流行、随禅师们对理论发挥的关注而丧失。
据《续僧传 ? 慧可传》说，
当初达摩祖师以四卷《楞伽经》授慧可时说：
“ 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但才过了五十年左右，慧可自己每每讲经之余也就在感慨了：
“ 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想！”
慧可本人是文学素养很不错的禅师，
本传说他 “ 外览坟索，内通藏典 ”，
无论中国文化、还是佛教传统，他都非常熟悉的。
他本人无游心文字的意思，
而是笃行实践，
坚持楞伽师的苦行作风。
传说中，他曾被贼人砍去一臂，几至于死，
但他 “ 初无一恨 ”，
仅仅 “ 以火烧斫处，血断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 ”。
这样看来，他对达摩的 “ 报怨行 ” 的确是认真实行了的。
他在这里的感慨，的确揭示出早期楞伽师们的头陀行传统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迅速蜕变。
三祖僧璨显然也是上承楞伽师们重践行轻讲说的传统的。
《楞伽师资记》上说他
“ 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
唯僧道信奉事璨十二年。
写器传灯，一一成就。
璨印道信了了见佛性。
语信曰：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
法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也。”
这说明楞伽师们坚信：清净解脱是实践的结果，而不是理论追求可以企及的。
据此，我们肯定了道信的禅学上承了达摩以来的重实践修证的传统。
二、道信本人的禅学主张
道信
( 579 － 651 )，
俗姓司马。
《续高僧传》上说他郡望不详。
七岁出家，虽然其师戒行不纯，但他在陈谏无效之余，颇能够严格自持。
十三岁时他前往舒州
( 今安徽潜县 )
皖公山璨禅师处。
“ 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于后住，必大弘益。”
也许这也就是指他后来得到官府的批准，正式出家，“ 附名于吉州寺 ”。
他在往南岳衡山去的路上经过江州，当地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
又经十年，他应蕲州道俗之请，渡江到了黄梅寺。
“ 具众造寺，依然山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终志
…… 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至。”
这是他一生行迹的轮廓。
据说，当初道信见僧璨时，一见面就对老师说：
“ 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璨曰：“ 谁缚汝？”
曰：“ 无人 ”。
璨曰；“ 何更求解脱乎？”
禅宗四祖道信的禅学
一、道信禅学与之前的楞伽师们的关系
我们今天讨论道信禅师，
实际上是寻求并肯定早期楞伽师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的意义。
准确地讲，
也就是总结 “ 南天竺一乘宗 ” 的禅师们奠立中国禅学的意义。
大家知道，中国的禅学如果以南宗禅为主流，
那它的成立也就在六祖慧能以后。
而这个法统的建立并为世人承认，
主要依赖了荷泽神会晚年不遗余力的奔走呼吁。
神会得到朝廷征引在八世纪中期，
安禄山的叛乱给他以效忠国家的机会。
这就体现了禅宗和尚在天下百姓倒悬时能做的政治贡献。
由于神会禅师，南宗禅从此大行于南北中国。
不过，南宗禅的精神面貌，
与早期几代宗法楞伽经的禅师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从四祖道信以前的诸师的主张看，它们已经包含了后来禅法中的要点。
但如果要寻求其间的前后一致性，毕竟还是要经过一番解释，才能建立这中间一脉相承的传统。
从达摩到弘忍的禅师们都以《楞伽经》
为本宗 “ 心要 ”。
至于楞伽经本身，它在哲学本源上突出的是如来自性清净藏。
以此为出发点和根据，该经也就主张离言说名相的妄想，要求修行者在自心上面下功夫。
他们心目中的 “ 自心 ” 也就是本然状态的诸佛之心
―― “ 佛心 ”。
用该经的话表述，“ 大乘诸度门，诸佛心第一。”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讲的
“ 南天竺一乘宗 ” 便是 “ 佛心宗 ”。
凡夫要如何发现或发明自己的本有清净心呢？
《楞伽经》中讲到了 “ 如来禅 ”，
认为它能引行者
“ 入如来圣地，行自学圣智，三种乐住 ”。
所谓三种乐住，也就是达到空、无相、无愿三种解脱境界。
在这部经中，如来禅最受倡导也最受鼓励。
在它下头，较其阶次低的还有三种：
分别叫做
“ 愚夫所行禅 ”、
“ 观察义禅 ”、
“ 攀缘如禅 ”。
三种禅定分别对治的是 “ 我执 ”、“ 法执 ”
和虽已克服我法二执而又生出的对
“ 我空 ” 与 “ 法空 ” 的执着。
这三种禅法的名称并不因为它们的具体操作方法而得名，
其命名完全出于对坐禅目标的关心。
对治的对象决定着这些禅法的名目。
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在达摩以下的诸禅师们心目中，
禅法在内容上究竟包含了哪些东西似乎是有所共识的。
即说，在基本技术层面上，禅法内容所指无需商讨，大家心知肚明。
具体的坐禅法从古印度到东土，师弟之间代代相传，只是大同小异。
总结起来，也就是眼观鼻，鼻观心之类。
印度佛教的各宗派之间，如果禅法有什么不同，那多半也就局限在理论的层面上了，
也就是说，分歧发生在关于禅的见解上，
以及如何从佛教的理论上说明这种见解主张。
菩提达摩的禅学主张便是这样紧紧地与该派所宗的《楞伽经》联系在一起。
我们想，如果把禅分为基本的两个部骤，
一是使心安宁的所谓
“ 系心一处 ” 的 “ 止 ” 的功夫，
一是在定心状态下的思惟观察的心理活动，
这后者通常称为 “ 观 ”。
则大小乘的禅法差别并不在 “ 系心 ” 的技巧上，
而主要在思惟观察的内容上。
当然后来的禅宗，尤其是南宗禅法主要强调的是世界观或真实观的转换、思想立场的转换，
已经不是古印度传统意义上的 “ 禅 ”，所以只好另当别论。
小乘佛教的禅法讲 “ 止观还净 ”，
以身受心法为对象，
也就以把握无我无常为 “ 还净 ” 的目标了。
依据他们的具体修行对象，
也就有 “ 不净观 ”
( 观察尸体分解腐败 ) 、
“ 慈悲观 ”
( 以爱护众生消除仇恨为目的 )、
“ 因缘观 ”
( 以认清无常为目的 ) ；
当然他们中也有以佛的形象为观察思考对象的，
那就已经是一种念佛观了，
因为它已经不再费神去思考诸如存在意义之类的问题了。
早期的楞伽师们本着印度的传统，重视修苦行的解脱意义，
认为异常严厉的肉体上的自我折磨具有涤罪的功能。
楞伽师们强调修禅的实践应该有严峻的生活方式
( 戒行 )
作为辅助。
在此意义上，头陀行既是宗教原则在生活中的贯彻，
也是宗教修行实践
( 坐禅 ) 的前提性原则。
从达摩到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
一方面强调了禅的技术实践的层面，
另一面也开始重视了利用佛教经典中的义理来说明禅想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传统甚至在弘忍弟子神秀、普寂那里都是坚持下来了的。
但在慧能以后，明显可以看出，
禅法中技术的层面越来越受到轻视，
结果禅的修行也就越来越规范在
“ 心理状态的以至意识层面的改变或转换 ”
这样一个框架内。
又由于过份地强调 “ 自心作佛 ”，
主张 “ 不思量、不思议 ”，
则在禅宗的末流中，
甚至连心理层面的感受体悟都可以不要，
而只凭意识层面的
—— 在佛教当中这已经属于分别虚妄的意识了，
这也是公认最易于作伪的精神层面了
—— 主观声称，自言自己当下了断，
“ 桶底脱了 ” 之类，已然成佛作祖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
道信的禅之主张贯彻着达摩以来的朴实精神，
其禅学观念从根本上把握着达摩以来楞伽师们的精髓。
而这正是东山法门的正脉。
其实达摩禅师已经预见到了：
楞伽传统务实笃行的真精神可能很快就会随禅法的流行、随禅师们对理论发挥的关注而丧失。
据《续僧传 ? 慧可传》说，
当初达摩祖师以四卷《楞伽经》授慧可时说：
“ 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但才过了五十年左右，慧可自己每每讲经之余也就在感慨了：
“ 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想！”
慧可本人是文学素养很不错的禅师，
本传说他 “ 外览坟索，内通藏典 ”，
无论中国文化、还是佛教传统，他都非常熟悉的。
他本人无游心文字的意思，
而是笃行实践，
坚持楞伽师的苦行作风。
传说中，他曾被贼人砍去一臂，几至于死，
但他 “ 初无一恨 ”，
仅仅 “ 以火烧斫处，血断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 ”。
这样看来，他对达摩的 “ 报怨行 ” 的确是认真实行了的。
他在这里的感慨，的确揭示出早期楞伽师们的头陀行传统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迅速蜕变。
三祖僧璨显然也是上承楞伽师们重践行轻讲说的传统的。
《楞伽师资记》上说他
“ 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
唯僧道信奉事璨十二年。
写器传灯，一一成就。
璨印道信了了见佛性。
语信曰：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
法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也。”
这说明楞伽师们坚信：清净解脱是实践的结果，而不是理论追求可以企及的。
据此，我们肯定了道信的禅学上承了达摩以来的重实践修证的传统。
二、道信本人的禅学主张
道信
( 579 － 651 )，
俗姓司马。
《续高僧传》上说他郡望不详。
七岁出家，虽然其师戒行不纯，但他在陈谏无效之余，颇能够严格自持。
十三岁时他前往舒州
( 今安徽潜县 )
皖公山璨禅师处。
“ 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于后住，必大弘益。”
也许这也就是指他后来得到官府的批准，正式出家，“ 附名于吉州寺 ”。
他在往南岳衡山去的路上经过江州，当地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
又经十年，他应蕲州道俗之请，渡江到了黄梅寺。
“ 具众造寺，依然山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终志
…… 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至。”
这是他一生行迹的轮廓。
据说，当初道信见僧璨时，一见面就对老师说：
“ 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璨曰：“ 谁缚汝？”
曰：“ 无人 ”。
璨曰；“ 何更求解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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