掇夜人的故事（上）
任大霖
我八岁那年，父亲生伤寒症死了。
妈妈实在没法在家乡活下去，就狠狠心把我丢给了年老的外婆抚养，她自己跑到杭州做佣人去了。
当时我在镇上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外婆含辛茹苦，在一块小小的菜地上种点蔬菜为生，加上妈妈从杭州寄来的可怜巴巴的一点钱，养活我们两个人。
为了供我读书，她从嘴边一口一口地省下一点钱来，给我交学费，添补书籍文具，碰上学校开什么运动会之类的事，还要缝缝补补的做一件学校规定的什么“学生装”。
总之，学校要什么，外婆就给我张罗什么，宁可她偷偷地背着我吃野菜糠糊，却绝不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
在这一方面，外婆实在比妈妈更自尊，更倔强。
每到吃中饭的时候，住在镇上的同学都回去了，教室里只留下我们这些住在周围村子里的人，各自在书桌上吃着早晨带来的午饭。
大多数同学吃的是小饭篮装来的冷饭，再加一点菜肴，无非是咸菜、罗卜干之类。
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我们的班长张金强，他的午饭总是由家里的佣人用套篮装好送来，饭菜都是热腾腾、香喷喷的，摆满一书桌。
吃完后再由佣人收拾好带走。
另一个例外就是我，因为吃的简单，不必拿饭篮，只用一块土布包几只饭团，或几块麸皮糕，塞在书包里，随时都可拿出来吃。
有时，连饭团、麸皮糕也没有，只在口袋里装一袋炒蚕豆，一到吃饭时间，就“喀嘣喀嘣”地嚼起来，吃完炒蚕豆，跑到老师办公室讨一碗水喝，拍拍肚皮，也就不饿了。
——虽然没有别人吃得好，却也省事，还有个优越性，可以边吃边玩。
每天被我第一个占住乒乓台，做了“开山祖师”。
等到张金强慢慢吞吞地吃好饭来打球，乒乓室里早就挤满了人，半天才轮得到一次。
张金强家里很有钱，又是独养儿子，娇宠惯了。
他个子长得又高又大，在班里排第一，脸孔白里带红，头发漆黑，还能说一口“国语”（就是普通话），功课也不差，所以老师都很喜欢他，要他做班长。
我呢，正好跟他相反，长得又矮又小，全班倒数第一，瘦瘦的脸，稀疏的黄发，“国语”连一句也不会说。
可是我的功课却是全班第一，因此老师也很喜欢我，让我做了副班长。
也许就因为我的功课比他强的原故吧，张金强很不喜欢我，老是挑我的刺儿，一会儿说我的书包是老太婆的围裙改的，一会儿说我的“学生装”只有两只口袋，不合格式。
每逢我在中午“喀嘣喀嘣”地嚼起炒蚕豆来时，他就故意大惊小怪地嚷：“啊，老鼠在磨牙，在哪儿？在哪儿？”
说得我连蚕豆也不敢大声嚼。
一天，上语文课时，老师要我们背书，大家都很紧张，不知是哪个捣蛋鬼忽然放了一个又响又长的屁，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这语文课老师是全校最严格的老师，他马上生气地追查是谁在恶作剧，要放屁的人自己起来承认。
看到老师生气，谁还敢承认是自己放的屁。
于是老师又要知道的人出来检举。
说老实话，只有放的人自己心里有数，旁人谁也听不准。
于是教室里变得更紧张了。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班长张金强忽然站起来检举说：“我听到，好像是林小杰放的！”
他竟胡说是我！我一怔，又气又急，就站起来否认：“不是我，我从来没有放过这么响的屁！”
谁知道我的话又引起同学们的一阵笑声。
语文老师生气地盯着我，问道：“不是你，是谁？你为什么不检举？”
我回答：“我不知道。”
说实话，这屁是后排几个顽皮的高个子放的，而我坐在前排。张金强是故意胡说。
老师说：“张金强，你为什么说是林小杰？你听清没有？”
张金强回答：“因为林小杰中午吃的是炒蚕豆。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吃炒蚕豆，而且整整吃了两口袋。”
同学们又笑了。
我连脖子都发热了，想必脸红得象柿子。
老师没有追究下去，继续上课，而我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正在折磨我，使我心里充满了羞愧和愤懑。
下课以后，我们的班主任胡老师叫我留下来谈话。
我知道是语文老师告了我的状，便满怀委屈地向胡老师说：“不是我，不是我，那不是我！”
胡老师是个年轻的女教师，长年累月总是穿着素净的衣服，短短的头发上别着一朵白绒花，显得雅静大方。她说话从来不大声大气，但我们都很听她的话。
她很象我那死去了的大姐姐，在我心里，总是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得。
这时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委婉地说：“别急，小杰，我知道不是你。你是个好学生，不会干那种粗野的事。语文老师也知道不是你。老师都是讲道理的，不会冤枉学生。可是，我想知道，你常常不吃中饭，只吃点炒蚕豆就算中饭，这是真的吗？”
我红着脸，点点头。
“呵，那样是不行的，小杰。快回去跟你妈吗说，要她早上给你煮点饭，盛在饭篮里带来吃……”
“我……妈妈到杭州去了。”
我说着，眼泪掉了下来，但我偷偷把它擦掉了。
“那，你跟谁在一起？”胡老师问。
“外婆。只有外婆。”
“你就跟外婆说吧，就说是胡老师的话，中午光吃炒蚕豆是不行的，你正在长身体呦！瞧，你身上多瘦，一丁点肉也没有。脸色这么黄，还长了好些虫斑，说明你肚里有蛔虫呀!”
胡老师象大姐姐似地抱着我，摸着我的脸颊。
回到家里，我把胡老师的话全对外婆说了。
外婆颤巍巍地听着，似乎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
末了，她说：“好的，孩子，外婆给你带饭去，明天就带。还有菜。”
“我要吃白壳蛋，蘸盐的。”我说。
“好的，好的，孩子。”外婆说着，脸上的肌肉抖动得厉害。
第二天一早，我刚睡醒，外婆已经把饭煮好了，正往饭篮里装更叫我惊喜的是，碗内还有两只白壳蛋。
我跳起来，把蛋捧在手中，热乎乎的。
我不觉叫起来：“呵，白壳蛋，今天吃白壳蛋罗！”
外婆笑眯眯地说：“再给你包一点盐，好蘸着吃。”说着，把饭篮放在书包边上。
中午，在教室里吃饭的人全围到我的书桌边，看我吃饭。好像这是一件大新闻似的。
我津津有味地吃完了饭，可那两只白壳蛋，去舍不得马上吃掉，我把它藏在口袋里，准备玩一会再吃。
接着，我又去打乒乓球，突然一记险球，我扑上去抢救，球被我回了过去，人却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衣袋里的两只白壳蛋也掉到了地上。
我来不及拾，被边上的同学拾去了。
等我打好球，找我的白壳蛋时，忽然发现蛋在同学们手里传来传去，被大家仔细看着，好象上面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我说：“给我，我要吃了。”
同学们却还在看着，并且惊奇地说：“看哪，上面好象画了点什么呢！”
“真是，是一个怪里怪气的人头！”
“你看，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哈，还画了胡髭呢，真好玩！”
张金强终于吃完了饭，也来了。听见同学们议论那两只蛋，便一把抢了过去说：“什么玩意，我看看。”
不看还好，一看却给我带来了麻烦！
唉，我真后悔，不该把白壳蛋给他们拿去看！
可后悔也来不及了。
张金强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啊，这……这是鬼蛋，是专门给恶鬼吃的，是‘掇夜‘用的。你们看蛋壳上画着鬼脸，虽然已经洗过了，但印子还在，是洗不掉的。”
我抢过来一只蛋，仔细一看，可不，蛋壳上淡淡地留下了“鬼脸”的痕迹。
呵，难道说，这真是“鬼蛋”？
我的手不觉发抖了。
“林小杰，这蛋是谁给你的？”
张金强问。
我想说“路上捡的”，可是我从来不会撒谎，还没撒谎脸先红了。
我支支吾吾地说：“是……外婆，外婆给我的。”
“你外婆，她有鬼蛋，她是一个‘掇夜人’，肯定是一个‘掇夜人’。”
张金强一边把蛋还给我，一边说。
“掇夜人”：是以迷信方式给人治病。“掇”在当地农村方言中，有“拾取”和“用双手端物”的意思。当人患有重病或急病时，往往请一个“掇夜人”，端着一只米筛，上摆酒菜、香烛等物，用香烛在病人头上划符咒，口内念念有词，对“恶鬼”恳请宽恕，边说边朝外走，目的是借此把“恶鬼”引走。一般是在深夜进行。“掇夜人”把“恶鬼”引到河边，再跪拜祈祷一番。“掇夜”用的酒菜有一定的规格，其中必须有画着鬼脸的白壳蛋。这些酒菜，全部归“掇夜人”，作为报酬。“掇夜人”是一些最穷苦、地位最低下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是受人歧视的。
“不，我外婆不是‘掇夜人’！她从来不去‘掇夜’！”
我面红耳赤地叫嚷起来。
可是张金强却骄傲自信说：“不，你外婆肯定是‘掇夜人’。你是‘掇夜人’的孩子，‘掇夜人’的孩子！”
有几个平时跟着张金强转的同学也跟着起哄：“呵，呵，林小杰是‘掇夜人’的孩子！”
我终于羞愧得哭了起来。
任大霖
我八岁那年，父亲生伤寒症死了。
妈妈实在没法在家乡活下去，就狠狠心把我丢给了年老的外婆抚养，她自己跑到杭州做佣人去了。
当时我在镇上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外婆含辛茹苦，在一块小小的菜地上种点蔬菜为生，加上妈妈从杭州寄来的可怜巴巴的一点钱，养活我们两个人。
为了供我读书，她从嘴边一口一口地省下一点钱来，给我交学费，添补书籍文具，碰上学校开什么运动会之类的事，还要缝缝补补的做一件学校规定的什么“学生装”。
总之，学校要什么，外婆就给我张罗什么，宁可她偷偷地背着我吃野菜糠糊，却绝不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
在这一方面，外婆实在比妈妈更自尊，更倔强。
每到吃中饭的时候，住在镇上的同学都回去了，教室里只留下我们这些住在周围村子里的人，各自在书桌上吃着早晨带来的午饭。
大多数同学吃的是小饭篮装来的冷饭，再加一点菜肴，无非是咸菜、罗卜干之类。
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我们的班长张金强，他的午饭总是由家里的佣人用套篮装好送来，饭菜都是热腾腾、香喷喷的，摆满一书桌。
吃完后再由佣人收拾好带走。
另一个例外就是我，因为吃的简单，不必拿饭篮，只用一块土布包几只饭团，或几块麸皮糕，塞在书包里，随时都可拿出来吃。
有时，连饭团、麸皮糕也没有，只在口袋里装一袋炒蚕豆，一到吃饭时间，就“喀嘣喀嘣”地嚼起来，吃完炒蚕豆，跑到老师办公室讨一碗水喝，拍拍肚皮，也就不饿了。
——虽然没有别人吃得好，却也省事，还有个优越性，可以边吃边玩。
每天被我第一个占住乒乓台，做了“开山祖师”。
等到张金强慢慢吞吞地吃好饭来打球，乒乓室里早就挤满了人，半天才轮得到一次。
张金强家里很有钱，又是独养儿子，娇宠惯了。
他个子长得又高又大，在班里排第一，脸孔白里带红，头发漆黑，还能说一口“国语”（就是普通话），功课也不差，所以老师都很喜欢他，要他做班长。
我呢，正好跟他相反，长得又矮又小，全班倒数第一，瘦瘦的脸，稀疏的黄发，“国语”连一句也不会说。
可是我的功课却是全班第一，因此老师也很喜欢我，让我做了副班长。
也许就因为我的功课比他强的原故吧，张金强很不喜欢我，老是挑我的刺儿，一会儿说我的书包是老太婆的围裙改的，一会儿说我的“学生装”只有两只口袋，不合格式。
每逢我在中午“喀嘣喀嘣”地嚼起炒蚕豆来时，他就故意大惊小怪地嚷：“啊，老鼠在磨牙，在哪儿？在哪儿？”
说得我连蚕豆也不敢大声嚼。
一天，上语文课时，老师要我们背书，大家都很紧张，不知是哪个捣蛋鬼忽然放了一个又响又长的屁，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这语文课老师是全校最严格的老师，他马上生气地追查是谁在恶作剧，要放屁的人自己起来承认。
看到老师生气，谁还敢承认是自己放的屁。
于是老师又要知道的人出来检举。
说老实话，只有放的人自己心里有数，旁人谁也听不准。
于是教室里变得更紧张了。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班长张金强忽然站起来检举说：“我听到，好像是林小杰放的！”
他竟胡说是我！我一怔，又气又急，就站起来否认：“不是我，我从来没有放过这么响的屁！”
谁知道我的话又引起同学们的一阵笑声。
语文老师生气地盯着我，问道：“不是你，是谁？你为什么不检举？”
我回答：“我不知道。”
说实话，这屁是后排几个顽皮的高个子放的，而我坐在前排。张金强是故意胡说。
老师说：“张金强，你为什么说是林小杰？你听清没有？”
张金强回答：“因为林小杰中午吃的是炒蚕豆。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吃炒蚕豆，而且整整吃了两口袋。”
同学们又笑了。
我连脖子都发热了，想必脸红得象柿子。
老师没有追究下去，继续上课，而我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正在折磨我，使我心里充满了羞愧和愤懑。
下课以后，我们的班主任胡老师叫我留下来谈话。
我知道是语文老师告了我的状，便满怀委屈地向胡老师说：“不是我，不是我，那不是我！”
胡老师是个年轻的女教师，长年累月总是穿着素净的衣服，短短的头发上别着一朵白绒花，显得雅静大方。她说话从来不大声大气，但我们都很听她的话。
她很象我那死去了的大姐姐，在我心里，总是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得。
这时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委婉地说：“别急，小杰，我知道不是你。你是个好学生，不会干那种粗野的事。语文老师也知道不是你。老师都是讲道理的，不会冤枉学生。可是，我想知道，你常常不吃中饭，只吃点炒蚕豆就算中饭，这是真的吗？”
我红着脸，点点头。
“呵，那样是不行的，小杰。快回去跟你妈吗说，要她早上给你煮点饭，盛在饭篮里带来吃……”
“我……妈妈到杭州去了。”
我说着，眼泪掉了下来，但我偷偷把它擦掉了。
“那，你跟谁在一起？”胡老师问。
“外婆。只有外婆。”
“你就跟外婆说吧，就说是胡老师的话，中午光吃炒蚕豆是不行的，你正在长身体呦！瞧，你身上多瘦，一丁点肉也没有。脸色这么黄，还长了好些虫斑，说明你肚里有蛔虫呀!”
胡老师象大姐姐似地抱着我，摸着我的脸颊。
回到家里，我把胡老师的话全对外婆说了。
外婆颤巍巍地听着，似乎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
末了，她说：“好的，孩子，外婆给你带饭去，明天就带。还有菜。”
“我要吃白壳蛋，蘸盐的。”我说。
“好的，好的，孩子。”外婆说着，脸上的肌肉抖动得厉害。
第二天一早，我刚睡醒，外婆已经把饭煮好了，正往饭篮里装更叫我惊喜的是，碗内还有两只白壳蛋。
我跳起来，把蛋捧在手中，热乎乎的。
我不觉叫起来：“呵，白壳蛋，今天吃白壳蛋罗！”
外婆笑眯眯地说：“再给你包一点盐，好蘸着吃。”说着，把饭篮放在书包边上。
中午，在教室里吃饭的人全围到我的书桌边，看我吃饭。好像这是一件大新闻似的。
我津津有味地吃完了饭，可那两只白壳蛋，去舍不得马上吃掉，我把它藏在口袋里，准备玩一会再吃。
接着，我又去打乒乓球，突然一记险球，我扑上去抢救，球被我回了过去，人却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衣袋里的两只白壳蛋也掉到了地上。
我来不及拾，被边上的同学拾去了。
等我打好球，找我的白壳蛋时，忽然发现蛋在同学们手里传来传去，被大家仔细看着，好象上面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我说：“给我，我要吃了。”
同学们却还在看着，并且惊奇地说：“看哪，上面好象画了点什么呢！”
“真是，是一个怪里怪气的人头！”
“你看，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哈，还画了胡髭呢，真好玩！”
张金强终于吃完了饭，也来了。听见同学们议论那两只蛋，便一把抢了过去说：“什么玩意，我看看。”
不看还好，一看却给我带来了麻烦！
唉，我真后悔，不该把白壳蛋给他们拿去看！
可后悔也来不及了。
张金强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啊，这……这是鬼蛋，是专门给恶鬼吃的，是‘掇夜‘用的。你们看蛋壳上画着鬼脸，虽然已经洗过了，但印子还在，是洗不掉的。”
我抢过来一只蛋，仔细一看，可不，蛋壳上淡淡地留下了“鬼脸”的痕迹。
呵，难道说，这真是“鬼蛋”？
我的手不觉发抖了。
“林小杰，这蛋是谁给你的？”
张金强问。
我想说“路上捡的”，可是我从来不会撒谎，还没撒谎脸先红了。
我支支吾吾地说：“是……外婆，外婆给我的。”
“你外婆，她有鬼蛋，她是一个‘掇夜人’，肯定是一个‘掇夜人’。”
张金强一边把蛋还给我，一边说。
“掇夜人”：是以迷信方式给人治病。“掇”在当地农村方言中，有“拾取”和“用双手端物”的意思。当人患有重病或急病时，往往请一个“掇夜人”，端着一只米筛，上摆酒菜、香烛等物，用香烛在病人头上划符咒，口内念念有词，对“恶鬼”恳请宽恕，边说边朝外走，目的是借此把“恶鬼”引走。一般是在深夜进行。“掇夜人”把“恶鬼”引到河边，再跪拜祈祷一番。“掇夜”用的酒菜有一定的规格，其中必须有画着鬼脸的白壳蛋。这些酒菜，全部归“掇夜人”，作为报酬。“掇夜人”是一些最穷苦、地位最低下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是受人歧视的。
“不，我外婆不是‘掇夜人’！她从来不去‘掇夜’！”
我面红耳赤地叫嚷起来。
可是张金强却骄傲自信说：“不，你外婆肯定是‘掇夜人’。你是‘掇夜人’的孩子，‘掇夜人’的孩子！”
有几个平时跟着张金强转的同学也跟着起哄：“呵，呵，林小杰是‘掇夜人’的孩子！”
我终于羞愧得哭了起来。
【#宁波一水库见底古村重现# ，老宁波人回忆1967年大旱：姚江、东钱湖都干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浙江多地遭遇较为严重的冬旱，宁波“大水缸”之一的皎口水库因连日干旱见底，被淹没40多年的古村遗址重见天日，这里意外成了一处网红打卡点，市民蜂拥而来，原本寂静的乡道也停满了车。
本报记者查询了一下，发现在1967年，宁波发生过一次更为严重的大旱。
“大旱，六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一日连续132天不雨，田晒白开裂，作物枯焦……老市区部分工厂因缺水停产，象山大塘千余人日驶200艘船只外出运水……”这是《宁波地方志》上，关于1967年宁波大旱的记载。
溪床断流、河网干枯，东钱湖、姚江水尽……对于那场干旱，不少宁波人都留有深刻记忆。尤其最近，作为宁波“大水缸”之一的皎口水库水位退至库底，又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了缺水的岁月。
“长这么大，印象中那年的干旱是最严重的。”回忆起1967年的那个夏天，今年58岁的老宁波人陈先生脑子里浮现出很多过往，“今年虽旱，但生活在城市的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便。50多年前的那场大旱，那才叫一个苦呀！”
1967年，陈先生年仅4岁，可对于缺水的记忆，却异常清晰。
因为太难了。
陈先生父亲是军人，常年在部队，所以他小时候就住在宁波江北的外婆家。一家八九口人，平时用水，主要靠院子里一只大水缸，下雨天，屋顶的雨水顺着屋檐流淌下来，积到水缸里，够一家人洗脸洗衣；喝水，靠的是附近一口直径两米宽，深十多米的大井，井水充沛，常年不断。
那个年头，宁波人家用水几乎都是如此。
直到1967年，梅雨天没有一滴雨，成了“空梅”，到了酷暑，只有烈日，没有暴雨，连台风都没了踪影。
根据《宁波地方志》记载，1967年，从6月23日至11月1日，宁波连续132天无雨。
院子里接水的缸成了摆设，想要用水喝水，只能每担花1分钱，去取水站肩挑手提。
取水站一般就在居民家附近500米以内，能辐射周边几百户人家，但取水的人多了，水站的水也成了稀缺品。
排队的水桶，从半夜就开始摆上，还有人放上一张破椅、放一块石头，写上名字，就当排队。
“刚开始还能排队取水，后来水越来越小，水龙头放出的水还没有我的尿急。”那时候，陈先生跟着大人去接水，常常坐在连接两只水桶的扁担上，“大人离开做事，我就在那里坐着，一等就是大半天。”轮到接水，灌满水桶还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
渐渐的，取水站没水了，家附近的井水也快干了。
陈先生外婆家旁边的那口大井，是周围居民饮用水的希望。“打水的人多了，井水也不够了，一桶水打上来了，井水要慢慢才积蓄回来。”井口边也有了排队的水桶和人群。白天等大人们上了班，像陈先生这样的小孩常常一有空就低头往井里探，一看到水积了一点，就欢呼雀跃跑回家，叫家里大人拿着吊桶来打水，“能打一点都是好的。”
干旱还在继续，到了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小河小溪都枯了，不少人跑到姚江取水。
在宁波人的记忆中，姚江是不会干的。平时岸边有抽水机，抽上来的水，要用于农业灌溉和部分工业用水。
当生活用水都没法保证，抽水机停工，但还是无法阻挡江水慢慢干涸。
陈先生外婆家，距姚江步行15分钟。他的舅舅会拉着三轮车，把两三百升的水缸运到江边取水。
小时候贪玩，陈先生就躲在水缸里一块去了，等到了姚江边，他钻出来一看，江底都干得开裂了，人站在江底，就像站在梅花桩上，“裂缝宽的地方，足有十几厘米，能掉进得进去一个小孩子。原来江里的一些鱼，可能水少了就钻到泥土里了，泥土裂开，这些鱼干的头在这边，尾巴在那边，也断裂开了。”
只有江心有一点点水，就成了取水人的希望。在湿泥上挖一个大坑守着，等水慢慢从四方流过来，然后用水瓢小心地将水舀进桶里，装满一桶，再提到岸边倒入大水缸中。
想要灌满一缸水，得花上半天时间。
当时，姚江水最深处，当属姚江大闸附近。姚江东接大海，淡水和海水交汇，以前常遇到咸潮问题。江水少了，海水倒灌，周边的农田就成了盐碱地，会影响农业种植。
为彻底治理咸潮，1958年8月，宁波市政府开始在江北湾头地区兴建姚江大闸，一万多名青壮年用手挖肩挑的原始方式，开挖出一条宽200多米，长1200多米的新引河，并在引河的南侧兴建了姚江大闸。这套工程，将来自东海的咸潮彻底地阻断在了大闸的南面。
“大闸附近原本水面宽几百米，白天取水的人一多，连大闸周边都见了底。过一晚上，水慢慢积蓄，也只能积蓄出一两米宽的水面，成了一条小河沟。”
那时候住在姚江附近的市民，大多这么干。舀上来的江水淤泥浑浊，就扔进一点明矾，搅拌一下稍作沉淀，算是消毒了。“口感肯定是不好的，但也没办法。姚江、东钱湖都干了。”
当年，旱情延续，居民吃水成了困难，宁波市政府安排从上海运水。
“宁波到上海有班轮，3000吨的轮船，晚上坐船，睡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能到上海，水就用这种船运过来。”陈先生印象中，到轮船运水已经是9月份了，但天气还是热，运水的船一到，就会有人在小巷子口大喊：“快到轮船码头去挑水！”
码头上，水桶摆成一排排，水手就拿着消防龙头，给每个排队的水桶放水，“水大，水桶几秒钟就接满了。”
消防龙头不关闭，趁着换桶的间隙，陈先生就钻到龙头下面，浇上一身凉水。“排队的大人们就夸赞我这小顽真聪明，这样就洗好澡了，又可以给家里省水了，把我美的呀。”
毕竟那时，洗澡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家里的大人，总是随便用毛巾擦一擦身，像陈先生这样的小孩子满身臭汗，就只能在木桶里洗澡。洗完澡的水，还要用来洗衣服、拖地、打扫卫生，不舍得倒掉。
“小孩子都喜欢玩水，以前夏天都要玩的，打水仗，在那一年就想都不要想了。”所以在消防水龙头下淋水的清爽肆意，哪怕过去了几十年，陈先生至今难忘。
如今，陈先生已经58岁，聊起旱情，还是一下子就联想到1967年。“记忆中1971年也有过一次，但没这么严重，之后台风来了，旱情就缓解了。”
欣慰的是，随着宁波水利基础设施逐渐增多，宁波抗旱能力也在逐渐提升。
1968年，当时省里批准修建皎口水库，并于1970年开工。1975年建成后，皎口水库成为以防洪、灌溉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也是宁波名副其实的“大水缸”。
除了建设大中小型水库，充分挖潜境内水源外，宁波还积极向外引水。
2020年6月19日，宁波境外引水重要工程——位于绍兴市新昌县的钦寸水库举行通水仪式，1.26亿立方米优质原水进入宁波。日前，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提前启动西线原水和毛家坪水厂联通应急工程，完工后可将钦寸水库的原水输送至毛家坪水厂，能有效缓解宁波西片用水之急。#小时新闻读城记#（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朱丽珍）
本报记者查询了一下，发现在1967年，宁波发生过一次更为严重的大旱。
“大旱，六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一日连续132天不雨，田晒白开裂，作物枯焦……老市区部分工厂因缺水停产，象山大塘千余人日驶200艘船只外出运水……”这是《宁波地方志》上，关于1967年宁波大旱的记载。
溪床断流、河网干枯，东钱湖、姚江水尽……对于那场干旱，不少宁波人都留有深刻记忆。尤其最近，作为宁波“大水缸”之一的皎口水库水位退至库底，又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了缺水的岁月。
“长这么大，印象中那年的干旱是最严重的。”回忆起1967年的那个夏天，今年58岁的老宁波人陈先生脑子里浮现出很多过往，“今年虽旱，但生活在城市的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便。50多年前的那场大旱，那才叫一个苦呀！”
1967年，陈先生年仅4岁，可对于缺水的记忆，却异常清晰。
因为太难了。
陈先生父亲是军人，常年在部队，所以他小时候就住在宁波江北的外婆家。一家八九口人，平时用水，主要靠院子里一只大水缸，下雨天，屋顶的雨水顺着屋檐流淌下来，积到水缸里，够一家人洗脸洗衣；喝水，靠的是附近一口直径两米宽，深十多米的大井，井水充沛，常年不断。
那个年头，宁波人家用水几乎都是如此。
直到1967年，梅雨天没有一滴雨，成了“空梅”，到了酷暑，只有烈日，没有暴雨，连台风都没了踪影。
根据《宁波地方志》记载，1967年，从6月23日至11月1日，宁波连续132天无雨。
院子里接水的缸成了摆设，想要用水喝水，只能每担花1分钱，去取水站肩挑手提。
取水站一般就在居民家附近500米以内，能辐射周边几百户人家，但取水的人多了，水站的水也成了稀缺品。
排队的水桶，从半夜就开始摆上，还有人放上一张破椅、放一块石头，写上名字，就当排队。
“刚开始还能排队取水，后来水越来越小，水龙头放出的水还没有我的尿急。”那时候，陈先生跟着大人去接水，常常坐在连接两只水桶的扁担上，“大人离开做事，我就在那里坐着，一等就是大半天。”轮到接水，灌满水桶还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
渐渐的，取水站没水了，家附近的井水也快干了。
陈先生外婆家旁边的那口大井，是周围居民饮用水的希望。“打水的人多了，井水也不够了，一桶水打上来了，井水要慢慢才积蓄回来。”井口边也有了排队的水桶和人群。白天等大人们上了班，像陈先生这样的小孩常常一有空就低头往井里探，一看到水积了一点，就欢呼雀跃跑回家，叫家里大人拿着吊桶来打水，“能打一点都是好的。”
干旱还在继续，到了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小河小溪都枯了，不少人跑到姚江取水。
在宁波人的记忆中，姚江是不会干的。平时岸边有抽水机，抽上来的水，要用于农业灌溉和部分工业用水。
当生活用水都没法保证，抽水机停工，但还是无法阻挡江水慢慢干涸。
陈先生外婆家，距姚江步行15分钟。他的舅舅会拉着三轮车，把两三百升的水缸运到江边取水。
小时候贪玩，陈先生就躲在水缸里一块去了，等到了姚江边，他钻出来一看，江底都干得开裂了，人站在江底，就像站在梅花桩上，“裂缝宽的地方，足有十几厘米，能掉进得进去一个小孩子。原来江里的一些鱼，可能水少了就钻到泥土里了，泥土裂开，这些鱼干的头在这边，尾巴在那边，也断裂开了。”
只有江心有一点点水，就成了取水人的希望。在湿泥上挖一个大坑守着，等水慢慢从四方流过来，然后用水瓢小心地将水舀进桶里，装满一桶，再提到岸边倒入大水缸中。
想要灌满一缸水，得花上半天时间。
当时，姚江水最深处，当属姚江大闸附近。姚江东接大海，淡水和海水交汇，以前常遇到咸潮问题。江水少了，海水倒灌，周边的农田就成了盐碱地，会影响农业种植。
为彻底治理咸潮，1958年8月，宁波市政府开始在江北湾头地区兴建姚江大闸，一万多名青壮年用手挖肩挑的原始方式，开挖出一条宽200多米，长1200多米的新引河，并在引河的南侧兴建了姚江大闸。这套工程，将来自东海的咸潮彻底地阻断在了大闸的南面。
“大闸附近原本水面宽几百米，白天取水的人一多，连大闸周边都见了底。过一晚上，水慢慢积蓄，也只能积蓄出一两米宽的水面，成了一条小河沟。”
那时候住在姚江附近的市民，大多这么干。舀上来的江水淤泥浑浊，就扔进一点明矾，搅拌一下稍作沉淀，算是消毒了。“口感肯定是不好的，但也没办法。姚江、东钱湖都干了。”
当年，旱情延续，居民吃水成了困难，宁波市政府安排从上海运水。
“宁波到上海有班轮，3000吨的轮船，晚上坐船，睡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能到上海，水就用这种船运过来。”陈先生印象中，到轮船运水已经是9月份了，但天气还是热，运水的船一到，就会有人在小巷子口大喊：“快到轮船码头去挑水！”
码头上，水桶摆成一排排，水手就拿着消防龙头，给每个排队的水桶放水，“水大，水桶几秒钟就接满了。”
消防龙头不关闭，趁着换桶的间隙，陈先生就钻到龙头下面，浇上一身凉水。“排队的大人们就夸赞我这小顽真聪明，这样就洗好澡了，又可以给家里省水了，把我美的呀。”
毕竟那时，洗澡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家里的大人，总是随便用毛巾擦一擦身，像陈先生这样的小孩子满身臭汗，就只能在木桶里洗澡。洗完澡的水，还要用来洗衣服、拖地、打扫卫生，不舍得倒掉。
“小孩子都喜欢玩水，以前夏天都要玩的，打水仗，在那一年就想都不要想了。”所以在消防水龙头下淋水的清爽肆意，哪怕过去了几十年，陈先生至今难忘。
如今，陈先生已经58岁，聊起旱情，还是一下子就联想到1967年。“记忆中1971年也有过一次，但没这么严重，之后台风来了，旱情就缓解了。”
欣慰的是，随着宁波水利基础设施逐渐增多，宁波抗旱能力也在逐渐提升。
1968年，当时省里批准修建皎口水库，并于1970年开工。1975年建成后，皎口水库成为以防洪、灌溉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也是宁波名副其实的“大水缸”。
除了建设大中小型水库，充分挖潜境内水源外，宁波还积极向外引水。
2020年6月19日，宁波境外引水重要工程——位于绍兴市新昌县的钦寸水库举行通水仪式，1.26亿立方米优质原水进入宁波。日前，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提前启动西线原水和毛家坪水厂联通应急工程，完工后可将钦寸水库的原水输送至毛家坪水厂，能有效缓解宁波西片用水之急。#小时新闻读城记#（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朱丽珍）
【牛年春回气象新 田间地头人倍忙 锚定富裕路 一门心思朝前“犇”】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
随着天气的回暖，绵州大地的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各地抢抓时节，带着满满的“牛力”播撒“增收的种子”。
游仙新桥镇：
返乡种植多肉“90后”创业有成
“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株叫‘昂斯诺’……”2月19日，天气晴好，游仙区“90后”返乡创业青年宋康琳正忙着通过直播，向顾客推荐她的多肉。
今年27岁的宋康琳是游仙区新桥镇人，因为大学时对多肉的“一见钟情”，开始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如今，她已经创业7年，组建了自己9人的团队，拥有占地10亩的4个大棚、410余种共计70余万株多肉，年销售额平均近百万元。
“那是刚上大一的一个假期，和同学到多肉大棚参观。”没想到这一看，宋康琳便爱上了多肉。“我大学学的生物，除了上课、做实验，我都在研究多肉的种植。”宋康琳告诉记者，因为喜欢多肉，所以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开始多肉种植。
“2016年春天，投入10万元购买了一批种子回来繁育，有个客户准备花100万元包走那批苗，因为舍不得犹豫再三拒绝了，结果没两天寒潮来袭，所有的苗都被冻死了。”那次经历，让宋康琳意识到自己对农业相关知识的匮乏，也意识到既然自己是要从事这项事业，就不能再局限于喜欢，于是她除了继续新品种培育，也开始着手周边的批发和网络零售。
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多肉，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宋康琳搬到了农村。“我比较宅，刚到农村最不适应的就是没法点外卖，但是住在村里，可以节约两个小时的路程，这样我就可以多点时间来研究新品以及和客户交流。”宋康琳说，“要说辛苦身体上是有一点的，但是内心特别满足，通过这份事业我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认识了有共同爱好的小伙伴，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特别有劲儿”。
今年，宋康琳的多肉事业又有了新的方向，“我准备进行优质多肉培育，通过抖音直播主攻零售。”目前，宋康琳已集结了包括自己在内的4人团队进行研发，“高品质多肉目前在国内比较短缺，市场相对空白，我相信会有一片新的天地”。（赵丽娟 董瑶瑶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杜畅）
三台海棠村：
“尝鲜”产权流转“试水”振兴新路
前不久，三台县金石镇泉源村村民欧阳勇刚来到三台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领到了自己的“农村集体产权交易鉴证书”。据悉，这是我市今年首本“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流转交易鉴证书”。
这本鉴证书内容为欧阳勇刚以60.6万元/年的价格，获得金石镇海棠村生猪养殖场的5年经营权。“我在得知海棠村以生猪代养方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时，便把以前承包工程积攒下来的370万元投进来参股。”欧阳勇刚告诉记者，养殖场消毒封闭、检验检疫目前已完成，现正加紧进场道路施工建设。
如何尽快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转变，这是海棠村面临的一个难题。海棠村两委经过集体协商，决定从建立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入手，利用省委组织部拨付的80万元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筹集资金400万元在村集体闲置土地上建设了生猪养殖场。养殖场占地面积8.2亩，规模圈舍2栋，配备自动化养殖配套设施，能规格养殖单批出栏2400头生猪。全村169户中有意愿并符合条件的脱贫户被全部纳入其中，依托龙头企业代养的营运模式，按照5：4：1的分配比例建立村集体、社会融资、脱贫户的利益链接模式。“日子更有奔头了!”海棠村村民吴永福高兴地说，“我们不仅能在养殖场就近打工，年底还能分红。”
金石镇的“试水”，是三台农村集体资产首次入市参与产权流转交易。作为首个“尝鲜”的村集体，海棠村党支部书记张礼心怀忐忑，也满怀希望。“最后成交价格比预测的高了些，而且这样的操作程序更规范，村集体收益有保障。”张礼说，产业发展起来了，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村里将对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等，让海棠村环境一天比一天美。（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蒋炜）
安州三泉村：
兰草生机盎然美了农户日子
“好在幽兰径，无人亦自芳”，位于安州区塔水镇三泉村的兰花种植基地，二月正是盛花期，远远就能闻到满基地的淡雅馨香。
2月22日，记者走进三泉村的兰草大棚，只见一盆盆碧绿的兰草生机盎然，工人们正在花间忙碌，时不时有外地人过来观赏和选购兰花。这儿的主人赵波是一位“兰花达人”，几年前他回到家乡种植兰草，如今建立了80余亩、20万株、全省颇具影响力的国兰基地，带动了5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赵波出生在素有“兰花村”美誉的塔水镇三泉村，十多年前中专毕业后就外出务工，成都、重庆、昆明……在回乡前，赵波一直从事园艺工作，主要以鲜切花种植、批发为主。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家中独子的赵波开始思考返乡创业。2009年，他回到家乡开始从事兰草种植和研究，创办了绵阳三泉国兰科技有限公司。“从2016年开始逐渐形成现在的规模，目前有兰花80余亩，投资500余万元。”赵波向记者介绍，今年以来，仅兰花‘春剑’就卖了10多万元，预计年底有200多万的销售额。
经过多年打拼，赵波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他的兰花基地吸纳了当地50多名村民务工。“今年，我打算将兰草种植规模扩大，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致富。”赵波告诉记者，三泉村有着相当适宜兰草种植的土地资源，适合发展兰草种植业，“一定要让更多老百姓吃上兰草这碗饭”。（王杨梅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安峥）
北川青片乡：
种子技术上山 播种绿色希望
随着天气逐渐升温，日前，北川高山迎来了春耕播种的最佳时节。北川农业农村局联合科协将免费的500余吨种薯和科学技术指导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助力春耕播种。
记者在青片乡街道上看见30多名群众相互协作，有序搬运种薯，不一会儿，就把数袋种薯搬上了转运小货车，大家喜笑颜开。在该乡高峰村，刚刚领到种薯的群众正忙着播种，挖土、栽种、灌溉，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此次北川农业农村局和科协不仅为群众免费提供了种薯，还指派技术指导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给予技术指导与帮助，助力老百姓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沿河村38岁的村民魏勇春告诉记者，这次他家共领了100斤种薯，自己只需要购买肥料与投工投劳就可以了。“今天趁着天气好，和家里人一起抓紧把马铃薯种了，还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指导我们栽种，太感谢了。”
除了青片乡，北川农业农村局和科协还为永安镇、片口乡等9个乡镇送去了免费种薯和技术指导。2021年，北川马铃薯播种面积可达8.5万亩，预计总产17万吨，仅此一项可实现增收3.5亿元。近年来，北川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把农业产业发展作为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精心培育，马铃薯生产也实现了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目前，北川已指派100余名技术员深入到各个乡镇村组进行了600余次技术指导，有效保障了老百姓的春耕生产。（吕黄梅 周奉吉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杨檎）
随着天气的回暖，绵州大地的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各地抢抓时节，带着满满的“牛力”播撒“增收的种子”。
游仙新桥镇：
返乡种植多肉“90后”创业有成
“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株叫‘昂斯诺’……”2月19日，天气晴好，游仙区“90后”返乡创业青年宋康琳正忙着通过直播，向顾客推荐她的多肉。
今年27岁的宋康琳是游仙区新桥镇人，因为大学时对多肉的“一见钟情”，开始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如今，她已经创业7年，组建了自己9人的团队，拥有占地10亩的4个大棚、410余种共计70余万株多肉，年销售额平均近百万元。
“那是刚上大一的一个假期，和同学到多肉大棚参观。”没想到这一看，宋康琳便爱上了多肉。“我大学学的生物，除了上课、做实验，我都在研究多肉的种植。”宋康琳告诉记者，因为喜欢多肉，所以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开始多肉种植。
“2016年春天，投入10万元购买了一批种子回来繁育，有个客户准备花100万元包走那批苗，因为舍不得犹豫再三拒绝了，结果没两天寒潮来袭，所有的苗都被冻死了。”那次经历，让宋康琳意识到自己对农业相关知识的匮乏，也意识到既然自己是要从事这项事业，就不能再局限于喜欢，于是她除了继续新品种培育，也开始着手周边的批发和网络零售。
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多肉，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宋康琳搬到了农村。“我比较宅，刚到农村最不适应的就是没法点外卖，但是住在村里，可以节约两个小时的路程，这样我就可以多点时间来研究新品以及和客户交流。”宋康琳说，“要说辛苦身体上是有一点的，但是内心特别满足，通过这份事业我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认识了有共同爱好的小伙伴，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特别有劲儿”。
今年，宋康琳的多肉事业又有了新的方向，“我准备进行优质多肉培育，通过抖音直播主攻零售。”目前，宋康琳已集结了包括自己在内的4人团队进行研发，“高品质多肉目前在国内比较短缺，市场相对空白，我相信会有一片新的天地”。（赵丽娟 董瑶瑶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杜畅）
三台海棠村：
“尝鲜”产权流转“试水”振兴新路
前不久，三台县金石镇泉源村村民欧阳勇刚来到三台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领到了自己的“农村集体产权交易鉴证书”。据悉，这是我市今年首本“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流转交易鉴证书”。
这本鉴证书内容为欧阳勇刚以60.6万元/年的价格，获得金石镇海棠村生猪养殖场的5年经营权。“我在得知海棠村以生猪代养方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时，便把以前承包工程积攒下来的370万元投进来参股。”欧阳勇刚告诉记者，养殖场消毒封闭、检验检疫目前已完成，现正加紧进场道路施工建设。
如何尽快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转变，这是海棠村面临的一个难题。海棠村两委经过集体协商，决定从建立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入手，利用省委组织部拨付的80万元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筹集资金400万元在村集体闲置土地上建设了生猪养殖场。养殖场占地面积8.2亩，规模圈舍2栋，配备自动化养殖配套设施，能规格养殖单批出栏2400头生猪。全村169户中有意愿并符合条件的脱贫户被全部纳入其中，依托龙头企业代养的营运模式，按照5：4：1的分配比例建立村集体、社会融资、脱贫户的利益链接模式。“日子更有奔头了!”海棠村村民吴永福高兴地说，“我们不仅能在养殖场就近打工，年底还能分红。”
金石镇的“试水”，是三台农村集体资产首次入市参与产权流转交易。作为首个“尝鲜”的村集体，海棠村党支部书记张礼心怀忐忑，也满怀希望。“最后成交价格比预测的高了些，而且这样的操作程序更规范，村集体收益有保障。”张礼说，产业发展起来了，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村里将对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等，让海棠村环境一天比一天美。（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蒋炜）
安州三泉村：
兰草生机盎然美了农户日子
“好在幽兰径，无人亦自芳”，位于安州区塔水镇三泉村的兰花种植基地，二月正是盛花期，远远就能闻到满基地的淡雅馨香。
2月22日，记者走进三泉村的兰草大棚，只见一盆盆碧绿的兰草生机盎然，工人们正在花间忙碌，时不时有外地人过来观赏和选购兰花。这儿的主人赵波是一位“兰花达人”，几年前他回到家乡种植兰草，如今建立了80余亩、20万株、全省颇具影响力的国兰基地，带动了5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赵波出生在素有“兰花村”美誉的塔水镇三泉村，十多年前中专毕业后就外出务工，成都、重庆、昆明……在回乡前，赵波一直从事园艺工作，主要以鲜切花种植、批发为主。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家中独子的赵波开始思考返乡创业。2009年，他回到家乡开始从事兰草种植和研究，创办了绵阳三泉国兰科技有限公司。“从2016年开始逐渐形成现在的规模，目前有兰花80余亩，投资500余万元。”赵波向记者介绍，今年以来，仅兰花‘春剑’就卖了10多万元，预计年底有200多万的销售额。
经过多年打拼，赵波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他的兰花基地吸纳了当地50多名村民务工。“今年，我打算将兰草种植规模扩大，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致富。”赵波告诉记者，三泉村有着相当适宜兰草种植的土地资源，适合发展兰草种植业，“一定要让更多老百姓吃上兰草这碗饭”。（王杨梅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安峥）
北川青片乡：
种子技术上山 播种绿色希望
随着天气逐渐升温，日前，北川高山迎来了春耕播种的最佳时节。北川农业农村局联合科协将免费的500余吨种薯和科学技术指导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助力春耕播种。
记者在青片乡街道上看见30多名群众相互协作，有序搬运种薯，不一会儿，就把数袋种薯搬上了转运小货车，大家喜笑颜开。在该乡高峰村，刚刚领到种薯的群众正忙着播种，挖土、栽种、灌溉，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此次北川农业农村局和科协不仅为群众免费提供了种薯，还指派技术指导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给予技术指导与帮助，助力老百姓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沿河村38岁的村民魏勇春告诉记者，这次他家共领了100斤种薯，自己只需要购买肥料与投工投劳就可以了。“今天趁着天气好，和家里人一起抓紧把马铃薯种了，还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指导我们栽种，太感谢了。”
除了青片乡，北川农业农村局和科协还为永安镇、片口乡等9个乡镇送去了免费种薯和技术指导。2021年，北川马铃薯播种面积可达8.5万亩，预计总产17万吨，仅此一项可实现增收3.5亿元。近年来，北川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把农业产业发展作为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精心培育，马铃薯生产也实现了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目前，北川已指派100余名技术员深入到各个乡镇村组进行了600余次技术指导，有效保障了老百姓的春耕生产。（吕黄梅 周奉吉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杨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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