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佛为真实皈依处”的原因为何？
有四种原因：
第一、佛陀已经远离一切畏惧，
第二、佛陀具足能令一切众生远离畏惧的方便法门，
第三、佛陀具备无私大悲，
第四、佛陀会平等利益众生。
当我们了知到佛宝为究竟真实皈依处，
我们也自然会了解佛陀之语值得皈依，
由于佛陀如此殊胜，
因此他所说之言也自然是真实无虚的，
让我们能自然对法宝生起信心而皈依；
既然法宝是也是真实的皈依处，
自然对僧宝也会产生信心，
因为僧宝已进入无伪的修法之道，
而能成为我们的皈依处。
以此胜解去思维后，对三宝进行皈依，
将更为圆满。
讲到皈依戒，如同无着菩萨在律典中所提及，
第一：具足功德、第二：知分类，
第三：立誓受持，第四：不信他宗。
首先要了解三宝的功德；
第二了解三宝之间的不同特质，
第三要发誓去受持皈依，
第四，除三宝外，不再皈依其他宗派。
对于此四界线，前两者为三宝功德及区别，
只要用功就能了解，讲到第三点：
立誓并视佛宝为导师、法宝为真实皈依、
僧宝为修法之友，以此皈依三宝，
才能称为真正承认、行持三宝之方式，
此点稍有难处。
第四种也就是“不信他宗”，
意指“除三宝外不信奉其他宗派”。
我们提到“他宗”时，
就会想到“佛教”和“外道”区别，
往昔善知识会以“佛陀的四法印”
来区别外道与否，
以幸地巴尊者及阿底峡尊者而言，
则认为分别处主要在于“内/外皈依分”，
主要以“皈依”而论，
看是否皈依三宝、
有无将三宝视为真实皈依对境等，
以此来区分出“佛教”与“外道”。
而若将三宝视为皈依境而去皈依，
是否就是佛教徒？
并非如此，并非承认为皈依境、
祈求三宝救护之后，自己就是佛教徒，
并非如此，而是要将三宝视为真实无伪之皈依对境，
除三宝之外，别无其他救护、
也不相信有其他救护处可帮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
否则，虽然承认三宝，却同时又寻找其他救护处，
只将三宝视为“其中一种”救护、
或视为“次要者”，
这就很难成为佛教徒。
因此我们一定要将三宝视为皈依的根本、
皈依的主要对境。
这里有一个故事，
以前安多的阿立地区，
一位官员前往拉萨朝拜大昭寺的觉沃佛
（释迦牟尼佛等身像）时住进拉萨的一家宾馆，
老板娘提醒说，
你身上挂了很多值钱的黄金装饰品，
此处小偷猖狂，一定要小心，
不然若物品被偷，不但没有得到朝圣的功德，
还会因为遗失物品而造作很多恶业。
老板娘再三忠告安多官员，要谨防扒手，
官员回答都敷衍的回道：我知道了，
然后就将所有黄金装在怀里，
去往大昭寺朝拜觉沃佛，当他到达时，
早将老板娘的话抛在脑后，
而被外界美景奇观所吸引住，
全然不知已被小偷盯上且跟踪。
结果，
当他还未进入大昭寺时，不仅全身财物尽失，
连碗都已被偷走了，等他拜完佛出来后才发现，
东西都被偷得一干二净，
于是嚎啕大哭说，我都听说觉沃佛很慈悲，
结果你一点慈悲都没有，我一生辛苦攒下的财物，
就这样无缘无故被偷的精光，
仅见一次就付出这样代价，
若见很多次得怎么办啊？
那位官员想，觉沃佛真是一个坏人，
因此就这样哭着回到了宾馆，老板娘看到他在哭，
就上前询问说，怎么了？
他哭着说，觉沃佛真的不慈悲，可把我害惨了，
老板娘说，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
但你没放在心上，
不是觉沃佛的过错。
他仍是心存疑惑，想着一定有内幕，
不然为何以前将黄金放在自己家里，都不曾遗失，
结果一进到觉沃佛的房后，就全部不见？
觉沃佛一定知道些内情。
因此这故事是在告诫我们，
他其实是将黄金视为主要皈依处，
而非将三宝视为主要皈依处，
就如同现今我们将钱视为非常重要，
将钱视为皈依对境，
若遗失金钱时，会失眠个几天几夜，
但若几天并未念诵皈依戒，
心情却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第二届谶摩比丘尼辩经法会．
《解脱庄严宝论》第八堂课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噶玛巴 邬金钦列多杰
有四种原因：
第一、佛陀已经远离一切畏惧，
第二、佛陀具足能令一切众生远离畏惧的方便法门，
第三、佛陀具备无私大悲，
第四、佛陀会平等利益众生。
当我们了知到佛宝为究竟真实皈依处，
我们也自然会了解佛陀之语值得皈依，
由于佛陀如此殊胜，
因此他所说之言也自然是真实无虚的，
让我们能自然对法宝生起信心而皈依；
既然法宝是也是真实的皈依处，
自然对僧宝也会产生信心，
因为僧宝已进入无伪的修法之道，
而能成为我们的皈依处。
以此胜解去思维后，对三宝进行皈依，
将更为圆满。
讲到皈依戒，如同无着菩萨在律典中所提及，
第一：具足功德、第二：知分类，
第三：立誓受持，第四：不信他宗。
首先要了解三宝的功德；
第二了解三宝之间的不同特质，
第三要发誓去受持皈依，
第四，除三宝外，不再皈依其他宗派。
对于此四界线，前两者为三宝功德及区别，
只要用功就能了解，讲到第三点：
立誓并视佛宝为导师、法宝为真实皈依、
僧宝为修法之友，以此皈依三宝，
才能称为真正承认、行持三宝之方式，
此点稍有难处。
第四种也就是“不信他宗”，
意指“除三宝外不信奉其他宗派”。
我们提到“他宗”时，
就会想到“佛教”和“外道”区别，
往昔善知识会以“佛陀的四法印”
来区别外道与否，
以幸地巴尊者及阿底峡尊者而言，
则认为分别处主要在于“内/外皈依分”，
主要以“皈依”而论，
看是否皈依三宝、
有无将三宝视为真实皈依对境等，
以此来区分出“佛教”与“外道”。
而若将三宝视为皈依境而去皈依，
是否就是佛教徒？
并非如此，并非承认为皈依境、
祈求三宝救护之后，自己就是佛教徒，
并非如此，而是要将三宝视为真实无伪之皈依对境，
除三宝之外，别无其他救护、
也不相信有其他救护处可帮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
否则，虽然承认三宝，却同时又寻找其他救护处，
只将三宝视为“其中一种”救护、
或视为“次要者”，
这就很难成为佛教徒。
因此我们一定要将三宝视为皈依的根本、
皈依的主要对境。
这里有一个故事，
以前安多的阿立地区，
一位官员前往拉萨朝拜大昭寺的觉沃佛
（释迦牟尼佛等身像）时住进拉萨的一家宾馆，
老板娘提醒说，
你身上挂了很多值钱的黄金装饰品，
此处小偷猖狂，一定要小心，
不然若物品被偷，不但没有得到朝圣的功德，
还会因为遗失物品而造作很多恶业。
老板娘再三忠告安多官员，要谨防扒手，
官员回答都敷衍的回道：我知道了，
然后就将所有黄金装在怀里，
去往大昭寺朝拜觉沃佛，当他到达时，
早将老板娘的话抛在脑后，
而被外界美景奇观所吸引住，
全然不知已被小偷盯上且跟踪。
结果，
当他还未进入大昭寺时，不仅全身财物尽失，
连碗都已被偷走了，等他拜完佛出来后才发现，
东西都被偷得一干二净，
于是嚎啕大哭说，我都听说觉沃佛很慈悲，
结果你一点慈悲都没有，我一生辛苦攒下的财物，
就这样无缘无故被偷的精光，
仅见一次就付出这样代价，
若见很多次得怎么办啊？
那位官员想，觉沃佛真是一个坏人，
因此就这样哭着回到了宾馆，老板娘看到他在哭，
就上前询问说，怎么了？
他哭着说，觉沃佛真的不慈悲，可把我害惨了，
老板娘说，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
但你没放在心上，
不是觉沃佛的过错。
他仍是心存疑惑，想着一定有内幕，
不然为何以前将黄金放在自己家里，都不曾遗失，
结果一进到觉沃佛的房后，就全部不见？
觉沃佛一定知道些内情。
因此这故事是在告诫我们，
他其实是将黄金视为主要皈依处，
而非将三宝视为主要皈依处，
就如同现今我们将钱视为非常重要，
将钱视为皈依对境，
若遗失金钱时，会失眠个几天几夜，
但若几天并未念诵皈依戒，
心情却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第二届谶摩比丘尼辩经法会．
《解脱庄严宝论》第八堂课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噶玛巴 邬金钦列多杰
#海外华娃语文课# 《枫桥的渔火，广寒的烛；苍白的宇宙，微暗的火》
哥哥在学会《枫桥夜泊》后，表示他想学一首有“海”字的诗，恰逢给他科普了嫦娥五号登月返回的知识碎片，为了让唐诗紧贴时事，就选了李商隐的《嫦娥》。首先还是从【色彩感知】开始理解：
“云母、长河、晓星”，头两句中以大片大片的白色为主，云母是半透明的白、长河英文名本来就是Milky Way，是牛奶样的白，而启明的晓星金星也散发出白炽的星光。后两句中的“碧海、青天”也是大面积的冷色调。就像“月落、乌啼、霜满天”里，白色的月和冰霜似的雾，无论耀眼还是朦胧，都是冷寂的白。
又要讲回反复跟孩子提及的济慈的《明亮的星》，星星的光无论如何明亮，在诗人的心中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是冷漠、缺乏情感的。嫦娥点题在悔，枫桥点题在愁，这两首诗的情绪影响下，白色被赋予了更多冷清和孤寂的意思，枫桥里白色的背景是黑夜，嫦娥里则是更广袤无边的黑暗的宇宙。
然而，在点缀着白且冷的巨大的黑暗中，有一盏渔火，照亮了江面漂浮的枫叶；有一支蜡烛，光影从云母屏风后透出来。我跟孩子讲，不要小看这豆大的火苗，它让冬夜的江和月亮上的广寒增添了一丝生气，毕竟能生火，是人类一切科技发明的起源。接下来【知识拓展】：在一百万年前（东非肯尼亚境内发现的142万年前的火烧粘土遗迹），我们的祖先靠着篝火照亮夜晚、驱散猛兽、取暖御寒、烤制食物，避免走夜路跌死、被猛兽袭击咬死、降温冻死、吃生肉长寄生虫病死，这才有了后来的人们用火锻炼铁器、用火驱动蒸汽机车、用火发射长征五号。（参见海绵宝宝的祖先第一次学会用火时的兴奋）
（我特意找了一段罗恩·拉什的文字读给孩子让他感脚感脚感脚：“一万年前的人们会在寒夜里做同样的事情，吃点东西，在篝火前坐下，望着火苗，找到了平和，知道他们又活过了一天，现在可以休息了。”）
所以人类升的火不同于自然界里的火山、山火、恒星的火，而且不仅在诗词里，在我们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都是有特殊的寓意的。比如赶夜路回家，翻山越岭，到村口终于见到灯火、炊烟和大黄狗，才算安下心来，说明终于要到家了。
李商隐写嫦娥，先写广寒宫，写得特别棒，他不去正面描写广寒宫如何宏伟，不是“广寒宫内烛影深”，而是将我们的视角一下子推进到宫殿角落里的一架屏风上，给了一个大特写。云母屏风是需要将大块的云母石削成薄片，在古代没有磨砂玻璃的时候起到阻隔视线且保证一定的透光度，那是绝对的奢华象征。小小的屏风就如此名贵，这座宫殿其他地方也一定是雕梁画栋。
但是，宫殿再大、再华丽，住在这里的却只有嫦娥一个人啊！哪怕算上玉兔，深宫里也就只有一人一兔两个生命。夜深时点亮蜡烛，只屏风后一支，不是作者要写嫦娥是舍不得蜡的小气鬼，而是要拿这庞大的宫殿衬托出一个人住在里面的孤独感。孩子们大多是害怕黑夜一个人睡的，卧室再大，他独处也只能蜷缩在床角，这么一对比，他们和嫦娥的距离就拉近了。
我问孩子，你深夜起床摸黑去客厅喝水，这段距离并不长，你怕不怕？他说，怕。我说，你想想，月球上的夜晚，嫦娥如果要从云母屏风后独自穿过巨大的宫殿走到外面，她会不会怕？孩子说，嫦娥真可怜。
但嫦娥似乎还真的在夜里走出殿外了，她或许是睡不着去看星空，看到什么了？“长河渐落晓星沉”。这一句的意境老大了。诗里写她看的或许是一夜的星空轨迹，但她可是吃了不死灵药的，她收获了永恒的生命，她可以无止尽地对着星空发呆：她看到的不是一夜间金星落下、银河沉于月平线之下，她看到的或许是一个宇宙尺度上的银河移位、恒星诞生又毁灭、星系聚拢又消散。
所以，第三句诗人猜嫦娥“应悔偷灵药”，这个悔不同于王昌龄笔下的闺中少妇，悔教夫婿觅封侯。嫦娥悔的可不是和后羿的感情纠葛这么家长里短的琐事，她悔的应该是自己拥有的、旁人无比羡慕的，永恒，物极必反，冰激淋吃完孩子会难过，可冰激淋永远吃不完，那就是他在神话故事里读过的地狱景象了。
第四句“碧海青天”，这景色在太阳系里哪儿能见到？孩子说，地球。没错，既然第二句都已经写到银河系了，第四句这里不妨让孩子理解成地球。嫦娥离开地球，飞到月球上，拥有了广寒宫和不死的生命，凡人看花开花落，她看星升星沉。“夜夜心”的夜夜，不再是几个夜晚而已，对嫦娥来说，那真是无数、不计其数、数不胜数的无穷的夜晚。
所以，嫦娥五号返回舱带回来的月壤，里面虽然没有能够种菜的有机物质，但我们可以象征性理解，中国神话里走出地球的嫦娥，在那一刻，终于又回到她夜夜动心思念的“碧海青天”的怀抱中了。 https://t.cn/RJ7ra1a
哥哥在学会《枫桥夜泊》后，表示他想学一首有“海”字的诗，恰逢给他科普了嫦娥五号登月返回的知识碎片，为了让唐诗紧贴时事，就选了李商隐的《嫦娥》。首先还是从【色彩感知】开始理解：
“云母、长河、晓星”，头两句中以大片大片的白色为主，云母是半透明的白、长河英文名本来就是Milky Way，是牛奶样的白，而启明的晓星金星也散发出白炽的星光。后两句中的“碧海、青天”也是大面积的冷色调。就像“月落、乌啼、霜满天”里，白色的月和冰霜似的雾，无论耀眼还是朦胧，都是冷寂的白。
又要讲回反复跟孩子提及的济慈的《明亮的星》，星星的光无论如何明亮，在诗人的心中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是冷漠、缺乏情感的。嫦娥点题在悔，枫桥点题在愁，这两首诗的情绪影响下，白色被赋予了更多冷清和孤寂的意思，枫桥里白色的背景是黑夜，嫦娥里则是更广袤无边的黑暗的宇宙。
然而，在点缀着白且冷的巨大的黑暗中，有一盏渔火，照亮了江面漂浮的枫叶；有一支蜡烛，光影从云母屏风后透出来。我跟孩子讲，不要小看这豆大的火苗，它让冬夜的江和月亮上的广寒增添了一丝生气，毕竟能生火，是人类一切科技发明的起源。接下来【知识拓展】：在一百万年前（东非肯尼亚境内发现的142万年前的火烧粘土遗迹），我们的祖先靠着篝火照亮夜晚、驱散猛兽、取暖御寒、烤制食物，避免走夜路跌死、被猛兽袭击咬死、降温冻死、吃生肉长寄生虫病死，这才有了后来的人们用火锻炼铁器、用火驱动蒸汽机车、用火发射长征五号。（参见海绵宝宝的祖先第一次学会用火时的兴奋）
（我特意找了一段罗恩·拉什的文字读给孩子让他感脚感脚感脚：“一万年前的人们会在寒夜里做同样的事情，吃点东西，在篝火前坐下，望着火苗，找到了平和，知道他们又活过了一天，现在可以休息了。”）
所以人类升的火不同于自然界里的火山、山火、恒星的火，而且不仅在诗词里，在我们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都是有特殊的寓意的。比如赶夜路回家，翻山越岭，到村口终于见到灯火、炊烟和大黄狗，才算安下心来，说明终于要到家了。
李商隐写嫦娥，先写广寒宫，写得特别棒，他不去正面描写广寒宫如何宏伟，不是“广寒宫内烛影深”，而是将我们的视角一下子推进到宫殿角落里的一架屏风上，给了一个大特写。云母屏风是需要将大块的云母石削成薄片，在古代没有磨砂玻璃的时候起到阻隔视线且保证一定的透光度，那是绝对的奢华象征。小小的屏风就如此名贵，这座宫殿其他地方也一定是雕梁画栋。
但是，宫殿再大、再华丽，住在这里的却只有嫦娥一个人啊！哪怕算上玉兔，深宫里也就只有一人一兔两个生命。夜深时点亮蜡烛，只屏风后一支，不是作者要写嫦娥是舍不得蜡的小气鬼，而是要拿这庞大的宫殿衬托出一个人住在里面的孤独感。孩子们大多是害怕黑夜一个人睡的，卧室再大，他独处也只能蜷缩在床角，这么一对比，他们和嫦娥的距离就拉近了。
我问孩子，你深夜起床摸黑去客厅喝水，这段距离并不长，你怕不怕？他说，怕。我说，你想想，月球上的夜晚，嫦娥如果要从云母屏风后独自穿过巨大的宫殿走到外面，她会不会怕？孩子说，嫦娥真可怜。
但嫦娥似乎还真的在夜里走出殿外了，她或许是睡不着去看星空，看到什么了？“长河渐落晓星沉”。这一句的意境老大了。诗里写她看的或许是一夜的星空轨迹，但她可是吃了不死灵药的，她收获了永恒的生命，她可以无止尽地对着星空发呆：她看到的不是一夜间金星落下、银河沉于月平线之下，她看到的或许是一个宇宙尺度上的银河移位、恒星诞生又毁灭、星系聚拢又消散。
所以，第三句诗人猜嫦娥“应悔偷灵药”，这个悔不同于王昌龄笔下的闺中少妇，悔教夫婿觅封侯。嫦娥悔的可不是和后羿的感情纠葛这么家长里短的琐事，她悔的应该是自己拥有的、旁人无比羡慕的，永恒，物极必反，冰激淋吃完孩子会难过，可冰激淋永远吃不完，那就是他在神话故事里读过的地狱景象了。
第四句“碧海青天”，这景色在太阳系里哪儿能见到？孩子说，地球。没错，既然第二句都已经写到银河系了，第四句这里不妨让孩子理解成地球。嫦娥离开地球，飞到月球上，拥有了广寒宫和不死的生命，凡人看花开花落，她看星升星沉。“夜夜心”的夜夜，不再是几个夜晚而已，对嫦娥来说，那真是无数、不计其数、数不胜数的无穷的夜晚。
所以，嫦娥五号返回舱带回来的月壤，里面虽然没有能够种菜的有机物质，但我们可以象征性理解，中国神话里走出地球的嫦娥，在那一刻，终于又回到她夜夜动心思念的“碧海青天”的怀抱中了。 https://t.cn/RJ7ra1a
专稿|连通中原与草原、东方与西域的枢纽 ——丝绸之路与山西（杜学文）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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