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园区：围绕“1256”产业发展平台 实施“五大攻坚战”努力开好局
22日，绿园区召开经济工作暨营商环境建设、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会议，锁定新目标、打造新平台、优化新环境，为“十四五”开好局迈好第一步。
“强主链、延短链、谋新链”，为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绿园区全力打造“1256”产业发展平台，以全产业链发展为主攻方向，加速基础设施配套、加快土地释放、加强招商引资，不断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推动产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
“1256”产业平台别有深意。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是绿园区第一主导产业。依托区位、基础优势，绿园区继续做大做强这一主导产业、优势产业。以中车长客为龙头，打造一个世界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基地，发展整车研发、制造、运维服务和生活、生产配套服务完整产业链。
抓住长春国际汽车城板块建设、全省大力发展肉牛产业的有利契机，加快发展汽车配套、肉牛深加工两个特色产业园区。聚焦一汽配套“六个回归”，加快布局和发展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积极推动肉牛产业扩能升级，支持皓月集团200万头产销一体化项目建设，重点布局以肉牛创新研究、精深加工、生物医药为主的产业集群。
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绿园区将以特色小镇建设为载体，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重点谋划推介轨道交通文化特色小镇、皓月国际农业小镇、关东文化小镇、雁鸣湖康养社区、航空航天军民融合示范区等五个产城融合示范区招商引资，力争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立足补齐服务业短板，加快打造“一厅、一商圈、一金街、两经济带、一枢纽”现代服务业集聚平台，即西部“城市会客厅”、环长春公园商圈、西安大路金街、景阳大路地铁经济带、春城万福落叶景观文化商业带、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等六个现代服务业发展平台，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网络，实现体量、质量、贡献率、功能“四个提升”。
围绕“1256”产业平台，绿园区提出全力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征收收储、城乡环境治理、安全发展“五大攻坚战”，以此为切口，推动整体工作实现新突破。
作为“五大攻坚战”之首，招商引资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出台，持续开展产业招商、以商招商、叩门招商，重点推进50个投资亿元以上项目、5个投资十亿元以上项目、2个投资超百亿的产城融合项目。从项目谋划、洽谈、跟踪直到签约一包到底。充分发挥领军企业带动力，将企业的“朋友圈”变成绿园的“投资圈”，吸引更多行业内大企名企落位绿园。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全年谋划储备100个项目，着力推进80个重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力争突破100亿……向着既定目标，绿园区项目建设攻坚战随即打响。完善区级领导包保、“专班抓项目”、项目秘书服务等工作机制，对项目建设提供手续办理、融资、用工等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帮办，一对一解决影响“三早”项目开工的审批要件、土地性质变更等问题。抓住实质开工、结构封顶、设备安装等关键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形成落位项目应开尽开、建设项目应统尽统的良好局面。
树牢抓征收就是抓发展、抓环境、抓民生、抓稳定、抓税收的理念，坚决打好征收收储攻坚战。以提高交地率、挂牌率为导向，加快土地释放，全年力争50个地块交出净地，释放土地200万平方米。做好17个地块储备工作，不断扩大发展承载空间。积极探索专班推进、疑难会商、管理下沉、治违拆违等工作机制，确保市委重点工程施工、重点招商项目落实、重点棚改项目开工建设。
继续下足“绣花”功夫，重点打造长春公园商圈、西客站核心区、西安大路金街等5个城市管理示范片区。完成25个村屯综合改造，实施环境卫生巩固带、村容村貌提升带、一条乡村特色长白公路的“两带一路”工程，打造城市“后花园”。打造一批示范村屯、景观路线、代表节点，带动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提升，使城乡不仅有“颜值”、更有品质，力争城市综合管理进入全市第一方阵。
坚决把安全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以安全生产、信访稳定两大领域为主，打好安全发展攻坚战。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总抓手，重点在燃气安全、建设安全、危化品安全三个方面开展“五化”抓落实试点，带动道路交通、防火安全、食品药品等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在此基础上，绿园区明确抓好七项重点任务，即全力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力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推进改善民生，推动整体工作实现新突破。
“五大攻坚战”“七项重点任务”拉动了“发展引擎”，优良的营商环境则转化出更多的竞争力和驱动力。
“要迈入全国营商环境第一方阵”，对标省市提出的高标准，绿园区加快打造“体制顺、机制活、政策好、审批少、手续简、成本低、服务优、办事畅、效率高”的良好营商环境。
发挥好“领导包保”“专班抓项目”“万人助万企”作用，落实“政府事务代表”“企业家接待日”机制，做实“店小二式”“保姆式”“妈妈式”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多合一”审批机制；深化“金融服务月”活动，设立1亿元扶持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两车配套企业技改扩能、战略新兴企业发展、企业升规上市、总部经济落位等，帮助更多企业在绿园创业发展。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围绕“1256”产业发展平台，以“五大攻坚战”为突破口，以“五化工作法”为主要方法，绿园区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动西部主城区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坚实脚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长春日报融媒体记者 朱怡 ）
22日，绿园区召开经济工作暨营商环境建设、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会议，锁定新目标、打造新平台、优化新环境，为“十四五”开好局迈好第一步。
“强主链、延短链、谋新链”，为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绿园区全力打造“1256”产业发展平台，以全产业链发展为主攻方向，加速基础设施配套、加快土地释放、加强招商引资，不断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推动产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
“1256”产业平台别有深意。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是绿园区第一主导产业。依托区位、基础优势，绿园区继续做大做强这一主导产业、优势产业。以中车长客为龙头，打造一个世界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基地，发展整车研发、制造、运维服务和生活、生产配套服务完整产业链。
抓住长春国际汽车城板块建设、全省大力发展肉牛产业的有利契机，加快发展汽车配套、肉牛深加工两个特色产业园区。聚焦一汽配套“六个回归”，加快布局和发展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积极推动肉牛产业扩能升级，支持皓月集团200万头产销一体化项目建设，重点布局以肉牛创新研究、精深加工、生物医药为主的产业集群。
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绿园区将以特色小镇建设为载体，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重点谋划推介轨道交通文化特色小镇、皓月国际农业小镇、关东文化小镇、雁鸣湖康养社区、航空航天军民融合示范区等五个产城融合示范区招商引资，力争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立足补齐服务业短板，加快打造“一厅、一商圈、一金街、两经济带、一枢纽”现代服务业集聚平台，即西部“城市会客厅”、环长春公园商圈、西安大路金街、景阳大路地铁经济带、春城万福落叶景观文化商业带、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等六个现代服务业发展平台，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网络，实现体量、质量、贡献率、功能“四个提升”。
围绕“1256”产业平台，绿园区提出全力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征收收储、城乡环境治理、安全发展“五大攻坚战”，以此为切口，推动整体工作实现新突破。
作为“五大攻坚战”之首，招商引资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出台，持续开展产业招商、以商招商、叩门招商，重点推进50个投资亿元以上项目、5个投资十亿元以上项目、2个投资超百亿的产城融合项目。从项目谋划、洽谈、跟踪直到签约一包到底。充分发挥领军企业带动力，将企业的“朋友圈”变成绿园的“投资圈”，吸引更多行业内大企名企落位绿园。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全年谋划储备100个项目，着力推进80个重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力争突破100亿……向着既定目标，绿园区项目建设攻坚战随即打响。完善区级领导包保、“专班抓项目”、项目秘书服务等工作机制，对项目建设提供手续办理、融资、用工等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帮办，一对一解决影响“三早”项目开工的审批要件、土地性质变更等问题。抓住实质开工、结构封顶、设备安装等关键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形成落位项目应开尽开、建设项目应统尽统的良好局面。
树牢抓征收就是抓发展、抓环境、抓民生、抓稳定、抓税收的理念，坚决打好征收收储攻坚战。以提高交地率、挂牌率为导向，加快土地释放，全年力争50个地块交出净地，释放土地200万平方米。做好17个地块储备工作，不断扩大发展承载空间。积极探索专班推进、疑难会商、管理下沉、治违拆违等工作机制，确保市委重点工程施工、重点招商项目落实、重点棚改项目开工建设。
继续下足“绣花”功夫，重点打造长春公园商圈、西客站核心区、西安大路金街等5个城市管理示范片区。完成25个村屯综合改造，实施环境卫生巩固带、村容村貌提升带、一条乡村特色长白公路的“两带一路”工程，打造城市“后花园”。打造一批示范村屯、景观路线、代表节点，带动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提升，使城乡不仅有“颜值”、更有品质，力争城市综合管理进入全市第一方阵。
坚决把安全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以安全生产、信访稳定两大领域为主，打好安全发展攻坚战。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总抓手，重点在燃气安全、建设安全、危化品安全三个方面开展“五化”抓落实试点，带动道路交通、防火安全、食品药品等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在此基础上，绿园区明确抓好七项重点任务，即全力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力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推进改善民生，推动整体工作实现新突破。
“五大攻坚战”“七项重点任务”拉动了“发展引擎”，优良的营商环境则转化出更多的竞争力和驱动力。
“要迈入全国营商环境第一方阵”，对标省市提出的高标准，绿园区加快打造“体制顺、机制活、政策好、审批少、手续简、成本低、服务优、办事畅、效率高”的良好营商环境。
发挥好“领导包保”“专班抓项目”“万人助万企”作用，落实“政府事务代表”“企业家接待日”机制，做实“店小二式”“保姆式”“妈妈式”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多合一”审批机制；深化“金融服务月”活动，设立1亿元扶持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两车配套企业技改扩能、战略新兴企业发展、企业升规上市、总部经济落位等，帮助更多企业在绿园创业发展。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围绕“1256”产业发展平台，以“五大攻坚战”为突破口，以“五化工作法”为主要方法，绿园区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动西部主城区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坚实脚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长春日报融媒体记者 朱怡 ）
【我国人口出生率4年下降2.47‰，为啥？人口专家一语道破：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 5.73‰。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武汉初三分配生与小升初择校的关系？
自2006年武汉市首次尝试“分配生”，近年来分配生比例不断提高，由第一年高中招生计划的12%逐步扩大上调到50%。
有教育界人士预计，今后分配生的比例或将扩大至60%，这意味着，择校生只能靠中考去争取优质高中不到一半的名额，中考竞争更为激烈。由此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孩子将享受分配生资格，享受降分录取。
但小升初“择校丧失分配生资格”的政策使分配生资格的获取门槛又提高了一些。该政策的原话是：从2014年秋季起始年级开始，择校生将自动丧失分配生资格，即不得享受优质高中到校指标。
择校生如何认定？
武汉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如果学生实际就读学校与《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指定学校不一致，即认定为择校生。部分特殊情况，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部门甄别研究认定。到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不认定为择校生。
这项政策说明了什么？咱们还是举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学生在今年升读初中，入学时选择了择校，该学生就无法享受到指标生名额。那么，到该学生三年后参加中考时，不能享受分配生名额，只能通过中考途径考取高中（注意：高中招生指标50%都是分配生），因此进入示范性高中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自2006年武汉市首次尝试“分配生”，近年来分配生比例不断提高，由第一年高中招生计划的12%逐步扩大上调到50%。
有教育界人士预计，今后分配生的比例或将扩大至60%，这意味着，择校生只能靠中考去争取优质高中不到一半的名额，中考竞争更为激烈。由此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孩子将享受分配生资格，享受降分录取。
但小升初“择校丧失分配生资格”的政策使分配生资格的获取门槛又提高了一些。该政策的原话是：从2014年秋季起始年级开始，择校生将自动丧失分配生资格，即不得享受优质高中到校指标。
择校生如何认定？
武汉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如果学生实际就读学校与《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指定学校不一致，即认定为择校生。部分特殊情况，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部门甄别研究认定。到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不认定为择校生。
这项政策说明了什么？咱们还是举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学生在今年升读初中，入学时选择了择校，该学生就无法享受到指标生名额。那么，到该学生三年后参加中考时，不能享受分配生名额，只能通过中考途径考取高中（注意：高中招生指标50%都是分配生），因此进入示范性高中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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