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要紧紧围绕事关定罪量刑的核心问题开展辩护
刑事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辩护时，要紧紧围绕与定罪量刑密切相关的核心事实展开辩护。我们的所有的辩护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定罪量刑这个核心环节。对事关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核心事实及情节要泼墨如云，从事实到法律全方位展开论证（还要力戒重复），力求说服法官及办案人员，以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与定罪量刑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不大的事实要惜墨如金，不说或者少说。与定罪量刑无关的事实或者说与定罪量刑有不利作用的情节，要守口如瓶，不说为佳。在司法实务中因为种种原因，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在程序上会存在一些缺陷和瑕疵，刑事律师在辩护中，要对之进行科学评估，区别对待：对于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严重侵犯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严重影响到案件辩护大局，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辩护律师要大胆提出，积极与办案人员和办案机关进行交涉，指出其违法之处，要求纠正。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拒绝纠正的，要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向有关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协求助，促进问题的解决。对于一般性的，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程序性瑕疵，要宽容对待，不要吹毛求疵，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事关定罪量刑的核心事实的辩护上，避免无谓地分散时间和精力。同时，要坚持对事不对人，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攻击司法机关，不要对办案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更不要攻击国家的司法制度。
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谢政敏
刑事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辩护时，要紧紧围绕与定罪量刑密切相关的核心事实展开辩护。我们的所有的辩护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定罪量刑这个核心环节。对事关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核心事实及情节要泼墨如云，从事实到法律全方位展开论证（还要力戒重复），力求说服法官及办案人员，以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与定罪量刑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不大的事实要惜墨如金，不说或者少说。与定罪量刑无关的事实或者说与定罪量刑有不利作用的情节，要守口如瓶，不说为佳。在司法实务中因为种种原因，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在程序上会存在一些缺陷和瑕疵，刑事律师在辩护中，要对之进行科学评估，区别对待：对于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严重侵犯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严重影响到案件辩护大局，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辩护律师要大胆提出，积极与办案人员和办案机关进行交涉，指出其违法之处，要求纠正。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拒绝纠正的，要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向有关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协求助，促进问题的解决。对于一般性的，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程序性瑕疵，要宽容对待，不要吹毛求疵，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事关定罪量刑的核心事实的辩护上，避免无谓地分散时间和精力。同时，要坚持对事不对人，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攻击司法机关，不要对办案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更不要攻击国家的司法制度。
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谢政敏
【河南法制报重磅策划│民法典十二谭之六谭：请不要再来打扰我】在生活中，我们刷朋友圈会不断地看到好友的各种吐槽，表达外界扰乱我们生活的不满，大多数觉得发泄一下情绪也就完了，又能如何呢？但现在民法典颁布后，把私人生活安宁纳入隐私权来保护，我们就可以有底气地说：“请不要再打扰我，我想静静！”有了法律做后盾，人们的生活想静就能静，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安宁。来看河南法制报重磅策划——民法典十二谭之六谭：请不要再来打扰我↓↓↓
■主持人：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明
■专家释法
民法典更加注重保护隐私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民法典隐私权条款的规定，一是进一步明确了“隐私”的内涵，建立了“隐私”的法律概念，即“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主体是自然人，“不愿”更加强调和重视人的主观态度和意愿，隐私范围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四个方面，比如个人手机通讯录作为个人生活重要的信息，涉及个人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商业秘密等个人私密信息，手机App在用户安装、使用过程中，大量收集个人用户此类信息就可能侵犯人的隐私等，对隐私权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二是首次将私人生活安宁纳入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赋予了隐私权新的内涵，这是一种突破和创新。“私人生活安宁”也被确认为人格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生活安宁”涉及方方面面，有很大的法律适用空间，对隐私保护的外延更广。比如，令人生厌的互联网用户的“弹窗广告”，导致我们互联网用户的“网络生活安宁”被侵犯。“私人生活安宁”得到民法典的明确保护，关乎民生，直接地回应了社会生活的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热议和肯定，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以列举的方式，列举了五种具体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还设置了兜底条款，进一步明确了侵犯他人隐私权的具体行为方式，清晰明了，便于把握行为特征和法律认定，司法实务中操作性强。比如对当前媒体频频曝光的部分酒店、浴室等采用违法手段安装隐蔽摄像头，偷拍用户视频，侵犯公民隐私权。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扫码成了人们日常出行的必备要件，而由此可能造成的个人信息泄露或个人私密信息被他人处理，势必也要成为隐私权保护的重点等。这些都是法条所列举到的行为方式，是对隐私权的保护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因此，生活中我们常见的、朋友圈经常吐槽的各类影响我们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若符合以上侵犯隐私权的构成条件，都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支着保护个人隐私
河南舒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隐私权
互联网时代，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注重保护好个人隐私非常重要。首先，增强防范意识，建议大家谨慎使用各种App软件，要有辨别意识，更不能因贪图小便宜，就轻易注册会员、关注账号、下载软件、填写个人信息等，要把珍惜个人信息的意识树立起来，对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私密信息加强保护，不轻易对外公布留存个人信息，对一些不明链接不轻易点击，从而给泄露个人隐私留下隐患。其次，增强自我主体意识，在隐私权遭受侵犯时，依法有权要求侵权者立即停止侵害，消除不良影响，赔礼道歉，赔偿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失等侵权责任。针对发生在网络上的侵权行为，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及时反映，并明确表达停止侵害，消除不良影响等诉求，同时也可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投诉。最后，鼓励广大公民积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隐私权，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我国刑法也有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罪名规定，针对侵犯公民隐私权行为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赵珂：清晰界定个人信息定义
民法典进一步加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完善了对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的衔接规则。个人信息不被侵犯，亦符合维护“私人生活安宁”的题中之义。相较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笼统描述，民法典不仅清晰界定了个人信息的定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千零三十四条明确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使得对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保护得以充分衔接，解决了现行法律对个人信息缺乏类型化保护制度规范带来的保护困境。
信息时代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民事主体隐私的保护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的隐私权纠纷案件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度全国隐私权纠纷案件数量不足10个，到了2019年度，该类案件数量已突破1万个，10年间，增长了1000倍之多，维护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已成为时代“刚需”。
■法条援引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隐私权】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隐私权侵害行为】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朋友圈的吐槽
王同学：哎，经常会接到各种陌生电话和垃圾信息，比如各种推销电话，卖房的、贷款的、搞培训的等，不接担心有什么事耽误了，接了一听是促销电话，影响心情……
刘发小：下班到家，一抬头，发现门框上贴了各种片片，换锁的、修下水道的、贷款的，有时撕掉了，过几天发现又有了，你说烦不烦……
李同事：有时候打开邮箱发现收到了一连串垃圾邮件，正式的工作文件却淹没其中……
⑥
■主持人：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明
■专家释法
民法典更加注重保护隐私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民法典隐私权条款的规定，一是进一步明确了“隐私”的内涵，建立了“隐私”的法律概念，即“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主体是自然人，“不愿”更加强调和重视人的主观态度和意愿，隐私范围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四个方面，比如个人手机通讯录作为个人生活重要的信息，涉及个人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商业秘密等个人私密信息，手机App在用户安装、使用过程中，大量收集个人用户此类信息就可能侵犯人的隐私等，对隐私权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二是首次将私人生活安宁纳入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赋予了隐私权新的内涵，这是一种突破和创新。“私人生活安宁”也被确认为人格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生活安宁”涉及方方面面，有很大的法律适用空间，对隐私保护的外延更广。比如，令人生厌的互联网用户的“弹窗广告”，导致我们互联网用户的“网络生活安宁”被侵犯。“私人生活安宁”得到民法典的明确保护，关乎民生，直接地回应了社会生活的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热议和肯定，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以列举的方式，列举了五种具体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还设置了兜底条款，进一步明确了侵犯他人隐私权的具体行为方式，清晰明了，便于把握行为特征和法律认定，司法实务中操作性强。比如对当前媒体频频曝光的部分酒店、浴室等采用违法手段安装隐蔽摄像头，偷拍用户视频，侵犯公民隐私权。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扫码成了人们日常出行的必备要件，而由此可能造成的个人信息泄露或个人私密信息被他人处理，势必也要成为隐私权保护的重点等。这些都是法条所列举到的行为方式，是对隐私权的保护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因此，生活中我们常见的、朋友圈经常吐槽的各类影响我们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若符合以上侵犯隐私权的构成条件，都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支着保护个人隐私
河南舒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隐私权
互联网时代，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注重保护好个人隐私非常重要。首先，增强防范意识，建议大家谨慎使用各种App软件，要有辨别意识，更不能因贪图小便宜，就轻易注册会员、关注账号、下载软件、填写个人信息等，要把珍惜个人信息的意识树立起来，对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私密信息加强保护，不轻易对外公布留存个人信息，对一些不明链接不轻易点击，从而给泄露个人隐私留下隐患。其次，增强自我主体意识，在隐私权遭受侵犯时，依法有权要求侵权者立即停止侵害，消除不良影响，赔礼道歉，赔偿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失等侵权责任。针对发生在网络上的侵权行为，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及时反映，并明确表达停止侵害，消除不良影响等诉求，同时也可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投诉。最后，鼓励广大公民积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隐私权，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我国刑法也有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罪名规定，针对侵犯公民隐私权行为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赵珂：清晰界定个人信息定义
民法典进一步加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完善了对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的衔接规则。个人信息不被侵犯，亦符合维护“私人生活安宁”的题中之义。相较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笼统描述，民法典不仅清晰界定了个人信息的定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千零三十四条明确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使得对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保护得以充分衔接，解决了现行法律对个人信息缺乏类型化保护制度规范带来的保护困境。
信息时代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民事主体隐私的保护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的隐私权纠纷案件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度全国隐私权纠纷案件数量不足10个，到了2019年度，该类案件数量已突破1万个，10年间，增长了1000倍之多，维护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已成为时代“刚需”。
■法条援引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隐私权】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隐私权侵害行为】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朋友圈的吐槽
王同学：哎，经常会接到各种陌生电话和垃圾信息，比如各种推销电话，卖房的、贷款的、搞培训的等，不接担心有什么事耽误了，接了一听是促销电话，影响心情……
刘发小：下班到家，一抬头，发现门框上贴了各种片片，换锁的、修下水道的、贷款的，有时撕掉了，过几天发现又有了，你说烦不烦……
李同事：有时候打开邮箱发现收到了一连串垃圾邮件，正式的工作文件却淹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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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让知识产权得到最大化保护】新近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9年）》白皮书显示，2019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81793件，审结475853件，同比上升44.16%和48.87%。案件数量急剧增加，收、结案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日益增多的知识产权案件，既是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需求的直接表现，也是社会各界认可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一种体现。那么，保护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哪些司法手段让权利价值充分体现？如何依法让权利人的权益得到最大化保护？
惩罚性赔偿让侵权者“痛”
在UC浏览器诉搜狗输入法流量劫持案中，北京海淀区法院适用裁量性赔偿计算方式确定2000余万元的赔偿金额；在广东蓝带集团北京蓝宝酒业公司与河南红火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中，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将赔偿数额由5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加大了对侵权源头的惩治力度。去年以来，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尤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在各地多有探索实践。目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已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在法律适用上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具体的适用方法也是目前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广受关注的问题之一。4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意见确定损害赔偿坚持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导向，遵循填平原则，体现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提出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充分适用优势证据原则确定赔偿数额，并明确在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均可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北京高院发布的意见将推动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着力破解举证难、赔偿低的难题。根据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许可使用费及法定赔偿四种基本赔偿计算方法虽在适用上存在先后顺序，但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赔偿计算方法。专家认为，对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法定赔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使适用法定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更加有据可寻。同时，司法机关也要规范地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既要让严重侵权者付出沉重的侵权代价，大力遏制恶意侵权，也要防止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泛化。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谢甄珂看来，法官应正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提高证据审核能力，妥善把握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标准，科学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技术调查官帮权利人“举证”
“举证难”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难的成因之一。受知识产权特有的无形性及其价值的个性化等因素影响，当事人想要精准计算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如果没有技术专业的分析和市场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诉讼证据规则，有效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据了解，最高法专门组建了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共享机制，发布《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为全国法院查明技术事实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各级法院进一步明确各类人员参与技术事实调查的方式，充分运用技术调查的各种力量资源，构建了有机协调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协同创新中心签订关于知识产权技术事实调查协作的框架协议，发挥技术专家的积极作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5年来，技术调查官共出庭461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和咨询意见书102份，完成技术咨询、参加证据保全、现场勘验等1064件次；专家提供咨询96次；专家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224件；委托技术鉴定案件49件。技术调查官、专家库的引入，充分发挥了专家的专业支持作用，大大提升了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准确性，同时也让当事人在举证维权中更显底气，更有力度。在审理高通股份有限公司与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苹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三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安排技术调查官全程参与技术调查工作，双方当事人也申请了技术辅助人员参与诉讼。经过开庭审理，合议庭在事实基本清楚、技术问题清晰、法律关系明确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双方调解，并得到双方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对促成高通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全球性和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高通公司最终申请撤回起诉并获准许。2019年是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运行的开局之年。该法庭作为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专门机构，优化案件审判机制，推进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发展。法庭统筹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包括360余名技术调查官，覆盖30多个技术领域。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及时的救济临时保全。
让恶意抢注商标者付出代价
日前，腾讯公司为维护其“王者荣耀”的商标权益，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其裁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原因为何？记者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了解到，该院3月17日开庭审理了涉及“王者荣耀”的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问渠成裕酒业有限公司注册了多个包含“王者荣耀”字样的商标，进而引起腾讯公司维权。商标恶意抢注现象由来已久，有人就将此作为牟利手段，以此为生。近年来，各地法院依法遏制商标注册恶意申请，积极划清商业标志的界限；对恶意取得的知识产权依法不予保护，倒逼知识产权授权质量的提升。4月21日对外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对恶意抢注商标的惩治力度。“非正常申请”现象是专利、商标代理行业整治的“顽疾”。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林秀芹指出，商标恶意注册的特点体现在行为人的主客观方面，主观上为明知或故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缺乏真实使用意图；客观上主要表现为抢注知名商标，攀附他人商标商誉；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囤积商标，占用公共资源；侵犯他人在先权利，如对“李文亮”等医生名字进行恶意注册等。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林广海介绍，近年来，法院通过案件裁判、司法政策、价值引领、案例指导、共建共治等举措，形成了一套组合拳，全面严格惩治恶意抢注商标，让恶意抢注商标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又赔钱，谁违法谁就必须付出代价，坚持“商标是为了使用，不是为了炒卖”的价值导向，对恶意抢注商标，转让牟利的，依法不予保护，从恶意申请到恶意转让，进行全链条治理，让恶意抢注无利可图。对于如何规避恶意注册，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剑啸建议，首先要打消抢注商标然后高价转让谋利的念头，应该为了生产经营需要才去注册商标，没有必要且应禁止囤积商标。其次，商标申请之前，应该利用大数据等多种方式进行检索分析，研判拟申请的商标是否是他人已经在先使用且具备一定影响的商标等。经营者要增强自主品牌经营意识，依靠投机取巧难以建立起品牌的忠诚度、信任度、追随度，更无法在市场竞争中长久立足。
（来源：中国经济网）
惩罚性赔偿让侵权者“痛”
在UC浏览器诉搜狗输入法流量劫持案中，北京海淀区法院适用裁量性赔偿计算方式确定2000余万元的赔偿金额；在广东蓝带集团北京蓝宝酒业公司与河南红火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中，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将赔偿数额由5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加大了对侵权源头的惩治力度。去年以来，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尤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在各地多有探索实践。目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已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在法律适用上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具体的适用方法也是目前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广受关注的问题之一。4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意见确定损害赔偿坚持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导向，遵循填平原则，体现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提出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充分适用优势证据原则确定赔偿数额，并明确在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均可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北京高院发布的意见将推动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着力破解举证难、赔偿低的难题。根据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许可使用费及法定赔偿四种基本赔偿计算方法虽在适用上存在先后顺序，但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赔偿计算方法。专家认为，对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法定赔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使适用法定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更加有据可寻。同时，司法机关也要规范地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既要让严重侵权者付出沉重的侵权代价，大力遏制恶意侵权，也要防止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泛化。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谢甄珂看来，法官应正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提高证据审核能力，妥善把握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标准，科学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技术调查官帮权利人“举证”
“举证难”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难的成因之一。受知识产权特有的无形性及其价值的个性化等因素影响，当事人想要精准计算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如果没有技术专业的分析和市场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诉讼证据规则，有效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据了解，最高法专门组建了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共享机制，发布《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为全国法院查明技术事实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各级法院进一步明确各类人员参与技术事实调查的方式，充分运用技术调查的各种力量资源，构建了有机协调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协同创新中心签订关于知识产权技术事实调查协作的框架协议，发挥技术专家的积极作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5年来，技术调查官共出庭461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和咨询意见书102份，完成技术咨询、参加证据保全、现场勘验等1064件次；专家提供咨询96次；专家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224件；委托技术鉴定案件49件。技术调查官、专家库的引入，充分发挥了专家的专业支持作用，大大提升了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准确性，同时也让当事人在举证维权中更显底气，更有力度。在审理高通股份有限公司与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苹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三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安排技术调查官全程参与技术调查工作，双方当事人也申请了技术辅助人员参与诉讼。经过开庭审理，合议庭在事实基本清楚、技术问题清晰、法律关系明确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双方调解，并得到双方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对促成高通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全球性和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高通公司最终申请撤回起诉并获准许。2019年是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运行的开局之年。该法庭作为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专门机构，优化案件审判机制，推进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发展。法庭统筹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包括360余名技术调查官，覆盖30多个技术领域。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及时的救济临时保全。
让恶意抢注商标者付出代价
日前，腾讯公司为维护其“王者荣耀”的商标权益，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其裁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原因为何？记者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了解到，该院3月17日开庭审理了涉及“王者荣耀”的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问渠成裕酒业有限公司注册了多个包含“王者荣耀”字样的商标，进而引起腾讯公司维权。商标恶意抢注现象由来已久，有人就将此作为牟利手段，以此为生。近年来，各地法院依法遏制商标注册恶意申请，积极划清商业标志的界限；对恶意取得的知识产权依法不予保护，倒逼知识产权授权质量的提升。4月21日对外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对恶意抢注商标的惩治力度。“非正常申请”现象是专利、商标代理行业整治的“顽疾”。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林秀芹指出，商标恶意注册的特点体现在行为人的主客观方面，主观上为明知或故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缺乏真实使用意图；客观上主要表现为抢注知名商标，攀附他人商标商誉；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囤积商标，占用公共资源；侵犯他人在先权利，如对“李文亮”等医生名字进行恶意注册等。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林广海介绍，近年来，法院通过案件裁判、司法政策、价值引领、案例指导、共建共治等举措，形成了一套组合拳，全面严格惩治恶意抢注商标，让恶意抢注商标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又赔钱，谁违法谁就必须付出代价，坚持“商标是为了使用，不是为了炒卖”的价值导向，对恶意抢注商标，转让牟利的，依法不予保护，从恶意申请到恶意转让，进行全链条治理，让恶意抢注无利可图。对于如何规避恶意注册，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剑啸建议，首先要打消抢注商标然后高价转让谋利的念头，应该为了生产经营需要才去注册商标，没有必要且应禁止囤积商标。其次，商标申请之前，应该利用大数据等多种方式进行检索分析，研判拟申请的商标是否是他人已经在先使用且具备一定影响的商标等。经营者要增强自主品牌经营意识，依靠投机取巧难以建立起品牌的忠诚度、信任度、追随度，更无法在市场竞争中长久立足。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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