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围观了一场年夜饭掀桌。
我的女邻居，某企业前人力资源总监，如今是全职妈妈。她一心扑在孩子上，尤其是孩子上学以后，她把企业里用人、管人、拉拢人那一套，用在了老师和同学家长身上，成天没事儿就扎在学校里，如鱼得水，直接混成了她娃学校的PTA主席。她的先生是某互联网大厂中层，春节期间还要加班，于是两口子原地过年，大年初一张罗了几个留在北京的朋友来家里过年。
本来有说有笑，结果有孩子的几位，聊着聊着就开始聊“鸡娃”、聊“内卷”。当然，大家只是想借酒撒撒娇、吐槽一下当爹当妈的不容易，没想到，邻居太太居然来劲了，慢悠悠开腔：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些。当家长的，不鞭策孩子往上走，以后等他们长大被社会毒打了，你再跟孩子抱头痛哭？
说到这，她还故意冲着孩子吼了一嗓子：你别磨蹭了，抓紧吃！吃完回屋上网课！
有人看不过去，劝了句：大过年的，孩子也要休息的呀！
她老公也顺着搭腔：就是！平时不让休息天天学也就罢了，大年初一还押着学，完全没必要！
邻居太太听完别人劝，还不太好意思辩解，但一听到她老公附和，立刻炸毛：这是你家孩子还是别人家孩子？人家客气两句也就算了，你还当真啊？不管着点儿，让他随便玩、刷手机，等40岁的时候，跟你一样，就挣几个钢镚儿、还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跟其他人一样，啥都不行，只会哔哔？！
她老公当场一拍桌子站起来，带着孩子回了房间。方才劝话的人连忙道歉。而我们其他人，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开口更不是——毕竟，混得不够好就别说话了，在别人听来那都是“哔哔”。
过了三天，邻居太太冷静了，一一致电道歉。说：不愿意说内卷，恰恰是因为自己卷得太厉害，自己都害怕。
她说，她和老公都是被教育改变了命运的人。小地方、普通人，完全靠成绩，考进了重点大学，又一路靠成绩，在校招中杀出重围，进入了好公司。人生前几十年，都是踏实的。但，自己现在没有工作，老公又到了传说中不进则退的年龄，心里总是慌的。这辈子重回职场几乎没戏了，不知不觉的，她便把宝押在孩子身上——“让大家看了笑话，但这就是大实话。”
是啊，如今，但凡提到“内卷”，每个人的语气和内心都是焦虑的。
聊工作时，一边“996是福报”，另一边“过了35岁就终身失业”。于是每个成年人都慌不择路地自救，购买各种知识付费课程（编程的、管理学的、成功学的、理财的……），当作赎罪券。
聊生活时，每个人都在“凡尔赛”和被人“凡尔赛”。而奇妙的是，互相竟然都能得出“我怎么过得这么差”的结论。
聊孩子时，内卷就更厉害了——从早教、中小学、学区房，一直到是否打算进行精英教育、孩子鸡得不行能否改成鸡自己从而兜着孩子一辈子……每一阶段，都能衍生出让人无比焦虑的话题走向，往往半场聊下来，大多数人，就觉得没法儿活了。
而成年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焦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嫌弃普通——也许是从那句“出名要趁早”开始，也许是从第1001个神童养成故事开始，也许，是从某一次对自身状态的深深失望开始。
可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功成名就。一个被灌输了“只有成功才有价值”的孩子，一旦被判定只能做个普通人，他的内心世界，将面临灭顶式的崩溃。
大人在内卷的恐惧中拼命挣扎，同时还要拉扯着孩子拼命奔跑。而孩子呢？只有在懵懂的焦虑中，一次次对自己失望，再一点点厌恶这个功利而不安的世界。
仿佛每个人都在赶趟，又总也赶不上趟。
邻居太太最后问我：想赢，错了么？不内卷，还能咋办？
诚然，想成功、想做人上人、想过顶尖的生活，并没有错。我也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地鼓动大家躺平，做条咸鱼。人这一生，还是要坚持工作、坚持创造，要追求一些、实现一些。
但内卷和自洽，这两种心态，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内卷把人分成两种：赢家和输家；自洽却在输赢之外，看到了人生还有一种温和的、多彩的地带，那就是平凡。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的人。有的人会因为自己比别人哪怕多挣一块钱，也会优越感爆棚，觉得别人都是屌丝。但他们也会因为任何人、哪怕是完全不相关的人获得成功，而陷入抑郁；有的人努着劲儿想成为牛逼的人，可是一直成为不了，一着急，干脆装成一个牛逼的人。靠精心打造的人设和张嘴就来的大话，活在朋友圈；有的人，即使受不了内卷，逃离了北上广，结果去了任何地方，还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比留在北上广的人过得好多了。他们并没有消停，一直活跃着，跟人比较着，展示自己如今又超脱又快乐。
这些年，我也见过许多“把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的人。他们都有相似之处：全力做好一份工作，靠自己的收入独立生活，拒绝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也尽量不给别人添堵添乱。量入为出，选择自己能承受的，并认真喜欢自己的选择。有一些发自真心的小爱好，能投入其中，自得其乐。结交朋友的方式，不是看谁更成功、更受欢迎就接近谁，而是安静等待真正的同类。
渐渐的，我被后一类人感化，并越来越成为其中一位。
我想起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的小说《斯通纳》，细细碎碎地，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从求学到求职，从婚姻到职场，没有光芒乍现，没有逆袭奇迹。主人公斯通纳，从生到死，一直认真，一直努力，一直平凡。
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除了亲友，无人知晓，无人在意。
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写了一个悲剧——斯通纳实在太可怜、也太没用了。他来自乡村，在大城市里格格不入。他的生活始终平庸、单调，对世俗世界的种种揶揄和踩踏，无力还击。他在自己学院派的理想主义里，孤独地活着，不愿意妥协，不愿意蝇营狗苟。
也正因如此，这恰恰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投射的故事，至简至真。
斯通纳是个名符其实的英雄，他的人生其实过得很好：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感情，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工作给了他某种特别的身份感，成就了他的自我。
斯通纳是凡人中的勇者，他在世俗的定义里，活得很失败，但他从未弄丢过自己，他始终知道他这一生要去的方向——即使，众人都奔跑在另一条路上。
须知，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平凡地度过一生。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么，最需要你认真计划的，就是如何让这平凡的一生，充满欢乐、勇气与爱。继而让以你为人生榜样的孩子，看到平凡生命的可爱之处。
生而平凡，至死平凡，不是值得焦虑的事。一生在疲惫的追逐中耗尽，才是最可怕的结局。
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段话——
“当斯通纳在收拾屋子，当屋子逐渐变得有模有样时，他意识到，很多年来，自己并不知道，他有过一份憧憬，一直锁在内心某个地方的憧憬，就像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这个憧憬表面上是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他自己。
所以，当他在打造书房的时候，他打算定义的是他自己。当他为做书架打磨这些旧木板的时候，当他看着表面的粗糙消失，灰色的风雨侵蚀消失，露出基本的木质，最终露出花纹和质地的纯粹时，他逐渐打造成形的是他自己，他要置于某种有序状态的是他自己，他想创造某种可能性的是他自己。”
人一旦活到了一个阶段，常常会回望，不再执着于远眺。因为你更在意的，是你是否成为了“自己”——过去的自己让你反思，未来的自己已谈不上可期，只有对现在的自己满意，才能快乐、充实、幸福地活下去。
在生命的尽头，斯通纳冷静、理智地沉思起自己这辈子难以回避的种种失败。他曾梦想过某种正直和某种绝对的纯洁。他寻找过妥协，也学会了一些消极的消遣。他曾想象过智慧，在漫长岁月的尽头，他找到了无知，却也找到了无憾。
还有什么呢？他想，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是他期望的呢？
我想，他期望的，都已得到。未曾得到的，或许本来就不是他所期望的部分。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排行榜。更重要的是，没有在排行榜上的人，这一生也依然可以充满欢乐、找到自信、拥有意义。
不要盲从，不要恐惧，要清醒，更要勇敢。#人力资源研究[超话]# via 反裤衩阵地
我的女邻居，某企业前人力资源总监，如今是全职妈妈。她一心扑在孩子上，尤其是孩子上学以后，她把企业里用人、管人、拉拢人那一套，用在了老师和同学家长身上，成天没事儿就扎在学校里，如鱼得水，直接混成了她娃学校的PTA主席。她的先生是某互联网大厂中层，春节期间还要加班，于是两口子原地过年，大年初一张罗了几个留在北京的朋友来家里过年。
本来有说有笑，结果有孩子的几位，聊着聊着就开始聊“鸡娃”、聊“内卷”。当然，大家只是想借酒撒撒娇、吐槽一下当爹当妈的不容易，没想到，邻居太太居然来劲了，慢悠悠开腔：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些。当家长的，不鞭策孩子往上走，以后等他们长大被社会毒打了，你再跟孩子抱头痛哭？
说到这，她还故意冲着孩子吼了一嗓子：你别磨蹭了，抓紧吃！吃完回屋上网课！
有人看不过去，劝了句：大过年的，孩子也要休息的呀！
她老公也顺着搭腔：就是！平时不让休息天天学也就罢了，大年初一还押着学，完全没必要！
邻居太太听完别人劝，还不太好意思辩解，但一听到她老公附和，立刻炸毛：这是你家孩子还是别人家孩子？人家客气两句也就算了，你还当真啊？不管着点儿，让他随便玩、刷手机，等40岁的时候，跟你一样，就挣几个钢镚儿、还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跟其他人一样，啥都不行，只会哔哔？！
她老公当场一拍桌子站起来，带着孩子回了房间。方才劝话的人连忙道歉。而我们其他人，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开口更不是——毕竟，混得不够好就别说话了，在别人听来那都是“哔哔”。
过了三天，邻居太太冷静了，一一致电道歉。说：不愿意说内卷，恰恰是因为自己卷得太厉害，自己都害怕。
她说，她和老公都是被教育改变了命运的人。小地方、普通人，完全靠成绩，考进了重点大学，又一路靠成绩，在校招中杀出重围，进入了好公司。人生前几十年，都是踏实的。但，自己现在没有工作，老公又到了传说中不进则退的年龄，心里总是慌的。这辈子重回职场几乎没戏了，不知不觉的，她便把宝押在孩子身上——“让大家看了笑话，但这就是大实话。”
是啊，如今，但凡提到“内卷”，每个人的语气和内心都是焦虑的。
聊工作时，一边“996是福报”，另一边“过了35岁就终身失业”。于是每个成年人都慌不择路地自救，购买各种知识付费课程（编程的、管理学的、成功学的、理财的……），当作赎罪券。
聊生活时，每个人都在“凡尔赛”和被人“凡尔赛”。而奇妙的是，互相竟然都能得出“我怎么过得这么差”的结论。
聊孩子时，内卷就更厉害了——从早教、中小学、学区房，一直到是否打算进行精英教育、孩子鸡得不行能否改成鸡自己从而兜着孩子一辈子……每一阶段，都能衍生出让人无比焦虑的话题走向，往往半场聊下来，大多数人，就觉得没法儿活了。
而成年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焦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嫌弃普通——也许是从那句“出名要趁早”开始，也许是从第1001个神童养成故事开始，也许，是从某一次对自身状态的深深失望开始。
可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功成名就。一个被灌输了“只有成功才有价值”的孩子，一旦被判定只能做个普通人，他的内心世界，将面临灭顶式的崩溃。
大人在内卷的恐惧中拼命挣扎，同时还要拉扯着孩子拼命奔跑。而孩子呢？只有在懵懂的焦虑中，一次次对自己失望，再一点点厌恶这个功利而不安的世界。
仿佛每个人都在赶趟，又总也赶不上趟。
邻居太太最后问我：想赢，错了么？不内卷，还能咋办？
诚然，想成功、想做人上人、想过顶尖的生活，并没有错。我也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地鼓动大家躺平，做条咸鱼。人这一生，还是要坚持工作、坚持创造，要追求一些、实现一些。
但内卷和自洽，这两种心态，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内卷把人分成两种：赢家和输家；自洽却在输赢之外，看到了人生还有一种温和的、多彩的地带，那就是平凡。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的人。有的人会因为自己比别人哪怕多挣一块钱，也会优越感爆棚，觉得别人都是屌丝。但他们也会因为任何人、哪怕是完全不相关的人获得成功，而陷入抑郁；有的人努着劲儿想成为牛逼的人，可是一直成为不了，一着急，干脆装成一个牛逼的人。靠精心打造的人设和张嘴就来的大话，活在朋友圈；有的人，即使受不了内卷，逃离了北上广，结果去了任何地方，还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比留在北上广的人过得好多了。他们并没有消停，一直活跃着，跟人比较着，展示自己如今又超脱又快乐。
这些年，我也见过许多“把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的人。他们都有相似之处：全力做好一份工作，靠自己的收入独立生活，拒绝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也尽量不给别人添堵添乱。量入为出，选择自己能承受的，并认真喜欢自己的选择。有一些发自真心的小爱好，能投入其中，自得其乐。结交朋友的方式，不是看谁更成功、更受欢迎就接近谁，而是安静等待真正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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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的小说《斯通纳》，细细碎碎地，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从求学到求职，从婚姻到职场，没有光芒乍现，没有逆袭奇迹。主人公斯通纳，从生到死，一直认真，一直努力，一直平凡。
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除了亲友，无人知晓，无人在意。
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写了一个悲剧——斯通纳实在太可怜、也太没用了。他来自乡村，在大城市里格格不入。他的生活始终平庸、单调，对世俗世界的种种揶揄和踩踏，无力还击。他在自己学院派的理想主义里，孤独地活着，不愿意妥协，不愿意蝇营狗苟。
也正因如此，这恰恰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投射的故事，至简至真。
斯通纳是个名符其实的英雄，他的人生其实过得很好：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感情，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工作给了他某种特别的身份感，成就了他的自我。
斯通纳是凡人中的勇者，他在世俗的定义里，活得很失败，但他从未弄丢过自己，他始终知道他这一生要去的方向——即使，众人都奔跑在另一条路上。
须知，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平凡地度过一生。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么，最需要你认真计划的，就是如何让这平凡的一生，充满欢乐、勇气与爱。继而让以你为人生榜样的孩子，看到平凡生命的可爱之处。
生而平凡，至死平凡，不是值得焦虑的事。一生在疲惫的追逐中耗尽，才是最可怕的结局。
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段话——
“当斯通纳在收拾屋子，当屋子逐渐变得有模有样时，他意识到，很多年来，自己并不知道，他有过一份憧憬，一直锁在内心某个地方的憧憬，就像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这个憧憬表面上是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他自己。
所以，当他在打造书房的时候，他打算定义的是他自己。当他为做书架打磨这些旧木板的时候，当他看着表面的粗糙消失，灰色的风雨侵蚀消失，露出基本的木质，最终露出花纹和质地的纯粹时，他逐渐打造成形的是他自己，他要置于某种有序状态的是他自己，他想创造某种可能性的是他自己。”
人一旦活到了一个阶段，常常会回望，不再执着于远眺。因为你更在意的，是你是否成为了“自己”——过去的自己让你反思，未来的自己已谈不上可期，只有对现在的自己满意，才能快乐、充实、幸福地活下去。
在生命的尽头，斯通纳冷静、理智地沉思起自己这辈子难以回避的种种失败。他曾梦想过某种正直和某种绝对的纯洁。他寻找过妥协，也学会了一些消极的消遣。他曾想象过智慧，在漫长岁月的尽头，他找到了无知，却也找到了无憾。
还有什么呢？他想，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是他期望的呢？
我想，他期望的，都已得到。未曾得到的，或许本来就不是他所期望的部分。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排行榜。更重要的是，没有在排行榜上的人，这一生也依然可以充满欢乐、找到自信、拥有意义。
不要盲从，不要恐惧，要清醒，更要勇敢。#人力资源研究[超话]# via 反裤衩阵地
中国消费1978年来首次负增长，今年如何让老百姓愿意多花钱？
居民对传统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逐渐降低，而对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对新消费场景的培育和创新引领新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创造新需求，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
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全年少增约1.7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的同时，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2020年中国住户储蓄比2019年同比多增1.6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下降的双重打击下，2020年全年最终消费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
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之前某些学者关于消费会随着疫情受控和社会秩序恢复而自然复苏的愿望在2020年二、三、四季度一次次被低于预期的数据打破。疫情只不过是消费下滑的诱发因素，疫情所引发的居民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继续下降等深层次问题，才是事关2021年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甚至事关整个“十四五”期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趋势上加速下滑
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经营性收入受影响最严重，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受影响为甚。在工资性收入受影响的人群中，非全职人员及城市流动人口等是最直接的影响群体。
虽然从统计数据看，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预期目标，年末调查失业率也只有5.2％，与上年同期持平，但疫情时期调查失业率统计数据或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实际失业、隐形失业人数应大于统计数据。另外，由于企业倒闭、歇业、裁员或减薪等各类情况，表面上工作岗位仍在但实际收入减少的现象也不容忽视。
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20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年收入3万元以下和3万－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预期消费减少幅度最大，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5月份的调查还显示，受访家庭成员反映有26.4％的企业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放缓到2.1％。从绝对数值上看，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若与前两年的名义增速均值相比较，去年居民收入整体少增约1.7万亿元。
更值得重视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连续多年呈持续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9％，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4％，这一年度消费疲弱状况并不是疫情冲击下的意外下滑，而是原有趋势在外部冲击下的加速下滑——如何扭转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的长期趋势才是我们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居民消费倾向的持续下行
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是，居民收入主要分为储蓄和消费（及投资）两大部分，给定收入总量的前提下，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居民储蓄意愿多大，除了取决于其自身的财务规划，主要受到利率的影响——利率高，则多储蓄、少消费；利率低，则少储蓄、多消费。正因为如此，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的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利息成本，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
受预期和存款利率没有相应下调的影响，疫情期间国内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者都增加了储蓄。
央行的城镇储户季度调查显示，2020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比上季度攀升7.3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下降6个百分点。到四季度疫情缓解时，倾向于储蓄的居民仍占51.4％，倾向于消费的居民占23.3％，只略升了1.3个百分点。
有关民间调查也显示，去年上半年有超过一半的家庭选择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据某金融机构测算，上半年居民储蓄率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超出10个到12个百分点。
根据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数据，2020年住户存款新增11.3万亿元，与2019年的新增住户存款9.7万亿元相比，多增加了1.6万亿元。当然，近几年中国住户储蓄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相对于同一单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而言，2020年的这种储蓄增长速度意味着居民消费倾向的更大幅度下降。
有关消费倾向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0.85以上，已经下降到疫情暴发前的0.70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为0.73，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66。从变化趋势上看，自2008年以来下行趋势有所加速，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再创历史低点，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不足0.62。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列为2021年的重要任务之一，且明确提出要调节储蓄、消费、投资的比例。可以预见，适当降低储蓄倾向，扭转居民消费倾向的长期下行趋势，也是2021年乃至“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如何缓解对居民消费的双重打击
收入少增1.7万亿元，而住户储蓄多增1.6万亿元，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和居民消费倾向下行，不仅对2020年的消费构成双重打击，而且是制约中国消费长期增长的两个直接原因。
消费增速放缓，既有疫情严重冲击、纾困政策力度不足等短期原因，也有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倾向持续下滑，以及体制上和宏观政策决策上长期偏重投资等中长期因素。
比如，去年疫情暴发后我们也出台了各类政策帮助企业和居民，相比欧美等国，中国在供给端恢复和刺激投资上体现了制度优势，且动辄以数万亿的专项债来稳投资，但是对居民的现金补贴、消费补贴力度却远低于其他国家。有学者测算，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中国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而发达国家或OECD国家通常达到GDP的几个百分点，从比例上看相差有十倍之大。
面对疫情冲击，我们在疫情管控优势下恢复了供给面，决策惯性则使投资增速迅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需求的恢复、消费的复苏却低于预期；对比一些疫情更为严重的发达国家，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直接面向特定居民、社区，发放各类现金补贴或提供免租减负等救助措施，其需求恢复速度较快、消费增速6月以来陆续恢复增长，但是供给面的恢复和投资的复苏远不如中国。
因此，也许对欧美等国家的经济恢复而言，重点应该是控制疫情、恢复供给、促进投资，而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关键问题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振消费的政策选择有很多，但根本上都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二是扭转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行的趋势。
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本上一是扩大就业，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给出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30％。假设到2035年前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达到上述目标，除了实行就业优先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之外，还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克服对股市上涨的恐惧，优胜劣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繁荣资本市场，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加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国企股权划拨社保；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并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补贴力度等。
在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方面，既可以采用传统的家电下乡、购车补贴等刺激消费政策，一定程度提高居民对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倾向，更要重视新需求的创造和培育。居民对传统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逐渐降低，而对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对新消费场景的培育和创新引领新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创造新需求，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
最后，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各国、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也是过去一年来人民币不断被动升值的主要原因。2021年，货币决策部门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正视高利率提高居民储蓄倾向、降低消费倾向的现实，尽快相应调低存贷款利息率。https://t.cn/A6ttGkBL
居民对传统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逐渐降低，而对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对新消费场景的培育和创新引领新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创造新需求，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
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全年少增约1.7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的同时，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2020年中国住户储蓄比2019年同比多增1.6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下降的双重打击下，2020年全年最终消费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
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之前某些学者关于消费会随着疫情受控和社会秩序恢复而自然复苏的愿望在2020年二、三、四季度一次次被低于预期的数据打破。疫情只不过是消费下滑的诱发因素，疫情所引发的居民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继续下降等深层次问题，才是事关2021年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甚至事关整个“十四五”期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趋势上加速下滑
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经营性收入受影响最严重，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受影响为甚。在工资性收入受影响的人群中，非全职人员及城市流动人口等是最直接的影响群体。
虽然从统计数据看，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预期目标，年末调查失业率也只有5.2％，与上年同期持平，但疫情时期调查失业率统计数据或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实际失业、隐形失业人数应大于统计数据。另外，由于企业倒闭、歇业、裁员或减薪等各类情况，表面上工作岗位仍在但实际收入减少的现象也不容忽视。
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20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年收入3万元以下和3万－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预期消费减少幅度最大，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5月份的调查还显示，受访家庭成员反映有26.4％的企业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放缓到2.1％。从绝对数值上看，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若与前两年的名义增速均值相比较，去年居民收入整体少增约1.7万亿元。
更值得重视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连续多年呈持续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9％，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4％，这一年度消费疲弱状况并不是疫情冲击下的意外下滑，而是原有趋势在外部冲击下的加速下滑——如何扭转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的长期趋势才是我们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居民消费倾向的持续下行
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是，居民收入主要分为储蓄和消费（及投资）两大部分，给定收入总量的前提下，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居民储蓄意愿多大，除了取决于其自身的财务规划，主要受到利率的影响——利率高，则多储蓄、少消费；利率低，则少储蓄、多消费。正因为如此，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的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利息成本，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
受预期和存款利率没有相应下调的影响，疫情期间国内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者都增加了储蓄。
央行的城镇储户季度调查显示，2020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比上季度攀升7.3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下降6个百分点。到四季度疫情缓解时，倾向于储蓄的居民仍占51.4％，倾向于消费的居民占23.3％，只略升了1.3个百分点。
有关民间调查也显示，去年上半年有超过一半的家庭选择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据某金融机构测算，上半年居民储蓄率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超出10个到12个百分点。
根据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数据，2020年住户存款新增11.3万亿元，与2019年的新增住户存款9.7万亿元相比，多增加了1.6万亿元。当然，近几年中国住户储蓄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相对于同一单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而言，2020年的这种储蓄增长速度意味着居民消费倾向的更大幅度下降。
有关消费倾向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0.85以上，已经下降到疫情暴发前的0.70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为0.73，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66。从变化趋势上看，自2008年以来下行趋势有所加速，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再创历史低点，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不足0.62。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列为2021年的重要任务之一，且明确提出要调节储蓄、消费、投资的比例。可以预见，适当降低储蓄倾向，扭转居民消费倾向的长期下行趋势，也是2021年乃至“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如何缓解对居民消费的双重打击
收入少增1.7万亿元，而住户储蓄多增1.6万亿元，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和居民消费倾向下行，不仅对2020年的消费构成双重打击，而且是制约中国消费长期增长的两个直接原因。
消费增速放缓，既有疫情严重冲击、纾困政策力度不足等短期原因，也有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倾向持续下滑，以及体制上和宏观政策决策上长期偏重投资等中长期因素。
比如，去年疫情暴发后我们也出台了各类政策帮助企业和居民，相比欧美等国，中国在供给端恢复和刺激投资上体现了制度优势，且动辄以数万亿的专项债来稳投资，但是对居民的现金补贴、消费补贴力度却远低于其他国家。有学者测算，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中国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而发达国家或OECD国家通常达到GDP的几个百分点，从比例上看相差有十倍之大。
面对疫情冲击，我们在疫情管控优势下恢复了供给面，决策惯性则使投资增速迅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需求的恢复、消费的复苏却低于预期；对比一些疫情更为严重的发达国家，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直接面向特定居民、社区，发放各类现金补贴或提供免租减负等救助措施，其需求恢复速度较快、消费增速6月以来陆续恢复增长，但是供给面的恢复和投资的复苏远不如中国。
因此，也许对欧美等国家的经济恢复而言，重点应该是控制疫情、恢复供给、促进投资，而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关键问题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振消费的政策选择有很多，但根本上都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二是扭转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行的趋势。
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本上一是扩大就业，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给出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30％。假设到2035年前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达到上述目标，除了实行就业优先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之外，还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克服对股市上涨的恐惧，优胜劣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繁荣资本市场，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加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国企股权划拨社保；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并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补贴力度等。
在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方面，既可以采用传统的家电下乡、购车补贴等刺激消费政策，一定程度提高居民对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倾向，更要重视新需求的创造和培育。居民对传统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逐渐降低，而对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对新消费场景的培育和创新引领新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创造新需求，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
最后，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各国、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也是过去一年来人民币不断被动升值的主要原因。2021年，货币决策部门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正视高利率提高居民储蓄倾向、降低消费倾向的现实，尽快相应调低存贷款利息率。https://t.cn/A6ttGkBL
这些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人或者是公司在某一个领域所作出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些在我所描述的未来世界来讲，全部都是小儿科，在未来的新世界，一些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要完成的，需要通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够实现，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改变，而不是这些科技，比如在未来世界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类似于国家民族性别这些具有私有性的概念，将会成为过去式，一种全新的也可以叫做新人类的生物，将会在地球上出现，到那时这种生物的内心，不再像现在这样，非常的注重自我，而将以爱心慈悲心与全世界的众生共融，一切现在被当时的人们所认为的炫目的科技，都将是为未来世的新物种的高级意识形态服务的，只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提升，才会使对我们现在叫做人类的这样一种动物和全体众生一起获得光明幸福的未来！《「马斯克设计的未来世界」最接近神的男人（第二集）》此视频已有2.6万次播放，快来一起看看！https://t.cn/A6tyXH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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