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惨了我今天还在吃小年的剩菜[汗]没意外的话明天还得吃一天，年三十也得操办一大桌子菜然后吃剩菜吃到我上班[跪了]。今年提倡就地过年，以前回来20多个人今年家里只有七个人过年了。每年小年和三十十五家里都得进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并不简单]以前不理解觉得要相信科学，但今年奶奶说爷爷也会回来，突然觉得有这种仪式挺好，爷爷又回来我们身边。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从神话发源，西方后来人神分家了，在他们社会，做事靠科学，做人靠宗教。

中国的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讲究的是合二为一，佛教融合的儒家文化，所以能够在儒家社会占据大半江山。

我们每天用的筷子里边就有信仰，举手投足都是理念。这是一种通达和智慧，所以儒家更能经久不衰，中国人不需要到专门的地方去清洗灵魂。从小就有长辈告诉他，如何做人做事，西方人强悍，侵略性、创造性、占有欲都强，中国人体能不及西方人，但读书思考能力远高于他们，中国人更善于读书研究谋略。

哪怕到今日，练兵场上，也有人喜欢布个朱仙阵八卦阵啥的……

#报复性阅读# 《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

讲述了人二倍体细胞株WI-38的研发历史，以及其应用于狂犬病、脊髓灰质炎、风疹疫苗的曲折故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当下社会发生互动的，涉及伦理讨论、政府监管、商业竞争、宗教干预、专利纷争等方面。

关于重要人物的影响。生物制品标准部负责疫苗安全性测试的埃迪已经从当时基于动物细胞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分离出可致病的活病毒，并在后来的实验中证实了就是猴肾细胞中的致癌物质SV40，但作为疫苗生产监管者的生物制品标准部的态度却极端保守，埃迪的发现被上级忽视，继而被噤声和打压。部门主管默里的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了人二倍体细胞株在美国的认可滞后和应用延缓，社会网络的每一个角落和关口上站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看起来不合常理和令人费解的事情原来到处都在发生。

关于人体试验的伦理问题。疫苗和药物研发过程中，对于孤儿、囚犯、新生儿、智障儿童等“同意不能”群体开展的无人监管的剥削性人体试验直到1966年才被注意到，并在1974年才正式将“知情者同意”和“同行委员会”批准这两个原则写入法律，至今不过40多年。

关于生物技术成果转化。1980年，“山姆大叔”代言人卡特总统在任期届满时签字使《贝赫-多尔法案》成为法律，至此大学能够获得任何他们想要商业化的、由政府资助发明的所有权。学术界的生物学家很快因为创立运营公司或者给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变得富有，科学家们逐渐适应和调整了关于成功的定义，科学热情和高尚追求不再是唯一标准。

还有一些关于科学家在潮流中的个人选择。比如海弗利克生物制品标准部失职被查的时候毫无保留也毫不明智的控诉抨击与普洛特金作证时平静克制的讲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最终将人们引至不利之境的许多道路一样，海弗利克的道路也是由许多重要但不显眼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重大的戏剧性抉择时刻铺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