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精通命理文化的皇帝
（任恒平编著）
近日阅读杨启樵《明清皇帝与方术》一书，看到清朝雍正皇帝在命理文化方面的造诣，的确是历代皇帝的特别之处，“皇帝批八字”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中找不到第二个。
雍正相信命运，喜欢批命，通过查看群臣生辰八字，对用人加以考量。这是他考察任用官员独具匠心的功夫，用批八字来“择贤任能”甚至驾驭臣下更是绝无仅有。
他任用封疆大吏，边关将帅等大员，不是先看看他们的人品如何，学识如何，政绩如何。而是先查查他们的八字，看他们命里有没有官运，命硬不硬，能不能胜任，当时的运气是衰是旺，与将任职的方向是合是冲，命里有没有反叛信息，和自己的命造合不合。甚至臣下生病，也要看看他们的八字，以断吉凶。
实践证明，尽管他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三年，但对清朝“康乾盛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这与他用独特方式任用官员，整顿吏治有极大关系。雍正对贪腐的查办，对只当清官而不作为的也查办。所以，他批八字本质运势，并未因此而误国，反而娴熟运用客观文化，造就他驾驭群臣的另一种政治管理方式。
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雍正就在李卫的密摺上朱批：“将李灿、秦阶二人八字写来朕看。随便问来，不可令知朕意。”雍正六年[1728]，陕西巡抚岳钟琪正主持西部边疆兵务时，雍 正也要他将有关重要将官的“年甲查奏”上来。同年四月十五日，岳锺琪给皇帝上了密折，将所查将官的个人生辰八字开列给了皇帝：
提臣冯允中，现年六十岁，五月廿九日申时，命局排列：己酉 庚午 辛酉 丙申。
镇臣袁继荫，现年五十六岁，十二月初六日申时，命局排列：癸丑 乙丑 辛丑 丙申。
镇臣张元佐，现年四十六岁，二月初七日卯时，命局排列：癸亥 甲寅 己卯 丁卯。
另外还奏：“镇臣纪成斌前在京城陛见，已蒙皇上面询，无庸再开。其副将王刚年甲，俟开送至日，另行具奏。”同月廿九日，岳钟琪又补报了王刚的生辰八字：“副将王刚四十六岁，四月十六日子时生，命局排列：癸亥 丁巳 戊子 壬子。恭请皇帝睿鉴。”
雍正先在这份八字报告批了：“八字录留中矣！” 后雍正看完岳钟琪所报奏折，随即按命理给这些武将做了如下评语：“王刚八字想来是好的。冯允中看过，甚不相宜，运似已过，只可平守。袁继荫亦甚不宜，恐防寿云云。张元佐上好正旺之运，诸凡协吉。参将王廷瑞、游击陈弼，此二人命运甚旺好；若有行动，此二人可派入。今既数人不宜用，卿可再筹量数人，即将八字一并问来密奏。所拟将官中要用人员，不妨亦将八字送来看看。命运之理虽微，然亦不可全不信。”
从有关清宫史料由此可见，雍正在用人与调兵遣将时，是要先参考生辰八字的。
上述人等的八字一批，冯允中升职是没戏了，他批“只可平守”。袁继荫亦没戏了，身体健康不行。张元佐、参将王廷瑞、游击陈弼，命运甚旺好，日后要重用。在岳钟琪部下马龙失察而想授补赵显忠为靖远协副将时，雍正就是从八字着手来作出的指示，他说：“马龙部引新例未至，於调用若无应得之罪，亦不至于特旨降调也。赵显忠可另候缺题补，将伊八字写来朕览。赵显忠光景是一出格好的，鄂尔泰深惜他，请留滇省，王未允。
“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诸往协吉，命中一派忠直之气，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非言目前，乃望六之时说话。朕不知看命，看他光景想来自然好的，果应朕言矣！看诸人命，朕再不露一些好恶，令其仰合也。”
我们结合三个朝廷命官的八字来点评一下雍正皇帝的思路。
（1）王刚
癸亥 丁巳 戊子 壬子
大运: 3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康熙廿二年四月十六日子時，立夏后八天生人
戊生巳月，丁火印星透干，一片旺水财星，戊癸合，合为控制、掌控的意思，掌控着军队。八字日主合财，看似是生意人，怎么会做将军呢？因为亥水中暗藏甲木，甲木得亥水生而旺。因此乙卯、甲寅大运就被提拔重用了，后续依然是用神大运。
难怪雍正评他“命甚好，运正旺，诸往协吉，命中一派忠直之气，将来可至提督之命”。
寿数不高，原因在于印星巳火被破，印星可以看做命主的身体、寿命。
（2）冯允中
己酉 庚午 辛酉 丙申
大运: 8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康熙八年五月廿九日申時，芒种后廿二天生人
董焱点评：
丁火七煞当令。日柱辛酉，自坐专旺，全局金气太刚，极需火来锻造。旺金得火锻炼，方能成器。
丙火得月令午火之根，合了辛金，官星合身。
大运丁卯、丙寅都能助力丙火，因此是用神大运，可惜到了乙丑、甲子大运，因为午火之根被破坏，用神被坏，就难有造化了。尤其是58岁交甲子大运，子午冲，午火破。
雍正批命时，冯己六十，正是甲子大运，戊申流年，申子又合，只好乖乖认命。说冯允中命与己“甚不相宜”，又说“运似已过，只可平守。”
（3）张元佐
癸亥 甲寅 己卯 丁卯
大运：10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康熙廿二年二月初七日卯时，立春后四天生人
董焱点评：
己土生在寅月，春寒之时，甲木引发地支寅木、卯木官杀之气，而来合身，正官合身之命，并且甲木得年上癸亥水相生，有力。妙在时干丁火，丁火得地支旺木相生。木火通明之格。
这个八字格局颇高，财生官、官生印、印生身，形成了连续循环。丁火为最大的用神。而且正在走旺运, 所以，雍正批张元佐“张元佐上好，正旺之运，诸凡协吉。”
总评：雍正看八字多了，好些臣子就专门投其所好，给他进呈八字，让他批命。对这类人，他怕捏造八字，哄骗迎合他。就要专门叮咛，报八字要如实，“不可捏成”。山东布政使费金吾的密摺上黏有黄色浮签一张，雍正御笔亲书：“将你实在八字写来，随便送进朕览。不可捏成来！汝等汉士大夫多有此风。欺人乎？自欺也！”
官僚们晓得皇帝讲究星命，居然有大臣以星命为由推脱工作。雍正元年三月十一日，给事中缪沅的奏摺上这样写道：“臣今年命运不亨，五月十八日以后，有孛星飞入命宫，与臣为难，动而多咎，……求皇上鉴臣愚衷，曲赐保全，勿以文章之事差臣。挨过灾年，自守天运，皆沐圣上大恩。”
大意就是说：今年我命不好，灾星降临，请皇上不要给我派写文章的活儿啦，等挨过灾年，好运来临再好好报答皇恩，努力工作。
命理文化从秦汉伊始，历经唐朝大学士、监察御史李虚中和宋朝隐士京房和徐子升而大成，又至明朝大学士，河南道监察御史万民英《三命通会》更载入四库全书，被誉为：自明清以来二百余年，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录，几乎家有其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理文化的代代相传也在印证着真理的科学延续。民国时期易学大师袁树珊著有的《命理探源》 ，韦千里著有的《千里命稿》，都是各个历史时期命理文化的智慧结晶。
特别是在当代传承和弘扬传统优秀国学文化的历史大潮中，全国各地和海内外更是掀起了易学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高潮，群英辈出，人们更加理性地系统研究着客观世界的命理文化智慧，并且深入融入近代和现代科学对人类基因工程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生命优生学的体系应用研究成果，坚持着顺应自然事物的唯物根源和把握生命内在的时空智慧，推动着生命幸福的优生文化思想和理论探索实践。我们相信着日久弥新的历史沉淀，“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我们相信人类将更加理性地坚信优秀的国学文化传承，更加理性地相信生命命运，更加理性地相信生命优生体系应用文化，未来的人类生命将真正的更加幸福美好。 https://t.cn/RghlcLS
（任恒平编著）
近日阅读杨启樵《明清皇帝与方术》一书，看到清朝雍正皇帝在命理文化方面的造诣，的确是历代皇帝的特别之处，“皇帝批八字”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中找不到第二个。
雍正相信命运，喜欢批命，通过查看群臣生辰八字，对用人加以考量。这是他考察任用官员独具匠心的功夫，用批八字来“择贤任能”甚至驾驭臣下更是绝无仅有。
他任用封疆大吏，边关将帅等大员，不是先看看他们的人品如何，学识如何，政绩如何。而是先查查他们的八字，看他们命里有没有官运，命硬不硬，能不能胜任，当时的运气是衰是旺，与将任职的方向是合是冲，命里有没有反叛信息，和自己的命造合不合。甚至臣下生病，也要看看他们的八字，以断吉凶。
实践证明，尽管他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三年，但对清朝“康乾盛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这与他用独特方式任用官员，整顿吏治有极大关系。雍正对贪腐的查办，对只当清官而不作为的也查办。所以，他批八字本质运势，并未因此而误国，反而娴熟运用客观文化，造就他驾驭群臣的另一种政治管理方式。
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雍正就在李卫的密摺上朱批：“将李灿、秦阶二人八字写来朕看。随便问来，不可令知朕意。”雍正六年[1728]，陕西巡抚岳钟琪正主持西部边疆兵务时，雍 正也要他将有关重要将官的“年甲查奏”上来。同年四月十五日，岳锺琪给皇帝上了密折，将所查将官的个人生辰八字开列给了皇帝：
提臣冯允中，现年六十岁，五月廿九日申时，命局排列：己酉 庚午 辛酉 丙申。
镇臣袁继荫，现年五十六岁，十二月初六日申时，命局排列：癸丑 乙丑 辛丑 丙申。
镇臣张元佐，现年四十六岁，二月初七日卯时，命局排列：癸亥 甲寅 己卯 丁卯。
另外还奏：“镇臣纪成斌前在京城陛见，已蒙皇上面询，无庸再开。其副将王刚年甲，俟开送至日，另行具奏。”同月廿九日，岳钟琪又补报了王刚的生辰八字：“副将王刚四十六岁，四月十六日子时生，命局排列：癸亥 丁巳 戊子 壬子。恭请皇帝睿鉴。”
雍正先在这份八字报告批了：“八字录留中矣！” 后雍正看完岳钟琪所报奏折，随即按命理给这些武将做了如下评语：“王刚八字想来是好的。冯允中看过，甚不相宜，运似已过，只可平守。袁继荫亦甚不宜，恐防寿云云。张元佐上好正旺之运，诸凡协吉。参将王廷瑞、游击陈弼，此二人命运甚旺好；若有行动，此二人可派入。今既数人不宜用，卿可再筹量数人，即将八字一并问来密奏。所拟将官中要用人员，不妨亦将八字送来看看。命运之理虽微，然亦不可全不信。”
从有关清宫史料由此可见，雍正在用人与调兵遣将时，是要先参考生辰八字的。
上述人等的八字一批，冯允中升职是没戏了，他批“只可平守”。袁继荫亦没戏了，身体健康不行。张元佐、参将王廷瑞、游击陈弼，命运甚旺好，日后要重用。在岳钟琪部下马龙失察而想授补赵显忠为靖远协副将时，雍正就是从八字着手来作出的指示，他说：“马龙部引新例未至，於调用若无应得之罪，亦不至于特旨降调也。赵显忠可另候缺题补，将伊八字写来朕览。赵显忠光景是一出格好的，鄂尔泰深惜他，请留滇省，王未允。
“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诸往协吉，命中一派忠直之气，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非言目前，乃望六之时说话。朕不知看命，看他光景想来自然好的，果应朕言矣！看诸人命，朕再不露一些好恶，令其仰合也。”
我们结合三个朝廷命官的八字来点评一下雍正皇帝的思路。
（1）王刚
癸亥 丁巳 戊子 壬子
大运: 3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康熙廿二年四月十六日子時，立夏后八天生人
戊生巳月，丁火印星透干，一片旺水财星，戊癸合，合为控制、掌控的意思，掌控着军队。八字日主合财，看似是生意人，怎么会做将军呢？因为亥水中暗藏甲木，甲木得亥水生而旺。因此乙卯、甲寅大运就被提拔重用了，后续依然是用神大运。
难怪雍正评他“命甚好，运正旺，诸往协吉，命中一派忠直之气，将来可至提督之命”。
寿数不高，原因在于印星巳火被破，印星可以看做命主的身体、寿命。
（2）冯允中
己酉 庚午 辛酉 丙申
大运: 8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康熙八年五月廿九日申時，芒种后廿二天生人
董焱点评：
丁火七煞当令。日柱辛酉，自坐专旺，全局金气太刚，极需火来锻造。旺金得火锻炼，方能成器。
丙火得月令午火之根，合了辛金，官星合身。
大运丁卯、丙寅都能助力丙火，因此是用神大运，可惜到了乙丑、甲子大运，因为午火之根被破坏，用神被坏，就难有造化了。尤其是58岁交甲子大运，子午冲，午火破。
雍正批命时，冯己六十，正是甲子大运，戊申流年，申子又合，只好乖乖认命。说冯允中命与己“甚不相宜”，又说“运似已过，只可平守。”
（3）张元佐
癸亥 甲寅 己卯 丁卯
大运：10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康熙廿二年二月初七日卯时，立春后四天生人
董焱点评：
己土生在寅月，春寒之时，甲木引发地支寅木、卯木官杀之气，而来合身，正官合身之命，并且甲木得年上癸亥水相生，有力。妙在时干丁火，丁火得地支旺木相生。木火通明之格。
这个八字格局颇高，财生官、官生印、印生身，形成了连续循环。丁火为最大的用神。而且正在走旺运, 所以，雍正批张元佐“张元佐上好，正旺之运，诸凡协吉。”
总评：雍正看八字多了，好些臣子就专门投其所好，给他进呈八字，让他批命。对这类人，他怕捏造八字，哄骗迎合他。就要专门叮咛，报八字要如实，“不可捏成”。山东布政使费金吾的密摺上黏有黄色浮签一张，雍正御笔亲书：“将你实在八字写来，随便送进朕览。不可捏成来！汝等汉士大夫多有此风。欺人乎？自欺也！”
官僚们晓得皇帝讲究星命，居然有大臣以星命为由推脱工作。雍正元年三月十一日，给事中缪沅的奏摺上这样写道：“臣今年命运不亨，五月十八日以后，有孛星飞入命宫，与臣为难，动而多咎，……求皇上鉴臣愚衷，曲赐保全，勿以文章之事差臣。挨过灾年，自守天运，皆沐圣上大恩。”
大意就是说：今年我命不好，灾星降临，请皇上不要给我派写文章的活儿啦，等挨过灾年，好运来临再好好报答皇恩，努力工作。
命理文化从秦汉伊始，历经唐朝大学士、监察御史李虚中和宋朝隐士京房和徐子升而大成，又至明朝大学士，河南道监察御史万民英《三命通会》更载入四库全书，被誉为：自明清以来二百余年，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录，几乎家有其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理文化的代代相传也在印证着真理的科学延续。民国时期易学大师袁树珊著有的《命理探源》 ，韦千里著有的《千里命稿》，都是各个历史时期命理文化的智慧结晶。
特别是在当代传承和弘扬传统优秀国学文化的历史大潮中，全国各地和海内外更是掀起了易学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高潮，群英辈出，人们更加理性地系统研究着客观世界的命理文化智慧，并且深入融入近代和现代科学对人类基因工程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生命优生学的体系应用研究成果，坚持着顺应自然事物的唯物根源和把握生命内在的时空智慧，推动着生命幸福的优生文化思想和理论探索实践。我们相信着日久弥新的历史沉淀，“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我们相信人类将更加理性地坚信优秀的国学文化传承，更加理性地相信生命命运，更加理性地相信生命优生体系应用文化，未来的人类生命将真正的更加幸福美好。 https://t.cn/RghlcLS
有朋友请我去《八佰》首映，我放弃了，我正好想趁开会的机会去乌镇走走，带着老母和孩子，这样的机会不多，一部电影算什么。
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看历史书，纠结于过去，争来争去其实无一点意义。
有句话叫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我是不信的，技术、生产能力、观念都已变了，读史如何鉴今？
今天大部分人读史不过为了卖弄罢了。
带着老母和幼子，走在热浪的南中国，这才是实在的生活。看那些网上争得不可开交，我想告诉大家一句，上海飞北京的机票才350元，原来3500一晚的酒店，现在才1028元，游人不那么多景点，也不是总能碰上。
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看历史书，纠结于过去，争来争去其实无一点意义。
有句话叫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我是不信的，技术、生产能力、观念都已变了，读史如何鉴今？
今天大部分人读史不过为了卖弄罢了。
带着老母和幼子，走在热浪的南中国，这才是实在的生活。看那些网上争得不可开交，我想告诉大家一句，上海飞北京的机票才350元，原来3500一晚的酒店，现在才1028元，游人不那么多景点，也不是总能碰上。
#语文研究[超话]# 【资料分享】042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上1.7.3~1.7.4①
三 清代金石学的发展
请代乾嘉时期，关于金石学的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各地出上的商周铜器，数量超过宋代，对铭文的训释，更加谨严详实。当时，有许多学者将这些铭文视为重要的史料。他们研究的目的也更明确，即以古代彝铭“证经辨史”。例如孙星衍在《答袁简斋前辈书》中曾说:“经文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解。”【注：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清代学者不仅已经充分认识到古代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井且已经尽一切可能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远居前人之上。
清自乾隆开始将内府收藏的古代铜器陆续印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 等四部巨著，随后私家藏器也皆刊印成书。这一时期所辑铜器铭文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是仿照宋代《考古图》的体例，以记录铜器图形为主，并附以铭文和考释。上述官府所搜“四鉴”，皆属此类。属于这一类型的私人著作，有嘉庆六年钱坫撰《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道光十九年曹载奎撰《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同治十一年吴云撰《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同年潘祖荫撰《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光绪十一年吴大澂撰《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光绪三十四年端方撰《陶斋吉金录》八卷，宣统元年又撰《陶斋吉金续录》二卷等，皆图文井举，即后来图录性的著作。二是享仿宋薛尚功《法帖》的体例，只录铭文，不绘器形，专以考释彝铭为主。如嘉庆九年阮元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道光十八年刘喜海撰《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 二十年吴荣光撰《筠清馆金文》五卷，光绪二十年徐同柏撰《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二十一年吴式芬撰《攈古录金文》三卷，二十二年吴大澂撰《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二十五年方濬益猬《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二十八年刘心源撰《奇觚宝吉金文述》二十卷，三十四年朱善旅撰《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两册等。由于作者学识水平不尽相同，各自见解也难得一致。当时卓有成绩，贡献较大者，当推清末孙诒让。他曾校订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三书，而撰《古籀拾遗》。最初孙氏研究以上三书，凡有心得即批于眉端，三书眉批辑成三卷， 上卷订正薛书十四条，中卷订正阮书三十条，下卷订正吴书二十二条。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选器谨严，摹刻精善，在当时堪称精华之作，孙诒让为校订此书撰有《古籀馀论》，订正其中错误若干条。孙氏提倡用分析偏旁法考释古文字，曾依据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等资料撰有《名原》一书，他不仅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有所创新，同时还提出一定的理论根据。再如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无论是辨识文字，训释词义，颇有创造发明。刘心源在《奇觚宝吉金文述》中利用文词对勘辨识难识之字，也是一种认识古字的好方法。在这个时期，不仅是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还在其它古代铭刻，诸如玺印、货币、石刻、陶文等方面均有专门研究著作问世，并且获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清初汪立名编撰《钟鼎字源》五卷，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当时关于商周铜器铭文的研究，经过元、明两代大抵有四百年的沉寂阶段，刚开始复甦，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超时代的作品。此书是在元杨銁的《增广钟鼎篆韵》基础上加以增改而成。《增广钟鼎篆韵》共七卷，乃是对薛尚功《广篆韵》的增补，薛书早佚，杨书增添的内容又非常复杂。汪立名的《钟鼎字源》虽脱胎于《增广钟鼎篆韵》，但经过了较大的删改。诸如：在《增广钟鼎篆韵》中除鼎彝铭文之外，并兼收一些经典、遗文字书与碑铭等，汪氏《钟鼎字源》凡同钟鼎无关的资料全都刪去；再如杨书重文很多，形体相同的字一并胪列， 汪氏只取异构，不收同体。两书在编排方面也有不同，杨书用《唐韵》分二百零五部，汪氏用《平水韵》分一百零六部。总的看来，汪立名对金文的辨识能力，并不比前三百余年的杨钧强多少。可见，当时对金文研究是停滞不前的。
四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罗、王的学术活动①
清朝末年，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即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商代的甲骨文出土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小屯村，这里原是商代后期的国都。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共在这里经历了八代十二位商王。由于居住的时间较长，当时占卜用过的龟甲牛骨几乎遍布小屯村及其附近，数千年来始终未被人们所察觉。但在这地区自宋代以来不断有商代铜器出土，甲骨文出土也很有可能，由于当时无人认识，故没有引起注意。在中医处方里，有名叫“龙骨”的药材，很久以前药商即在小屯采购商代甲骨充当，现已无法估计有多少甲骨辞被当作药材用掉。
三 清代金石学的发展
请代乾嘉时期，关于金石学的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各地出上的商周铜器，数量超过宋代，对铭文的训释，更加谨严详实。当时，有许多学者将这些铭文视为重要的史料。他们研究的目的也更明确，即以古代彝铭“证经辨史”。例如孙星衍在《答袁简斋前辈书》中曾说:“经文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解。”【注：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清代学者不仅已经充分认识到古代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井且已经尽一切可能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远居前人之上。
清自乾隆开始将内府收藏的古代铜器陆续印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 等四部巨著，随后私家藏器也皆刊印成书。这一时期所辑铜器铭文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是仿照宋代《考古图》的体例，以记录铜器图形为主，并附以铭文和考释。上述官府所搜“四鉴”，皆属此类。属于这一类型的私人著作，有嘉庆六年钱坫撰《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道光十九年曹载奎撰《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同治十一年吴云撰《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同年潘祖荫撰《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光绪十一年吴大澂撰《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光绪三十四年端方撰《陶斋吉金录》八卷，宣统元年又撰《陶斋吉金续录》二卷等，皆图文井举，即后来图录性的著作。二是享仿宋薛尚功《法帖》的体例，只录铭文，不绘器形，专以考释彝铭为主。如嘉庆九年阮元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道光十八年刘喜海撰《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 二十年吴荣光撰《筠清馆金文》五卷，光绪二十年徐同柏撰《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二十一年吴式芬撰《攈古录金文》三卷，二十二年吴大澂撰《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二十五年方濬益猬《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二十八年刘心源撰《奇觚宝吉金文述》二十卷，三十四年朱善旅撰《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两册等。由于作者学识水平不尽相同，各自见解也难得一致。当时卓有成绩，贡献较大者，当推清末孙诒让。他曾校订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三书，而撰《古籀拾遗》。最初孙氏研究以上三书，凡有心得即批于眉端，三书眉批辑成三卷， 上卷订正薛书十四条，中卷订正阮书三十条，下卷订正吴书二十二条。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选器谨严，摹刻精善，在当时堪称精华之作，孙诒让为校订此书撰有《古籀馀论》，订正其中错误若干条。孙氏提倡用分析偏旁法考释古文字，曾依据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等资料撰有《名原》一书，他不仅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有所创新，同时还提出一定的理论根据。再如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无论是辨识文字，训释词义，颇有创造发明。刘心源在《奇觚宝吉金文述》中利用文词对勘辨识难识之字，也是一种认识古字的好方法。在这个时期，不仅是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还在其它古代铭刻，诸如玺印、货币、石刻、陶文等方面均有专门研究著作问世，并且获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清初汪立名编撰《钟鼎字源》五卷，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当时关于商周铜器铭文的研究，经过元、明两代大抵有四百年的沉寂阶段，刚开始复甦，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超时代的作品。此书是在元杨銁的《增广钟鼎篆韵》基础上加以增改而成。《增广钟鼎篆韵》共七卷，乃是对薛尚功《广篆韵》的增补，薛书早佚，杨书增添的内容又非常复杂。汪立名的《钟鼎字源》虽脱胎于《增广钟鼎篆韵》，但经过了较大的删改。诸如：在《增广钟鼎篆韵》中除鼎彝铭文之外，并兼收一些经典、遗文字书与碑铭等，汪氏《钟鼎字源》凡同钟鼎无关的资料全都刪去；再如杨书重文很多，形体相同的字一并胪列， 汪氏只取异构，不收同体。两书在编排方面也有不同，杨书用《唐韵》分二百零五部，汪氏用《平水韵》分一百零六部。总的看来，汪立名对金文的辨识能力，并不比前三百余年的杨钧强多少。可见，当时对金文研究是停滞不前的。
四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罗、王的学术活动①
清朝末年，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即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商代的甲骨文出土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小屯村，这里原是商代后期的国都。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共在这里经历了八代十二位商王。由于居住的时间较长，当时占卜用过的龟甲牛骨几乎遍布小屯村及其附近，数千年来始终未被人们所察觉。但在这地区自宋代以来不断有商代铜器出土，甲骨文出土也很有可能，由于当时无人认识，故没有引起注意。在中医处方里，有名叫“龙骨”的药材，很久以前药商即在小屯采购商代甲骨充当，现已无法估计有多少甲骨辞被当作药材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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