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大楼空荡荡，公园仿佛养老院，放开生育能扭转东北人口危机吗？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等。
话题一出，立刻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
为什么是东北率先试点？国家卫健委的答复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负增长
国家卫健委在本次答复中指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以上描述并非无中生有，它基于几点事实而来：
第一，东北三省的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人口流失严重。
2019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东北三省劳动人口累计减少110.19万人。
据统计公报披露，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4351.7万人，比上年减少7.6万人；吉林常住人口2690.73万人，比上年减少13.33万人；黑龙江常住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比2018年增加4.16万人。
2019年末吉林全省出生率为6.05‰；死亡人口18.62万人，死亡率为6.90‰；自然增长率为—0.85‰。
辽宁省全年出生人口28.1万人，出生率6.45‰；死亡人口31.6万人，死亡率7.25‰；人口自然增长率—0.80‰。
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为5.73‰，死亡率为6.7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常住总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
第二，东北三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收不抵支。
2019年东北三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均已超过全国平均值。
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2019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6%。相比之下，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6.2%，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93%，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8%。
2018年中央出台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各省统一上缴一定比例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再通过下拨的方式转移到各地方。东北三省连续数年都跻身中央调剂金的最受益地区。
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显示：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其中，辽宁省净收益555.58亿元，黑龙江净收益485.56亿元，吉林净收益145.19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第三，东北三省的生育率极低，几乎是全国垫底。
2019年，东北三省的出生人口只有65.88万，合计生育率是0.61%，而同年全国平均生育率为1.05%。
生育意愿低、人口外流，原因何在？
赵艳华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因为出生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少。赵艳华是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分娩室护士，从1984年开始，不知有多少个婴儿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
赵艳华翻着《分娩登记簿》：“现在一个月只有五六十个婴儿出生，而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84年，一个月出生的婴儿有两三百。”正月初七，产科一层楼显得空空荡荡，走廊上只有护士站的几位护士，病床也空了一大半。当天上午只有一位产妇分娩。
“1984年，分娩室一个班（早8时到晚6时）是3个护士，现在1名护士就足够了。”工作越来越清闲，绩效奖金受到了影响。赵艳华说，现在已经没奖金了。
为什么孩子如此少，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
东北地区，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决定的，过去东北地区国企众多，受教育比例和城镇化比例都相对较高，自然这些地方的计生政策执行也就相对严格。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老工业基地优势不复存在，沿海经济、外贸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高新科技接连崛起，东北在这几场城市变革中都未能抓住机遇。
近几年来，东北人口持续外流，年轻人“出走”现象相对严重，自然而然会拉低当地的出生率，同时抬升老龄化率。近6年东三省在全国属于垫底存在，尤其是从2015年以后从来人口出生率从来没有高过7‰，要知道全国平均水平也一直在10‰以上。
不仅老龄化率升高，东三省的离婚率也提升到了全国榜首。相应的，晚婚晚育情况也在东三省发生。
早在2010年就有报道指出，黑龙江省35岁以上产妇增多，达到了历年最高值。
据辽沈晚报2018年讯，辽宁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17%，二胎妊娠占比达到36%。针对此情况，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将在全省推行孕产妇全程服务全程管理模式，对高危妊娠实行分级管理。
这意味着，年轻的适龄产妇不急着要孩子；想要孩子的人里，又有不少是生过孩子的。
不愿生，根本上害怕养不好
很多人不愿生，实际是因为担心育不好。
或许只有减轻生后负担，才能打动那些在“生与不生”边缘徘徊的年轻人。
很多结过婚的年轻人遭受着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困扰，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面对房贷、车贷等各方面的压力，或许刚到手的工资还没来得及焐热，就被各种贷款悄无声息的“瓜分”干净。
除此之外，养育孩子也是一个让人“头大”的问题。孩子出生之后，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还好，要是没有，那对不起，只能再多一项开支——保姆费。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让你避之不及的花销。
新华视点今日发表评论指出：不止在东北，全国都有些家庭有生娃意愿却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是顾虑之一。要在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上下功夫，医疗、教育、托幼等方面成本降下来，想生娃才能变成敢生娃。
部分海外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做法，也印证了这个说法的方向正确。
在澳大利亚，不仅有新生儿生育福利，还有家庭税务福利政策。
日韩的生育鼓励政策包含直接生育补贴、育儿补贴。
针对住房问题的政策包括为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公租房资源等；
针对降低教育成本，日本提出幼儿园教育阶段免费，韩国免受低收入家庭的第三及以上子女的大学学费；
针对降低生育成本，提出降低新生儿的医疗费用。
此外，日韩还出台政策保护孕产期的女性在职场上享有应有的权益。
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早在2020年5月，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就提出建议：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恳请对幼师队伍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减免幼师专业学生部分学费并给予生活补助。
如今东北已经开始了探索，或许不久之后全国都会放开限制。那时，中国人就将没有生育限制，生多生少自己说了算。
放开生育限制，意味着人们彼此间更宽容、更信任，相信其他成年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生育选择，不需要他人的干涉。
让我们拭目以待。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等。
话题一出，立刻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
为什么是东北率先试点？国家卫健委的答复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负增长
国家卫健委在本次答复中指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以上描述并非无中生有，它基于几点事实而来：
第一，东北三省的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人口流失严重。
2019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东北三省劳动人口累计减少110.19万人。
据统计公报披露，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4351.7万人，比上年减少7.6万人；吉林常住人口2690.73万人，比上年减少13.33万人；黑龙江常住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比2018年增加4.16万人。
2019年末吉林全省出生率为6.05‰；死亡人口18.62万人，死亡率为6.90‰；自然增长率为—0.85‰。
辽宁省全年出生人口28.1万人，出生率6.45‰；死亡人口31.6万人，死亡率7.25‰；人口自然增长率—0.80‰。
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为5.73‰，死亡率为6.7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常住总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
第二，东北三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收不抵支。
2019年东北三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均已超过全国平均值。
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2019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6%。相比之下，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6.2%，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93%，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8%。
2018年中央出台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各省统一上缴一定比例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再通过下拨的方式转移到各地方。东北三省连续数年都跻身中央调剂金的最受益地区。
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显示：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其中，辽宁省净收益555.58亿元，黑龙江净收益485.56亿元，吉林净收益145.19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第三，东北三省的生育率极低，几乎是全国垫底。
2019年，东北三省的出生人口只有65.88万，合计生育率是0.61%，而同年全国平均生育率为1.05%。
生育意愿低、人口外流，原因何在？
赵艳华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因为出生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少。赵艳华是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分娩室护士，从1984年开始，不知有多少个婴儿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
赵艳华翻着《分娩登记簿》：“现在一个月只有五六十个婴儿出生，而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84年，一个月出生的婴儿有两三百。”正月初七，产科一层楼显得空空荡荡，走廊上只有护士站的几位护士，病床也空了一大半。当天上午只有一位产妇分娩。
“1984年，分娩室一个班（早8时到晚6时）是3个护士，现在1名护士就足够了。”工作越来越清闲，绩效奖金受到了影响。赵艳华说，现在已经没奖金了。
为什么孩子如此少，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
东北地区，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决定的，过去东北地区国企众多，受教育比例和城镇化比例都相对较高，自然这些地方的计生政策执行也就相对严格。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老工业基地优势不复存在，沿海经济、外贸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高新科技接连崛起，东北在这几场城市变革中都未能抓住机遇。
近几年来，东北人口持续外流，年轻人“出走”现象相对严重，自然而然会拉低当地的出生率，同时抬升老龄化率。近6年东三省在全国属于垫底存在，尤其是从2015年以后从来人口出生率从来没有高过7‰，要知道全国平均水平也一直在10‰以上。
不仅老龄化率升高，东三省的离婚率也提升到了全国榜首。相应的，晚婚晚育情况也在东三省发生。
早在2010年就有报道指出，黑龙江省35岁以上产妇增多，达到了历年最高值。
据辽沈晚报2018年讯，辽宁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17%，二胎妊娠占比达到36%。针对此情况，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将在全省推行孕产妇全程服务全程管理模式，对高危妊娠实行分级管理。
这意味着，年轻的适龄产妇不急着要孩子；想要孩子的人里，又有不少是生过孩子的。
不愿生，根本上害怕养不好
很多人不愿生，实际是因为担心育不好。
或许只有减轻生后负担，才能打动那些在“生与不生”边缘徘徊的年轻人。
很多结过婚的年轻人遭受着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困扰，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面对房贷、车贷等各方面的压力，或许刚到手的工资还没来得及焐热，就被各种贷款悄无声息的“瓜分”干净。
除此之外，养育孩子也是一个让人“头大”的问题。孩子出生之后，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还好，要是没有，那对不起，只能再多一项开支——保姆费。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让你避之不及的花销。
新华视点今日发表评论指出：不止在东北，全国都有些家庭有生娃意愿却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是顾虑之一。要在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上下功夫，医疗、教育、托幼等方面成本降下来，想生娃才能变成敢生娃。
部分海外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做法，也印证了这个说法的方向正确。
在澳大利亚，不仅有新生儿生育福利，还有家庭税务福利政策。
日韩的生育鼓励政策包含直接生育补贴、育儿补贴。
针对住房问题的政策包括为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公租房资源等；
针对降低教育成本，日本提出幼儿园教育阶段免费，韩国免受低收入家庭的第三及以上子女的大学学费；
针对降低生育成本，提出降低新生儿的医疗费用。
此外，日韩还出台政策保护孕产期的女性在职场上享有应有的权益。
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早在2020年5月，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就提出建议：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恳请对幼师队伍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减免幼师专业学生部分学费并给予生活补助。
如今东北已经开始了探索，或许不久之后全国都会放开限制。那时，中国人就将没有生育限制，生多生少自己说了算。
放开生育限制，意味着人们彼此间更宽容、更信任，相信其他成年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生育选择，不需要他人的干涉。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公务员# #公务员[超话]# #公务员遴选# 【遴选遴选，35岁是道坎？】公开遴选公务员，本是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以及加大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力度的重要举措之一。不过，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年龄条件的严格规定和“一刀切”限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有意愿的去不了，刚培养的留不住”“二次择优卡住优秀基层干部”等问题。遴选、遴选，35岁何时才能不再是道坎？
1.“哪怕再优秀，年龄不符合也不行”
5年的基层工作最低服务年限将满之际，一名在中部山区县任职的干部决定继续留在县里，这与他最初的计划有些不同：“最初还想参加公开遴选，但现在发现年龄成了‘硬杠杠’，超过了35岁就基本没有机会了。”
多位基层干部介绍，公开遴选本是促进基层与上级机关人员流动的重要方式，也是上级机关选拔基层优秀人才的方式，但对于年龄，往往有着明确要求。近年来，35岁逐渐成为一道坎。
半月谈记者发现，相关的规定直接写入了许多地方开展遴选工作的“报名范围和条件”之中。中部一省，2020年省直机关遴选公务员时，列出了21家省直单位52个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相当层次职级职位共97个计划。
遴选公告中明确指出——除公开遴选职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外，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4年9月3日以后出生）。其中，报考专门面向选调生的遴选职位，报名人员现为乡科级副职或三级、四级主任科员及相当层次职级的，年龄在32周岁以下（1987年9月3日以后出生）；现为一级科员以下及相当层次职级的，年龄在29周岁以下（1990年 9月3日以后出生）。
“哪怕再优秀，年龄不符合也不行。”大别山区一名在文化系统工作的基层干部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名干部超过30岁才成为基层公务员，按照《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中“新录用公务员在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五年”等规定，服务年限期满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参加遴选的资格。“这样就相当于直接把一部分人拒之门外了，让他们根本没有通过遴选进入更高的平台的机会。”
就这样，公开遴选本该是公务员录用中的“二次择优”，却因为年龄限制较为严苛，提前拦住了一批基层干部。
2.“有意愿的去不了，刚培养的留不住”
年龄限制让“有意愿的去不了”，也加剧了“刚培养的留不住”的问题。
中部某县级市是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工作条件相对普通的县（市）而言稍好一些，但科技局局长仍坦言近几年“留不住人”：“有的年轻干部担心在基层待久了被年龄要求卡住，根本沉不下去。经常是最低服务年限刚满，就参加考试考走了。”
一位2019年顺利通过遴选进入省直部门的80后干部介绍，许多年轻的公务员在基层工作时之所以没法“安下心来”，过于严格和偏低的年龄要求是很重要的一个现实原因。“在服务期满之前要提前很久准备，不然会担心万一没考上，可能就会被相应的年龄要求限制住，以后就更难有机会了。”
在一些地方，除了35岁之外，还根据岗位不同，明确了32岁、30岁或29岁等遴选“门槛”。看到一个个年龄方面的“硬要求”，一些新入职的基层公务员早早地把重心放在了备考之上：“到基层不是想着怎么更好地开展工作，而是考虑如何留足备考的时间。”
对于部分年轻公务员而言，参加遴选是想去更高平台展示自己，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也想解决一些现实困难。山东省一名乡镇女干部说，她和丈夫长时间分居两地，一次，家里两岁半的孩子发烧，烧到开始抽搐，她也只能独自收拾东西，带孩子去医院。“参加遴选，可能是家庭团聚的唯一途径。而35岁的限制则使机会大大降低。”
3.年龄限制适当放宽行不行？
作为一种跨政府层级、跨工作部门系统、跨地区的竞争性选拔，公务员遴选有助于解决党政干部队伍来源比较单一、经历比较简单、素质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在推行中，也一直受到各方关注。
部分受访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坦言，对于基层干部而言，35岁左右往往经历了基层多年锻炼，熟知基层真实状况，同时精力旺盛、干劲正足。严格把35岁以下作为规定条件“一刀切”，就会直接限制一部分刚超过35岁、但表现优秀的干部的“上升”可能性，建议适当放宽遴选时的年龄要求。
事实上，对于35岁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在一些地方，参与遴选工作的省直部门有关干部也表示“说不清”。有干部认为，“可能是参考了‘青年人’的相关年龄划定区间，或者是各地互相参照，慢慢就成了惯例。”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杜志章介绍，目前，国内有部分省市，已经在省（市）直遴选时，将年龄要求调整为40周岁以下，实际推行中基层反响很好。“选用人才，关键是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年龄限制，让遴选工作的实际效果打折扣。”
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央大力倡导要努力选好干部用好人、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选贤任能“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四个不唯要求，正在为新时代的干部选拔工作指明方向，各地也应该思考，如何在开展遴选工作时，把“不唯年龄”要求更好地落实，让更多干部受益。同时，也为社会招聘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年龄门槛”等就业限制，作出调整的示范。（来源：半月谈、图一基层干部在在脱困户家中交流 陈思汗 摄、图二漫画：35岁门槛 视觉中国）
1.“哪怕再优秀，年龄不符合也不行”
5年的基层工作最低服务年限将满之际，一名在中部山区县任职的干部决定继续留在县里，这与他最初的计划有些不同：“最初还想参加公开遴选，但现在发现年龄成了‘硬杠杠’，超过了35岁就基本没有机会了。”
多位基层干部介绍，公开遴选本是促进基层与上级机关人员流动的重要方式，也是上级机关选拔基层优秀人才的方式，但对于年龄，往往有着明确要求。近年来，35岁逐渐成为一道坎。
半月谈记者发现，相关的规定直接写入了许多地方开展遴选工作的“报名范围和条件”之中。中部一省，2020年省直机关遴选公务员时，列出了21家省直单位52个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相当层次职级职位共97个计划。
遴选公告中明确指出——除公开遴选职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外，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4年9月3日以后出生）。其中，报考专门面向选调生的遴选职位，报名人员现为乡科级副职或三级、四级主任科员及相当层次职级的，年龄在32周岁以下（1987年9月3日以后出生）；现为一级科员以下及相当层次职级的，年龄在29周岁以下（1990年 9月3日以后出生）。
“哪怕再优秀，年龄不符合也不行。”大别山区一名在文化系统工作的基层干部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名干部超过30岁才成为基层公务员，按照《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中“新录用公务员在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五年”等规定，服务年限期满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参加遴选的资格。“这样就相当于直接把一部分人拒之门外了，让他们根本没有通过遴选进入更高的平台的机会。”
就这样，公开遴选本该是公务员录用中的“二次择优”，却因为年龄限制较为严苛，提前拦住了一批基层干部。
2.“有意愿的去不了，刚培养的留不住”
年龄限制让“有意愿的去不了”，也加剧了“刚培养的留不住”的问题。
中部某县级市是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工作条件相对普通的县（市）而言稍好一些，但科技局局长仍坦言近几年“留不住人”：“有的年轻干部担心在基层待久了被年龄要求卡住，根本沉不下去。经常是最低服务年限刚满，就参加考试考走了。”
一位2019年顺利通过遴选进入省直部门的80后干部介绍，许多年轻的公务员在基层工作时之所以没法“安下心来”，过于严格和偏低的年龄要求是很重要的一个现实原因。“在服务期满之前要提前很久准备，不然会担心万一没考上，可能就会被相应的年龄要求限制住，以后就更难有机会了。”
在一些地方，除了35岁之外，还根据岗位不同，明确了32岁、30岁或29岁等遴选“门槛”。看到一个个年龄方面的“硬要求”，一些新入职的基层公务员早早地把重心放在了备考之上：“到基层不是想着怎么更好地开展工作，而是考虑如何留足备考的时间。”
对于部分年轻公务员而言，参加遴选是想去更高平台展示自己，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也想解决一些现实困难。山东省一名乡镇女干部说，她和丈夫长时间分居两地，一次，家里两岁半的孩子发烧，烧到开始抽搐，她也只能独自收拾东西，带孩子去医院。“参加遴选，可能是家庭团聚的唯一途径。而35岁的限制则使机会大大降低。”
3.年龄限制适当放宽行不行？
作为一种跨政府层级、跨工作部门系统、跨地区的竞争性选拔，公务员遴选有助于解决党政干部队伍来源比较单一、经历比较简单、素质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在推行中，也一直受到各方关注。
部分受访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坦言，对于基层干部而言，35岁左右往往经历了基层多年锻炼，熟知基层真实状况，同时精力旺盛、干劲正足。严格把35岁以下作为规定条件“一刀切”，就会直接限制一部分刚超过35岁、但表现优秀的干部的“上升”可能性，建议适当放宽遴选时的年龄要求。
事实上，对于35岁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在一些地方，参与遴选工作的省直部门有关干部也表示“说不清”。有干部认为，“可能是参考了‘青年人’的相关年龄划定区间，或者是各地互相参照，慢慢就成了惯例。”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杜志章介绍，目前，国内有部分省市，已经在省（市）直遴选时，将年龄要求调整为40周岁以下，实际推行中基层反响很好。“选用人才，关键是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年龄限制，让遴选工作的实际效果打折扣。”
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央大力倡导要努力选好干部用好人、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选贤任能“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四个不唯要求，正在为新时代的干部选拔工作指明方向，各地也应该思考，如何在开展遴选工作时，把“不唯年龄”要求更好地落实，让更多干部受益。同时，也为社会招聘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年龄门槛”等就业限制，作出调整的示范。（来源：半月谈、图一基层干部在在脱困户家中交流 陈思汗 摄、图二漫画：35岁门槛 视觉中国）
很多家长可能对专业上的帮助还不是很理解，尤其是父亲们，在我们帮助儿童解决困扰的过程当中受到阻挠最多的就是父亲。父亲们往往觉得自己孩子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等孩子长大就好了。其实，不管是心理疏导还是情商训练，并不是孩子达到非常严重的时候才进行治疗或干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比较困难了。尽早的做一些情绪上的准备，帮助孩子做一些心理上的建设，能够让孩子尽量避免遇到各种各样的情绪障碍。孩子一旦患上情绪障碍，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痛苦的。#儿童教育# #家庭教育# #亲子成长# #v光计划# #治愈系# #一起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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