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股权激励｜方源同创咨询—华为实施股权激励的全过程（1）（没见过这么详细的）
#华为# #股权激励# 华为的股权激励一直备受民营企业的关注与模仿，今天就详细给大家分享一下，enjoy it……
1990年，华为实施股权激励有两个背景和原因：
第一：1990年华为从贸易公司，转型做自主研发。因为研发投入太大，公司的资金非常紧张。所以，要通过员工持股、用个人助业贷款的形式，进行融资，解决公司资金困难。
第二：是要垄断核心技术人才，削弱竞争对手的人才实力，但是华为付不起高工资，所以把员工应发工资的绝大部分拿出来，买成华为的股票，以此留住核心人才。
总体来说，就是要解决钱的问题+人的问题。
华为实施股权激励，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模式不一样。
1，从1990年到2000年共10年时间，开始实施全员持股，其实是一种“分红权”。
2，从2001年到2013年，用的是虚拟受限股，其实是“分红权+增值权”的模式。
3，从2013年到现在，增加TUP计划，缩小新老员工的收入差距。
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
1990年，华为的全员持股政策，有两个要点，我把它归纳为定股+定人：
先看定股，也就是说，股权激励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股票？具体是怎么约定的？华为规定，按照每股1块钱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
1990年，华为实施全员持股，虽然我说它只是一种分红权，但是当年，华为员工确实是当成实际股票来持有的，当年员工都知道，只要不离职，这里获得的股票，我就能终身享有。只不过，全员持股延续10年以后，因为政策原因，华为不得不重新调整为虚拟受限股，所以反过头来，重新明确1990年这10年，员工购买的，就只是分红股，但在当年，华为员工确实是当成实际股票来购买和持有。
所以，每股1块钱的这个价格，是相当诱人的。可以对比华为的每股净资产：1993年的时候，华为的每股净资产，是5.83元。1994年，华为的每股净资产是4.59元。1995年，每股净资产，是3.91元。但是，按照每股1块钱，把股票给员工，这个价格延续了10年，一直到2000年。
到今天，我们给企业做股权激励的时候，通常规定，员工出资购买公司股票的价格，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如果低于每股净资产做股权激励，那么，在税收方面，在企业未来IPO的时候，都会产生很多的麻烦。
所以，1990年，华为实施股权激励，其中有些条款，在今天就不适用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员工买到华为的股票以后，就开始享受公司的每年分红。股东分红，为公司每年税后利润的15%。一直到员工从华为离职，不管你是被公司辞退还是主动从公司离开，华为肯定要把员工手上的股票，再收回来。怎么收回来？华为规定，原价回购。员工你是按照每股1块钱的价格，把股票买走的，公司就再按照每股1块钱，把股票买回来，中间没有任何差价。
1990年，华为全员持股政策的第2个要点，定人，也就是股权给谁？华为规定，华为公司员工，入职1年以后可参与，以每股1元的价格，购入公司股票。此外，从1997年开始，华为与各地电信邮电系统成立的合资公司员工，也享有认购资格。
华为员工拿到股权的程序，大致如下：
第1，每年，员工拿着现金，到华为的“资金事业部”登记购买，1块钱买1股。
第2，公司要求员工在一份文件上签名，但文件只有1份，签完名后立即被公司收回。员工在这张纸上签字，是购买股权的一个必然程序，不签就没有股权。
第3，员工交完购股款后，并不会拿到通常意义上的持股凭证。每位员工具体的持股数，都由公司备案存档。员工只允许从“股权登记名册”上，抄下来自己的股权数。
华为也曾发过股权凭证，分别是在1995年和1996年。华为给当时的员工，发了“员工股金情况书”，上面记载着工号、姓名、拥有股金数目等内容，盖的公章是“华为资金计划部”和“资金部”。但此后，华为就再也没有发过任何持股凭证。
这样操作全员持股，一直到1997年，华为公司的股权结构就变成这样：华为技术公司，有688名员工拿到华为的股票。
另外，华为新技术公司，有299名员工拿到华为的股票。华为新技术公司，这299人，基本都是，华为跟各地邮电系统成立的合资公司的股东。
而且，像刚才讲的那样，因为持股不规范，员工持有的股份，并没有在工商登记，公司也基本没给员工股权凭证，只有公司内部的备案存档。所以，员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权力。
图片
1997年以后，因为持股人数太多，为了方便管理，华为决定：华为技术公司+华为新技术公司，这两家公司员工持有的华为股份，分别由工会来集中托管。由工会代替股东，行使表决权。就跟今天，企业做股权激励，一定会成立一家员工持股平台一样。
再到2000年，我之前讲过，国家抓的也严了，为了避嫌，邮电系统纷纷退出华为的持股。所以，在股权结构上，华为公司工会+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就合并起来。
另外，在这1年，华为公司决定，将任正非持有的1.07%华为股票，单独在工商局注册登记。一步步，就形成了今天现在的持股结构。
华为在这第1个阶段，实施全员持股，效果怎么样呢？最主要，是两个效果：
第1，解决了“动力问题”。
任正非有句名言：“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成人才”。华为实施全员持股，员工购买股票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1992~1996年都高达100%，1997年~2000年为70%，也就是说，每股1块钱的股票投资成本，每年都能分到7毛钱。差不多1年回本，以后都是纯赚的。
之后，逐渐递减到2002年20%的投资回报率，华为每年都发1次红利。
因为早年，华为的员工都是股东，也就是说，都是在为自己工作。员工购买公司股票以后，如果想要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率，公司就必须要有高额的利润。公司怎么才能有高额的利润呢？员工作为股东，就必须要玩命的干活。
所以，华为倡导的是狼性文化。有个故事非常形象。说曾经有位日本专家，第一天入职华为，就很严肃地声明，说他是个工作狂，经常加班。所以在和大家共事的时候，会占用大家大量非工作时间，请大家配合工作！说完，深鞠一躬。
结果，3个月后，日本专家辞职了，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这样加班，是不人道的！”所以说，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艰苦奋斗。
用全员持股，用这种“利出一孔”的激励方式，直接刺激了员工的奋斗精神，支撑了华为的高速增长。
第2，华为用全员持股，解决了“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华为做全员持股，模式一般是这样的：
比如，第1年，华为给员工10万股股票，按照每股1块钱的价格，员工需要出资10万元。
第2年，假设有50%的投资回报率，那么，在年底，员工持有的10万股股票，可以获得5万块的分红。
这个时候，如果员工把本金10万元和分红5万元一并拿走，华为的现金流肯定吃紧；但公司告诉你，根据你的业绩，今年再给你配20万股，需要你另外再出资20万元，你干不干？
你一想，高达50%的投资回报率，就再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还把自己的奖金+工资都搭进去，甚至华为还帮你从银行贷款，于是，又投入公司20万元。这个时候，加上第1年持有的10万股股票，手上累计持有华为股票30万股。
再说了，华为分配给员工的内部股票，不买都不行，不买，就意味着，和公司不是一条心，会影响到下一步的升职、加薪。
第3年，如果再有50%的投资回报率，在年底又可以拿到15万元的分红，但公司又告诉你，再给你配40万股，你干不干？如此往复。
一般情况下，华为每年，在3月份给员工分红，过2个月到5月份，就开始新一轮的配股。所以，员工到手的钱，还没在手里捂热呢，就又要交回去购买股票。最后，华为每个员工手上，都是一堆股票，没有现金。
所以，华为采取“全员持股”，一方面，实现了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解决了“钱的问题”，降低了公司的现金流风险。
另一方面，又把人才留在华为公司，解决了“人的问题”，因为员工的钱留在了公司。往往他的钱在哪里，人就会在哪里。借此，稳定了华为的核心团队。
但是，1990年，华为实施全员持股，也并不是十全十美，还存在瑕疵和隐患：因为这一个阶段的全员持股，对股权实股、虚股的界定模糊，就为后续的法律纠纷埋下了伏笔。
我刚才讲过，如果员工从华为离职，华为肯定要把员工手上的股票，再收回来。怎么收回来？原价回购。员工是按照每股1块钱的价格，把股票买走的，公司就再按照每股1块钱，把股票买回来，中间没有任何差价。
这种股票回购模式，给华为带来一场诉讼。
2003年，华为的两位资深员工——刘平和黄灿，将华为告上法庭。原因之一就是，华为以每股1元的价格，而不是以每股净资产价格回购股票。但是，这2位员工认为，他们应该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享有股权的增值。
但是最终，深圳市中院和广东省高院，判两位员工败诉。因为，广东省高院认为：在工会这种持股架构下面，员工不是华为公司的股东，工会才是股东。
虽然员工在华为工会的持股数量，在华为内部都有登记和存档。但是，工会只是一种社团法人，而在社团法人里面，没有股权关系，只有劳动合同关系。所以，华为内部的登记材料，只能作为参考，没有充分的法律效力。
这样的判决，就意味着：华为员工，通过全员持股拿到的股票，跟工商登记的股票不同，华为员工，通过全员持股拿到股票，享有的，只是分红权，而非股权。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从1990年到2000年共10年时间，是华为实施股权激励的第一个阶段，用的是“分红权”模式。那第二个阶段是怎么开展的呢，明天给大家分享～有更多股权激励、股权设计、合伙人制、薪酬绩效设计等相关问题欢迎咨询方源同创，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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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华为实施股权激励有两个背景和原因：
第一：1990年华为从贸易公司，转型做自主研发。因为研发投入太大，公司的资金非常紧张。所以，要通过员工持股、用个人助业贷款的形式，进行融资，解决公司资金困难。
第二：是要垄断核心技术人才，削弱竞争对手的人才实力，但是华为付不起高工资，所以把员工应发工资的绝大部分拿出来，买成华为的股票，以此留住核心人才。
总体来说，就是要解决钱的问题+人的问题。
华为实施股权激励，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模式不一样。
1，从1990年到2000年共10年时间，开始实施全员持股，其实是一种“分红权”。
2，从2001年到2013年，用的是虚拟受限股，其实是“分红权+增值权”的模式。
3，从2013年到现在，增加TUP计划，缩小新老员工的收入差距。
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
1990年，华为的全员持股政策，有两个要点，我把它归纳为定股+定人：
先看定股，也就是说，股权激励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股票？具体是怎么约定的？华为规定，按照每股1块钱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
1990年，华为实施全员持股，虽然我说它只是一种分红权，但是当年，华为员工确实是当成实际股票来持有的，当年员工都知道，只要不离职，这里获得的股票，我就能终身享有。只不过，全员持股延续10年以后，因为政策原因，华为不得不重新调整为虚拟受限股，所以反过头来，重新明确1990年这10年，员工购买的，就只是分红股，但在当年，华为员工确实是当成实际股票来购买和持有。
所以，每股1块钱的这个价格，是相当诱人的。可以对比华为的每股净资产：1993年的时候，华为的每股净资产，是5.83元。1994年，华为的每股净资产是4.59元。1995年，每股净资产，是3.91元。但是，按照每股1块钱，把股票给员工，这个价格延续了10年，一直到2000年。
到今天，我们给企业做股权激励的时候，通常规定，员工出资购买公司股票的价格，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如果低于每股净资产做股权激励，那么，在税收方面，在企业未来IPO的时候，都会产生很多的麻烦。
所以，1990年，华为实施股权激励，其中有些条款，在今天就不适用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员工买到华为的股票以后，就开始享受公司的每年分红。股东分红，为公司每年税后利润的15%。一直到员工从华为离职，不管你是被公司辞退还是主动从公司离开，华为肯定要把员工手上的股票，再收回来。怎么收回来？华为规定，原价回购。员工你是按照每股1块钱的价格，把股票买走的，公司就再按照每股1块钱，把股票买回来，中间没有任何差价。
1990年，华为全员持股政策的第2个要点，定人，也就是股权给谁？华为规定，华为公司员工，入职1年以后可参与，以每股1元的价格，购入公司股票。此外，从1997年开始，华为与各地电信邮电系统成立的合资公司员工，也享有认购资格。
华为员工拿到股权的程序，大致如下：
第1，每年，员工拿着现金，到华为的“资金事业部”登记购买，1块钱买1股。
第2，公司要求员工在一份文件上签名，但文件只有1份，签完名后立即被公司收回。员工在这张纸上签字，是购买股权的一个必然程序，不签就没有股权。
第3，员工交完购股款后，并不会拿到通常意义上的持股凭证。每位员工具体的持股数，都由公司备案存档。员工只允许从“股权登记名册”上，抄下来自己的股权数。
华为也曾发过股权凭证，分别是在1995年和1996年。华为给当时的员工，发了“员工股金情况书”，上面记载着工号、姓名、拥有股金数目等内容，盖的公章是“华为资金计划部”和“资金部”。但此后，华为就再也没有发过任何持股凭证。
这样操作全员持股，一直到1997年，华为公司的股权结构就变成这样：华为技术公司，有688名员工拿到华为的股票。
另外，华为新技术公司，有299名员工拿到华为的股票。华为新技术公司，这299人，基本都是，华为跟各地邮电系统成立的合资公司的股东。
而且，像刚才讲的那样，因为持股不规范，员工持有的股份，并没有在工商登记，公司也基本没给员工股权凭证，只有公司内部的备案存档。所以，员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权力。
图片
1997年以后，因为持股人数太多，为了方便管理，华为决定：华为技术公司+华为新技术公司，这两家公司员工持有的华为股份，分别由工会来集中托管。由工会代替股东，行使表决权。就跟今天，企业做股权激励，一定会成立一家员工持股平台一样。
再到2000年，我之前讲过，国家抓的也严了，为了避嫌，邮电系统纷纷退出华为的持股。所以，在股权结构上，华为公司工会+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就合并起来。
另外，在这1年，华为公司决定，将任正非持有的1.07%华为股票，单独在工商局注册登记。一步步，就形成了今天现在的持股结构。
华为在这第1个阶段，实施全员持股，效果怎么样呢？最主要，是两个效果：
第1，解决了“动力问题”。
任正非有句名言：“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成人才”。华为实施全员持股，员工购买股票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1992~1996年都高达100%，1997年~2000年为70%，也就是说，每股1块钱的股票投资成本，每年都能分到7毛钱。差不多1年回本，以后都是纯赚的。
之后，逐渐递减到2002年20%的投资回报率，华为每年都发1次红利。
因为早年，华为的员工都是股东，也就是说，都是在为自己工作。员工购买公司股票以后，如果想要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率，公司就必须要有高额的利润。公司怎么才能有高额的利润呢？员工作为股东，就必须要玩命的干活。
所以，华为倡导的是狼性文化。有个故事非常形象。说曾经有位日本专家，第一天入职华为，就很严肃地声明，说他是个工作狂，经常加班。所以在和大家共事的时候，会占用大家大量非工作时间，请大家配合工作！说完，深鞠一躬。
结果，3个月后，日本专家辞职了，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这样加班，是不人道的！”所以说，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艰苦奋斗。
用全员持股，用这种“利出一孔”的激励方式，直接刺激了员工的奋斗精神，支撑了华为的高速增长。
第2，华为用全员持股，解决了“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华为做全员持股，模式一般是这样的：
比如，第1年，华为给员工10万股股票，按照每股1块钱的价格，员工需要出资10万元。
第2年，假设有50%的投资回报率，那么，在年底，员工持有的10万股股票，可以获得5万块的分红。
这个时候，如果员工把本金10万元和分红5万元一并拿走，华为的现金流肯定吃紧；但公司告诉你，根据你的业绩，今年再给你配20万股，需要你另外再出资20万元，你干不干？
你一想，高达50%的投资回报率，就再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还把自己的奖金+工资都搭进去，甚至华为还帮你从银行贷款，于是，又投入公司20万元。这个时候，加上第1年持有的10万股股票，手上累计持有华为股票30万股。
再说了，华为分配给员工的内部股票，不买都不行，不买，就意味着，和公司不是一条心，会影响到下一步的升职、加薪。
第3年，如果再有50%的投资回报率，在年底又可以拿到15万元的分红，但公司又告诉你，再给你配40万股，你干不干？如此往复。
一般情况下，华为每年，在3月份给员工分红，过2个月到5月份，就开始新一轮的配股。所以，员工到手的钱，还没在手里捂热呢，就又要交回去购买股票。最后，华为每个员工手上，都是一堆股票，没有现金。
所以，华为采取“全员持股”，一方面，实现了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解决了“钱的问题”，降低了公司的现金流风险。
另一方面，又把人才留在华为公司，解决了“人的问题”，因为员工的钱留在了公司。往往他的钱在哪里，人就会在哪里。借此，稳定了华为的核心团队。
但是，1990年，华为实施全员持股，也并不是十全十美，还存在瑕疵和隐患：因为这一个阶段的全员持股，对股权实股、虚股的界定模糊，就为后续的法律纠纷埋下了伏笔。
我刚才讲过，如果员工从华为离职，华为肯定要把员工手上的股票，再收回来。怎么收回来？原价回购。员工是按照每股1块钱的价格，把股票买走的，公司就再按照每股1块钱，把股票买回来，中间没有任何差价。
这种股票回购模式，给华为带来一场诉讼。
2003年，华为的两位资深员工——刘平和黄灿，将华为告上法庭。原因之一就是，华为以每股1元的价格，而不是以每股净资产价格回购股票。但是，这2位员工认为，他们应该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享有股权的增值。
但是最终，深圳市中院和广东省高院，判两位员工败诉。因为，广东省高院认为：在工会这种持股架构下面，员工不是华为公司的股东，工会才是股东。
虽然员工在华为工会的持股数量，在华为内部都有登记和存档。但是，工会只是一种社团法人，而在社团法人里面，没有股权关系，只有劳动合同关系。所以，华为内部的登记材料，只能作为参考，没有充分的法律效力。
这样的判决，就意味着：华为员工，通过全员持股拿到的股票，跟工商登记的股票不同，华为员工，通过全员持股拿到股票，享有的，只是分红权，而非股权。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从1990年到2000年共10年时间，是华为实施股权激励的第一个阶段，用的是“分红权”模式。那第二个阶段是怎么开展的呢，明天给大家分享～有更多股权激励、股权设计、合伙人制、薪酬绩效设计等相关问题欢迎咨询方源同创，感谢大家！
【90后尘肺病男孩的换双肺之路】“我从来没有想过，还能有第二次生命。”1993年出生的竹安今年才27岁，但也是一个有4年尘肺病史的患者。
竹安从事石材加工多年，四年前因胸闷气喘在当地诊断为“尘肺”。2020年12月，竹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接受双肺移植手术后，移植肺正常发挥功能。
1月5日上午，竹安出院。在和医护人员分别前，竹安紧紧握着主刀医生林慧庆的手，眼睛里写满想说的话，最后只说了句：我会好好活着。
[话筒] 23岁：诊断为“尘肺”
竹安1993年出生，四年前，他才23岁。
在诊断为“尘肺”之前，他一直从事石材加工工作。“没有想过这么年轻我会出现呼吸困难。”
2017年上半年的一个早晨，竹安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下班。可当天下班回家后，在爬楼时，明显感觉到身体出现呼吸困难。
“最先出现的是咳嗽，上楼爬楼梯喘气严重，当时以为是普通感冒，就没在意。四五天之后，明显感觉喘气不只是爬楼梯时出现，我们想着年纪轻轻，也不应该反复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就前往当地医院检查。”竹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竹安说，刚开始去了离家近的两家县级医院，因胸闷气喘在当地诊断为“尘肺”，被给予间断吸氧支持治疗。
“尘肺病人患者群体一般倾向两种，一种是挖煤矿的，一种是做石材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林慧庆教授告诉记者，由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长期吸入含游离二氧化硅粉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瘢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影响尘肺病发病的因素有吸入粉尘的浓度、环境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在粉尘环境下工作时间的长度、工作时的防护措施以及个体素质等。林慧庆解释，尘肺病患者常伴随胸闷、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患者病情严重的时候需要借助无创/有创呼吸机才能完成呼吸，同时心功能受损，患者无法平躺、睡觉都要端坐着。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症状日益严重，最后几乎可能丧失劳动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病例95万余例，其中尘肺85万余例，占比89.8%，主要是矽肺和煤工尘肺。而在这组统计数据中，不包括大部分的农民工。根据大爱清尘近8年实地走访28个省区调研发现，我国尘肺病数量存在严重被“低估”的情况，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差距很大，比例往往在10倍、20倍以上，以此预估，实际尘肺病患者最少有600万以上。
“我当时对‘尘肺病’的了解并不多，也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竹安告诉记者。
确诊为尘肺病后，竹安辞去了之前自己做的石材加工行业，决定在家好好恢复一段时间。“我患有尘肺病，与我的工作性质、我的安全卫生意识有一定的关系，我想着，不能再继续做了，要远离一段时间。”
在前两年，2018年、2019年期间，竹安的病情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竹安也尝试做过水电工、开过滴滴等工作，因为身体原因，一般是做几个月，休息一段时间，他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
[话筒] 2020年：医生说能换双肺，我心里有了盼头
2020年以来，竹安胸闷加剧、呼吸困难，稍一活动就气促不已，发展到无法脱离氧气来维持正常呼吸的地步，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竹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患有的“尘肺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
“病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了疫情，又不得不去医院。”竹安回忆起那段日子非常感慨，后来为了前往医院，竹安隔离十五天后，才开始住院检查。
2020年4月8日，武汉刚刚解封，被窒息感折磨得难以忍受的竹安，迫不及待从家乡赶到武汉求医。
“4月20日，我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林慧庆教授专家门诊求医，不巧的是，她正在为湖北首例新冠肺炎终末期患者实施肺移植手术。”遗憾没有见到医生本人的竹安，在林慧庆手术间隙，和她进行了视频通话，表达对自由呼吸的强烈向往。
经过检查，竹安被确诊为肺部不可逆纤维化，肺移植是这个年轻的生命延续下去的唯一手段。“从我认识林医生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她就是我的希望。”竹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之前也不明白还可以换肺，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有一个盼头。”
通过肺移植评估后，竹安加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等待名单。“因为我也有一些和我一样患有尘肺病的病友，我是通过他们知道有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在他们的介绍与帮助下，我也成功加入了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等待名单。”
那段时间，除了在家里待着，就是在医院待着。“一般在医院住院一个星期左右，再在家里待一个月左右，一直维持着这个状态。”
“我当时觉得这虽然是一个机会，但机会渺茫，只希望奇迹的到来。”竹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根据《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2018)》，74.9%的尘肺病农民工不能外出劳动，甚至有25.3%的人连家务活都不能干。这导致绝大多数尘肺病农民工没有存款，74.6%的农民工有欠债。16.4%的尘肺病患者子女因其患病而辍学。《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尘肺病位列我国职业病之首，占比近九成，被称为职业病“头号杀手”。
2019年7月11日，国家卫健委等10部委联合发布《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其中指出要完善法规标准。研究完善《尘肺病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健全高危粉尘等特殊作业管理以及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等制度。
林慧庆解释，尘肺病的防治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尘肺病的治疗中，健康管理与药物治疗同样重要，现实中大多数患者的病情虽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但却由于缺乏完善的跟踪管理而导致身体难以完全康复。
《职业病危害预防、防护措施》中要求，施工现场在进行石材切割加工、建筑物拆除等有大量粉尘作业时，应配备行之有效的降尘设施和设备，对施工地点和施工机械进行降尘。然而，《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2018)》显示，在北京、贵州等地调研发现，81.9%尘肺病农民工在两个及以上单位从事过高粉尘工作，而落实职业病危害相关管理措施的私企只占69%左右。
“竹安中间病情有反复或加重的时候，他很信任我，在当地医院给我打电话沟通病情，如当地医院给他放胸管，到底是放还是不放？都会与我沟通。”林慧庆告诉记者，“我们也会及时看着分配系统，我告诉他如果有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他对我们的信任度非常高，我们沟通也是比较顺畅的，他也很有耐心的去等。”
[话筒] 成功双肺移植：摘除的肺像硬石头
2020年12月19日凌晨，一例脑死亡患者捐献的肺源与竹安匹配成功。
“当时震惊了，本来没抱太大希望，但命运也奇迹般地向我张开了双手。”竹安谈起自己听到有合适肺源的时候。“住院期间，夫人一直照顾我，我的家人也一直鼓励着我。”
12月19日下午，林慧庆教授团队进行了双肺移植手术。林慧庆解释，“考虑到长期肺纤维化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和心肺功能不稳定，为确保手术安全和平稳过渡，我们决定在VV-ECMO辅助下实施手术，在ECMO的支持下，先后成功移植了左肺和右肺。”
“整个手术过程一定要步步为营，患者的情况要时刻关注。移植团队每位医护人员都需要精心地呵护每一位患者。”林慧庆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顺利完成手术后，竹安仅1天时间就拔除了ECMO，48小时后完全撤离呼吸机。术后第3天，为恢复他的自主咳痰能力，尽早支持其肺复张，医生为他吸痰清理气道，有效降低了后期肺部感染几率。
林慧庆回忆，在术后第6天，竹安即可间断脱氧，进行行走训练；复查胸部CT显示，他的双肺已恢复良好，氧合指数居于正常水平。但由于术前消耗较大，营养不足，竹安身高一米七、体重仅44公斤，闯过术后感染关后，竹安的后期康复还有一段路要走。
“尘肺导致的肺纤维化，是肺移植的重要适应症。但像竹安这种异常年轻的尘肺病人极为罕见。这应该与他从事石材加工时，没有做好安全防护高度相关。手术中我们摘除下来他原先的肺，已经硬邦邦像石头一样，解剖切面全是乳白色微小的石头颗粒。”
“目前，肺移植快速康复理念已经实施，肺移植受者已经达到了和普胸外科手术一样，两周左右即可出院。我国的肺移植后续的发展，我觉得会在儿童肺移植和心肺移植方面得到突破和发展。”林慧庆说。
据国家卫健委2017年公布的数据，如今中国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约有173家，其中具有肺移植资质的医院仅有30家左右。
每年我国约30万人在移植等待的名单中，但仅1万多人能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供需比例为1：30)。林慧庆提醒，由于等待供体的时间无法确定，有肺移植意愿的病人，需尽早到医院就诊评估身体状况，尽早进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等待名单。
“手术前我还有点害怕。但当林医生和我说放心的时候，我仅有的一点害怕也没有了。”竹安称，“我很幸运，遇到的团队医生都是历经过抗疫考验的，尤其是他们携手完成了湖北省第一例新冠肺炎终末期肺移植手术，他们的专业和爱心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今年1月5日，竹安出院。“我终于也可以畅快呼吸了，我会听从医嘱，定期复查，现在先好好养身体。我的女儿已经满十个月了，我想慢慢地陪着她长大。”
竹安经历了痛疼折磨，受了很多苦，但他告诉记者：“没有什么比重生更重要的事了，之前所受的那些疼痛都是可以忽略的。”（健康时报记者 孔天骄）（受访者供图）
竹安从事石材加工多年，四年前因胸闷气喘在当地诊断为“尘肺”。2020年12月，竹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接受双肺移植手术后，移植肺正常发挥功能。
1月5日上午，竹安出院。在和医护人员分别前，竹安紧紧握着主刀医生林慧庆的手，眼睛里写满想说的话，最后只说了句：我会好好活着。
[话筒] 23岁：诊断为“尘肺”
竹安1993年出生，四年前，他才23岁。
在诊断为“尘肺”之前，他一直从事石材加工工作。“没有想过这么年轻我会出现呼吸困难。”
2017年上半年的一个早晨，竹安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下班。可当天下班回家后，在爬楼时，明显感觉到身体出现呼吸困难。
“最先出现的是咳嗽，上楼爬楼梯喘气严重，当时以为是普通感冒，就没在意。四五天之后，明显感觉喘气不只是爬楼梯时出现，我们想着年纪轻轻，也不应该反复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就前往当地医院检查。”竹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竹安说，刚开始去了离家近的两家县级医院，因胸闷气喘在当地诊断为“尘肺”，被给予间断吸氧支持治疗。
“尘肺病人患者群体一般倾向两种，一种是挖煤矿的，一种是做石材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林慧庆教授告诉记者，由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长期吸入含游离二氧化硅粉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瘢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影响尘肺病发病的因素有吸入粉尘的浓度、环境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在粉尘环境下工作时间的长度、工作时的防护措施以及个体素质等。林慧庆解释，尘肺病患者常伴随胸闷、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患者病情严重的时候需要借助无创/有创呼吸机才能完成呼吸，同时心功能受损，患者无法平躺、睡觉都要端坐着。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症状日益严重，最后几乎可能丧失劳动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病例95万余例，其中尘肺85万余例，占比89.8%，主要是矽肺和煤工尘肺。而在这组统计数据中，不包括大部分的农民工。根据大爱清尘近8年实地走访28个省区调研发现，我国尘肺病数量存在严重被“低估”的情况，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差距很大，比例往往在10倍、20倍以上，以此预估，实际尘肺病患者最少有600万以上。
“我当时对‘尘肺病’的了解并不多，也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竹安告诉记者。
确诊为尘肺病后，竹安辞去了之前自己做的石材加工行业，决定在家好好恢复一段时间。“我患有尘肺病，与我的工作性质、我的安全卫生意识有一定的关系，我想着，不能再继续做了，要远离一段时间。”
在前两年，2018年、2019年期间，竹安的病情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竹安也尝试做过水电工、开过滴滴等工作，因为身体原因，一般是做几个月，休息一段时间，他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
[话筒] 2020年：医生说能换双肺，我心里有了盼头
2020年以来，竹安胸闷加剧、呼吸困难，稍一活动就气促不已，发展到无法脱离氧气来维持正常呼吸的地步，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竹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患有的“尘肺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
“病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了疫情，又不得不去医院。”竹安回忆起那段日子非常感慨，后来为了前往医院，竹安隔离十五天后，才开始住院检查。
2020年4月8日，武汉刚刚解封，被窒息感折磨得难以忍受的竹安，迫不及待从家乡赶到武汉求医。
“4月20日，我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林慧庆教授专家门诊求医，不巧的是，她正在为湖北首例新冠肺炎终末期患者实施肺移植手术。”遗憾没有见到医生本人的竹安，在林慧庆手术间隙，和她进行了视频通话，表达对自由呼吸的强烈向往。
经过检查，竹安被确诊为肺部不可逆纤维化，肺移植是这个年轻的生命延续下去的唯一手段。“从我认识林医生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她就是我的希望。”竹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之前也不明白还可以换肺，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有一个盼头。”
通过肺移植评估后，竹安加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等待名单。“因为我也有一些和我一样患有尘肺病的病友，我是通过他们知道有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在他们的介绍与帮助下，我也成功加入了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等待名单。”
那段时间，除了在家里待着，就是在医院待着。“一般在医院住院一个星期左右，再在家里待一个月左右，一直维持着这个状态。”
“我当时觉得这虽然是一个机会，但机会渺茫，只希望奇迹的到来。”竹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根据《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2018)》，74.9%的尘肺病农民工不能外出劳动，甚至有25.3%的人连家务活都不能干。这导致绝大多数尘肺病农民工没有存款，74.6%的农民工有欠债。16.4%的尘肺病患者子女因其患病而辍学。《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尘肺病位列我国职业病之首，占比近九成，被称为职业病“头号杀手”。
2019年7月11日，国家卫健委等10部委联合发布《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其中指出要完善法规标准。研究完善《尘肺病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健全高危粉尘等特殊作业管理以及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等制度。
林慧庆解释，尘肺病的防治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尘肺病的治疗中，健康管理与药物治疗同样重要，现实中大多数患者的病情虽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但却由于缺乏完善的跟踪管理而导致身体难以完全康复。
《职业病危害预防、防护措施》中要求，施工现场在进行石材切割加工、建筑物拆除等有大量粉尘作业时，应配备行之有效的降尘设施和设备，对施工地点和施工机械进行降尘。然而，《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2018)》显示，在北京、贵州等地调研发现，81.9%尘肺病农民工在两个及以上单位从事过高粉尘工作，而落实职业病危害相关管理措施的私企只占69%左右。
“竹安中间病情有反复或加重的时候，他很信任我，在当地医院给我打电话沟通病情，如当地医院给他放胸管，到底是放还是不放？都会与我沟通。”林慧庆告诉记者，“我们也会及时看着分配系统，我告诉他如果有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他对我们的信任度非常高，我们沟通也是比较顺畅的，他也很有耐心的去等。”
[话筒] 成功双肺移植：摘除的肺像硬石头
2020年12月19日凌晨，一例脑死亡患者捐献的肺源与竹安匹配成功。
“当时震惊了，本来没抱太大希望，但命运也奇迹般地向我张开了双手。”竹安谈起自己听到有合适肺源的时候。“住院期间，夫人一直照顾我，我的家人也一直鼓励着我。”
12月19日下午，林慧庆教授团队进行了双肺移植手术。林慧庆解释，“考虑到长期肺纤维化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和心肺功能不稳定，为确保手术安全和平稳过渡，我们决定在VV-ECMO辅助下实施手术，在ECMO的支持下，先后成功移植了左肺和右肺。”
“整个手术过程一定要步步为营，患者的情况要时刻关注。移植团队每位医护人员都需要精心地呵护每一位患者。”林慧庆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顺利完成手术后，竹安仅1天时间就拔除了ECMO，48小时后完全撤离呼吸机。术后第3天，为恢复他的自主咳痰能力，尽早支持其肺复张，医生为他吸痰清理气道，有效降低了后期肺部感染几率。
林慧庆回忆，在术后第6天，竹安即可间断脱氧，进行行走训练；复查胸部CT显示，他的双肺已恢复良好，氧合指数居于正常水平。但由于术前消耗较大，营养不足，竹安身高一米七、体重仅44公斤，闯过术后感染关后，竹安的后期康复还有一段路要走。
“尘肺导致的肺纤维化，是肺移植的重要适应症。但像竹安这种异常年轻的尘肺病人极为罕见。这应该与他从事石材加工时，没有做好安全防护高度相关。手术中我们摘除下来他原先的肺，已经硬邦邦像石头一样，解剖切面全是乳白色微小的石头颗粒。”
“目前，肺移植快速康复理念已经实施，肺移植受者已经达到了和普胸外科手术一样，两周左右即可出院。我国的肺移植后续的发展，我觉得会在儿童肺移植和心肺移植方面得到突破和发展。”林慧庆说。
据国家卫健委2017年公布的数据，如今中国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约有173家，其中具有肺移植资质的医院仅有30家左右。
每年我国约30万人在移植等待的名单中，但仅1万多人能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供需比例为1：30)。林慧庆提醒，由于等待供体的时间无法确定，有肺移植意愿的病人，需尽早到医院就诊评估身体状况，尽早进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等待名单。
“手术前我还有点害怕。但当林医生和我说放心的时候，我仅有的一点害怕也没有了。”竹安称，“我很幸运，遇到的团队医生都是历经过抗疫考验的，尤其是他们携手完成了湖北省第一例新冠肺炎终末期肺移植手术，他们的专业和爱心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今年1月5日，竹安出院。“我终于也可以畅快呼吸了，我会听从医嘱，定期复查，现在先好好养身体。我的女儿已经满十个月了，我想慢慢地陪着她长大。”
竹安经历了痛疼折磨，受了很多苦，但他告诉记者：“没有什么比重生更重要的事了，之前所受的那些疼痛都是可以忽略的。”（健康时报记者 孔天骄）（受访者供图）
「党建引领促发展 体制机制创动能——南京浦口经开区全省排名跃升第二」
2019年，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在全省118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含27家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21位，超越了8个国家级经开区，在全省91家省级开发区中排名第2位，获评环球总评榜2019中国（区域）最具投资价值园区。
近年来，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始终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聚焦主责主业，紧紧围绕推动园区工作来谋划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与园区工作相结合，统筹推进园区党建和业务工作“双提升”。当前，浦口经济开发区正处于创新提档领发展的新阶段，以台积电、上汽依维柯等龙头企业为引领，已汇聚300多家企业。开发区党工委积极构建“党建+”工作模式，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党的工作触角伸入每个企业、深入每名党员，以党建筑牢服务基石，广泛凝聚基层力量，不断激发园区发展活力。党建指导员队伍深入园区落地企业进行多次摸底排查，“点对点”指导、“精细化”排查，目前园区已成立6个国有企业党组织和24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共有党员700多名，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质效明显提升。
在夯实基层组织工作的同时，浦口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全面“瘦身强体”激发发展活力。2019年以来，浦口经济开发区以“去行政化”改革为主线，以赋能经济发展为核心，有步骤地进行管委会“瘦身”、全员聘用、公司市场化运营、招商服务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通过精简优化机构，剥离社会职能，进一步加强政策引领，聚焦主业主责，不断释放园区活力和发展空间，为园区打造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新旧动能转换的引领区和先进制造业的聚集区提供有力支撑。
塑身体制机制，“小机构大服务”凝聚发展合力
为了稳步实施“去行政化”改革，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以政企分离为切入点，推动职能配置实现“两剥离、一加强”，园区党工委、管委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南京浦口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聚焦主业“轻装上阵”，推行市场化运营。
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进一步理顺职责分工、构建职能界限，构建权责清晰、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推动以“小机构、大服务”为目标的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管委会部门由23个精简为6个，主责主业部门占比近70%，并明确管委会领导层、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三级“扁平化”管理框架，最大限度减少管理层级，实现机构精简、工作高效，真正以权力的“减法”、服务的“加法”激发结果的“乘法”。
KPI个性考核，构建高效灵活人才管理模式
专业、精准的服务离不开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人才队伍。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在推行“全员聘任制”改革过程中，构建人岗相适、人尽其才的岗位人事体系。按照“总量控制、因事设岗、以岗定人、精干高效”原则，推动干部“满负荷”运转，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层干部岗位采取重新竞聘、“双向选择”，通过个人自荐与组织选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岗位优化调整；其他岗位面向园区和区内机关、事业单位、区属国有企业公开遴选，吸引经济、科技、金融、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来园区工作。
此外，为了真正打破行政事业、编制内外、资历辈分界限，园区对所有人员实行档案封存、岗位聘任、合同管理的无差别人力资源管理，推动干部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同步构建与“全员聘任制”相衔接，部门考核与个人考核、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实行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彻底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全面激发广大干部的干事创业活力，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轨道迈进的步伐。
打破传统思维，精准服务加速重大项目落地
2019年，以全市“招商突破年”为契机，浦口经济开发区率先启动招商条口体制机制试点改革，以小而精、精而优的“招商中心+招商小组”模式替代过去“大锅饭”式的招商组团。今年年初，随着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进一步通过全员竞聘进行招商中心扩组，再一次打破对身份、年龄、资历等限制，提升招商团队号召力、凝聚力。
面对今年疫情席卷全球、经济下行等不利因素。招商团队不负众望、逆势前行，截至目前完成亿元以上项目签约160余个，总投资超1000亿元。去年开放型经济更是突破7.7亿美元，单项指标在118家省级以上开发区中位列第2，不断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骄人成绩的取得，来源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创新。此外，浦口经济开发区充分利用台积电晶圆制造服务联盟、南京（浦口）集成电路产业促进中心、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等行业服务平台，改变企业上门办理业务的传统方式，主动提供主导产业“全链条式”服务，创新打造“平台+技术”“专家+管家”“一站式代办”“金牌系列”等服务品牌，全流程、精准化服务企业建设达产。
聚焦主责主业，持续向千亿级主导产业发力
将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工作与“招商突破年”“企业服务年”的发展任务、“争先进位”的发展目标有机结合，深耕集成电路、高端交通装备两大主导产业，不断打开发展新局面。
在集成电路领域，以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台积电以及全国第二、全球第六的封装企业天水华天为引领，集聚上下游企业240余家，占南京市的1/4。形成“设计环节有集聚、制造环节有龙头、封测环节有影响、配套环节有支撑”的产业链闭环。2018、2019年产业实现营收分别增长400%、161%，产值占到南京全市的1/3。今年，新签约亿元以上集成电路项目80个以上，实现产值同比增长超过100%。先后创成江苏省集成电路先进制造业基地、江苏省特色创新（集成电路）示范园区。
另一主导产业高端交通装备更是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天航空细分领域“开枝散叶”。新能源汽车以依维柯为龙头，实现整车厂落户；作为“江苏省轨道交通特色产业基地”，吸引落户中车、金正奇等轨道交通装备企业60余家；今年，总投资200亿元亚太航空飞机拆解项目也落户于此。
乘着改革发展的东风，浦口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不断解放思想，切实发挥好党建引领保障发展作用，将体制机制改革走实走深，重塑开发园区制度优势，激发经济活力，凸显发展张力，抢抓高质量发展大势，加速打造千亿级体量产业，为打造“地标性产业高地”、长江经济带南京浦口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创造“新引擎”，力争早日跻身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行列。
许媛媛 秦泽华
2019年，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在全省118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含27家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21位，超越了8个国家级经开区，在全省91家省级开发区中排名第2位，获评环球总评榜2019中国（区域）最具投资价值园区。
近年来，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始终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聚焦主责主业，紧紧围绕推动园区工作来谋划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与园区工作相结合，统筹推进园区党建和业务工作“双提升”。当前，浦口经济开发区正处于创新提档领发展的新阶段，以台积电、上汽依维柯等龙头企业为引领，已汇聚300多家企业。开发区党工委积极构建“党建+”工作模式，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党的工作触角伸入每个企业、深入每名党员，以党建筑牢服务基石，广泛凝聚基层力量，不断激发园区发展活力。党建指导员队伍深入园区落地企业进行多次摸底排查，“点对点”指导、“精细化”排查，目前园区已成立6个国有企业党组织和24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共有党员700多名，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质效明显提升。
在夯实基层组织工作的同时，浦口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全面“瘦身强体”激发发展活力。2019年以来，浦口经济开发区以“去行政化”改革为主线，以赋能经济发展为核心，有步骤地进行管委会“瘦身”、全员聘用、公司市场化运营、招商服务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通过精简优化机构，剥离社会职能，进一步加强政策引领，聚焦主业主责，不断释放园区活力和发展空间，为园区打造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新旧动能转换的引领区和先进制造业的聚集区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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