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大楼空荡荡，公园仿佛养老院，放开生育能扭转东北人口危机吗？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等。
话题一出，立刻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
为什么是东北率先试点？国家卫健委的答复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负增长
国家卫健委在本次答复中指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以上描述并非无中生有，它基于几点事实而来：
第一，东北三省的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人口流失严重。
2019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东北三省劳动人口累计减少110.19万人。
据统计公报披露，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4351.7万人，比上年减少7.6万人；吉林常住人口2690.73万人，比上年减少13.33万人；黑龙江常住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比2018年增加4.16万人。
2019年末吉林全省出生率为6.05‰；死亡人口18.62万人，死亡率为6.90‰；自然增长率为—0.85‰。
辽宁省全年出生人口28.1万人，出生率6.45‰；死亡人口31.6万人，死亡率7.25‰；人口自然增长率—0.80‰。
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为5.73‰，死亡率为6.7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常住总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
第二，东北三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收不抵支。
2019年东北三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均已超过全国平均值。
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2019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6%。相比之下，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6.2%，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93%，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8%。
2018年中央出台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各省统一上缴一定比例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再通过下拨的方式转移到各地方。东北三省连续数年都跻身中央调剂金的最受益地区。
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显示：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其中，辽宁省净收益555.58亿元，黑龙江净收益485.56亿元，吉林净收益145.19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第三，东北三省的生育率极低，几乎是全国垫底。
2019年，东北三省的出生人口只有65.88万，合计生育率是0.61%，而同年全国平均生育率为1.05%。
生育意愿低、人口外流，原因何在？
赵艳华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因为出生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少。赵艳华是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分娩室护士，从1984年开始，不知有多少个婴儿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
赵艳华翻着《分娩登记簿》：“现在一个月只有五六十个婴儿出生，而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84年，一个月出生的婴儿有两三百。”正月初七，产科一层楼显得空空荡荡，走廊上只有护士站的几位护士，病床也空了一大半。当天上午只有一位产妇分娩。
“1984年，分娩室一个班（早8时到晚6时）是3个护士，现在1名护士就足够了。”工作越来越清闲，绩效奖金受到了影响。赵艳华说，现在已经没奖金了。
为什么孩子如此少，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
东北地区，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决定的，过去东北地区国企众多，受教育比例和城镇化比例都相对较高，自然这些地方的计生政策执行也就相对严格。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老工业基地优势不复存在，沿海经济、外贸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高新科技接连崛起，东北在这几场城市变革中都未能抓住机遇。
近几年来，东北人口持续外流，年轻人“出走”现象相对严重，自然而然会拉低当地的出生率，同时抬升老龄化率。近6年东三省在全国属于垫底存在，尤其是从2015年以后从来人口出生率从来没有高过7‰，要知道全国平均水平也一直在10‰以上。
不仅老龄化率升高，东三省的离婚率也提升到了全国榜首。相应的，晚婚晚育情况也在东三省发生。
早在2010年就有报道指出，黑龙江省35岁以上产妇增多，达到了历年最高值。
据辽沈晚报2018年讯，辽宁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17%，二胎妊娠占比达到36%。针对此情况，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将在全省推行孕产妇全程服务全程管理模式，对高危妊娠实行分级管理。
这意味着，年轻的适龄产妇不急着要孩子；想要孩子的人里，又有不少是生过孩子的。
不愿生，根本上害怕养不好
很多人不愿生，实际是因为担心育不好。
或许只有减轻生后负担，才能打动那些在“生与不生”边缘徘徊的年轻人。
很多结过婚的年轻人遭受着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困扰，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面对房贷、车贷等各方面的压力，或许刚到手的工资还没来得及焐热，就被各种贷款悄无声息的“瓜分”干净。
除此之外，养育孩子也是一个让人“头大”的问题。孩子出生之后，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还好，要是没有，那对不起，只能再多一项开支——保姆费。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让你避之不及的花销。
新华视点今日发表评论指出：不止在东北，全国都有些家庭有生娃意愿却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是顾虑之一。要在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上下功夫，医疗、教育、托幼等方面成本降下来，想生娃才能变成敢生娃。
部分海外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做法，也印证了这个说法的方向正确。
在澳大利亚，不仅有新生儿生育福利，还有家庭税务福利政策。
日韩的生育鼓励政策包含直接生育补贴、育儿补贴。
针对住房问题的政策包括为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公租房资源等；
针对降低教育成本，日本提出幼儿园教育阶段免费，韩国免受低收入家庭的第三及以上子女的大学学费；
针对降低生育成本，提出降低新生儿的医疗费用。
此外，日韩还出台政策保护孕产期的女性在职场上享有应有的权益。
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早在2020年5月，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就提出建议：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恳请对幼师队伍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减免幼师专业学生部分学费并给予生活补助。
如今东北已经开始了探索，或许不久之后全国都会放开限制。那时，中国人就将没有生育限制，生多生少自己说了算。
放开生育限制，意味着人们彼此间更宽容、更信任，相信其他成年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生育选择，不需要他人的干涉。
让我们拭目以待。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等。
话题一出，立刻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
为什么是东北率先试点？国家卫健委的答复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负增长
国家卫健委在本次答复中指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以上描述并非无中生有，它基于几点事实而来：
第一，东北三省的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人口流失严重。
2019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东北三省劳动人口累计减少110.19万人。
据统计公报披露，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4351.7万人，比上年减少7.6万人；吉林常住人口2690.73万人，比上年减少13.33万人；黑龙江常住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比2018年增加4.16万人。
2019年末吉林全省出生率为6.05‰；死亡人口18.62万人，死亡率为6.90‰；自然增长率为—0.85‰。
辽宁省全年出生人口28.1万人，出生率6.45‰；死亡人口31.6万人，死亡率7.25‰；人口自然增长率—0.80‰。
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为5.73‰，死亡率为6.7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常住总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
第二，东北三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收不抵支。
2019年东北三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均已超过全国平均值。
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2019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6%。相比之下，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6.2%，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93%，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8%。
2018年中央出台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各省统一上缴一定比例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再通过下拨的方式转移到各地方。东北三省连续数年都跻身中央调剂金的最受益地区。
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显示：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其中，辽宁省净收益555.58亿元，黑龙江净收益485.56亿元，吉林净收益145.19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第三，东北三省的生育率极低，几乎是全国垫底。
2019年，东北三省的出生人口只有65.88万，合计生育率是0.61%，而同年全国平均生育率为1.05%。
生育意愿低、人口外流，原因何在？
赵艳华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因为出生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少。赵艳华是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分娩室护士，从1984年开始，不知有多少个婴儿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
赵艳华翻着《分娩登记簿》：“现在一个月只有五六十个婴儿出生，而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84年，一个月出生的婴儿有两三百。”正月初七，产科一层楼显得空空荡荡，走廊上只有护士站的几位护士，病床也空了一大半。当天上午只有一位产妇分娩。
“1984年，分娩室一个班（早8时到晚6时）是3个护士，现在1名护士就足够了。”工作越来越清闲，绩效奖金受到了影响。赵艳华说，现在已经没奖金了。
为什么孩子如此少，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
东北地区，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决定的，过去东北地区国企众多，受教育比例和城镇化比例都相对较高，自然这些地方的计生政策执行也就相对严格。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老工业基地优势不复存在，沿海经济、外贸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高新科技接连崛起，东北在这几场城市变革中都未能抓住机遇。
近几年来，东北人口持续外流，年轻人“出走”现象相对严重，自然而然会拉低当地的出生率，同时抬升老龄化率。近6年东三省在全国属于垫底存在，尤其是从2015年以后从来人口出生率从来没有高过7‰，要知道全国平均水平也一直在10‰以上。
不仅老龄化率升高，东三省的离婚率也提升到了全国榜首。相应的，晚婚晚育情况也在东三省发生。
早在2010年就有报道指出，黑龙江省35岁以上产妇增多，达到了历年最高值。
据辽沈晚报2018年讯，辽宁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17%，二胎妊娠占比达到36%。针对此情况，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将在全省推行孕产妇全程服务全程管理模式，对高危妊娠实行分级管理。
这意味着，年轻的适龄产妇不急着要孩子；想要孩子的人里，又有不少是生过孩子的。
不愿生，根本上害怕养不好
很多人不愿生，实际是因为担心育不好。
或许只有减轻生后负担，才能打动那些在“生与不生”边缘徘徊的年轻人。
很多结过婚的年轻人遭受着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困扰，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面对房贷、车贷等各方面的压力，或许刚到手的工资还没来得及焐热，就被各种贷款悄无声息的“瓜分”干净。
除此之外，养育孩子也是一个让人“头大”的问题。孩子出生之后，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还好，要是没有，那对不起，只能再多一项开支——保姆费。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让你避之不及的花销。
新华视点今日发表评论指出：不止在东北，全国都有些家庭有生娃意愿却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是顾虑之一。要在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上下功夫，医疗、教育、托幼等方面成本降下来，想生娃才能变成敢生娃。
部分海外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做法，也印证了这个说法的方向正确。
在澳大利亚，不仅有新生儿生育福利，还有家庭税务福利政策。
日韩的生育鼓励政策包含直接生育补贴、育儿补贴。
针对住房问题的政策包括为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公租房资源等；
针对降低教育成本，日本提出幼儿园教育阶段免费，韩国免受低收入家庭的第三及以上子女的大学学费；
针对降低生育成本，提出降低新生儿的医疗费用。
此外，日韩还出台政策保护孕产期的女性在职场上享有应有的权益。
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早在2020年5月，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就提出建议：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恳请对幼师队伍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减免幼师专业学生部分学费并给予生活补助。
如今东北已经开始了探索，或许不久之后全国都会放开限制。那时，中国人就将没有生育限制，生多生少自己说了算。
放开生育限制，意味着人们彼此间更宽容、更信任，相信其他成年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生育选择，不需要他人的干涉。
让我们拭目以待。
【四川省医院近百位医护人员通宵工作，3位器官衰竭患者同日重获新生】1月13日凌晨，四川省人民医院外科监护室呼吸机、心电监护等各种仪器仍然在运转，第一台肺移植手术患者刚刚安置妥当，各项监护治疗有条不紊进行中；心脏移植手术患者刚刚下台进入监护室；而手术室里，一台肝移植手术即将结束。多个学科和专业团队MDT，近百位医护人员共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使3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
作为四川省仅有的两家拥有全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之一，四川省人民医院临床已开展了准入的全部器官移植项目。
而此次通过器官捐献网络分配，同一时间进行同一供体心、肺、肝多器官的捐献与移植。医院高度重视，各学科密切合作，上下一心、全员联动，搭建了一支由重症医学中心、心外科、心衰中心、胸外科、肺移植病房、器官移植中心、手术麻醉中心组成的“超豪华”多学科移植团队，以及一支由输血科、临床检验中心、药学部、超声中心组成的保障团队。
医院肺移植曾富春团队、心脏移植黄克力团队、肝脏移植张宇团队与重症医学、麻醉科、手术室、检验科、放射科等学科医护技团队协同努力，分别为3位患者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使他们重获新生，不久的将来，他们有望回归家庭和社会，重启美好生活。其中一位心脏移植患者是一位56岁女性，患者曾于12年前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术。因出现严重的、不可逆的右心功能衰竭来院，术前反复双下肢水肿，且双下肢有严重的色素沉着，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非常大。而且，患者术前心胸比达到了0.9，而供心是一个正常的心脏，供心与受心的大小严重不匹配，左心房、上腔、下腔都无法直接吻合，需要通过精心的修剪把它调整到一个相匹配的尺寸方能完成移植。接到供体通知后赶到医院，仅仅两个小时，医院就完成了核酸检测、胸部CT扫描、全院会诊术前讨论和常规术前准备等，并在各科高效配合下完成了移植手术。
重症医学中心肩挑术后心脏移植病人、肝移植病人、肺移植病人最为关键的围术期管理，此阶段病人病情变化多，波动大，病情相对不稳定、治疗复杂，是扣好生命延续的第一颗“扣子”，需要重症医护人员的日夜守护，精准治疗，精心护理。
为此，重症医疗团队一分为三：张晓勤副主任医师带领肺移植小组在术中为肺移植病人行ECMO支持，并全程守护，于凌晨1点护送病员回到ICU，此时他们已经非常疲倦，即使寒风瑟瑟，衣服后背也汗湿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为病人进行监护、各项指标维护，并进行了床旁胸片、纤支镜检查。紧接着，临晨3点肝移植病人又回到ICU，潘灵爱主治医师带领组员专人管理及维护，术后早期行肝脏超声影像学评估功能。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凌晨4点王艺萍副主任医师带领的心脏移植小组护送心脏移植病人回到ICU，持续IABP辅助治疗，立即行床旁心脏超声检查，血流动力学管理、右心功能监测、器官支持等措施，并启动“心脏移植MDT团队每日会诊程序”。而护理团队在护士长的安排下，聚集科室高年资骨干精英护理人员分为A、B两组，A组负责肺移植病人的护理，B组负责肝移植、心脏移植病人的护理，他们夜以继日，只为守护。重症医护团队为实现器官捐献者的最后愿望、为3名器官衰竭者重获新生，几乎马不停歇的奋斗了50多个小时，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守护者！
术后，三名接受器官捐献的移植病人病情均比较平稳，肝移植病人已经停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正在顺利康复中；心脏移植、肺移植病人也分别正在为停机拔管和脱离ECMO做准备。
全国年龄最小体重的婴儿器官捐献、最小体重的婴儿减体积肝移植、西部地区第一例机器人的亲属肾移植术、西南地区首例小肠移植、西南地区首例跨省航空转运心脏移植……2020年，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开展肾移植117例、肝移植39例 ；肺移植病房开展肺移植12例，位列全国44家有资质的肺移植中心的第九位。截至目前，医院累计实施了肾移植、肝移植、肺移植、小肠移植、心脏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手术近1400例，此外还开展了角膜移植、细胞移植、骨髓移植等手术。经过12年磨砺，医院各专业团队同心协力不断奋进，获得了国家卫健委规定的所有实体器官移植项目（心脏、肝脏、肾脏、小肠、胰腺、角膜、肺脏）准入资质，并且临床开展了准入的全部器官移植项目。这期间相关的重症医学、麻醉科、手术室、检验科、放射科等学科协同努力，形成了以危急重症为重点、器官移植为引领，多学科多专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也为众多重症患者的治疗和新生带来希望。（四川在线）
作为四川省仅有的两家拥有全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之一，四川省人民医院临床已开展了准入的全部器官移植项目。
而此次通过器官捐献网络分配，同一时间进行同一供体心、肺、肝多器官的捐献与移植。医院高度重视，各学科密切合作，上下一心、全员联动，搭建了一支由重症医学中心、心外科、心衰中心、胸外科、肺移植病房、器官移植中心、手术麻醉中心组成的“超豪华”多学科移植团队，以及一支由输血科、临床检验中心、药学部、超声中心组成的保障团队。
医院肺移植曾富春团队、心脏移植黄克力团队、肝脏移植张宇团队与重症医学、麻醉科、手术室、检验科、放射科等学科医护技团队协同努力，分别为3位患者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使他们重获新生，不久的将来，他们有望回归家庭和社会，重启美好生活。其中一位心脏移植患者是一位56岁女性，患者曾于12年前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术。因出现严重的、不可逆的右心功能衰竭来院，术前反复双下肢水肿，且双下肢有严重的色素沉着，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非常大。而且，患者术前心胸比达到了0.9，而供心是一个正常的心脏，供心与受心的大小严重不匹配，左心房、上腔、下腔都无法直接吻合，需要通过精心的修剪把它调整到一个相匹配的尺寸方能完成移植。接到供体通知后赶到医院，仅仅两个小时，医院就完成了核酸检测、胸部CT扫描、全院会诊术前讨论和常规术前准备等，并在各科高效配合下完成了移植手术。
重症医学中心肩挑术后心脏移植病人、肝移植病人、肺移植病人最为关键的围术期管理，此阶段病人病情变化多，波动大，病情相对不稳定、治疗复杂，是扣好生命延续的第一颗“扣子”，需要重症医护人员的日夜守护，精准治疗，精心护理。
为此，重症医疗团队一分为三：张晓勤副主任医师带领肺移植小组在术中为肺移植病人行ECMO支持，并全程守护，于凌晨1点护送病员回到ICU，此时他们已经非常疲倦，即使寒风瑟瑟，衣服后背也汗湿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为病人进行监护、各项指标维护，并进行了床旁胸片、纤支镜检查。紧接着，临晨3点肝移植病人又回到ICU，潘灵爱主治医师带领组员专人管理及维护，术后早期行肝脏超声影像学评估功能。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凌晨4点王艺萍副主任医师带领的心脏移植小组护送心脏移植病人回到ICU，持续IABP辅助治疗，立即行床旁心脏超声检查，血流动力学管理、右心功能监测、器官支持等措施，并启动“心脏移植MDT团队每日会诊程序”。而护理团队在护士长的安排下，聚集科室高年资骨干精英护理人员分为A、B两组，A组负责肺移植病人的护理，B组负责肝移植、心脏移植病人的护理，他们夜以继日，只为守护。重症医护团队为实现器官捐献者的最后愿望、为3名器官衰竭者重获新生，几乎马不停歇的奋斗了50多个小时，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守护者！
术后，三名接受器官捐献的移植病人病情均比较平稳，肝移植病人已经停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正在顺利康复中；心脏移植、肺移植病人也分别正在为停机拔管和脱离ECMO做准备。
全国年龄最小体重的婴儿器官捐献、最小体重的婴儿减体积肝移植、西部地区第一例机器人的亲属肾移植术、西南地区首例小肠移植、西南地区首例跨省航空转运心脏移植……2020年，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开展肾移植117例、肝移植39例 ；肺移植病房开展肺移植12例，位列全国44家有资质的肺移植中心的第九位。截至目前，医院累计实施了肾移植、肝移植、肺移植、小肠移植、心脏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手术近1400例，此外还开展了角膜移植、细胞移植、骨髓移植等手术。经过12年磨砺，医院各专业团队同心协力不断奋进，获得了国家卫健委规定的所有实体器官移植项目（心脏、肝脏、肾脏、小肠、胰腺、角膜、肺脏）准入资质，并且临床开展了准入的全部器官移植项目。这期间相关的重症医学、麻醉科、手术室、检验科、放射科等学科协同努力，形成了以危急重症为重点、器官移植为引领，多学科多专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也为众多重症患者的治疗和新生带来希望。（四川在线）
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的“四民分业”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考察制针业，提出劳动分工理论很久以前，中国先贤就发展了更完善的社会分工理论——“四民分业”。它通过节制资本、“不与民争利业”制度，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起防火墙，有效防止了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是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资本权力过度泛滥的大药！
“四民分业”理论诞生于农业时代，表面上比18世纪西欧工场手工业时代企业内部分工理论粗糙，实质上它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也维系了社会整体平衡，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学，有着西方经济学迄今为止尚未达到的理论水准。
流源极古的《逸周书》书就屡屡提及四民分业思想，强调分业定居，通过专业化提高经济效率。《逸周书·程典解》中有：“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力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
《逸周书》的上述思想为《管子》所继承，在此不再详述。可以肯定的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四民分业”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战国时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ōng sūn，意思是做饭——笔者注）而洽”，就是说贤者应与民众一起种出庄稼来吃，做出饭来才处理政务。孟子对此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尽管他指的是社会的纵向分层，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孟子还用三代圣王为例说明“大人”与“小人”分工的重要性。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即位后欲整军经武，作丘甲。寓兵于农，让丘（古代行政单位，“四邑为丘”）民作甲。《春秋榖梁传》认为该政策与劳动分工理论不符，不合礼制。上面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有了劳动分工，必然会产生不同职业间的利益冲突。在平衡四民关系方面，中国古典的社会分工理论要比西方劳动分工理论复杂得多。为了让读者对这种复杂的制衡关系一目了然，我们作了下图。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制衡关系比下图所示复杂得多——比如有时国家法定利率以制约商人等等。
上图我们将工、商放在一起，把本业农以及士单列了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简洁方便。
农、工商与士的关系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反映到劳动分工上，就是士大夫进行政治治理、小人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交换。《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与“劳力者”是阴阳互系，相辅相承的关系，双方有对等的不可转换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统政治形象地称之为水与舟的关系——水有义务载舟，也有权力覆舟。这里水代指百姓，舟代指统治者。
西周居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国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尚书·洪范》讲商周治国的基本原则，其中就有，当国家的疑难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左传》中记述的大量史实表明，春秋时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如决定国君的废立、过问外交和战等等。《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可能绝非虚构。
如果君主作为统治者专制，为所欲为，不能安养百姓，百姓就有驱逐国君的权利。公元前559年，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被国人所驱逐，晋悼公认为卫人太过分，他的大臣师旷则认为，是卫献公没有尽到治民之责，又专权自恃才导致这样的后果。他说：
或者其君实甚……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大意是：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特别强调节制资本，防止商人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使中国长期存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没有陷入当代资本主义的泥潭之中。因为正是商人阶层独大导致社会失衡，才使今天美国这样的国家陷入政治信任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几乎不能自拔。
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和资本家阶层，也不是专门针对商人的政策。比如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中国历代都强调“食禄者不得争利”。
节制资本是为了制衡商人阶层。工业时代以前，农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财富来源，抑商重农是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国策，是节制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先哲看来，四民间并不具有完全均等的地位。商人阶层更容易垄断经济，进而导致政治社会结构的整体失衡。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大意是：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这里，太史公还应加上一句话：商不如政！战国时代卫国巨商，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和今天的美国犹太商人一样懂得投资政治的巨大利益。《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大意是：濮阳商人吕不韦到邯郸做买卖，见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家便问父亲：“农耕获利几何？”其父亲回答说：“十倍吧。”他又问：“珠宝买卖赢利几倍？”答道：“一百倍吧。”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他父亲说：“这可无法计算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艰苦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于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成了吕不韦作长线投资的“政治奇货”。
商人的逐利特点决定着，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政治投击，资本权力化，以取得比市场竞争大得多的暴利。基于上述认识，即使重视商业的《管子》也不断强调本事农业的重要性，反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防止暴利的出现；《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的作者提出以提高粮食价格和税收为杠杆调节农民与商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
针对统治者士阶层的“食禄者不得争利”，在阻止权力资本化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陈焕章在其名著《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中，专辟一章（第二十八章：食禄者不得争利）讨论这一主题，他认为，这一原则会“提高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削除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有利地位和强大竞争力，给所有平民以充分机会——这些是该原则所求的目标。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伟大方案，其趋势是走向经济平等。”（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考察制针业，提出劳动分工理论很久以前，中国先贤就发展了更完善的社会分工理论——“四民分业”。它通过节制资本、“不与民争利业”制度，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起防火墙，有效防止了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是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资本权力过度泛滥的大药！
“四民分业”理论诞生于农业时代，表面上比18世纪西欧工场手工业时代企业内部分工理论粗糙，实质上它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也维系了社会整体平衡，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学，有着西方经济学迄今为止尚未达到的理论水准。
流源极古的《逸周书》书就屡屡提及四民分业思想，强调分业定居，通过专业化提高经济效率。《逸周书·程典解》中有：“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力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
《逸周书》的上述思想为《管子》所继承，在此不再详述。可以肯定的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四民分业”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战国时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ōng sūn，意思是做饭——笔者注）而洽”，就是说贤者应与民众一起种出庄稼来吃，做出饭来才处理政务。孟子对此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尽管他指的是社会的纵向分层，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孟子还用三代圣王为例说明“大人”与“小人”分工的重要性。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即位后欲整军经武，作丘甲。寓兵于农，让丘（古代行政单位，“四邑为丘”）民作甲。《春秋榖梁传》认为该政策与劳动分工理论不符，不合礼制。上面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有了劳动分工，必然会产生不同职业间的利益冲突。在平衡四民关系方面，中国古典的社会分工理论要比西方劳动分工理论复杂得多。为了让读者对这种复杂的制衡关系一目了然，我们作了下图。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制衡关系比下图所示复杂得多——比如有时国家法定利率以制约商人等等。
上图我们将工、商放在一起，把本业农以及士单列了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简洁方便。
农、工商与士的关系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反映到劳动分工上，就是士大夫进行政治治理、小人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交换。《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与“劳力者”是阴阳互系，相辅相承的关系，双方有对等的不可转换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统政治形象地称之为水与舟的关系——水有义务载舟，也有权力覆舟。这里水代指百姓，舟代指统治者。
西周居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国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尚书·洪范》讲商周治国的基本原则，其中就有，当国家的疑难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左传》中记述的大量史实表明，春秋时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如决定国君的废立、过问外交和战等等。《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可能绝非虚构。
如果君主作为统治者专制，为所欲为，不能安养百姓，百姓就有驱逐国君的权利。公元前559年，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被国人所驱逐，晋悼公认为卫人太过分，他的大臣师旷则认为，是卫献公没有尽到治民之责，又专权自恃才导致这样的后果。他说：
或者其君实甚……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大意是：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特别强调节制资本，防止商人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使中国长期存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没有陷入当代资本主义的泥潭之中。因为正是商人阶层独大导致社会失衡，才使今天美国这样的国家陷入政治信任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几乎不能自拔。
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和资本家阶层，也不是专门针对商人的政策。比如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中国历代都强调“食禄者不得争利”。
节制资本是为了制衡商人阶层。工业时代以前，农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财富来源，抑商重农是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国策，是节制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先哲看来，四民间并不具有完全均等的地位。商人阶层更容易垄断经济，进而导致政治社会结构的整体失衡。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大意是：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这里，太史公还应加上一句话：商不如政！战国时代卫国巨商，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和今天的美国犹太商人一样懂得投资政治的巨大利益。《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大意是：濮阳商人吕不韦到邯郸做买卖，见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家便问父亲：“农耕获利几何？”其父亲回答说：“十倍吧。”他又问：“珠宝买卖赢利几倍？”答道：“一百倍吧。”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他父亲说：“这可无法计算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艰苦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于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成了吕不韦作长线投资的“政治奇货”。
商人的逐利特点决定着，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政治投击，资本权力化，以取得比市场竞争大得多的暴利。基于上述认识，即使重视商业的《管子》也不断强调本事农业的重要性，反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防止暴利的出现；《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的作者提出以提高粮食价格和税收为杠杆调节农民与商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
针对统治者士阶层的“食禄者不得争利”，在阻止权力资本化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陈焕章在其名著《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中，专辟一章（第二十八章：食禄者不得争利）讨论这一主题，他认为，这一原则会“提高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削除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有利地位和强大竞争力，给所有平民以充分机会——这些是该原则所求的目标。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伟大方案，其趋势是走向经济平等。”（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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