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不住图[挤眼]
1.早晨站在路边等红灯的时候，阳光就那么洒下来，就想到很喜欢的那句话“追赶日出就算我献给自己的一场浪漫”。
2.下午下班出医院的时候，依旧阳光明媚，好像春天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来到了。
3.每天回家路上都会从这里错落的房屋的缝隙里看到未完成的日落，照片并不能完全的记下这些幸福时刻。
4.就今天和小周一人买了一排养乐多，在干饭的时候就给喝完了 嗝。
1.早晨站在路边等红灯的时候，阳光就那么洒下来，就想到很喜欢的那句话“追赶日出就算我献给自己的一场浪漫”。
2.下午下班出医院的时候，依旧阳光明媚，好像春天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来到了。
3.每天回家路上都会从这里错落的房屋的缝隙里看到未完成的日落，照片并不能完全的记下这些幸福时刻。
4.就今天和小周一人买了一排养乐多，在干饭的时候就给喝完了 嗝。
《四库全书》：文化集大成者
1773年3月，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开始编修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它是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九年完成初稿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么，当时清朝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呢？
一、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辑佚的需要。
什么是辑佚呢？就是对其他存世文献中引用过，但已经失传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
1772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始编修的前一年，安徽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长官）朱筠提出成书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存在很多需要辑佚的文献记载。
这个建议直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的诏令即刻下达，命令将所有辑佚的书籍和如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是从初唐时期开始历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方法，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因为《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为全书。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种主流学风，以考据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而著称。由于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命名“乾嘉之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大儒顾炎武。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清初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作为清代汉学的重要支流，乾嘉学派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渊源流变。
在乾嘉学派朴实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隆朝的学者们阅读大量藏书，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所以，《四库全书》正是对这些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评价。
三、乾隆帝想要建立修书之功。
古人有云，伟人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和“立功”方面，乾隆皇帝自有两次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整个新疆、稳定西藏的功绩，以及迎回土尔扈特部、实现中华民族融合高潮的“大德”。
而在“立言”方面，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自然不肯放过。《四库全书》正是他的“立言”之功，虽然不是著作传世，但就像秦始皇的“书同文”一样，对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不可估量。
于是，在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这样的盛世荣光自然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和体现，加上乾隆的父辈们顺、康、雍三代都有修书的功绩，尤其是祖父康熙帝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盛名在外。所以乾隆帝想要超越父辈，留下“文治”美名的私意成为《四库全书》很快进入编纂工作的内驱力。
那么，《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又经历了哪几步呢？
第一，征集图书。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征书工作，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多。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的图书、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珍本、善本等。“珍本”就是比较少见或非常珍贵的书籍资料。“善本”原来指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变广，包括刻印时间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顺利进行。据统计，最终征集图书13501种。
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词、记名等奖励办法，例如乾隆曾亲自赐给献书最多的江浙四位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每人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筛选、整理图书。
通过政府收藏、私人进献、各省采进等方式征集来的大量图书需要按照不同分类进行整理。
首先是符合抄录条件的列入“着录”。而那些不合格的著作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至于“抵触本朝”的图书一律“禁毁”。
在最终收录的3461种图书中，“存目”书要比“着录”书多出两倍多。多是因为书中有批评清王朝统治的“悖谬之言”，或者违反礼教的“离经叛道”著作。
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都因为内容涉及明清之际的史事，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
第三，抄写底本。
列入着录的书籍经过整理、校勘和考证后，需要重新抄写存入。而担任抄写工作的人员由最初的保举，改为应征，最后由乡试落第的生徒中挑选。最终选拔了3826人担任此工作。
为了保证抄写的进度，还规定了每人每天抄写的定额为1000字，五年期满后，抄写200万字的列为一等。然后按照等级还可以授予不同官职。如果发现字体不工整的，也会有处罚，罚多写1万字。
就这样，《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抄写，至少可抄60多万字。
第四，校订过程。
校订工作是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四库全书馆还制定了《功过处罚条例》，但凡错一字，记过一次，能查出原本错误改正的，每处记功一次。
一本书经过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由总裁抽阅，才能装潢、进呈皇帝。
为了《四库全书》的美观和便于识别，采取分色装帧。四部颜色按照四季确定，经部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浅蓝色，集部用灰黑色。而《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的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命运如何，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帝效仿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特点，在南北方共建立了七阁，每阁存放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饱经沧桑。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被焚毁。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宗阁、文汇阁所存完整本《四库全书》被毁。而文渊阁抄本后来辗转上海、南京，最终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饱经战乱之后，多份抄本被毁，至今仅存世4套，其中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文津阁本，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大量书籍。据统计，被列入禁书的总数达15万册，销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收录的书籍一样多。另外，对于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进行了或删或改。这也是鲁迅批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原因。
不过，作为中国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大量文献，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永乐大典》里的385种佚书，还在古籍整理方法、目录学等方面给后来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无论从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学术上的体例开发来看，《四库全书》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1773年3月，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开始编修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它是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九年完成初稿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么，当时清朝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呢？
一、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辑佚的需要。
什么是辑佚呢？就是对其他存世文献中引用过，但已经失传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
1772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始编修的前一年，安徽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长官）朱筠提出成书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存在很多需要辑佚的文献记载。
这个建议直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的诏令即刻下达，命令将所有辑佚的书籍和如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是从初唐时期开始历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方法，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因为《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为全书。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种主流学风，以考据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而著称。由于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命名“乾嘉之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大儒顾炎武。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清初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作为清代汉学的重要支流，乾嘉学派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渊源流变。
在乾嘉学派朴实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隆朝的学者们阅读大量藏书，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所以，《四库全书》正是对这些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评价。
三、乾隆帝想要建立修书之功。
古人有云，伟人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和“立功”方面，乾隆皇帝自有两次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整个新疆、稳定西藏的功绩，以及迎回土尔扈特部、实现中华民族融合高潮的“大德”。
而在“立言”方面，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自然不肯放过。《四库全书》正是他的“立言”之功，虽然不是著作传世，但就像秦始皇的“书同文”一样，对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不可估量。
于是，在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这样的盛世荣光自然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和体现，加上乾隆的父辈们顺、康、雍三代都有修书的功绩，尤其是祖父康熙帝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盛名在外。所以乾隆帝想要超越父辈，留下“文治”美名的私意成为《四库全书》很快进入编纂工作的内驱力。
那么，《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又经历了哪几步呢？
第一，征集图书。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征书工作，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多。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的图书、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珍本、善本等。“珍本”就是比较少见或非常珍贵的书籍资料。“善本”原来指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变广，包括刻印时间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顺利进行。据统计，最终征集图书13501种。
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词、记名等奖励办法，例如乾隆曾亲自赐给献书最多的江浙四位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每人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筛选、整理图书。
通过政府收藏、私人进献、各省采进等方式征集来的大量图书需要按照不同分类进行整理。
首先是符合抄录条件的列入“着录”。而那些不合格的著作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至于“抵触本朝”的图书一律“禁毁”。
在最终收录的3461种图书中，“存目”书要比“着录”书多出两倍多。多是因为书中有批评清王朝统治的“悖谬之言”，或者违反礼教的“离经叛道”著作。
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都因为内容涉及明清之际的史事，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
第三，抄写底本。
列入着录的书籍经过整理、校勘和考证后，需要重新抄写存入。而担任抄写工作的人员由最初的保举，改为应征，最后由乡试落第的生徒中挑选。最终选拔了3826人担任此工作。
为了保证抄写的进度，还规定了每人每天抄写的定额为1000字，五年期满后，抄写200万字的列为一等。然后按照等级还可以授予不同官职。如果发现字体不工整的，也会有处罚，罚多写1万字。
就这样，《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抄写，至少可抄60多万字。
第四，校订过程。
校订工作是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四库全书馆还制定了《功过处罚条例》，但凡错一字，记过一次，能查出原本错误改正的，每处记功一次。
一本书经过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由总裁抽阅，才能装潢、进呈皇帝。
为了《四库全书》的美观和便于识别，采取分色装帧。四部颜色按照四季确定，经部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浅蓝色，集部用灰黑色。而《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的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命运如何，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帝效仿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特点，在南北方共建立了七阁，每阁存放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饱经沧桑。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被焚毁。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宗阁、文汇阁所存完整本《四库全书》被毁。而文渊阁抄本后来辗转上海、南京，最终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饱经战乱之后，多份抄本被毁，至今仅存世4套，其中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文津阁本，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大量书籍。据统计，被列入禁书的总数达15万册，销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收录的书籍一样多。另外，对于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进行了或删或改。这也是鲁迅批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原因。
不过，作为中国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大量文献，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永乐大典》里的385种佚书，还在古籍整理方法、目录学等方面给后来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无论从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学术上的体例开发来看，《四库全书》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新春走基层#【大年初六去固阳村里“走亲戚”，礼物都送得相当实在】汽车在颠簸中行进，“过年休了好几天，感觉挺想这里的乡亲们。”2月17日清晨，固阳县兴顺西镇佘太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潘俊杰一边开车，一边轻轻感叹。
和潘俊杰同行的，还有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分管扶贫的副院长辛利民等人，包头市平安慈爱公益协会的6名会员得知消息，也精心准备了慰问品，主动加入到慰问行列。
大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包头市平安慈爱公益协会带队，慰问脱贫户李枝荣、李文秀、王二万、李二虎4户，另一路由辛利民、潘俊杰带路，慰问李胜、李杜栓、冯徐虎3户。
记者跟随潘俊杰所在的第二路慰问组，向住在虎威壕自然村的李胜家驶去。
车刚停下，74岁的李胜已经迎了出来。李胜早年因意外事故伤了左眼眼球，失明后安放了一只义眼，他的老伴儿蒙金花2019年患上脑梗，大病支出导致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2019年6月，李胜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成为我市最后一批6户、13名贫困户中的1户、2人。
考虑两个人年龄都大了，又有残疾，没有劳动能力，驻村工作队和村里决定对老两口实行政策兜底的帮扶措施。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专门拨出5万元钱，给李胜一家所在的虎威壕村修了一条沙石路。有了退休金和低保金的帮扶，2020年，李胜一家人年收入达到13330.41元，远远超过了8000多元的标准线，2020年11月，李胜一家成功脱贫。
“一切都好，一切都好。”蒙金花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左腿上绑了一根绳子用于康复，“在四医院康复了两个月，现在手能抬起来了。”蒙金花说。“闺女今天走的，儿子昨天回去的。”李胜说，他的儿子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给人开车，两个闺女在包头市里安了家。儿女都不在身边，平时生活上有什么难事，都是驻村工作队隔三差五过来探望和帮忙。这不，才大年初六，驻村工作队又给他们送来了一箱芦柑、一桶油、一袋面。另一间屋里，则放着有关部门捐赠的一张医疗床。
不幸已成过去，眼下李胜家的院子宽敞干净，门框上贴着寓意吉祥的春联，李胜身穿一件枣红色毛衣坐在阳光中，虽然身有重度残疾，但他和老伴儿的脸上此刻都挂着轻松的笑意。
上西公中村的李杜栓是接受慰问的第二户脱贫户，这同样是一个残疾之家。李杜栓左腿缺失半截，屋漏偏又逢雨，2020年11月，李杜栓突然又患上脑梗，左边身体不利索，一开始卧床不起，后来经过康复治疗才总算能动了。
虽然李杜栓残疾，和老伴儿又是重组家庭，但这个家庭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凄惶，“2020年6月，我们排查发现他家墙体有裂缝，漏雨，我们让他们自筹了8000元，我们又给补贴了1.5万元钱，把他们家的房子翻新了一遍，不仅刮了家，修了屋顶，还换了窗户、门、地面，过去他们家做饭倒烟，现在一点烟也不倒了。”潘俊杰介绍。不仅如此，村里还给李杜栓的老伴儿贾香女安排了公益岗，全年全额可以拿到7200元钱。另外，村里还对他们进行了养殖产业帮扶。
录油坊村的冯徐虎家是此行慰问的第三户脱贫户。这个家庭同样曾经面临不少厄运的考验。
65岁的冯徐虎于2019年初患上脑梗，恢复一段时间后，每天能下地走几圈儿，但2020年11月摔了一跤后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不但下不了床，连大小便也需要人伺候。老伴儿贾桂兰为照顾他，在一个下雪天也摔了一跤，头部受伤不轻。
老人受伤、生病，本该儿女在床前尽孝，但冯徐虎的儿子因欠债已经失联好几年，女儿家在乌海，靠跑运输为生，也无法回来照顾父母。最后驻村工作队召开临时会议商量解决办法，一致决定得送医救治，最后大家顶风冒雪把冯徐虎送到兴顺西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并给他们申请了临时救助。仅仅2020年11月这一个月，潘俊杰就去了冯徐虎家5趟。如今，躺在床上的冯徐虎在老伴儿的搀扶下，可以短时间坐一会儿，他脸上的气色也好多了。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贾桂兰一直记在心里，她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谢意，于是想让村干部帮着写几句感谢的话，她要制作一面锦旗送给驻村工作队，这是她所能想到的表达自己心意的最好方式。
一屋子的欢声笑语里，贾桂兰拿出糖、水果请大家吃，玻璃窗上的窗花红艳艳的，透露出一派喜庆与欢乐……（记者：青萍）
和潘俊杰同行的，还有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分管扶贫的副院长辛利民等人，包头市平安慈爱公益协会的6名会员得知消息，也精心准备了慰问品，主动加入到慰问行列。
大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包头市平安慈爱公益协会带队，慰问脱贫户李枝荣、李文秀、王二万、李二虎4户，另一路由辛利民、潘俊杰带路，慰问李胜、李杜栓、冯徐虎3户。
记者跟随潘俊杰所在的第二路慰问组，向住在虎威壕自然村的李胜家驶去。
车刚停下，74岁的李胜已经迎了出来。李胜早年因意外事故伤了左眼眼球，失明后安放了一只义眼，他的老伴儿蒙金花2019年患上脑梗，大病支出导致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2019年6月，李胜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成为我市最后一批6户、13名贫困户中的1户、2人。
考虑两个人年龄都大了，又有残疾，没有劳动能力，驻村工作队和村里决定对老两口实行政策兜底的帮扶措施。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专门拨出5万元钱，给李胜一家所在的虎威壕村修了一条沙石路。有了退休金和低保金的帮扶，2020年，李胜一家人年收入达到13330.41元，远远超过了8000多元的标准线，2020年11月，李胜一家成功脱贫。
“一切都好，一切都好。”蒙金花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左腿上绑了一根绳子用于康复，“在四医院康复了两个月，现在手能抬起来了。”蒙金花说。“闺女今天走的，儿子昨天回去的。”李胜说，他的儿子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给人开车，两个闺女在包头市里安了家。儿女都不在身边，平时生活上有什么难事，都是驻村工作队隔三差五过来探望和帮忙。这不，才大年初六，驻村工作队又给他们送来了一箱芦柑、一桶油、一袋面。另一间屋里，则放着有关部门捐赠的一张医疗床。
不幸已成过去，眼下李胜家的院子宽敞干净，门框上贴着寓意吉祥的春联，李胜身穿一件枣红色毛衣坐在阳光中，虽然身有重度残疾，但他和老伴儿的脸上此刻都挂着轻松的笑意。
上西公中村的李杜栓是接受慰问的第二户脱贫户，这同样是一个残疾之家。李杜栓左腿缺失半截，屋漏偏又逢雨，2020年11月，李杜栓突然又患上脑梗，左边身体不利索，一开始卧床不起，后来经过康复治疗才总算能动了。
虽然李杜栓残疾，和老伴儿又是重组家庭，但这个家庭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凄惶，“2020年6月，我们排查发现他家墙体有裂缝，漏雨，我们让他们自筹了8000元，我们又给补贴了1.5万元钱，把他们家的房子翻新了一遍，不仅刮了家，修了屋顶，还换了窗户、门、地面，过去他们家做饭倒烟，现在一点烟也不倒了。”潘俊杰介绍。不仅如此，村里还给李杜栓的老伴儿贾香女安排了公益岗，全年全额可以拿到7200元钱。另外，村里还对他们进行了养殖产业帮扶。
录油坊村的冯徐虎家是此行慰问的第三户脱贫户。这个家庭同样曾经面临不少厄运的考验。
65岁的冯徐虎于2019年初患上脑梗，恢复一段时间后，每天能下地走几圈儿，但2020年11月摔了一跤后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不但下不了床，连大小便也需要人伺候。老伴儿贾桂兰为照顾他，在一个下雪天也摔了一跤，头部受伤不轻。
老人受伤、生病，本该儿女在床前尽孝，但冯徐虎的儿子因欠债已经失联好几年，女儿家在乌海，靠跑运输为生，也无法回来照顾父母。最后驻村工作队召开临时会议商量解决办法，一致决定得送医救治，最后大家顶风冒雪把冯徐虎送到兴顺西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并给他们申请了临时救助。仅仅2020年11月这一个月，潘俊杰就去了冯徐虎家5趟。如今，躺在床上的冯徐虎在老伴儿的搀扶下，可以短时间坐一会儿，他脸上的气色也好多了。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贾桂兰一直记在心里，她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谢意，于是想让村干部帮着写几句感谢的话，她要制作一面锦旗送给驻村工作队，这是她所能想到的表达自己心意的最好方式。
一屋子的欢声笑语里，贾桂兰拿出糖、水果请大家吃，玻璃窗上的窗花红艳艳的，透露出一派喜庆与欢乐……（记者：青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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