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天撼地上锣鼓】 史耀增/文 史沛鸿/图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
【中央表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阿里巴巴上榜】8年脱贫攻坚战，互联网创新与新农人受肯定。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互联网企业代表，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此外，开淘宝店帮助贫困户脱贫的赵海伶、付凡平，带领村民在大山里造出“淘宝村”的刘廷洲等人，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据统计，8年来，阿里巴巴平台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1万亿元。最近3年，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巴平台的网络销售额超过2700亿元。
技术进步与持续投入，驱动互联网助农脱贫模式不断创新。
2014年，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村”项目，2019年设立大农业办公室，聚合淘宝天猫、阿里云、菜鸟、盒马等20多个业务，打造全方位的互联网助农体系。
2017年，阿里巴巴设立脱贫基金，从教育、健康、生态、女性、电商等五个方面，助力贫困县域可持续发展。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告别绝对贫困到帮农民富起来，互联网三大创新被寄予更多期待。
新基建——数据驱动、开放共享，解决“卡脖子”难题。
在农业“最先一公里”，阿里巴巴持续重投入。2020年，阿里巴巴5大数字农业集运加工中心（数字化产地仓）建成投用，其中4个落在西部的云南、四川、广西、陕西。
数字化产地仓，是农产品转化为标准“农商品”、从田间走向餐桌的核心枢纽。在一万多平米的“智能工厂”内，从分选、品控、装箱到打单全流程自动化，每个蔬果的鲜度、大小、酸甜度和光洁度都精准控制。
2020年，借助西安产地仓，西北地区1000个偏远山村的农产品首次参与天猫双11。当年12月初，云南新平冰糖橙大面积滞销，例外的是，和阿里巴巴合作的农户，基于订单农业和数字化仓配体系，3000亩冰糖橙11月底就卖完了。
针对快递下“乡”不进“村”的痛点，阿里巴巴菜鸟网络首创的“农村快递物流智慧共配”，已经落地27个省份的900多个县域。云南省62个县域物流共配中心，有38个位于原国家级贫困县。贵州36个共配中心，29个位于原国贫县。西藏已拥有6个共配中心。
新产业——技术赋能、品牌提升，打造数字化“富农产业”。
随着互联网助农体系不断完善，农业产供销全链路数字化初步实现——以数字农业基地为代表的“数字化生产”，以产地仓、共配物流为核心的“数字化流通”，以淘宝、盒马、大润发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
信息技术与农业科技融合成为趋势。近年来，阿里巴巴将物联网、光谱识别、区块链溯源、电商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阿里云探索智慧农业，把蔬菜种在“机床”上，用AI算法养羊、养蜂、养鸡……此外，30多位农业院士及首席科学家与阿里巴巴展开合作。
普惠金融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水”。截至2020年末，全国累计超过1700万涉农县三农用户获得网商银行无接触贷款。
由“品”到“业”全面升级，区域品牌是关键。截至2020年底，阿里巴巴为贫困县打造了寻乌百香果、砀山梨膏等50个农产品金字招牌，覆盖县域超过30个。湖北的秭归脐橙，2020年销量较3年前增长60多倍。
产业兴，才留得住人，村庄才有希望。到脱贫一线挂职的“阿里特派员”，为贫困县引入“客服县”、假发、AI数据标注等新产业，促进就近就业。
新农人——多元化、造血式，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
数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
截至2020年底，淘宝举办了330万场农产品直播，诞生了超过11万农民主播。礼县永兴镇龙槐村，60岁的果农张加成在“阿里特派员”鼓励下参加培训，成为一名农民主播。2020年国庆节，张加成和儿子、女儿、儿媳妇轮流做直播，7天卖掉了5000多斤苹果。
3年来，新农人培训体系不断完善。“马云乡村教育计划”、“蔡崇信职业教育计划”累计覆盖3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使17万师生受益；“加油木兰”项目累计为超过238.8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女性提供教育及健康帮助。
淘宝村进入阿里农村战略中，被重新定义、设计和升级。8年来，全国淘宝村的数量从20个增加到5425个。其中，在75个国家级贫困县，诞生了119个淘宝村、106个淘宝镇，创造了12万个创业机会，带动直接就业机会34万多个。
此次获表彰的刘廷洲，是湖北省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党支部书记。地处秦巴山区深处的郧西，是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而偏僻的下营村一度是贫困县里的重点贫困村。
村民们找到了一个新出路——在淘宝开店卖十堰绿松石，“不离故土就能致富”。年轻人纷纷返村。2014年，下营村成为湖北第一个淘宝村，并在2017年率先整村脱贫出列。
2019年，下营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0元。借着淘宝村的名头，村里还搞起了乡村旅游等其他产业。
“电子商务对我们来说，改变最大的是观念，”刘廷洲说，“新经济就是互联网，就是数字经济。”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互联网企业代表，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此外，开淘宝店帮助贫困户脱贫的赵海伶、付凡平，带领村民在大山里造出“淘宝村”的刘廷洲等人，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据统计，8年来，阿里巴巴平台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1万亿元。最近3年，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巴平台的网络销售额超过2700亿元。
技术进步与持续投入，驱动互联网助农脱贫模式不断创新。
2014年，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村”项目，2019年设立大农业办公室，聚合淘宝天猫、阿里云、菜鸟、盒马等20多个业务，打造全方位的互联网助农体系。
2017年，阿里巴巴设立脱贫基金，从教育、健康、生态、女性、电商等五个方面，助力贫困县域可持续发展。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告别绝对贫困到帮农民富起来，互联网三大创新被寄予更多期待。
新基建——数据驱动、开放共享，解决“卡脖子”难题。
在农业“最先一公里”，阿里巴巴持续重投入。2020年，阿里巴巴5大数字农业集运加工中心（数字化产地仓）建成投用，其中4个落在西部的云南、四川、广西、陕西。
数字化产地仓，是农产品转化为标准“农商品”、从田间走向餐桌的核心枢纽。在一万多平米的“智能工厂”内，从分选、品控、装箱到打单全流程自动化，每个蔬果的鲜度、大小、酸甜度和光洁度都精准控制。
2020年，借助西安产地仓，西北地区1000个偏远山村的农产品首次参与天猫双11。当年12月初，云南新平冰糖橙大面积滞销，例外的是，和阿里巴巴合作的农户，基于订单农业和数字化仓配体系，3000亩冰糖橙11月底就卖完了。
针对快递下“乡”不进“村”的痛点，阿里巴巴菜鸟网络首创的“农村快递物流智慧共配”，已经落地27个省份的900多个县域。云南省62个县域物流共配中心，有38个位于原国家级贫困县。贵州36个共配中心，29个位于原国贫县。西藏已拥有6个共配中心。
新产业——技术赋能、品牌提升，打造数字化“富农产业”。
随着互联网助农体系不断完善，农业产供销全链路数字化初步实现——以数字农业基地为代表的“数字化生产”，以产地仓、共配物流为核心的“数字化流通”，以淘宝、盒马、大润发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
信息技术与农业科技融合成为趋势。近年来，阿里巴巴将物联网、光谱识别、区块链溯源、电商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阿里云探索智慧农业，把蔬菜种在“机床”上，用AI算法养羊、养蜂、养鸡……此外，30多位农业院士及首席科学家与阿里巴巴展开合作。
普惠金融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水”。截至2020年末，全国累计超过1700万涉农县三农用户获得网商银行无接触贷款。
由“品”到“业”全面升级，区域品牌是关键。截至2020年底，阿里巴巴为贫困县打造了寻乌百香果、砀山梨膏等50个农产品金字招牌，覆盖县域超过30个。湖北的秭归脐橙，2020年销量较3年前增长60多倍。
产业兴，才留得住人，村庄才有希望。到脱贫一线挂职的“阿里特派员”，为贫困县引入“客服县”、假发、AI数据标注等新产业，促进就近就业。
新农人——多元化、造血式，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
数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
截至2020年底，淘宝举办了330万场农产品直播，诞生了超过11万农民主播。礼县永兴镇龙槐村，60岁的果农张加成在“阿里特派员”鼓励下参加培训，成为一名农民主播。2020年国庆节，张加成和儿子、女儿、儿媳妇轮流做直播，7天卖掉了5000多斤苹果。
3年来，新农人培训体系不断完善。“马云乡村教育计划”、“蔡崇信职业教育计划”累计覆盖3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使17万师生受益；“加油木兰”项目累计为超过238.8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女性提供教育及健康帮助。
淘宝村进入阿里农村战略中，被重新定义、设计和升级。8年来，全国淘宝村的数量从20个增加到5425个。其中，在75个国家级贫困县，诞生了119个淘宝村、106个淘宝镇，创造了12万个创业机会，带动直接就业机会34万多个。
此次获表彰的刘廷洲，是湖北省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党支部书记。地处秦巴山区深处的郧西，是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而偏僻的下营村一度是贫困县里的重点贫困村。
村民们找到了一个新出路——在淘宝开店卖十堰绿松石，“不离故土就能致富”。年轻人纷纷返村。2014年，下营村成为湖北第一个淘宝村，并在2017年率先整村脱贫出列。
2019年，下营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0元。借着淘宝村的名头，村里还搞起了乡村旅游等其他产业。
“电子商务对我们来说，改变最大的是观念，”刘廷洲说，“新经济就是互联网，就是数字经济。”
【【决胜时刻｜一张照片背后的帮扶故事】苹果树王又逢春 扶贫阳光催新枝】眼前的两棵“国光王”，已经70多岁了，依然枝繁挺拔。
初春时节，河北省承德县乌龙矶村的苹果园里一派繁忙的景象，果农们在专家指导下，对果树进行春季修剪。这里被誉为“中国国光苹果之乡”。
酸酸甜甜的国光苹果成了老一辈人的回忆。如今，承德县不仅保留了国光苹果的种植，而且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国光苹果生产区，全县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年产量16万吨，年产值9亿元。国光苹果产业已成为承德县带动贫困农户持续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
绿色示范园 脱贫新模式
这几天，天一放亮，村民就来到果园进行春枝修剪。
眼下，正是修剪期。春季树液流动前修剪的苹果树，第二年的生长势比较旺盛，结果良好，产量也较高，对低温和干旱等不良外界环境条件的抵抗力也强。
果农付大叔说，“虽然累，但我们夫妻二人心里高兴。去年卖给嘉沃公司4万多斤苹果，每斤卖到2块多，一共收入10万多块钱。”
以前，付大叔担心果树栽多了苹果卖不出去，现在嘉沃公司敞开收购，他不再为销路发愁。“种苹果能致富。”保护价收购给了付大叔信心，去年他把自己的果园扩大了两亩多，都栽上了国光苹果树。
付大叔的增收，带动着周围百姓纷纷开果园、栽果树。
嘉沃公司适时在深水河村建设了500亩标准化山地绿色示范园，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改变原来一家一户式种植面积小、经营分散、产品质量低的状况，积极发展标准化基地建设，实施“企业+科研单位+产业化联合体+贫困户”的种植管理模式，对种植户进行培训示范，统一生产管理标准、统一品牌销售，开拓市场，共享资源，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绿色示范园的建设，也带动了深水河村全村2000余亩果园的种植。
帮建保鲜库 苹果不愁卖
“河南新乡三件，北京东城区两箱”……在位于承德县的嘉沃公司果品保鲜存储科技物流园派送车间，工人们忙着对一箱箱贴有“果三两”商标的苹果打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物流园去年秋天正式投入使用，全程冷链运输。”嘉沃公司总经理刘伟说，公司采用线上平台销售+线下代理商销售模式，淘宝网网上商城与专卖店特许经营相结合，最大限度满足高端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推开保鲜库大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一箱箱苹果整齐码放。咬上一口，入口清脆，酸甜适中，品相、口感如同刚下树的一般。
“苹果下树后，48小时内必须进入冷库，这样保鲜效果最好。”刘伟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冷藏技术，苹果一直可以保鲜到翌年10月份。
据了解，果品保鲜，曾经是该县发展国光苹果产业面临的一大难题。每年秋季大量国光苹果集中上市，造成果农卖果难，增产不增收，影响了果农生产积极性。即便储藏也以传统窖藏为主，储藏时间相对较短，不能保证苹果清脆口感。
2019年，承德嘉沃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报了2019年度承德县天津对口帮扶项目，申请天津对口项目扶贫帮扶资金526万元，建设2000吨的果品保鲜存储库。对口援助的天津市东丽区政府相关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到承德督导该项目的建设情况。
“果品保鲜存储科技物流园保鲜库的建成投用，一举解决了国光苹果长期保鲜存储的瓶颈问题，撑起了国光苹果的价格，增加了果农的收益。”刘伟说，现在承德县国光苹果可实现四季尝鲜，销售时限从一季到四季。仅这一个项目，就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348户实现产业脱贫。企业通过果品经营，也间接带动3500余户国光苹果种植户实现增收脱贫，户均年增收3500元以上。
电商加直播 消费为扶贫
“承德县国光苹果，个头小，经典老味道。”去年4月以来，承德县县长刘志琦、副县长白永义先后走进网络直播间，为家乡特色农货代言打call。东丽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王玉凤到当地调研时也参与了直播带货。与此同时，当地农民已经有6016人次参加电商业务培训，其中贫困户562人次，指导创业者开设网上店铺267家，实现销售额1700余万元，有效破解了农特产品销售方式单一、渠道不畅等制约贫困户增收致富的问题。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光苹果销售困难造成积压，天津市东丽区干部、挂职承德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凤喜同志，从天津返回承德县在党校隔离观察期间，了解到企业还有50万斤滞销的国光苹果，主动对接天津销售市场，迅速为企业达成了五万余斤的购销订单，为企业减轻销售压力，也体现出天津东丽区人民的担当作为。
扶持一个龙头，带富一方百姓。曾经，产业发展水平不高、标准化水平较低、生产经营水平较落后卡住了“小国光”发展的脖子。如今，通过津承两地携手“小国光”迈上发展的“快速路”，成为了承德县有序衔接脱贫攻坚，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https://t.cn/A6tif0mY
初春时节，河北省承德县乌龙矶村的苹果园里一派繁忙的景象，果农们在专家指导下，对果树进行春季修剪。这里被誉为“中国国光苹果之乡”。
酸酸甜甜的国光苹果成了老一辈人的回忆。如今，承德县不仅保留了国光苹果的种植，而且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国光苹果生产区，全县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年产量16万吨，年产值9亿元。国光苹果产业已成为承德县带动贫困农户持续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
绿色示范园 脱贫新模式
这几天，天一放亮，村民就来到果园进行春枝修剪。
眼下，正是修剪期。春季树液流动前修剪的苹果树，第二年的生长势比较旺盛，结果良好，产量也较高，对低温和干旱等不良外界环境条件的抵抗力也强。
果农付大叔说，“虽然累，但我们夫妻二人心里高兴。去年卖给嘉沃公司4万多斤苹果，每斤卖到2块多，一共收入10万多块钱。”
以前，付大叔担心果树栽多了苹果卖不出去，现在嘉沃公司敞开收购，他不再为销路发愁。“种苹果能致富。”保护价收购给了付大叔信心，去年他把自己的果园扩大了两亩多，都栽上了国光苹果树。
付大叔的增收，带动着周围百姓纷纷开果园、栽果树。
嘉沃公司适时在深水河村建设了500亩标准化山地绿色示范园，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改变原来一家一户式种植面积小、经营分散、产品质量低的状况，积极发展标准化基地建设，实施“企业+科研单位+产业化联合体+贫困户”的种植管理模式，对种植户进行培训示范，统一生产管理标准、统一品牌销售，开拓市场，共享资源，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绿色示范园的建设，也带动了深水河村全村2000余亩果园的种植。
帮建保鲜库 苹果不愁卖
“河南新乡三件，北京东城区两箱”……在位于承德县的嘉沃公司果品保鲜存储科技物流园派送车间，工人们忙着对一箱箱贴有“果三两”商标的苹果打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物流园去年秋天正式投入使用，全程冷链运输。”嘉沃公司总经理刘伟说，公司采用线上平台销售+线下代理商销售模式，淘宝网网上商城与专卖店特许经营相结合，最大限度满足高端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推开保鲜库大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一箱箱苹果整齐码放。咬上一口，入口清脆，酸甜适中，品相、口感如同刚下树的一般。
“苹果下树后，48小时内必须进入冷库，这样保鲜效果最好。”刘伟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冷藏技术，苹果一直可以保鲜到翌年10月份。
据了解，果品保鲜，曾经是该县发展国光苹果产业面临的一大难题。每年秋季大量国光苹果集中上市，造成果农卖果难，增产不增收，影响了果农生产积极性。即便储藏也以传统窖藏为主，储藏时间相对较短，不能保证苹果清脆口感。
2019年，承德嘉沃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报了2019年度承德县天津对口帮扶项目，申请天津对口项目扶贫帮扶资金526万元，建设2000吨的果品保鲜存储库。对口援助的天津市东丽区政府相关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到承德督导该项目的建设情况。
“果品保鲜存储科技物流园保鲜库的建成投用，一举解决了国光苹果长期保鲜存储的瓶颈问题，撑起了国光苹果的价格，增加了果农的收益。”刘伟说，现在承德县国光苹果可实现四季尝鲜，销售时限从一季到四季。仅这一个项目，就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348户实现产业脱贫。企业通过果品经营，也间接带动3500余户国光苹果种植户实现增收脱贫，户均年增收3500元以上。
电商加直播 消费为扶贫
“承德县国光苹果，个头小，经典老味道。”去年4月以来，承德县县长刘志琦、副县长白永义先后走进网络直播间，为家乡特色农货代言打call。东丽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王玉凤到当地调研时也参与了直播带货。与此同时，当地农民已经有6016人次参加电商业务培训，其中贫困户562人次，指导创业者开设网上店铺267家，实现销售额1700余万元，有效破解了农特产品销售方式单一、渠道不畅等制约贫困户增收致富的问题。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光苹果销售困难造成积压，天津市东丽区干部、挂职承德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凤喜同志，从天津返回承德县在党校隔离观察期间，了解到企业还有50万斤滞销的国光苹果，主动对接天津销售市场，迅速为企业达成了五万余斤的购销订单，为企业减轻销售压力，也体现出天津东丽区人民的担当作为。
扶持一个龙头，带富一方百姓。曾经，产业发展水平不高、标准化水平较低、生产经营水平较落后卡住了“小国光”发展的脖子。如今，通过津承两地携手“小国光”迈上发展的“快速路”，成为了承德县有序衔接脱贫攻坚，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https://t.cn/A6tif0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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