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诺贝尔奖# 【高彩霞：CRISPR技术获奖“绝对不意外”；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时45分许，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德国马普学会病原体研究所主任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Jennifer A. Doudna获奖，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作为开展CRISPR植物基因组编辑技术前沿研究的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彩霞时常在国际会议上与两位获奖者碰面、交流。得知获奖消息，她第一时间就给两人写Email祝贺。
“CRISPR技术获得诺奖绝对不意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高彩霞表示，“自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相对于大多数诺奖奖项来说，CRISPR-Cas9（基因剪刀）是一项比较新的技术，这项技术获得诺奖您觉得意外吗？
高彩霞：绝对不意外，自它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我感觉它很快就会发生。
首先，这项技术2012年被证明在体外有剪切活性之后，2013年很快就被全世界科学家应用在人类、动物以及植物细胞等不同物种当中。其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这项基因编辑工具已经变得更加高效，全世界几乎所有分子中心和实验室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就像没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一样，我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哪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没有CRISPR，还能高效地工作。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本届诺奖颁发给 Charpentier和 Doudna对华人科学家张锋有失公平，因为在此前广受关注的关于CRISPR-Cas9专利之争中，张锋最终获胜。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彩霞：张锋的专利在美国占领先机，但在欧洲，Doudna率先获得了相关专利。这种差异可能也和专利制度有关。
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不过也不意外。我一直认为可能会是三位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Charpentier、Doudna加张锋。2012年6月，Doudna在《科学》上首次公布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试管中精确切割DNA的可行性。2013年元月份，张锋就公布了它在动物与人类细胞中的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先前有相关系统在原核细胞工作的非常完美，但在真核细胞中不工作。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如果加入张锋，也应该加立陶宛的Virginijus Siksnys，那么，就会变成4个人。
另外一种组合也可以是Charpentier、Doudna加上玛丽亚·贾辛（Maria Jasin），她首先证明DNA双链断裂可以增加基因编辑效率，去年她获得了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但无论如何，Charpentier、Doudna都肯定是其中的两位。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基因剪刀”技术的意义。
高彩霞：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对 DNA序列进行非常精准的编辑，用打靶来作比喻，通过它可以“指哪儿打哪儿”。以前的基因组编辑或者基因组工程的广适性不强、技术有一定的难度，很少有实验室能掌握这项技术。有了CRISPR，“旧日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了”。和以前的技术相比，它简单、易学、廉价，大大地降低了入门门槛，更重要的是它的打靶效率也更高，可以同时对多个靶点进行靶向的编辑和修饰。
这项技术的意义太重大了，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医疗、工业、环境等各个领域。试想一下，有多少农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它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精准地培育出来。在疾病治疗上，它有望实现对多种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
《中国科学报》：这是诺奖颁发百余年来，女性科学家第6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使得7位女性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您怎么看待女性在科学界的发展与贡献？
高彩霞：也许在中国没有那么明显，但很多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尤其到了PI（首席研究员）或者教授这个位置，比例非常不协调。
这个奖项的颁发不是因为性别，但她们俩的工作的确也向全世界证明：女科学家可以和男科学家一样优秀。包括昨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有一位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您跟Charpentier、Doudna两位科学家有一些交流吗？您对她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高彩霞：开会经常碰到，看到获奖消息后，第一时间我就准备给她们写电子邮件祝贺。得知她们获奖，我非常兴奋，因为我们都在使用这个工具，或者是在进一步改善这个工具。一个朋友坐在办公室里跟我说话，我竟然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Doudna很高很苗条，做事干练，特别专业，每次做完报告交流的时候，她都会给你很高的评价。她很容易与人交流，包括我们开会也会经常邀请她。我们之间经常发邮件。
相比Doudna，我跟Charpentier联系较少，她话不是很多，但是你能感觉到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学家，她会开会之余和大家讨论。德国马普学会聘请她担任病原体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对她工作的肯定。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国内在CRISPR方面的研究现状。
高彩霞：诺奖肯定是奖励最原创的，两位科学家都不在中国，至少说明一点，我们确实在原创上没有拿到最先的发言权。但在CRISPR的优化以及应用上，中国还是走在前面。在植物基因组编辑领域，超过一半的专利及文章来自中国。在动物及医学方面，很多工作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如昆明理工大学季维智老师开展的猕猴相关研究。
国外可能更重视CRISPR技术在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也投了很多钱在农业上，基因组编辑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目前，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比如脱靶效应带来的影响，或是不按照要求应用带来的伦理纷争等，这些问题应该怎样面对？
高彩霞：关于伦理问题，贺建奎的CRISPR编辑婴儿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已经有非常严格的相关伦理指南，但这项研究没有遵照相关要求。
CRISPR技术本身从出现到完善肯定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工具箱里的工具永远是越全越好，这样某一个特定的工具才能做特定的事情。在临床上对这个工具本身的特异性要求就非常高：第一，能不能把 CRISPR精确地递送到细胞里去，这是一个瓶颈；第二，它的核酸酶效率是不是足够高；第三，它会不会有脱靶现象，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不能说把A疾病治疗好了，再出来B疾病，所以特别严格。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工具变得更好，所以还没有走得那么快。相信这些技术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而对于某些工作，比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它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想或是目标。对农作物、植物来说，如果有脱靶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用的植物材料都是后代，完全可以把脱靶突变通过后代遗传分离出去。植物研究相对不涉及伦理问题，对CRISPR工具的脱靶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希望国家能尽快在基因编辑植物的监管方面出台基于科学的法规，促进我们国家在产业化方面向前迈进。
《中国科学报》：同样是基因层面的操作，CRISPR编辑的作物和转基因作物有何不同？
高彩霞：转基因作物必须把外源基因整合到植物基因组里，是外源基因在发生功能。比如，整合进来外源性的抗虫基因。其实转基因是安育种是安全的，但大众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它。
CRISPR技术可以不需要添加任何外源性的东西，只需要把原来的序列修改好。如果这个序列有点多，你可以把它剪掉；如果组成DNA的四个字母ATCG有一个错了，你可以像一个橡皮擦一样，用CRISPR把它擦掉，然后用铅笔把A变成G，而铅笔是不留在细胞里的。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CRISPR技术未来的发展？
高彩霞：它太有用了，无论是对卫生医疗健康，还是对农作物改良。以植物为例，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例如高低产作物杂交时，高产的作物可能不抗病，而低产的则抗病，如果想把抗病的性状转到高产，就需要杂交。杂交之后，还需要6~8代的回交，才能让作物高产、抗病。而且其前提是杂交的亲本种要有抗病的基因，而且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所以，科学家又设法通过辐射、化学诱变等各种方法盲目地创造各种各样的突变体，找到想要的那个突变体无异于大海捞针。通过基因组编辑不需要成千上万的突变体，而是定向地产生想要的突变体，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工作量。而且突变体材料早就出现在了田间地头，为什么基因组编辑不能用呢？把这个原理讲明白了，就没不能用的。所以，在农业方面，CRISPR技术等推广应用前景是非常可期的。https://t.cn/A6bfaOyE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时45分许，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德国马普学会病原体研究所主任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Jennifer A. Doudna获奖，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作为开展CRISPR植物基因组编辑技术前沿研究的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彩霞时常在国际会议上与两位获奖者碰面、交流。得知获奖消息，她第一时间就给两人写Email祝贺。
“CRISPR技术获得诺奖绝对不意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高彩霞表示，“自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相对于大多数诺奖奖项来说，CRISPR-Cas9（基因剪刀）是一项比较新的技术，这项技术获得诺奖您觉得意外吗？
高彩霞：绝对不意外，自它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我感觉它很快就会发生。
首先，这项技术2012年被证明在体外有剪切活性之后，2013年很快就被全世界科学家应用在人类、动物以及植物细胞等不同物种当中。其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这项基因编辑工具已经变得更加高效，全世界几乎所有分子中心和实验室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就像没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一样，我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哪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没有CRISPR，还能高效地工作。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本届诺奖颁发给 Charpentier和 Doudna对华人科学家张锋有失公平，因为在此前广受关注的关于CRISPR-Cas9专利之争中，张锋最终获胜。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彩霞：张锋的专利在美国占领先机，但在欧洲，Doudna率先获得了相关专利。这种差异可能也和专利制度有关。
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不过也不意外。我一直认为可能会是三位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Charpentier、Doudna加张锋。2012年6月，Doudna在《科学》上首次公布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试管中精确切割DNA的可行性。2013年元月份，张锋就公布了它在动物与人类细胞中的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先前有相关系统在原核细胞工作的非常完美，但在真核细胞中不工作。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如果加入张锋，也应该加立陶宛的Virginijus Siksnys，那么，就会变成4个人。
另外一种组合也可以是Charpentier、Doudna加上玛丽亚·贾辛（Maria Jasin），她首先证明DNA双链断裂可以增加基因编辑效率，去年她获得了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但无论如何，Charpentier、Doudna都肯定是其中的两位。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基因剪刀”技术的意义。
高彩霞：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对 DNA序列进行非常精准的编辑，用打靶来作比喻，通过它可以“指哪儿打哪儿”。以前的基因组编辑或者基因组工程的广适性不强、技术有一定的难度，很少有实验室能掌握这项技术。有了CRISPR，“旧日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了”。和以前的技术相比，它简单、易学、廉价，大大地降低了入门门槛，更重要的是它的打靶效率也更高，可以同时对多个靶点进行靶向的编辑和修饰。
这项技术的意义太重大了，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医疗、工业、环境等各个领域。试想一下，有多少农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它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精准地培育出来。在疾病治疗上，它有望实现对多种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
《中国科学报》：这是诺奖颁发百余年来，女性科学家第6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使得7位女性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您怎么看待女性在科学界的发展与贡献？
高彩霞：也许在中国没有那么明显，但很多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尤其到了PI（首席研究员）或者教授这个位置，比例非常不协调。
这个奖项的颁发不是因为性别，但她们俩的工作的确也向全世界证明：女科学家可以和男科学家一样优秀。包括昨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有一位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您跟Charpentier、Doudna两位科学家有一些交流吗？您对她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高彩霞：开会经常碰到，看到获奖消息后，第一时间我就准备给她们写电子邮件祝贺。得知她们获奖，我非常兴奋，因为我们都在使用这个工具，或者是在进一步改善这个工具。一个朋友坐在办公室里跟我说话，我竟然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Doudna很高很苗条，做事干练，特别专业，每次做完报告交流的时候，她都会给你很高的评价。她很容易与人交流，包括我们开会也会经常邀请她。我们之间经常发邮件。
相比Doudna，我跟Charpentier联系较少，她话不是很多，但是你能感觉到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学家，她会开会之余和大家讨论。德国马普学会聘请她担任病原体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对她工作的肯定。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国内在CRISPR方面的研究现状。
高彩霞：诺奖肯定是奖励最原创的，两位科学家都不在中国，至少说明一点，我们确实在原创上没有拿到最先的发言权。但在CRISPR的优化以及应用上，中国还是走在前面。在植物基因组编辑领域，超过一半的专利及文章来自中国。在动物及医学方面，很多工作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如昆明理工大学季维智老师开展的猕猴相关研究。
国外可能更重视CRISPR技术在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也投了很多钱在农业上，基因组编辑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目前，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比如脱靶效应带来的影响，或是不按照要求应用带来的伦理纷争等，这些问题应该怎样面对？
高彩霞：关于伦理问题，贺建奎的CRISPR编辑婴儿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已经有非常严格的相关伦理指南，但这项研究没有遵照相关要求。
CRISPR技术本身从出现到完善肯定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工具箱里的工具永远是越全越好，这样某一个特定的工具才能做特定的事情。在临床上对这个工具本身的特异性要求就非常高：第一，能不能把 CRISPR精确地递送到细胞里去，这是一个瓶颈；第二，它的核酸酶效率是不是足够高；第三，它会不会有脱靶现象，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不能说把A疾病治疗好了，再出来B疾病，所以特别严格。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工具变得更好，所以还没有走得那么快。相信这些技术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而对于某些工作，比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它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想或是目标。对农作物、植物来说，如果有脱靶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用的植物材料都是后代，完全可以把脱靶突变通过后代遗传分离出去。植物研究相对不涉及伦理问题，对CRISPR工具的脱靶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希望国家能尽快在基因编辑植物的监管方面出台基于科学的法规，促进我们国家在产业化方面向前迈进。
《中国科学报》：同样是基因层面的操作，CRISPR编辑的作物和转基因作物有何不同？
高彩霞：转基因作物必须把外源基因整合到植物基因组里，是外源基因在发生功能。比如，整合进来外源性的抗虫基因。其实转基因是安育种是安全的，但大众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它。
CRISPR技术可以不需要添加任何外源性的东西，只需要把原来的序列修改好。如果这个序列有点多，你可以把它剪掉；如果组成DNA的四个字母ATCG有一个错了，你可以像一个橡皮擦一样，用CRISPR把它擦掉，然后用铅笔把A变成G，而铅笔是不留在细胞里的。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CRISPR技术未来的发展？
高彩霞：它太有用了，无论是对卫生医疗健康，还是对农作物改良。以植物为例，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例如高低产作物杂交时，高产的作物可能不抗病，而低产的则抗病，如果想把抗病的性状转到高产，就需要杂交。杂交之后，还需要6~8代的回交，才能让作物高产、抗病。而且其前提是杂交的亲本种要有抗病的基因，而且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所以，科学家又设法通过辐射、化学诱变等各种方法盲目地创造各种各样的突变体，找到想要的那个突变体无异于大海捞针。通过基因组编辑不需要成千上万的突变体，而是定向地产生想要的突变体，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工作量。而且突变体材料早就出现在了田间地头，为什么基因组编辑不能用呢？把这个原理讲明白了，就没不能用的。所以，在农业方面，CRISPR技术等推广应用前景是非常可期的。https://t.cn/A6bfaOyE
#主编微讲堂# 全球学术荷兰篇——荷兰的科技评估（评价）
荷兰拥有欧洲乃至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其13所研究型大学几乎全部排在世界大学排行榜前200的位置，此外，荷兰国家科学研究组织（NWO）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KNAW）下设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院所，其科研水平和综合实力同样具有较强的世界竞争力。这与荷兰高效的科研管理制度和独特的科研评估模式密不可分。
荷兰国家科学研究组织（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简称NWO）是荷兰的国家科研委员会和科研经费划拨单位，主要职能是资助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研活动，其资金主要来自于荷兰教育和文化与科技部，用于资助荷兰13所大学的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涵盖几乎所有科研领域。同时NWO还直接管理8家跨学科研究所，每个研究所都与荷兰的大学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三分之一以上的固定研究员是大学的教授。
荷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科学研究的合理评估，并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国家层面的科研评估制度。1985年，荷兰发布了《高等教育：质量与自治》政策白皮书，为科研评估奠定了自主参与、内外结合的总基调。1993年，荷兰大学协会（VSNU）设计并发布了《标准评估协议（Standard Evaluation Protocol，简称SEP）》，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定期开展评估的纲领性指南。从此，所有公共资金资助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每3年进行一次内部评估，每6年接受一次外部评估，从而形成了内外部双循环的动态评估模式。
SEP协议明确了评估目的是改进科研质量和公共责任，评估的对象除了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之外还包括领导的管理水平、机构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科研工作的组织情况。除了评估科研本身，还涉及科研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对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加以关注。评估既是总结性回顾，也是前瞻性分析，强调在了解过去的技术上规划未来。
SEP协议还对评估等级、指标体系、评估流程、工作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开展科研评估提供标准参照。该协议每4-6年即修订一次，在评估的理念、目标、维度和方法上进行持续改进，迄今为止最新的一版是2015年发布的第五版，由荷兰大学协会、荷兰国家科学研究组织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联合制定，将全面指导2015年-2021年这六年间开展的新一轮外部评估，其评估结果将对荷兰国家层面的科研投入、战略选择和机构层面的学科发展、科技创新产生重大影响。
一、评估模式与流程
在荷兰的科研评估体系中，科研机构负责其内部评估并自主选择外部评估机构，外部评估机构通常是经过认证的第三方独立评估中介，负责组织外部评审委员会进行同行评审，例如主要致力于高校科研评估的荷兰大学质量保障协会（Quality Assurance Netherlands Universities，简称QANU），它成立于2004年，主要接替荷兰大学协会开展质量保障方面的工作。政府（主要是政府下属的官方机构高等教育视导团）负责指导评估，对整个评估体系和环节进行引导和监督，而不直接参与评估过程。
在内部评估阶段，科研机构需要就过去6年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6年的行动计划开展自我评估，撰写简明的自评报告并准备相关文件，自评报告的内容包括：（1）介绍基本概况，描述过去和未来的发展战略；（2）选取能够体现自身优势的指标，提供相应数据并说明选取原因和意义；（3）提交叙事报告，选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说明其社会影响；（4）开展SWOT分析，审视自身优势和不足，分析外部机会和威胁，进而判断战略规划的可行性。
外部评估阶段主要由事先准备、实地考察、确定结果、公布结果几个程序组成：（1）科研机构的董事会全权负责确定评估计划、安排评估日程、任命评估委员会并确定其职能，在组建评估委员会时，董事会通常会就成员人选咨询QANU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以确保委员会的公正性、独立性和专业性。（2）评估委员会制定细化的评估方案，在收到自评报告1-2个月后开展实地考察，通过访谈等方式核实自评报告中的要点信息。（3）评估委员会在实地考察后8周内通过集体评议做出初步评估决议，就三个一级指标给出量化评价等级和定性的评价与建议，评估等级共分为“卓越”、“优秀”、“良好”、“欠佳”4个级别，评估委员会需要在实地考察后12周内向科研机构董事会提交最终的评估报告。（4）科研机构董事会需要在外部评估结束后的16-20周内表明立场并于6个月内在官网上公布最终的评估报告，还需要不定期发布持续改进情况并接受公众问责。此外，NWO、KNAW 、VSNU也会定期监测科研机构的后续改进行动。
二、评估指标体系
最新一版评估协议构建了由两大维度、六项一级指标、若干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该指标体系不仅可以面向科研机构进行整体评估，也可以针对机构内部某一科研单元（Research Unit）如科研团队或专业进行评估。指标的呈现方式可以是定量的数据，也可以是定性的案例叙事和SWOT分析，还可以采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在评估研究成果质量时主要考查成果数量、引用量等数据；在评估社会相关性时除了服务社会大众的科研产品数量以及这些成果被特定目标群体使用的情况外，还需要以叙事的方式呈现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的案例；在进行战略可行性的SWOT分析时既可以提供定量数据也可以通过访谈、座谈等形式搜集定性评价，或把二者结合起来。另外，该指标体系具有参考性而非强制性，即科研机构或单元在撰写自评报告时可以从框架内选取最能体现自身优势和绩效表现的指标提供数据，以展现其在提升科研综合实力、辐射社会影响以及推动自身和整个荷兰科研系统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成绩与贡献。
三、评估特点
1. 重视科研质量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影响
荷兰科教部门认为，科研成果在保证学术影响的同时还应该通过知识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因此尝试将社会相关性纳入评估体系，通过尽量清晰的对社会影响力的组成要素进行界定，促进研究者和应用者之间的互动，把握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发生路径，促进研究者更加有意识的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2. 以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评价导向
评估的目的不仅仅是问责，更重要的是提升，为科研机构的发展提供意见和建议。“战略可行性”这一指标的设置和SWOT分析工具的应用可以帮助机构反思目前状况、预测未来前景并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同时，对科研诚信政策与整体研究环境的考查也促进评估重心从“量”到“质”的移动，有利于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的科研生态。
3. 评估兼顾标准化与个性化
评估协议作为开展评估活动的标准参照，对评估流程和操作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保证评估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提高评估的效率与质量。同时，在评估内容方面充分尊重评估对象多样化特点，强调个性化评估，避免了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混为一谈，一刀切式的评估，有利于在不同维度上定义优秀，让科研机构更好的发挥自身特色。（责任编辑杨硕，荣誉主编李志民）
参考文献：
[1] 王楠, 罗珺文, 王红燕. 荷兰科研评估的模式与特点——以《标准化评估指南(2015-2021)》为分析对象[J]. 高教探索, 2018(10):50-55.
[2] 刘凡丰, 余诗诗. 荷兰科研机构的评价模式[J].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2017(02):68-74.
[3] 刘蓉洁, 赵彩霞. 荷兰高校科研评估的特点及启示[J]. 世界教育信息, 2009(11):67-70.
荷兰拥有欧洲乃至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其13所研究型大学几乎全部排在世界大学排行榜前200的位置，此外，荷兰国家科学研究组织（NWO）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KNAW）下设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院所，其科研水平和综合实力同样具有较强的世界竞争力。这与荷兰高效的科研管理制度和独特的科研评估模式密不可分。
荷兰国家科学研究组织（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简称NWO）是荷兰的国家科研委员会和科研经费划拨单位，主要职能是资助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研活动，其资金主要来自于荷兰教育和文化与科技部，用于资助荷兰13所大学的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涵盖几乎所有科研领域。同时NWO还直接管理8家跨学科研究所，每个研究所都与荷兰的大学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三分之一以上的固定研究员是大学的教授。
荷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科学研究的合理评估，并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国家层面的科研评估制度。1985年，荷兰发布了《高等教育：质量与自治》政策白皮书，为科研评估奠定了自主参与、内外结合的总基调。1993年，荷兰大学协会（VSNU）设计并发布了《标准评估协议（Standard Evaluation Protocol，简称SEP）》，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定期开展评估的纲领性指南。从此，所有公共资金资助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每3年进行一次内部评估，每6年接受一次外部评估，从而形成了内外部双循环的动态评估模式。
SEP协议明确了评估目的是改进科研质量和公共责任，评估的对象除了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之外还包括领导的管理水平、机构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科研工作的组织情况。除了评估科研本身，还涉及科研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对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加以关注。评估既是总结性回顾，也是前瞻性分析，强调在了解过去的技术上规划未来。
SEP协议还对评估等级、指标体系、评估流程、工作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开展科研评估提供标准参照。该协议每4-6年即修订一次，在评估的理念、目标、维度和方法上进行持续改进，迄今为止最新的一版是2015年发布的第五版，由荷兰大学协会、荷兰国家科学研究组织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联合制定，将全面指导2015年-2021年这六年间开展的新一轮外部评估，其评估结果将对荷兰国家层面的科研投入、战略选择和机构层面的学科发展、科技创新产生重大影响。
一、评估模式与流程
在荷兰的科研评估体系中，科研机构负责其内部评估并自主选择外部评估机构，外部评估机构通常是经过认证的第三方独立评估中介，负责组织外部评审委员会进行同行评审，例如主要致力于高校科研评估的荷兰大学质量保障协会（Quality Assurance Netherlands Universities，简称QANU），它成立于2004年，主要接替荷兰大学协会开展质量保障方面的工作。政府（主要是政府下属的官方机构高等教育视导团）负责指导评估，对整个评估体系和环节进行引导和监督，而不直接参与评估过程。
在内部评估阶段，科研机构需要就过去6年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6年的行动计划开展自我评估，撰写简明的自评报告并准备相关文件，自评报告的内容包括：（1）介绍基本概况，描述过去和未来的发展战略；（2）选取能够体现自身优势的指标，提供相应数据并说明选取原因和意义；（3）提交叙事报告，选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说明其社会影响；（4）开展SWOT分析，审视自身优势和不足，分析外部机会和威胁，进而判断战略规划的可行性。
外部评估阶段主要由事先准备、实地考察、确定结果、公布结果几个程序组成：（1）科研机构的董事会全权负责确定评估计划、安排评估日程、任命评估委员会并确定其职能，在组建评估委员会时，董事会通常会就成员人选咨询QANU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以确保委员会的公正性、独立性和专业性。（2）评估委员会制定细化的评估方案，在收到自评报告1-2个月后开展实地考察，通过访谈等方式核实自评报告中的要点信息。（3）评估委员会在实地考察后8周内通过集体评议做出初步评估决议，就三个一级指标给出量化评价等级和定性的评价与建议，评估等级共分为“卓越”、“优秀”、“良好”、“欠佳”4个级别，评估委员会需要在实地考察后12周内向科研机构董事会提交最终的评估报告。（4）科研机构董事会需要在外部评估结束后的16-20周内表明立场并于6个月内在官网上公布最终的评估报告，还需要不定期发布持续改进情况并接受公众问责。此外，NWO、KNAW 、VSNU也会定期监测科研机构的后续改进行动。
二、评估指标体系
最新一版评估协议构建了由两大维度、六项一级指标、若干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该指标体系不仅可以面向科研机构进行整体评估，也可以针对机构内部某一科研单元（Research Unit）如科研团队或专业进行评估。指标的呈现方式可以是定量的数据，也可以是定性的案例叙事和SWOT分析，还可以采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在评估研究成果质量时主要考查成果数量、引用量等数据；在评估社会相关性时除了服务社会大众的科研产品数量以及这些成果被特定目标群体使用的情况外，还需要以叙事的方式呈现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的案例；在进行战略可行性的SWOT分析时既可以提供定量数据也可以通过访谈、座谈等形式搜集定性评价，或把二者结合起来。另外，该指标体系具有参考性而非强制性，即科研机构或单元在撰写自评报告时可以从框架内选取最能体现自身优势和绩效表现的指标提供数据，以展现其在提升科研综合实力、辐射社会影响以及推动自身和整个荷兰科研系统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成绩与贡献。
三、评估特点
1. 重视科研质量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影响
荷兰科教部门认为，科研成果在保证学术影响的同时还应该通过知识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因此尝试将社会相关性纳入评估体系，通过尽量清晰的对社会影响力的组成要素进行界定，促进研究者和应用者之间的互动，把握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发生路径，促进研究者更加有意识的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2. 以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评价导向
评估的目的不仅仅是问责，更重要的是提升，为科研机构的发展提供意见和建议。“战略可行性”这一指标的设置和SWOT分析工具的应用可以帮助机构反思目前状况、预测未来前景并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同时，对科研诚信政策与整体研究环境的考查也促进评估重心从“量”到“质”的移动，有利于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的科研生态。
3. 评估兼顾标准化与个性化
评估协议作为开展评估活动的标准参照，对评估流程和操作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保证评估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提高评估的效率与质量。同时，在评估内容方面充分尊重评估对象多样化特点，强调个性化评估，避免了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混为一谈，一刀切式的评估，有利于在不同维度上定义优秀，让科研机构更好的发挥自身特色。（责任编辑杨硕，荣誉主编李志民）
参考文献：
[1] 王楠, 罗珺文, 王红燕. 荷兰科研评估的模式与特点——以《标准化评估指南(2015-2021)》为分析对象[J]. 高教探索, 2018(10):50-55.
[2] 刘凡丰, 余诗诗. 荷兰科研机构的评价模式[J].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2017(02):68-74.
[3] 刘蓉洁, 赵彩霞. 荷兰高校科研评估的特点及启示[J]. 世界教育信息, 2009(11):67-70.
宝山心结或是失去"话语权" 离任后16队土帅仅剩2人
本周，王宝山临阵辞职，已经足够让人意外。至于分手具体原因，或许双方都不可能也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此后建业不再设主教练一职的消息，则更让人大跌眼镜。
距中超开赛还有半个月时间，临阵换帅的建业，是否能如队长伊沃所言，打出一个精彩的赛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季禹
两天前还好好的“分手”来得太突然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始终保持着令其他运动项目生羡的关注度与曝光度。这同时导致了足球很少有秘密：往往某个大事件未经官宣之前，就已经被敏锐的体育媒体捕捉并曝光。王宝山辞职的消息是个例外，在官宣消息之前，并无一家体育媒体提前披露这一事件，只有零散的传言说“中超某队有巨变”。
不怪媒体嗅觉不再敏锐，而是王宝山下课的消息太过突然。俱乐部是6日宣布王宝山辞职的，但就在4日，王宝山还率领建业队同张安竞技进行了第二场热身赛，并帮助球队协调比赛场地。
此前一天，王宝山还接受了央视《足球之夜》的采访。“既兴奋又紧张”，王宝山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谈到新赛季球队备战，王宝山直言自己信心满满。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王指导俨然战前模样。
建业俱乐部公告发布后，这一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可以说，无论媒体还是球迷，均对此感到一头雾水。“王宝山辞职”这一话题更是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前五。以往，恐怕仅有国家队主帅下课才会有如此关注度，足见这个消息的冲击力。
沉默的双方 离开究竟是为何
外界一片哗然，当事双方却冷静到近乎失声。俱乐部公告中只提到他“因为个人原因提出辞职”，此后俱乐部官方微博一如既往地发布球队训练与球员动态。王宝山则婉拒了相熟记者的采访，只是表示了对以往支持的感谢，并祝建业足球更好、更强。
如果王宝山带队成绩不佳，那么一切都好解释，可事实恰恰相反。2017年与2018年，建业均经历了连换三任主教练的动荡。王宝山到来后，队伍趋于稳定，成绩有明显上升。2019赛季，王宝山带队拿到联赛第八，建业多年来首次摆脱了降级困扰。在里皮宣布辞去国家队主帅一职后，王宝山更是成为国足主帅候选人之一。
成绩原因被否定之后，一切猜测都指向了王宝山教练组与俱乐部的分歧。上赛季，中场主力冯卓毅面临续约，俱乐部总经理杨戟与他谈判不顺，冯卓毅离开。在他走后不久，王宝山邀请的助理教练徐亮，也被通知离开。二人的离开均发生在球队泰国集训期间，有消息指出，杨戟和王宝山教练在泰国曾因一件小事爆发冲突。
无论杨戟还是王宝山都是性格强势的人，他们的相遇难免会有冲突，而失去了球队“话语权”，或许是王宝山最大的心结。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联赛即将开打之时俱乐部能这么快同意王宝山的请辞，说明双方缘分已尽。双方的沉默，或许是留给彼此最大的尊重。
意外的选择 球队或无主帅
2017年，功勋教练贾秀全突然离开，让建业过了两年频繁换帅的动荡日子。2020年，王宝山几无预兆地辞职，又将给球队带来什么？至少目前，球员与带队教练对联赛还持乐观态度。7日的媒体公开日上，队长伊沃表示，希望大家能够信任球队可以打出一个精彩的赛季，“我对新教练组非常有信心。”
带队训练的教练张波则表示：“球队目前训练状况良好，教练组正在不断完善中。”“教练组”这个词，频繁出现在球队代表的发言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教练组”三个字或将取代“主教练”，成为球队的一个标签。
据河南媒体报道，王宝山离任之后，河南建业将不再设主教练一职，而是改为组建教练组，负责带队参加今年的联赛。不出意外，在助教斯拉夫科-马蒂奇加入球队之后，教练组构成已经基本清晰：两名本土教练张波、朱彬毅，以及守门员教练易普森等几名外教成为教练组的中坚力量。
有球迷担心，建业在比赛时会出现多个教练同时指挥的混乱状况，但目前看来，建业既不会出现多个头脑，也不会群龙无首。杨戟将成为教练组负责人，作为中国足协职业级教练员，杨戟曾长时间在杭州绿城工作，有过带领绿城在中超保级的经验。不出意外，比赛场上杨戟将掌握球队绝对的指挥权。
弦外之音 土帅需要关注度还是话语权
王宝山离任后，中超16队中土帅仅剩2人，分别为鲁能李霄鹏与河北华夏幸福的谢峰，达到近年来最低。2018赛季，中超有4位本土教练，分别是鲁能李霄鹏、亚太陈金刚、申花吴金贵以及大连一方的马林。2019赛季后半程，中超土帅变为三人，分别是鲁能李霄鹏、卓尔李铁与建业王宝山。中超土帅来来去去，只有李霄鹏一人三年来还未交出在中超的指挥棒。
与中超本土主帅稀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超赛场来自欧洲的主帅人数已增加至10人，其中贝尼特斯更是曾率利物浦拿过欧冠冠军的名帅。
外教的执教水平毋庸置疑，但频繁使用外教也带来了不利一面。本土教练生存空间变小，无法得到更好的锻炼与成长。这实际上也是恶性循环，长此以往，高水准主帅将越来越难培养。本土主帅在本土顶级联赛几乎没有栖息空间，这样的现实令人无奈。
更令人无奈的，恐怕还是土帅的地位。一直以来，不少土帅以“救火教练”或“临时教练”的身份出现在球队中，一旦有合适的外教出现，土帅不得不为之腾位。在任的土帅，往往也无法受到外教那样的信任，甚至在自己助教、球员的任用上都没有足够话语权。王宝山与俱乐部的冲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继续把土帅的令箭当鸡毛，中超球队也很难留住本土优秀教练。#体育# #足球#
本周，王宝山临阵辞职，已经足够让人意外。至于分手具体原因，或许双方都不可能也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此后建业不再设主教练一职的消息，则更让人大跌眼镜。
距中超开赛还有半个月时间，临阵换帅的建业，是否能如队长伊沃所言，打出一个精彩的赛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季禹
两天前还好好的“分手”来得太突然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始终保持着令其他运动项目生羡的关注度与曝光度。这同时导致了足球很少有秘密：往往某个大事件未经官宣之前，就已经被敏锐的体育媒体捕捉并曝光。王宝山辞职的消息是个例外，在官宣消息之前，并无一家体育媒体提前披露这一事件，只有零散的传言说“中超某队有巨变”。
不怪媒体嗅觉不再敏锐，而是王宝山下课的消息太过突然。俱乐部是6日宣布王宝山辞职的，但就在4日，王宝山还率领建业队同张安竞技进行了第二场热身赛，并帮助球队协调比赛场地。
此前一天，王宝山还接受了央视《足球之夜》的采访。“既兴奋又紧张”，王宝山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谈到新赛季球队备战，王宝山直言自己信心满满。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王指导俨然战前模样。
建业俱乐部公告发布后，这一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可以说，无论媒体还是球迷，均对此感到一头雾水。“王宝山辞职”这一话题更是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前五。以往，恐怕仅有国家队主帅下课才会有如此关注度，足见这个消息的冲击力。
沉默的双方 离开究竟是为何
外界一片哗然，当事双方却冷静到近乎失声。俱乐部公告中只提到他“因为个人原因提出辞职”，此后俱乐部官方微博一如既往地发布球队训练与球员动态。王宝山则婉拒了相熟记者的采访，只是表示了对以往支持的感谢，并祝建业足球更好、更强。
如果王宝山带队成绩不佳，那么一切都好解释，可事实恰恰相反。2017年与2018年，建业均经历了连换三任主教练的动荡。王宝山到来后，队伍趋于稳定，成绩有明显上升。2019赛季，王宝山带队拿到联赛第八，建业多年来首次摆脱了降级困扰。在里皮宣布辞去国家队主帅一职后，王宝山更是成为国足主帅候选人之一。
成绩原因被否定之后，一切猜测都指向了王宝山教练组与俱乐部的分歧。上赛季，中场主力冯卓毅面临续约，俱乐部总经理杨戟与他谈判不顺，冯卓毅离开。在他走后不久，王宝山邀请的助理教练徐亮，也被通知离开。二人的离开均发生在球队泰国集训期间，有消息指出，杨戟和王宝山教练在泰国曾因一件小事爆发冲突。
无论杨戟还是王宝山都是性格强势的人，他们的相遇难免会有冲突，而失去了球队“话语权”，或许是王宝山最大的心结。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联赛即将开打之时俱乐部能这么快同意王宝山的请辞，说明双方缘分已尽。双方的沉默，或许是留给彼此最大的尊重。
意外的选择 球队或无主帅
2017年，功勋教练贾秀全突然离开，让建业过了两年频繁换帅的动荡日子。2020年，王宝山几无预兆地辞职，又将给球队带来什么？至少目前，球员与带队教练对联赛还持乐观态度。7日的媒体公开日上，队长伊沃表示，希望大家能够信任球队可以打出一个精彩的赛季，“我对新教练组非常有信心。”
带队训练的教练张波则表示：“球队目前训练状况良好，教练组正在不断完善中。”“教练组”这个词，频繁出现在球队代表的发言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教练组”三个字或将取代“主教练”，成为球队的一个标签。
据河南媒体报道，王宝山离任之后，河南建业将不再设主教练一职，而是改为组建教练组，负责带队参加今年的联赛。不出意外，在助教斯拉夫科-马蒂奇加入球队之后，教练组构成已经基本清晰：两名本土教练张波、朱彬毅，以及守门员教练易普森等几名外教成为教练组的中坚力量。
有球迷担心，建业在比赛时会出现多个教练同时指挥的混乱状况，但目前看来，建业既不会出现多个头脑，也不会群龙无首。杨戟将成为教练组负责人，作为中国足协职业级教练员，杨戟曾长时间在杭州绿城工作，有过带领绿城在中超保级的经验。不出意外，比赛场上杨戟将掌握球队绝对的指挥权。
弦外之音 土帅需要关注度还是话语权
王宝山离任后，中超16队中土帅仅剩2人，分别为鲁能李霄鹏与河北华夏幸福的谢峰，达到近年来最低。2018赛季，中超有4位本土教练，分别是鲁能李霄鹏、亚太陈金刚、申花吴金贵以及大连一方的马林。2019赛季后半程，中超土帅变为三人，分别是鲁能李霄鹏、卓尔李铁与建业王宝山。中超土帅来来去去，只有李霄鹏一人三年来还未交出在中超的指挥棒。
与中超本土主帅稀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超赛场来自欧洲的主帅人数已增加至10人，其中贝尼特斯更是曾率利物浦拿过欧冠冠军的名帅。
外教的执教水平毋庸置疑，但频繁使用外教也带来了不利一面。本土教练生存空间变小，无法得到更好的锻炼与成长。这实际上也是恶性循环，长此以往，高水准主帅将越来越难培养。本土主帅在本土顶级联赛几乎没有栖息空间，这样的现实令人无奈。
更令人无奈的，恐怕还是土帅的地位。一直以来，不少土帅以“救火教练”或“临时教练”的身份出现在球队中，一旦有合适的外教出现，土帅不得不为之腾位。在任的土帅，往往也无法受到外教那样的信任，甚至在自己助教、球员的任用上都没有足够话语权。王宝山与俱乐部的冲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继续把土帅的令箭当鸡毛，中超球队也很难留住本土优秀教练。#体育#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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