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连通中原与草原、东方与西域的枢纽 ——丝绸之路与山西（杜学文）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第四纪（距今约258.8万年）
简介
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其下限年代多采用距今260万年。第四纪期间生物界已进化到现代面貌。灵长目中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
英文：Quaternary Period
6500万年前那次生物大灭绝后，地球进入了新生代。新生代是地球历史的最新阶段，而第四纪是新生代最后一个纪。第四纪还可以分为更新世、全新世等。关于其下限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较多的有1.8Ma和2.6Ma 。虽然国际地层委员会推荐的第四纪的下界年龄为1.80Ma，但是由于2.6（开始认为为2.48 ）Ma是黄土开始沉积的年龄，因而我国地质学家，尤其是第四纪地质学家基本都采用后者。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称第四系。第四系一名是法国学者J.德努瓦耶于1829年提出的（见新生代）。
从第四纪开始，全球气候出现了明显的冰期和间冰期交替的模式。第四纪生物界的面貌已很接近于现代。哺乳动物的进化在此阶段最为明显，而人类的出现与进化则更是第四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哺乳动物在第四纪期间的进化主要表现在属种而不是大的类别更新上。第四纪前一阶段——更新世早期哺乳类仍以偶蹄类、长鼻类与新食肉类等的繁盛、发展为特征，与第三纪的区别在于出现了真象、真马、真牛。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的一些类别和不少属种相继衰亡或灭绝。到了第四纪的后一阶段——全新世，哺乳动物的面貌已和现代基本一致。
大量的化石资料证明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古猿与最早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石器。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使人类根本区别于其它一切动物，劳动创造了人类。另一个主要特点是人能直立行走。从古猿开始向人的方向发展的时间，一般认为至少在1000万年以前。
第四纪的海生无脊椎动物仍以双壳类、腹足类、小型有孔虫、六射珊瑚等占主要地位。陆生无脊椎动物仍以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为主。其它脊椎动物中真骨鱼类和鸟类继续繁盛，两栖类和爬行类变化不大。
高等陆生植物的面貌在第四纪中期以后已与现代基本一致。由于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变化，逐渐形成今天的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植物群。微体和超微的浮游钙藻对海相地层的划分与对比仍十分重要。第四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相应地层称更新统和全新统。第四纪下限的确定，意见分歧较大。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确定，以真马、真牛、真象的出现作为划分更新世的标志。陆相地层以意大利北部维拉弗朗层，海相以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层的底界作为更新世的开始。中国以相当于维拉弗朗层的泥河湾层作为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其后，应用钾氢法测定了法国和非洲相当于维拉弗朗层的地层底界年龄约为180万年。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第四纪下限应为距今180万年。1977年国际第四纪会议建议，以意大利的弗利卡剖面作为上新世与更新世的分界，其地质年龄约为170万年。对中国黄土的研究表明，约248万年前黄土开始沉积，反映了气候和地质环境的明显变化，认为第四纪约开始于248万年前。还有学者认为，第四纪下限应定为330～350万年前。
地层划分
第四纪地层的划分主要依据沉积物的岩石性质及地质年龄。第四纪沉积物分布极广，除岩石裸露的陡峻山坡外，全球几乎到处被第四纪沉积物覆盖。第四纪沉积物形成较晚，大多未胶结，保存比较完整。第四纪沉积主要有冰川沉积、河流沉积、湖相沉积、风成沉积、洞穴沉积和海相沉积等。其次为冰水沉积、残积、坡积、洪积、生物沉积和火山沉积等。
生物进化
第四纪生物与第三纪相比，在分布和组成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哺乳动物与上新世相比有很大进化，如欧洲及邻近的亚洲部分现生的119个种中只有6个在上新世生存过。植物界的进化比较缓慢，西北欧的植物约80%在第四纪开始时即已存在。第四纪冰期时，大陆冰盖向南扩展，动植物也随之向南迁移。间冰期期间动植物向北迁移。冰期和间冰期植被带的移动范围最大可达纬度30°，在地层剖面中可明显地看到喜冷和喜暖动植物群的交替现象。第四纪后期，大型陆生哺乳动物发生过大规模绝灭。在北美，大型哺乳动物的属有70%绝灭，欧洲和非洲比例小得多。这一大规模绝灭发生于距今15000～9000年。发生大规模绝灭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狩猎活动，其次是自然环境的变迁。第四纪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动物群。欧洲早更新世具代表性的是维拉弗朗动物群，出现了真马、真牛、真象；中更新世以克罗默尔动物群为代表；晚更新世时出现了许多极地动物。北美早更新世有布朗克动物群，中更新世有伊尔文顿动物群，晚更新世有兰错伯累动物群。中国北方则有早更新世泥河湾动物群，中更新世周口店动物群，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
第四纪冰川
第四纪大冰川期，距今约200万年。地球史上最近一次大冰川期。冰川的发生是极地或高山地区沿地面运动的巨大冰体。由降落在雪线以上的大量积雪，在重力和巨大压力下形成，冰川从源头处得到大量的冰补给，而这些冰融化得很慢，冰川本身就发育得又宽又深，往下流到高温处，冰补给少了，冰川也愈来愈小，直到冰的融化量和上游的补给量互相抵消。一般冰川为舌状，冰川面往往高低不平，有的地方有深的裂口，即冰隙。冰川可分为大陆冰川和山岳冰川两大类。第四纪时欧洲阿尔卑期山山岳冰川至少有5次扩张。在我国，据李四光研究，相应地出现了鄱阳、大姑、庐山与大理4个亚冰期。现代冰川覆盖总面积约为163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我国的现代冰川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北坡）、昆仑山、天山、祁连山和横断山脉的一些高峰区，总面积约57069平方公里。
海平面变化
第四纪期间由于气候变化、地壳运动等原因引起的海平面升降。包括绝对变化和相对变化两方面含义。目前的研究多从相对变化入手，即以陆地为基准，按不同时期海平面与陆地基准的相对高度关系来判别海平面的变动。其变化原因很多。1841年麦克拉伦（C.Maclaren）首先提出更新世海平面的振荡性，认为海平面变化是气候变化所致，并称之为冰川型海面变化。1865年杰米森（T.Jamieson）提出冰川均衡运动理论，认为气候变化引起冰盖消长，使地壳发生变形。他将海平面变化曲线主要归结于区域构造运动的性质和幅度，以及沉积物压缩性等原因。1906年，休斯（E.Suess）提出（全球）海面升降（eustasy）理论，认为沉积物增加会引起全球性海面上升；地壳沉降形成洋盆时，则引起海面下降。意指，海进和海退是洋盆容积变化的结果，全球性海面变化并不包括海水量的增减。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早期，海平面变化研究工作迅速地由定性阶段发展到定量阶段。大量14C数据表明，最后一次冰川作用始于70000年前，距今18000年左右达到最盛期，约止于10000年前。冰川最盛期的最低海面位置，随着冰盖厚度研究的深入而有较大进展：1950年以前估算值为-100米左右；1969年弗林特（R.F. Flint）根据1953年以后南极大冰盖厚度，修正为- 132米。
中国黄、东海大陆架，距今15000 年前的最低海面为-150 ～-160米。对全新世早期海平面迅速上升运动，已获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对近6000多年来的海面变化，主要有3种不同的观点：①大西洋期结束时海平面比现在高约3米；②全新世不存在高海面；③3600年来海平面是稳定的。有人从地球流变学观点出发，认为地球是粘弹性体，冰盖消长引起的冰川均衡作用（glacio-isostasy）对远距离地区也是重要的；冰盖消长引起的洋盆水体积变化，——水力均衡运动（hydro- isostasy），对海底也有作用；地球内部和表面质量的重新分布造成大地水准面变形：大地水准面—海面变化（Geoided eustasy）。克拉克（J.A. Clark，1980）提出的粘弹性地球体海面变化数值模型，将世界大洋划分为6个具有不同海面变化曲线带，认为全球不存在统一的海平面曲线，这为研究全新世海面变化提出新的思路。
构造运动
第四纪的构造运动属于新构造运动。在大洋底沿中央洋脊向两侧扩张。对太平洋板块移动速度测量表明，平均每年向西漂移最大达到11厘米，向东漂移6.6厘米。陆地上新的造山带是第四纪新构造运动最剧烈的地区，如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地震和火山是新构造运动的表现形式。地震集中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活动断裂带上，如环太平洋地震带、加利福尼亚断裂带、中国郯庐断裂带等。火山主要分布在板块边界或板块内部的活动断裂带上。中国的五大连池、大同盆地、雷州半岛、海南、腾冲、台湾等地都有第四纪火山。
气候状况
第四纪时，地球气候出现过多次冷暖变化，240万年以来至少经历了24个气候旋回。晚新生代冰期开始于距今1400～1100 万年前，但在第四纪才出现冰期和间冰期的明显交替。冰期极盛时，北半球高纬地区形成大陆冰盖，格陵兰冰盖覆盖了格陵兰和冰岛，劳伦大冰盖掩埋了整个加拿大，并向南延伸至纽约、辛辛那提一带。欧洲将近一半被斯堪的纳维亚冰盖覆盖。西伯利亚冰盖则占据了西伯利亚北部地区。
矿物沉积
第四纪沉积富集了各种砂矿、盐湖化学沉积、泥炭和少量褐煤。世界上一些重要的稀有金属多来自滨海和河流沉积中的第四纪砂矿，如沙金矿、钴镍铬砂矿、锡钨砂矿、金刚石砂矿等。中国盐湖中锂和硼的蕴藏量居世界首位。
人类出世
第四纪是人类出世并迅速发展时代，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主要阶段：
1．早期猿人阶段（2百万年-1百75万年前）：能人（Homo hails）在东非
坦桑尼亚出现，这可能是早期的直立猿人（Homo erectus）
2．晚期猿人阶段（1百万年前）：直立猿人（homo erectus）从非洲扩散到中国、爪哇，最著名的代表是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
3．早期智人阶段（50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在非洲出现并迁移到欧洲。
4．晚期智人（新人）阶段（25万年-3万5千年前）：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在非洲南部出现，约5万年前，现代人类分布到中东地区，到3万5千年前，现代人类分布到达欧洲-克罗麦昂人（Cro-Magnon）
5．在更新世晚期，大约3万-2万年前，现代人类通过白令陆桥进入北美洲并向南迁移。进入全新世后，现代人的分布到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并且成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科动物（hominids）。
6．2004年出版的国际地层表已取消了第四纪作为“纪”一级地质年代的地位，但是在国际第四纪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后又予以恢复。
简介
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其下限年代多采用距今260万年。第四纪期间生物界已进化到现代面貌。灵长目中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
英文：Quaternary Period
6500万年前那次生物大灭绝后，地球进入了新生代。新生代是地球历史的最新阶段，而第四纪是新生代最后一个纪。第四纪还可以分为更新世、全新世等。关于其下限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较多的有1.8Ma和2.6Ma 。虽然国际地层委员会推荐的第四纪的下界年龄为1.80Ma，但是由于2.6（开始认为为2.48 ）Ma是黄土开始沉积的年龄，因而我国地质学家，尤其是第四纪地质学家基本都采用后者。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称第四系。第四系一名是法国学者J.德努瓦耶于1829年提出的（见新生代）。
从第四纪开始，全球气候出现了明显的冰期和间冰期交替的模式。第四纪生物界的面貌已很接近于现代。哺乳动物的进化在此阶段最为明显，而人类的出现与进化则更是第四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哺乳动物在第四纪期间的进化主要表现在属种而不是大的类别更新上。第四纪前一阶段——更新世早期哺乳类仍以偶蹄类、长鼻类与新食肉类等的繁盛、发展为特征，与第三纪的区别在于出现了真象、真马、真牛。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的一些类别和不少属种相继衰亡或灭绝。到了第四纪的后一阶段——全新世，哺乳动物的面貌已和现代基本一致。
大量的化石资料证明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古猿与最早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石器。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使人类根本区别于其它一切动物，劳动创造了人类。另一个主要特点是人能直立行走。从古猿开始向人的方向发展的时间，一般认为至少在1000万年以前。
第四纪的海生无脊椎动物仍以双壳类、腹足类、小型有孔虫、六射珊瑚等占主要地位。陆生无脊椎动物仍以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为主。其它脊椎动物中真骨鱼类和鸟类继续繁盛，两栖类和爬行类变化不大。
高等陆生植物的面貌在第四纪中期以后已与现代基本一致。由于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变化，逐渐形成今天的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植物群。微体和超微的浮游钙藻对海相地层的划分与对比仍十分重要。第四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相应地层称更新统和全新统。第四纪下限的确定，意见分歧较大。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确定，以真马、真牛、真象的出现作为划分更新世的标志。陆相地层以意大利北部维拉弗朗层，海相以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层的底界作为更新世的开始。中国以相当于维拉弗朗层的泥河湾层作为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其后，应用钾氢法测定了法国和非洲相当于维拉弗朗层的地层底界年龄约为180万年。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第四纪下限应为距今180万年。1977年国际第四纪会议建议，以意大利的弗利卡剖面作为上新世与更新世的分界，其地质年龄约为170万年。对中国黄土的研究表明，约248万年前黄土开始沉积，反映了气候和地质环境的明显变化，认为第四纪约开始于248万年前。还有学者认为，第四纪下限应定为330～350万年前。
地层划分
第四纪地层的划分主要依据沉积物的岩石性质及地质年龄。第四纪沉积物分布极广，除岩石裸露的陡峻山坡外，全球几乎到处被第四纪沉积物覆盖。第四纪沉积物形成较晚，大多未胶结，保存比较完整。第四纪沉积主要有冰川沉积、河流沉积、湖相沉积、风成沉积、洞穴沉积和海相沉积等。其次为冰水沉积、残积、坡积、洪积、生物沉积和火山沉积等。
生物进化
第四纪生物与第三纪相比，在分布和组成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哺乳动物与上新世相比有很大进化，如欧洲及邻近的亚洲部分现生的119个种中只有6个在上新世生存过。植物界的进化比较缓慢，西北欧的植物约80%在第四纪开始时即已存在。第四纪冰期时，大陆冰盖向南扩展，动植物也随之向南迁移。间冰期期间动植物向北迁移。冰期和间冰期植被带的移动范围最大可达纬度30°，在地层剖面中可明显地看到喜冷和喜暖动植物群的交替现象。第四纪后期，大型陆生哺乳动物发生过大规模绝灭。在北美，大型哺乳动物的属有70%绝灭，欧洲和非洲比例小得多。这一大规模绝灭发生于距今15000～9000年。发生大规模绝灭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狩猎活动，其次是自然环境的变迁。第四纪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动物群。欧洲早更新世具代表性的是维拉弗朗动物群，出现了真马、真牛、真象；中更新世以克罗默尔动物群为代表；晚更新世时出现了许多极地动物。北美早更新世有布朗克动物群，中更新世有伊尔文顿动物群，晚更新世有兰错伯累动物群。中国北方则有早更新世泥河湾动物群，中更新世周口店动物群，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
第四纪冰川
第四纪大冰川期，距今约200万年。地球史上最近一次大冰川期。冰川的发生是极地或高山地区沿地面运动的巨大冰体。由降落在雪线以上的大量积雪，在重力和巨大压力下形成，冰川从源头处得到大量的冰补给，而这些冰融化得很慢，冰川本身就发育得又宽又深，往下流到高温处，冰补给少了，冰川也愈来愈小，直到冰的融化量和上游的补给量互相抵消。一般冰川为舌状，冰川面往往高低不平，有的地方有深的裂口，即冰隙。冰川可分为大陆冰川和山岳冰川两大类。第四纪时欧洲阿尔卑期山山岳冰川至少有5次扩张。在我国，据李四光研究，相应地出现了鄱阳、大姑、庐山与大理4个亚冰期。现代冰川覆盖总面积约为163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我国的现代冰川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北坡）、昆仑山、天山、祁连山和横断山脉的一些高峰区，总面积约57069平方公里。
海平面变化
第四纪期间由于气候变化、地壳运动等原因引起的海平面升降。包括绝对变化和相对变化两方面含义。目前的研究多从相对变化入手，即以陆地为基准，按不同时期海平面与陆地基准的相对高度关系来判别海平面的变动。其变化原因很多。1841年麦克拉伦（C.Maclaren）首先提出更新世海平面的振荡性，认为海平面变化是气候变化所致，并称之为冰川型海面变化。1865年杰米森（T.Jamieson）提出冰川均衡运动理论，认为气候变化引起冰盖消长，使地壳发生变形。他将海平面变化曲线主要归结于区域构造运动的性质和幅度，以及沉积物压缩性等原因。1906年，休斯（E.Suess）提出（全球）海面升降（eustasy）理论，认为沉积物增加会引起全球性海面上升；地壳沉降形成洋盆时，则引起海面下降。意指，海进和海退是洋盆容积变化的结果，全球性海面变化并不包括海水量的增减。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早期，海平面变化研究工作迅速地由定性阶段发展到定量阶段。大量14C数据表明，最后一次冰川作用始于70000年前，距今18000年左右达到最盛期，约止于10000年前。冰川最盛期的最低海面位置，随着冰盖厚度研究的深入而有较大进展：1950年以前估算值为-100米左右；1969年弗林特（R.F. Flint）根据1953年以后南极大冰盖厚度，修正为- 132米。
中国黄、东海大陆架，距今15000 年前的最低海面为-150 ～-160米。对全新世早期海平面迅速上升运动，已获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对近6000多年来的海面变化，主要有3种不同的观点：①大西洋期结束时海平面比现在高约3米；②全新世不存在高海面；③3600年来海平面是稳定的。有人从地球流变学观点出发，认为地球是粘弹性体，冰盖消长引起的冰川均衡作用（glacio-isostasy）对远距离地区也是重要的；冰盖消长引起的洋盆水体积变化，——水力均衡运动（hydro- isostasy），对海底也有作用；地球内部和表面质量的重新分布造成大地水准面变形：大地水准面—海面变化（Geoided eustasy）。克拉克（J.A. Clark，1980）提出的粘弹性地球体海面变化数值模型，将世界大洋划分为6个具有不同海面变化曲线带，认为全球不存在统一的海平面曲线，这为研究全新世海面变化提出新的思路。
构造运动
第四纪的构造运动属于新构造运动。在大洋底沿中央洋脊向两侧扩张。对太平洋板块移动速度测量表明，平均每年向西漂移最大达到11厘米，向东漂移6.6厘米。陆地上新的造山带是第四纪新构造运动最剧烈的地区，如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地震和火山是新构造运动的表现形式。地震集中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活动断裂带上，如环太平洋地震带、加利福尼亚断裂带、中国郯庐断裂带等。火山主要分布在板块边界或板块内部的活动断裂带上。中国的五大连池、大同盆地、雷州半岛、海南、腾冲、台湾等地都有第四纪火山。
气候状况
第四纪时，地球气候出现过多次冷暖变化，240万年以来至少经历了24个气候旋回。晚新生代冰期开始于距今1400～1100 万年前，但在第四纪才出现冰期和间冰期的明显交替。冰期极盛时，北半球高纬地区形成大陆冰盖，格陵兰冰盖覆盖了格陵兰和冰岛，劳伦大冰盖掩埋了整个加拿大，并向南延伸至纽约、辛辛那提一带。欧洲将近一半被斯堪的纳维亚冰盖覆盖。西伯利亚冰盖则占据了西伯利亚北部地区。
矿物沉积
第四纪沉积富集了各种砂矿、盐湖化学沉积、泥炭和少量褐煤。世界上一些重要的稀有金属多来自滨海和河流沉积中的第四纪砂矿，如沙金矿、钴镍铬砂矿、锡钨砂矿、金刚石砂矿等。中国盐湖中锂和硼的蕴藏量居世界首位。
人类出世
第四纪是人类出世并迅速发展时代，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主要阶段：
1．早期猿人阶段（2百万年-1百75万年前）：能人（Homo hails）在东非
坦桑尼亚出现，这可能是早期的直立猿人（Homo erectus）
2．晚期猿人阶段（1百万年前）：直立猿人（homo erectus）从非洲扩散到中国、爪哇，最著名的代表是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
3．早期智人阶段（50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在非洲出现并迁移到欧洲。
4．晚期智人（新人）阶段（25万年-3万5千年前）：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在非洲南部出现，约5万年前，现代人类分布到中东地区，到3万5千年前，现代人类分布到达欧洲-克罗麦昂人（Cro-Magnon）
5．在更新世晚期，大约3万-2万年前，现代人类通过白令陆桥进入北美洲并向南迁移。进入全新世后，现代人的分布到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并且成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科动物（hominids）。
6．2004年出版的国际地层表已取消了第四纪作为“纪”一级地质年代的地位，但是在国际第四纪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后又予以恢复。
【李冰读历史】（第1875期）
单雄信(?-620年) ，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市曹县西北)人，隋末唐初时期的猛将。
单雄信有勇力，擅长使用马槊(一说能马上用枪)。大业九年(613年)，韦城翟让亡命瓦岗，聚众起义，单雄信与徐世绩前往归附，翟让在徐世绩的建议下攻取荥阳、梁郡二郡，瓦岗势力达到万余人。同年，李密助杨玄感反隋失败，投奔瓦岗。
大业十三年(617年)，翟让在王伯当与徐世绩的建议上将瓦岗之主的位置让给李密，李密自称魏公，封翟让为司徒，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绩为右武候大将军。
同年七月，李密率军与王世充会战，双方互有胜负。此时翟让部下王儒信劝翟让夺李密之权，但翟让拒绝，李密听到这个消息后，打算除掉翟让。逢王世充率军进攻，翟让率军出战被王世充击败，李密与单雄信率领精兵前往救援翟让，打退王世充军。第二天，翟让到李密处摆宴，李密拿一张好弓给翟让，派人趁翟让看弓时将翟让砍杀。徐世绩被乱兵砍伤，单雄信无奈，向李密叩头求饶。房彦藻以单雄信轻易屈就，劝李密杀了他，但李密爱惜单雄信才能，拒绝这个建议。李密宽慰单雄信、徐世绩等，让他们分统翟让部众。
唐武德元年(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杨广，李密接受王世充的册封，率兵与宇文化及作战。九月，李密击败宇文化及后，王世充率军来攻李密。李密留王伯当守金墉，率军前往偃师。 李密让单雄信领外马军，在偃师城北驻扎，王世充率军袭击单雄信营，李密派遣程咬金和裴行俨前往救援，裴行俨中流矢坠马，程咬金抱起裴行俨逃脱。
王世充打败李密，进围偃师，单雄信等人投降，徐世绩转而投奔李唐。王世充用单雄信为大将军。
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攻打洛阳，单雄信率军出战。单雄信持枪纵马直取李世民(一说单雄信要杀的是李元吉)，徐世绩出现制止单雄信，单雄信于是退走。
同年五月，王世充被李世民击败，举军投降。李世民下令将单雄信等一干将领全部处死(《旧唐书》则称是李渊下旨处死单雄信 )，徐世绩向李世民求情，希望可以免单雄信一死，但遭到拒绝。单雄信安慰徐世绩说，没关系，我知道自己必定会死。徐世绩说，忠义难两全，并表示会在单雄信死后照顾单雄信的家人。徐世绩割下自己一块肉给单雄信吃下，说自己没有忘记当初的誓言，单雄信吃下后赴死。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
《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要执意处死单雄信？》
（本文摘自《历史闻知社》 作者：佚名）
关於隋唐的评书、演义及影视剧作品等都相当的多，而在这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瓦岗聚义了。瓦岗聚义又是着重於秦琼与单雄信这两位英雄的交情，秦琼后来投唐，成为了李世民账下的骁将，为大唐平定群雄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为了纪念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修建了凌烟阁。而让著名画家阎立本画了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悬挂於凌烟阁。此即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秦琼即位列其中。
可是在众多评书、演义中，与秦琼并重的好汉单雄信，其下场却较为凄惨，最终却为李世民所下令斩杀。其中就有一段京剧名折--《斩雄信》（《锁五龙》中的一段），即唱的是：单雄信在上法场前，将其昔日的结义兄弟们，一个个骂得狗血淋头，痛斥他们（徐茂公、罗成等）的种种忘恩负义。
在许多的评书、演义中，为顾及李世民的一代贤君的形象。将李世民杀掉单雄信的原因，归结於单雄信的执意不降，无奈之下，李世民才下令斩杀单雄信。但据历史记载，却是李绩（即徐茂公）等为单雄信向李世民求情，李世民坚决不允（《旧唐书》记载为李渊不允，但《旧唐书》被篡改的较多，再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断，为李世民下令斩杀更可信）。那李世民为何要执意杀掉单雄信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单雄信为人较为忠义，且系王世充的心腹。李世民在击败王世充后，固然是要将王世充及其心腹等处死的。而放过单雄信的话，就会惧怕单雄信寻机会为故主王世充报仇。
其二、单雄信曾经在战场上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以致李世民对单雄信心有余悸。据《旧唐书》所载，..太宗（李世民）围逼东都（洛阳），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太宗由是获免。
其三、李世民在洛阳之战中，一举平定了王世充与窦建德后，天下大局已定。李世民对像单雄信这样的骁将也就没那么珍惜与渴求了。而单雄信又曾经差点要了自己命，故而李世民才决定处死单雄信。
单雄信(?-620年) ，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市曹县西北)人，隋末唐初时期的猛将。
单雄信有勇力，擅长使用马槊(一说能马上用枪)。大业九年(613年)，韦城翟让亡命瓦岗，聚众起义，单雄信与徐世绩前往归附，翟让在徐世绩的建议下攻取荥阳、梁郡二郡，瓦岗势力达到万余人。同年，李密助杨玄感反隋失败，投奔瓦岗。
大业十三年(617年)，翟让在王伯当与徐世绩的建议上将瓦岗之主的位置让给李密，李密自称魏公，封翟让为司徒，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绩为右武候大将军。
同年七月，李密率军与王世充会战，双方互有胜负。此时翟让部下王儒信劝翟让夺李密之权，但翟让拒绝，李密听到这个消息后，打算除掉翟让。逢王世充率军进攻，翟让率军出战被王世充击败，李密与单雄信率领精兵前往救援翟让，打退王世充军。第二天，翟让到李密处摆宴，李密拿一张好弓给翟让，派人趁翟让看弓时将翟让砍杀。徐世绩被乱兵砍伤，单雄信无奈，向李密叩头求饶。房彦藻以单雄信轻易屈就，劝李密杀了他，但李密爱惜单雄信才能，拒绝这个建议。李密宽慰单雄信、徐世绩等，让他们分统翟让部众。
唐武德元年(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杨广，李密接受王世充的册封，率兵与宇文化及作战。九月，李密击败宇文化及后，王世充率军来攻李密。李密留王伯当守金墉，率军前往偃师。 李密让单雄信领外马军，在偃师城北驻扎，王世充率军袭击单雄信营，李密派遣程咬金和裴行俨前往救援，裴行俨中流矢坠马，程咬金抱起裴行俨逃脱。
王世充打败李密，进围偃师，单雄信等人投降，徐世绩转而投奔李唐。王世充用单雄信为大将军。
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攻打洛阳，单雄信率军出战。单雄信持枪纵马直取李世民(一说单雄信要杀的是李元吉)，徐世绩出现制止单雄信，单雄信于是退走。
同年五月，王世充被李世民击败，举军投降。李世民下令将单雄信等一干将领全部处死(《旧唐书》则称是李渊下旨处死单雄信 )，徐世绩向李世民求情，希望可以免单雄信一死，但遭到拒绝。单雄信安慰徐世绩说，没关系，我知道自己必定会死。徐世绩说，忠义难两全，并表示会在单雄信死后照顾单雄信的家人。徐世绩割下自己一块肉给单雄信吃下，说自己没有忘记当初的誓言，单雄信吃下后赴死。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
《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要执意处死单雄信？》
（本文摘自《历史闻知社》 作者：佚名）
关於隋唐的评书、演义及影视剧作品等都相当的多，而在这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瓦岗聚义了。瓦岗聚义又是着重於秦琼与单雄信这两位英雄的交情，秦琼后来投唐，成为了李世民账下的骁将，为大唐平定群雄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为了纪念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修建了凌烟阁。而让著名画家阎立本画了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悬挂於凌烟阁。此即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秦琼即位列其中。
可是在众多评书、演义中，与秦琼并重的好汉单雄信，其下场却较为凄惨，最终却为李世民所下令斩杀。其中就有一段京剧名折--《斩雄信》（《锁五龙》中的一段），即唱的是：单雄信在上法场前，将其昔日的结义兄弟们，一个个骂得狗血淋头，痛斥他们（徐茂公、罗成等）的种种忘恩负义。
在许多的评书、演义中，为顾及李世民的一代贤君的形象。将李世民杀掉单雄信的原因，归结於单雄信的执意不降，无奈之下，李世民才下令斩杀单雄信。但据历史记载，却是李绩（即徐茂公）等为单雄信向李世民求情，李世民坚决不允（《旧唐书》记载为李渊不允，但《旧唐书》被篡改的较多，再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断，为李世民下令斩杀更可信）。那李世民为何要执意杀掉单雄信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单雄信为人较为忠义，且系王世充的心腹。李世民在击败王世充后，固然是要将王世充及其心腹等处死的。而放过单雄信的话，就会惧怕单雄信寻机会为故主王世充报仇。
其二、单雄信曾经在战场上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以致李世民对单雄信心有余悸。据《旧唐书》所载，..太宗（李世民）围逼东都（洛阳），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太宗由是获免。
其三、李世民在洛阳之战中，一举平定了王世充与窦建德后，天下大局已定。李世民对像单雄信这样的骁将也就没那么珍惜与渴求了。而单雄信又曾经差点要了自己命，故而李世民才决定处死单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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