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长揭秘医保谈判：拆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医学生##药学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师驾到#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医学生##药学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师驾到#
【刘树坤：应从全局出发，系统地考虑鄱阳湖冬枯问题|鄱阳湖水利枢纽（建闸）工程讨论会专家发言分享】
近日，在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官网上发布的《关于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的批前公示》，再次将鄱阳湖水利枢纽（建闸）工程推到了社会各界争论的风口浪尖上。为此，1月16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研究室（简称，绿会研究室）组织了来自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水利等方面的多位专家学者、利益相关方、公众，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召开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建闸)工程讨论会。
绿会研究室有幸邀请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总工刘树坤教授与会，会上刘教授就鄱阳湖建闸和冬枯问题提出了他的个人观点。
首先，他认为目前阶段先不要分是“建设派”还是“反建派”，因为还不到大家每人一票投票表决的时候。现在是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如何把存在的问题搞得更清楚上。到时经过综合评估后，再来决定是建还是不建、或是其他怎样。
其次，关于大家都提到的三峡水电站（即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对鄱阳湖的影响，他也一直都有关注，从现有的研究以及观测的结果，他得出以下几点预判。
刘树坤教授参会发言：
1、三峡水电站的建成，已改变长江中下游原有的河湖关系
自三峡以下，一直到长江口，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系统。然而，在三峡水电站建成以后，这个系统就开始变化了。这种变化，在各个地方表现出不同的问题。他认为，若要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全局、系统地进行考虑。现在长江中下游的变化，还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并在继续发展。在这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急于做一件事情去阻止它的发展，那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影响到其他的地方。
他提到，在论证三峡水电站的时候，曾经估计到水电站建成以后，下游河床会下切。当时韩其为院士进行过论证，他通过理论推导和数值计算，估计下游河床要下切2米到4米，并一直会影响到鄱阳湖的湖口。然而，这些年实测的结果显示：三峡水电站截流以来，实际发生的河床下切，比韩院士当初预计的增加了一倍多。现在记录到的，在枯水期、同样的流量下，长江下游的水位下降幅度最大的达到10米。如此高的降幅，已完全影响到河湖关系了。
2、河湖关系的变化，将影响流域生态系统功能。
实际上，洞庭湖、鄱阳湖，包括太湖，这三个下游湖泊，和长江都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互相补充：一方面是水量的交换，另一方面是各种生物物种的交换、各种食物饵料的交换，而这两方面的交换是同时发生的。
他认为，现在三峡之下的长江中下游的河湖关系变化了，必然会影响到中下游流域的整个生态系统。只是相比于河流水文的变化，生态系统所受的影响变化是滞后的，一般要滞后几十年。那么，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态系统到底会被影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得出结论。
就鄱阳湖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河道型的湖泊。到了枯水期，湖泊会变成河道，大量滩涂出露，留下很多“泡子”，也叫小型湖泊或浅水，这是它的自然特征。最近，日本大阪大学的一个教授，在专门研究滩涂生态系统时发现，浅水的泡子光照非常充分，有大量的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各种小型鱼类在这里边生存、生长。当水位上涨之后，这些泡子中的生物就会涌进河湖，给鱼类提供饵料，因此滩涂的出露、泡子的存在，对维持河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非常重要。
如果在鄱阳湖建闸，那么到了蓄水季节，滩涂面积必然会减小，而使得滩涂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由于国内对滩涂关注的少，就鄱阳湖整个生态系统而言，这个变化关系现在还是不清楚的。再者，当河湖由过去的“自然的连通”，变成“有条件连通”以后，一个湖泊也会由开放性的湖泊，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或者在某一段时间完全封闭的湖泊。环境条件的改变，其中的生态系统必然会跟着变化。但是他觉得这种变化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目前研究得也还不够。
3、鄱阳湖建闸，将使河口海水倒灌加剧。
除了河床下切、水位下降，三峡水电站蓄水以后，河口的海水倒灌在上海这一带已经凸显。目前长江在南通这一段，河底的底栖生物已经由淡水类变成了咸水类的。过去在南通打捞不到的一些海洋类生物，现在却有了。这些实证，体现了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结构已经被改变了。
刘教授预计，如果将来两湖（即鄱阳湖和洞庭湖，因为一旦鄱阳湖建闸，洞庭湖肯定也要跟着建）再一建闸，到了枯水季节，两湖蓄水以后，入江的水量肯定会进一步减少，海水倒灌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且随着下游河湖水位进一步降低以后，沿江的一些码头，一些泵站都可能无法进行正常工作，需要整改。这样一来，鄱阳湖建闸带来的影响，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对长江中下游产生连环效应。
4、现在不要急于拍板，而是要将相关问题研究清楚。
想要解决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枯水期水位低这个问题，刘教授认为应该从源头上想办法解决。导致鄱阳湖目前冬枯状况的三大因素：三峡水电站的影响占百分之五十几，当地的上游所建水库的影响占百分之二三十，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占剩余的百分之一二十。这三大因素共同影响着鄱阳湖的水文。那么该如何消除或是减轻这些因素的影响，使鄱阳湖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现在三峡水电站不可能拆掉，鄱阳湖上游建成的水库也不可能轻易拆掉，但是加以调度是可以的。通过三峡水电站以及上游水库对长江水量的人为调度是否可以解决鄱阳湖冬枯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研究做出可靠的结论，因此，他的观点是，现在并不急于拍板是建、还是不建。而是要把这些问题系统地研究清楚了，看有没有更好的综合治理方案。如果所有的办法都用了，仍然没有解决鄱阳湖的问题，再回过头来看，该不该在鄱阳湖建闸。
最后，他指出，建闸之后，鄱阳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鄱阳湖一旦建闸，会对江苏、上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凸显是避无可避的。如果说为了保护鄱阳湖选择关闸，结果江苏南京、上海却都普遍出现大的问题、大的损失，那么就区域整体而言，建闸是得不偿失的。
#鄱阳湖水利枢纽(建闸)工程# #鄱阳湖圆桌# #鄱阳湖# 绿色发展超话 环境公益诉讼超话
整理/慧子 审/橡树 编/apple
近日，在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官网上发布的《关于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的批前公示》，再次将鄱阳湖水利枢纽（建闸）工程推到了社会各界争论的风口浪尖上。为此，1月16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研究室（简称，绿会研究室）组织了来自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水利等方面的多位专家学者、利益相关方、公众，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召开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建闸)工程讨论会。
绿会研究室有幸邀请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总工刘树坤教授与会，会上刘教授就鄱阳湖建闸和冬枯问题提出了他的个人观点。
首先，他认为目前阶段先不要分是“建设派”还是“反建派”，因为还不到大家每人一票投票表决的时候。现在是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如何把存在的问题搞得更清楚上。到时经过综合评估后，再来决定是建还是不建、或是其他怎样。
其次，关于大家都提到的三峡水电站（即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对鄱阳湖的影响，他也一直都有关注，从现有的研究以及观测的结果，他得出以下几点预判。
刘树坤教授参会发言：
1、三峡水电站的建成，已改变长江中下游原有的河湖关系
自三峡以下，一直到长江口，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系统。然而，在三峡水电站建成以后，这个系统就开始变化了。这种变化，在各个地方表现出不同的问题。他认为，若要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全局、系统地进行考虑。现在长江中下游的变化，还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并在继续发展。在这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急于做一件事情去阻止它的发展，那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影响到其他的地方。
他提到，在论证三峡水电站的时候，曾经估计到水电站建成以后，下游河床会下切。当时韩其为院士进行过论证，他通过理论推导和数值计算，估计下游河床要下切2米到4米，并一直会影响到鄱阳湖的湖口。然而，这些年实测的结果显示：三峡水电站截流以来，实际发生的河床下切，比韩院士当初预计的增加了一倍多。现在记录到的，在枯水期、同样的流量下，长江下游的水位下降幅度最大的达到10米。如此高的降幅，已完全影响到河湖关系了。
2、河湖关系的变化，将影响流域生态系统功能。
实际上，洞庭湖、鄱阳湖，包括太湖，这三个下游湖泊，和长江都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互相补充：一方面是水量的交换，另一方面是各种生物物种的交换、各种食物饵料的交换，而这两方面的交换是同时发生的。
他认为，现在三峡之下的长江中下游的河湖关系变化了，必然会影响到中下游流域的整个生态系统。只是相比于河流水文的变化，生态系统所受的影响变化是滞后的，一般要滞后几十年。那么，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态系统到底会被影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得出结论。
就鄱阳湖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河道型的湖泊。到了枯水期，湖泊会变成河道，大量滩涂出露，留下很多“泡子”，也叫小型湖泊或浅水，这是它的自然特征。最近，日本大阪大学的一个教授，在专门研究滩涂生态系统时发现，浅水的泡子光照非常充分，有大量的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各种小型鱼类在这里边生存、生长。当水位上涨之后，这些泡子中的生物就会涌进河湖，给鱼类提供饵料，因此滩涂的出露、泡子的存在，对维持河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非常重要。
如果在鄱阳湖建闸，那么到了蓄水季节，滩涂面积必然会减小，而使得滩涂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由于国内对滩涂关注的少，就鄱阳湖整个生态系统而言，这个变化关系现在还是不清楚的。再者，当河湖由过去的“自然的连通”，变成“有条件连通”以后，一个湖泊也会由开放性的湖泊，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或者在某一段时间完全封闭的湖泊。环境条件的改变，其中的生态系统必然会跟着变化。但是他觉得这种变化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目前研究得也还不够。
3、鄱阳湖建闸，将使河口海水倒灌加剧。
除了河床下切、水位下降，三峡水电站蓄水以后，河口的海水倒灌在上海这一带已经凸显。目前长江在南通这一段，河底的底栖生物已经由淡水类变成了咸水类的。过去在南通打捞不到的一些海洋类生物，现在却有了。这些实证，体现了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结构已经被改变了。
刘教授预计，如果将来两湖（即鄱阳湖和洞庭湖，因为一旦鄱阳湖建闸，洞庭湖肯定也要跟着建）再一建闸，到了枯水季节，两湖蓄水以后，入江的水量肯定会进一步减少，海水倒灌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且随着下游河湖水位进一步降低以后，沿江的一些码头，一些泵站都可能无法进行正常工作，需要整改。这样一来，鄱阳湖建闸带来的影响，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对长江中下游产生连环效应。
4、现在不要急于拍板，而是要将相关问题研究清楚。
想要解决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枯水期水位低这个问题，刘教授认为应该从源头上想办法解决。导致鄱阳湖目前冬枯状况的三大因素：三峡水电站的影响占百分之五十几，当地的上游所建水库的影响占百分之二三十，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占剩余的百分之一二十。这三大因素共同影响着鄱阳湖的水文。那么该如何消除或是减轻这些因素的影响，使鄱阳湖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现在三峡水电站不可能拆掉，鄱阳湖上游建成的水库也不可能轻易拆掉，但是加以调度是可以的。通过三峡水电站以及上游水库对长江水量的人为调度是否可以解决鄱阳湖冬枯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研究做出可靠的结论，因此，他的观点是，现在并不急于拍板是建、还是不建。而是要把这些问题系统地研究清楚了，看有没有更好的综合治理方案。如果所有的办法都用了，仍然没有解决鄱阳湖的问题，再回过头来看，该不该在鄱阳湖建闸。
最后，他指出，建闸之后，鄱阳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鄱阳湖一旦建闸，会对江苏、上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凸显是避无可避的。如果说为了保护鄱阳湖选择关闸，结果江苏南京、上海却都普遍出现大的问题、大的损失，那么就区域整体而言，建闸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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