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 ，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完。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 ，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完。
南闽十年之梦影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定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就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在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雪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
“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
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
“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
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民国十八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的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
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民国二十年九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
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释寺谈天的。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
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
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的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的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的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大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
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
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来，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讲到这里，我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那一宗、那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
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那一宗那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
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的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我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
“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
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的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
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
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
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
我于民国二十五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
“这是草庵钟。”
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么？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的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
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
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
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
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
一事无成人渐老。
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
一钱不值何消说。
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
不论什么事，总希望他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
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定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就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在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雪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
“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
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
“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
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民国十八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的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
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民国二十年九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
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释寺谈天的。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
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
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的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的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的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大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
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
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来，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讲到这里，我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那一宗、那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
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那一宗那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
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的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我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
“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
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的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
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
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
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
我于民国二十五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
“这是草庵钟。”
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么？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的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
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
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
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
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
一事无成人渐老。
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
一钱不值何消说。
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
不论什么事，总希望他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
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我家住在长江边# 【长江“十年禁渔”武汉实施半年成效显著】“为全局计、为子孙谋”，长江“十年禁渔”既是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
今年6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告：自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长江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新河口以下至新洲区举水河口江段，汉江蔡甸区谢八家以下至汉阳区南岸咀江段，实施“十年常年禁渔”，解禁时间另行通知。
禁渔期间，严格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捕捞船只进入禁渔水域开展捕捞作业。因特定渔业资源的利用和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要捕捞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依法实行专项管理。
禁令实施后，武汉市公安局结合武汉水域特点，第一时间制定发布了《全市公安机关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以水上公安专业分局为主，组建长江禁渔工作专班。同时，由市、区公安机关“一把手”牵头，建立安保“河长制”，对流经15个公安分局的两江六河（长江、汉江、举水河、倒水河、滠水河、府河、通顺河、金水河）进行分段管理，形成合力。警方对违禁案件一律溯源追查、破案手段一律专业支撑、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理、案件办理一律快侦快诉；对“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零容忍”；紧盯涉嫌组织化、团伙化的非法捕捞，以及非法猎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快处现行案件，串并在侦案件，深挖系列案件，确保打击到位。
截至12月25日，武汉警方共计查获非法捕捞犯罪案件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交渔政行政处罚案件30余起，收缴渔获物1500余公斤，“电打鱼”、地笼等非法渔具80余副，查扣涉案船舶20余艘。
■ “十年禁渔”首案 心存侥幸的他成了首犯
7月3日10时许，水上分局舵落口所和东西湖区渔政部门联合执法时，在大蔡家湾附近汉江水域，现行抓获正在使用地笼进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人蔡某。
警察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渔获物为一只野生甲鱼及几条江鱼。
据悉，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刑事措施，此案件为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禁渔期内的首案。
■ 缴获最多案 拦河“起篓子”被一锅端
在武汉市新洲区与黄冈市团风县交界处的沙河辛冲河段，一伙不法分子非法架设拦河大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迷魂阵”等禁用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
8月19日凌晨，新洲公安分局50多名警力秘密埋伏在此，待3名犯罪嫌疑人驾车来起网时将其一举擒获。当场抓获非法捕捞团伙成员10名，扣押运输车辆5辆、船只1艘、渔网200余米，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
非法捕鱼点人迹罕至。为破获此案，民警5次实地踏勘，摸清周边地形，掌握该团伙活动规律和骨干成员组成后，从清晨一直蹲守至天亮，现场将10名嫌犯全部抓获，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其数量为今年之最。
警方查明，该团伙以王某先为首，成员固定，分工明确，下网、收网、搬运、售卖均有专人负责，他们在沙河流域使用明令禁止使用的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对沙河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该团伙10名成员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 首例公益诉讼案 偷鱼者赔钱还鱼又获刑
非法捕捞，不仅要受到法律惩处，还要进行经济赔偿。
11月30日上午10时，长江武汉渔政码头，12位执法人员代3名违禁在长江捕鱼的被告人，将73.76公斤成鱼、13.83万尾鱼苗放还长江。此前11月17日，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判处首批违禁渔鱼案，3名被告人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分别判处拘役4至6个月外，还要求其按捕捞量的4倍放还鱼。
此次活动，是水上分局会同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成功办理的首例“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打击犯罪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3名被告人涉及两宗案件。一起是其中1名被告人3月份在长江电捕鱼时，被巡逻民警当场抓住，查获渔获物5.65公斤。一起是5月份另外2名被告人两次夜入长江，电捕鱼20.64公斤，后被渔政巡查人员截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应邀就两案造成的长江生态损害进行评估。经评估，在电捕鱼中，不仅被电击中的鱼只有25%被捞起，还会影响到鱼类种群的自然补充。因此，弥补水域鱼类损失至少要4倍补偿。
这次放还的鱼中。有青、草、鳊、鲫、花鲢、白鲢、黄颡7种，全部是长江原鱼种，放归长江，相当于回故乡。
■ 首例截获案 水中一根绳头牵出3名下网人
查办“十年禁渔”案，武汉警方抓动态管控，通过对重点捕捞水域的巡控，查获了一批案件。
7月22日，水上公安分局抓获非法捕捞嫌疑人3名，收缴地笼6副约76米，渔获物21.4公斤。
7月21日下午，白浒山派出所副所长郭红韶带队在阳逻长江大桥下游巡逻时发现，在江边树林里看到一截绑在树上的绳头，牵出江中有用于暗藏的捕捞地笼。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民警判定，凌晨“4时至6时”是收地笼黄金时间。22日凌晨4时，2名民警、1名辅警在江边埋伏蹲守。不到半个小时，3个人影出现在岸边并迅速下水。民警等其收网准备上岸时，一举将3人抓获，现场收缴渔获物21.4公斤，并查扣作案用地笼6副、长约76米，玻璃钢船1艘，充气汽车内胎1个。
据突击审讯，3名嫌疑人李某国、胡某祥、胡某福，均为武汉本地人，一直打零工，见江水上涨，特意去买来地笼准备捞鱼虾贩卖，还没卖一次就被抓了。
■ 首例超声波捕鱼案 招牌菜引出偷鱼“一条龙”
5月12日晚，水上公安分局联合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二大队在长江水域（汉南邓南段）抓获两名涉嫌非法捕捞的嫌疑人，当场缴获特种捕鱼设备一套及野生鱼类数十斤，依法扣押快艇一艘。
数月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长江汉南邓南段水域，有人组织非法捕鱼，警方联合长江渔政成立行动小组走访发现，江边一家餐馆生意火爆。据了解，该店老板姓邓，经营餐馆十多年，主要提供各类江鲜，其菜品中有长江特有的“石扁头”鱼。
嫌疑人行动非常谨慎，自家开有餐馆，捕销一条龙，且离长江近，很难获取证据，民警多次布控，终于在一天晚11时，将两名带狗捕鱼的嫌疑人抓获，当场还查获一台超声波探鱼机。
据悉，有别于传统电打鱼，这种设备利用超声波专门针对底层优质水产品鱼类进行捕捞，此类案件在湖北省内尚属首例。
…出击…
■ 水上警方联合执法整顿渔具市场
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在江面，根子在岸上”。为此，警方紧盯渔具制销和售卖渔获等环节，推动“水岸联治”、标本兼治。会同渔政、市场等部门深入重点部位，严厉查处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获物等行为。
通过近半个月的线索摸排，执法人员最终确认位于慈惠街五环路的武汉铁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存在大量的销售、维修非法捕捞渔具行为。
9月3日上午8时，7名执法人员迅速进入该公司进行搜查取证，发现该公司仓库存有大量非法捕捞设备、网具、逆变器，还专门设置了维修禁渔设备的房间，并有大量湖北省内外的各类电鱼装备在等待修理。在先期控制取证后，水上公安分局、东西湖公安分局、市渔政部门在东西湖区开展联合执法，当日共计查获各型号电网捞660个、各品牌电鱼逆变器131个、拖网高频机23台、电极杆20根、电子鱼竿1套等一批禁用渔具，一举端掉我市最大的一个销售禁用渔具的窝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长江日报记者尹勤兵）
…探访…
■ 长江日报记者走访武汉渔具市场
电捕鱼机绝迹一线一钩受欢迎
长江日报讯（记者孙珺 潘璐）从2020年7月1日起，武汉市启动了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全面禁渔。渔民上岸转产安置，严格执法打击非法捕捞，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严查禁用渔具，同时斩断市场链条。半年过去了，渔具市场上还有非法禁用渔具吗？长江日报记者近日探访了前进四路电子市场和硚口荣东社区的渔具店。
在前进四路的一家售卖电子器材的店里，记者问老板是否有超声波电鱼工具，老板说：“现在哪里敢卖那些东西呢。前阵子市场上有一家卖电鱼工具的店被查了。”另一家的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前进四路是卖电子产品的，所以之前卖电鱼工具的店有侥幸心理，觉得查不到这边来，或者查得不严，把东西藏在阁楼里就能“躲过”。“现在连网上都搜索不到这玩意了，也不会再有人生产这些东西。那些喜欢钓鱼的，也不会碰这些杀伤力太大的东西。”
武汉市禁渔办负责人告诉记者，9月份武汉市成功打掉了规模最大的一处销售禁用渔具窝点，同时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制造销售禁用渔具行为专项行动效果显著，下一步将持续宣传禁渔的各项措施，让市场上电动捕鱼器和超声波电鱼装置保持“绝迹”状态。
26日，记者走访硚口区荣东社区的十几家渔具店。周末不少“钓友”在店里选购钓具。银丰渔具老板告诉记者，“十年禁渔”关于垂钓的规定，“钓友”们都是第一时间关注并了解了，并且很快转变了钓鱼思路。“单线多钩、路亚鱼钩不玩了，钓鱼目的就是休闲，并不在于大量捕鱼。”
“以前钓鱼主流人群在40岁以上，现在基本上是二三十岁小伙子。”华盛商行老板向记者描述当下的市场。青年钓友的加入，也催生了钓具市场向着休闲、科技方向发展，鞋包帽服一应俱全，遮阳也不能落下，气垫床等都丰富起来。“人们钓鱼为了放缓生活节奏、释放压力和保持身体健康，这是趋势。”
十年禁渔并不阻止休闲垂钓，但必须严守一人一竿一线一钩，武汉市禁渔办多次在杨泗港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这些垂钓人群聚集的地方向“钓友”宣传相关规定，同时严查市场上一线多钩的非法钓具，并且于10月底集中拆解销毁了一批非法捕捞器具，让文明垂钓持续深入人心。（长江日报）#看长江就是在看中国#
今年6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告：自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长江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新河口以下至新洲区举水河口江段，汉江蔡甸区谢八家以下至汉阳区南岸咀江段，实施“十年常年禁渔”，解禁时间另行通知。
禁渔期间，严格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捕捞船只进入禁渔水域开展捕捞作业。因特定渔业资源的利用和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要捕捞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依法实行专项管理。
禁令实施后，武汉市公安局结合武汉水域特点，第一时间制定发布了《全市公安机关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以水上公安专业分局为主，组建长江禁渔工作专班。同时，由市、区公安机关“一把手”牵头，建立安保“河长制”，对流经15个公安分局的两江六河（长江、汉江、举水河、倒水河、滠水河、府河、通顺河、金水河）进行分段管理，形成合力。警方对违禁案件一律溯源追查、破案手段一律专业支撑、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理、案件办理一律快侦快诉；对“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零容忍”；紧盯涉嫌组织化、团伙化的非法捕捞，以及非法猎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快处现行案件，串并在侦案件，深挖系列案件，确保打击到位。
截至12月25日，武汉警方共计查获非法捕捞犯罪案件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交渔政行政处罚案件30余起，收缴渔获物1500余公斤，“电打鱼”、地笼等非法渔具80余副，查扣涉案船舶20余艘。
■ “十年禁渔”首案 心存侥幸的他成了首犯
7月3日10时许，水上分局舵落口所和东西湖区渔政部门联合执法时，在大蔡家湾附近汉江水域，现行抓获正在使用地笼进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人蔡某。
警察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渔获物为一只野生甲鱼及几条江鱼。
据悉，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刑事措施，此案件为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禁渔期内的首案。
■ 缴获最多案 拦河“起篓子”被一锅端
在武汉市新洲区与黄冈市团风县交界处的沙河辛冲河段，一伙不法分子非法架设拦河大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迷魂阵”等禁用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
8月19日凌晨，新洲公安分局50多名警力秘密埋伏在此，待3名犯罪嫌疑人驾车来起网时将其一举擒获。当场抓获非法捕捞团伙成员10名，扣押运输车辆5辆、船只1艘、渔网200余米，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
非法捕鱼点人迹罕至。为破获此案，民警5次实地踏勘，摸清周边地形，掌握该团伙活动规律和骨干成员组成后，从清晨一直蹲守至天亮，现场将10名嫌犯全部抓获，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其数量为今年之最。
警方查明，该团伙以王某先为首，成员固定，分工明确，下网、收网、搬运、售卖均有专人负责，他们在沙河流域使用明令禁止使用的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对沙河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该团伙10名成员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 首例公益诉讼案 偷鱼者赔钱还鱼又获刑
非法捕捞，不仅要受到法律惩处，还要进行经济赔偿。
11月30日上午10时，长江武汉渔政码头，12位执法人员代3名违禁在长江捕鱼的被告人，将73.76公斤成鱼、13.83万尾鱼苗放还长江。此前11月17日，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判处首批违禁渔鱼案，3名被告人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分别判处拘役4至6个月外，还要求其按捕捞量的4倍放还鱼。
此次活动，是水上分局会同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成功办理的首例“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打击犯罪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3名被告人涉及两宗案件。一起是其中1名被告人3月份在长江电捕鱼时，被巡逻民警当场抓住，查获渔获物5.65公斤。一起是5月份另外2名被告人两次夜入长江，电捕鱼20.64公斤，后被渔政巡查人员截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应邀就两案造成的长江生态损害进行评估。经评估，在电捕鱼中，不仅被电击中的鱼只有25%被捞起，还会影响到鱼类种群的自然补充。因此，弥补水域鱼类损失至少要4倍补偿。
这次放还的鱼中。有青、草、鳊、鲫、花鲢、白鲢、黄颡7种，全部是长江原鱼种，放归长江，相当于回故乡。
■ 首例截获案 水中一根绳头牵出3名下网人
查办“十年禁渔”案，武汉警方抓动态管控，通过对重点捕捞水域的巡控，查获了一批案件。
7月22日，水上公安分局抓获非法捕捞嫌疑人3名，收缴地笼6副约76米，渔获物21.4公斤。
7月21日下午，白浒山派出所副所长郭红韶带队在阳逻长江大桥下游巡逻时发现，在江边树林里看到一截绑在树上的绳头，牵出江中有用于暗藏的捕捞地笼。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民警判定，凌晨“4时至6时”是收地笼黄金时间。22日凌晨4时，2名民警、1名辅警在江边埋伏蹲守。不到半个小时，3个人影出现在岸边并迅速下水。民警等其收网准备上岸时，一举将3人抓获，现场收缴渔获物21.4公斤，并查扣作案用地笼6副、长约76米，玻璃钢船1艘，充气汽车内胎1个。
据突击审讯，3名嫌疑人李某国、胡某祥、胡某福，均为武汉本地人，一直打零工，见江水上涨，特意去买来地笼准备捞鱼虾贩卖，还没卖一次就被抓了。
■ 首例超声波捕鱼案 招牌菜引出偷鱼“一条龙”
5月12日晚，水上公安分局联合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二大队在长江水域（汉南邓南段）抓获两名涉嫌非法捕捞的嫌疑人，当场缴获特种捕鱼设备一套及野生鱼类数十斤，依法扣押快艇一艘。
数月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长江汉南邓南段水域，有人组织非法捕鱼，警方联合长江渔政成立行动小组走访发现，江边一家餐馆生意火爆。据了解，该店老板姓邓，经营餐馆十多年，主要提供各类江鲜，其菜品中有长江特有的“石扁头”鱼。
嫌疑人行动非常谨慎，自家开有餐馆，捕销一条龙，且离长江近，很难获取证据，民警多次布控，终于在一天晚11时，将两名带狗捕鱼的嫌疑人抓获，当场还查获一台超声波探鱼机。
据悉，有别于传统电打鱼，这种设备利用超声波专门针对底层优质水产品鱼类进行捕捞，此类案件在湖北省内尚属首例。
…出击…
■ 水上警方联合执法整顿渔具市场
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在江面，根子在岸上”。为此，警方紧盯渔具制销和售卖渔获等环节，推动“水岸联治”、标本兼治。会同渔政、市场等部门深入重点部位，严厉查处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获物等行为。
通过近半个月的线索摸排，执法人员最终确认位于慈惠街五环路的武汉铁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存在大量的销售、维修非法捕捞渔具行为。
9月3日上午8时，7名执法人员迅速进入该公司进行搜查取证，发现该公司仓库存有大量非法捕捞设备、网具、逆变器，还专门设置了维修禁渔设备的房间，并有大量湖北省内外的各类电鱼装备在等待修理。在先期控制取证后，水上公安分局、东西湖公安分局、市渔政部门在东西湖区开展联合执法，当日共计查获各型号电网捞660个、各品牌电鱼逆变器131个、拖网高频机23台、电极杆20根、电子鱼竿1套等一批禁用渔具，一举端掉我市最大的一个销售禁用渔具的窝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长江日报记者尹勤兵）
…探访…
■ 长江日报记者走访武汉渔具市场
电捕鱼机绝迹一线一钩受欢迎
长江日报讯（记者孙珺 潘璐）从2020年7月1日起，武汉市启动了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全面禁渔。渔民上岸转产安置，严格执法打击非法捕捞，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严查禁用渔具，同时斩断市场链条。半年过去了，渔具市场上还有非法禁用渔具吗？长江日报记者近日探访了前进四路电子市场和硚口荣东社区的渔具店。
在前进四路的一家售卖电子器材的店里，记者问老板是否有超声波电鱼工具，老板说：“现在哪里敢卖那些东西呢。前阵子市场上有一家卖电鱼工具的店被查了。”另一家的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前进四路是卖电子产品的，所以之前卖电鱼工具的店有侥幸心理，觉得查不到这边来，或者查得不严，把东西藏在阁楼里就能“躲过”。“现在连网上都搜索不到这玩意了，也不会再有人生产这些东西。那些喜欢钓鱼的，也不会碰这些杀伤力太大的东西。”
武汉市禁渔办负责人告诉记者，9月份武汉市成功打掉了规模最大的一处销售禁用渔具窝点，同时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制造销售禁用渔具行为专项行动效果显著，下一步将持续宣传禁渔的各项措施，让市场上电动捕鱼器和超声波电鱼装置保持“绝迹”状态。
26日，记者走访硚口区荣东社区的十几家渔具店。周末不少“钓友”在店里选购钓具。银丰渔具老板告诉记者，“十年禁渔”关于垂钓的规定，“钓友”们都是第一时间关注并了解了，并且很快转变了钓鱼思路。“单线多钩、路亚鱼钩不玩了，钓鱼目的就是休闲，并不在于大量捕鱼。”
“以前钓鱼主流人群在40岁以上，现在基本上是二三十岁小伙子。”华盛商行老板向记者描述当下的市场。青年钓友的加入，也催生了钓具市场向着休闲、科技方向发展，鞋包帽服一应俱全，遮阳也不能落下，气垫床等都丰富起来。“人们钓鱼为了放缓生活节奏、释放压力和保持身体健康，这是趋势。”
十年禁渔并不阻止休闲垂钓，但必须严守一人一竿一线一钩，武汉市禁渔办多次在杨泗港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这些垂钓人群聚集的地方向“钓友”宣传相关规定，同时严查市场上一线多钩的非法钓具，并且于10月底集中拆解销毁了一批非法捕捞器具，让文明垂钓持续深入人心。（长江日报）#看长江就是在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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