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文化 | 凉州攻鼓子与苗庄王的传说】作者 赵大泰
在武威市凉州区，有一种闻名遐迩的鼓舞——凉州攻鼓子。凉州攻鼓子是一种鼓乐和舞蹈相结合的民间乐舞，它不仅体现了鼓子威武、浩大的特点，还体现了击鼓的西北汉子的阳刚之气。凉州攻鼓子被称作“中国西部鼓魂”，是凉州区的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有诗赞曰：“此鼓只应凉州有，陇上难得几回闻 。”
有学者认为，凉州攻鼓子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源自古时军队出征鼓舞士气的鼓乐，是一种古代军旅出征乐舞的遗存。也有学者考证，凉州攻鼓子是古代生活在河西地区的月氏或乌孙等某个少数民族的一种鼓乐舞。
关于攻鼓子的来历，在当地耆老（六七十岁的老人）中有这样一段传说，相传攻鼓子为苗庄王所创。有一次苗庄王被敌人打败后，被围困在城堡里，孤立无援，形势十分危急。苗庄王情急生智，造直筒鼓内藏兵器，和部下乔装打扮成社火队走出城堡，乘敌人观看表演不备时，取出兵器攻打围敌，大获全胜。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后裔们便将这种鼓舞称作“攻鼓子”以示纪念，寓甚攻敌不备之意。
按照这个传说，攻鼓子就是苗庄王的“特洛伊木马”，在鼓内暗藏兵器，最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胜了敌人。
苗庄王的说法，也见于凉州社火的起源，只不过故事情节成了苗庄王和属下化妆成社火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得以蒙骗过敌人，顺利逃出重围。
然而，这个传说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显而易见的破绽是，如果鼓内装有兵器，鼓子还能打得响吗？
这个苗庄王到底又是何许人呢？苗庄王，又称妙庄王，关于其名字，众说纷纭。
《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记载的是“庄王”，没有冠姓。庄王是佛教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父亲，其道场为四川南充的栖乐寺。
庄王是公元前6世纪父城国王，王后名宝德，未有太子，只生育三个女儿：长女妙颜、次女妙音、三女妙善。后世依据其三女姓名第一字都是"妙"推断庄王姓妙，因此又称妙庄王。因"妙"与"苗"同音，故又讹称为苗庄王。又因此庄王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庄王同为庄王，所以又有好事者强行将妙庄王误认作楚庄王。
《观音祖庭大香山》之“庄王辩疑”中说：“苗庄王之说不知所出，既无楚庄王史之有出，又无妙庄王合于佛义。考其来源，应是民间传诵妙善故事时，‘妙’与‘苗’谐音不分，而百姓以‘苗’常作姓氏之故。或者说是‘妙’字的误传”。
《妙善传说中庄王形态研究》中说：“苗庄王形态的形成动因尚不清楚，形成的时间大约在清代”。
在《妙善公主生父庄王漫谈》中则说：“在上千年传说中，由于‘妙’与‘苗’两字音同字不同，‘妙’‘苗’’混淆，为此，后者不免将父城长苗萌说成‘苗庄王’”。
在《妙善姓氏》中说：“关于苗、妙，考察发现平顶山妙善传说中的‘苗庄王’不见于古代传承……主要依据是一个村落‘苗侯’，认为该村落是古代苗族后裔中有封侯的苗族头领居此。妙庄王就是由苗庄王转音过来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妙善传说的“苗庄王”与古史传说中的苗氏族和中原地区苗姓族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关于苗庄王的传说，1966年版《宝丰县志》记载说：“大悲观音大士塔：此塔建于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底层中央供奉千手千眼佛一尊……据传，苗庄王三女妙善于此修炼成佛，称大悲观音菩萨，葬舍利于塔下，故称大悲观音大士塔”；“香山寺，位于宝丰城东南十五公里香山巅……据传，寺内所奉三皇姑为苗庄王之三女妙善。初在邑境东部白雀寺出家，继在香山寺修成正果，称大悲观世音菩萨，亦称千手千眼佛。”
《观音祖庭大香山》记载说：“相传苗庄王有个三女儿，老大老二均已出嫁，唯独三女不嫁，一心出家修行成佛。”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传说之二》记载说：“香山寺掩在宝丰县东南的火珠山上，凡是到此游览过的人都知道，寺内有一尊千手千眼的大佛，据老年人说，这座规模宏伟的庙宇，是经苗庄王盖起来的……苗庄王五十岁那年染上了一种怪病……从此，三皇姑就被称为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苗庄王是一个佛教人物，是观音菩萨妙善的生父，与凉州没有任何交集，与凉州社火，凉州攻鼓子更是八竿子打不着。民间传说毕竟是民间传说，牵强附会、凭空臆造也是有可能的。
但民间传说往往也不是空穴来风，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某种渊源。在凉州区还有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凉州皮影戏和凉州木偶戏，其省级传承人为马登岐老人。老人的传承源于清代陕西，其率领的戏班至今还能表演皮影戏《劝殿》、《火化白雀寺》，木偶戏《香山还愿》等古老的剧目，讲述的就是妙庄王和妙善的故事。
《劝殿》中讲述，妙善一心修行，不愿意招赘驸马，妙庄王和王后，以及其两个姐姐苦苦相劝也不为所动。
《火化白雀寺》中讲述，妙善不愿意招赘驸马，妙庄王就想方设法惩罚，意图压制其屈服。妙庄王命令妙善公主在三九天担水浇花，要百花齐放，在土地神的帮助下百花竟然绽放。妙庄王又赏赐给妙善羊肉包子，想要逼其破了斋戒，妙善宁死不从，妙庄王恼羞成怒，下令绞死妙善。幸好达摩祖师命令韦陀护法将妙善救下，背到了白雀寺安身。妙庄王又以白雀寺男女混住为由命令驸马火烧了白雀寺。达摩祖师救下了妙善，并且告诉她妙庄王身患重病，妙善不计前嫌，愿意去救治父亲，达摩祖师就将妙善化成一个小道童，前去救治妙庄王。
《香山还愿》中则讲述，要想治好妙庄王的病，必须其骨肉亲人舍去一手一眼，大公主和二公主自是不肯，三公主妙善舍了一手一眼才治好了父亲的重病。苗庄王病好后到香山还愿，看到佛殿上菩萨缺眼缺手，就封赐菩萨千手和千眼，万古流芳享受香火。妙庄王见到了已经成佛的妙善，后悔不已，从此一心向佛，最终修成了妙庄王菩萨。
凉州攻鼓子，与传说中的苗庄王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或许是不解之谜，也或许将来哪位民俗研究者会给大家一个较为有说服力的答案。
（编者注：文中图片由凉州区文化馆非遗办张学峻提供）
来源：“凉州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在武威市凉州区，有一种闻名遐迩的鼓舞——凉州攻鼓子。凉州攻鼓子是一种鼓乐和舞蹈相结合的民间乐舞，它不仅体现了鼓子威武、浩大的特点，还体现了击鼓的西北汉子的阳刚之气。凉州攻鼓子被称作“中国西部鼓魂”，是凉州区的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有诗赞曰：“此鼓只应凉州有，陇上难得几回闻 。”
有学者认为，凉州攻鼓子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源自古时军队出征鼓舞士气的鼓乐，是一种古代军旅出征乐舞的遗存。也有学者考证，凉州攻鼓子是古代生活在河西地区的月氏或乌孙等某个少数民族的一种鼓乐舞。
关于攻鼓子的来历，在当地耆老（六七十岁的老人）中有这样一段传说，相传攻鼓子为苗庄王所创。有一次苗庄王被敌人打败后，被围困在城堡里，孤立无援，形势十分危急。苗庄王情急生智，造直筒鼓内藏兵器，和部下乔装打扮成社火队走出城堡，乘敌人观看表演不备时，取出兵器攻打围敌，大获全胜。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后裔们便将这种鼓舞称作“攻鼓子”以示纪念，寓甚攻敌不备之意。
按照这个传说，攻鼓子就是苗庄王的“特洛伊木马”，在鼓内暗藏兵器，最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胜了敌人。
苗庄王的说法，也见于凉州社火的起源，只不过故事情节成了苗庄王和属下化妆成社火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得以蒙骗过敌人，顺利逃出重围。
然而，这个传说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显而易见的破绽是，如果鼓内装有兵器，鼓子还能打得响吗？
这个苗庄王到底又是何许人呢？苗庄王，又称妙庄王，关于其名字，众说纷纭。
《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记载的是“庄王”，没有冠姓。庄王是佛教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父亲，其道场为四川南充的栖乐寺。
庄王是公元前6世纪父城国王，王后名宝德，未有太子，只生育三个女儿：长女妙颜、次女妙音、三女妙善。后世依据其三女姓名第一字都是"妙"推断庄王姓妙，因此又称妙庄王。因"妙"与"苗"同音，故又讹称为苗庄王。又因此庄王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庄王同为庄王，所以又有好事者强行将妙庄王误认作楚庄王。
《观音祖庭大香山》之“庄王辩疑”中说：“苗庄王之说不知所出，既无楚庄王史之有出，又无妙庄王合于佛义。考其来源，应是民间传诵妙善故事时，‘妙’与‘苗’谐音不分，而百姓以‘苗’常作姓氏之故。或者说是‘妙’字的误传”。
《妙善传说中庄王形态研究》中说：“苗庄王形态的形成动因尚不清楚，形成的时间大约在清代”。
在《妙善公主生父庄王漫谈》中则说：“在上千年传说中，由于‘妙’与‘苗’两字音同字不同，‘妙’‘苗’’混淆，为此，后者不免将父城长苗萌说成‘苗庄王’”。
在《妙善姓氏》中说：“关于苗、妙，考察发现平顶山妙善传说中的‘苗庄王’不见于古代传承……主要依据是一个村落‘苗侯’，认为该村落是古代苗族后裔中有封侯的苗族头领居此。妙庄王就是由苗庄王转音过来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妙善传说的“苗庄王”与古史传说中的苗氏族和中原地区苗姓族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关于苗庄王的传说，1966年版《宝丰县志》记载说：“大悲观音大士塔：此塔建于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底层中央供奉千手千眼佛一尊……据传，苗庄王三女妙善于此修炼成佛，称大悲观音菩萨，葬舍利于塔下，故称大悲观音大士塔”；“香山寺，位于宝丰城东南十五公里香山巅……据传，寺内所奉三皇姑为苗庄王之三女妙善。初在邑境东部白雀寺出家，继在香山寺修成正果，称大悲观世音菩萨，亦称千手千眼佛。”
《观音祖庭大香山》记载说：“相传苗庄王有个三女儿，老大老二均已出嫁，唯独三女不嫁，一心出家修行成佛。”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传说之二》记载说：“香山寺掩在宝丰县东南的火珠山上，凡是到此游览过的人都知道，寺内有一尊千手千眼的大佛，据老年人说，这座规模宏伟的庙宇，是经苗庄王盖起来的……苗庄王五十岁那年染上了一种怪病……从此，三皇姑就被称为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苗庄王是一个佛教人物，是观音菩萨妙善的生父，与凉州没有任何交集，与凉州社火，凉州攻鼓子更是八竿子打不着。民间传说毕竟是民间传说，牵强附会、凭空臆造也是有可能的。
但民间传说往往也不是空穴来风，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某种渊源。在凉州区还有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凉州皮影戏和凉州木偶戏，其省级传承人为马登岐老人。老人的传承源于清代陕西，其率领的戏班至今还能表演皮影戏《劝殿》、《火化白雀寺》，木偶戏《香山还愿》等古老的剧目，讲述的就是妙庄王和妙善的故事。
《劝殿》中讲述，妙善一心修行，不愿意招赘驸马，妙庄王和王后，以及其两个姐姐苦苦相劝也不为所动。
《火化白雀寺》中讲述，妙善不愿意招赘驸马，妙庄王就想方设法惩罚，意图压制其屈服。妙庄王命令妙善公主在三九天担水浇花，要百花齐放，在土地神的帮助下百花竟然绽放。妙庄王又赏赐给妙善羊肉包子，想要逼其破了斋戒，妙善宁死不从，妙庄王恼羞成怒，下令绞死妙善。幸好达摩祖师命令韦陀护法将妙善救下，背到了白雀寺安身。妙庄王又以白雀寺男女混住为由命令驸马火烧了白雀寺。达摩祖师救下了妙善，并且告诉她妙庄王身患重病，妙善不计前嫌，愿意去救治父亲，达摩祖师就将妙善化成一个小道童，前去救治妙庄王。
《香山还愿》中则讲述，要想治好妙庄王的病，必须其骨肉亲人舍去一手一眼，大公主和二公主自是不肯，三公主妙善舍了一手一眼才治好了父亲的重病。苗庄王病好后到香山还愿，看到佛殿上菩萨缺眼缺手，就封赐菩萨千手和千眼，万古流芳享受香火。妙庄王见到了已经成佛的妙善，后悔不已，从此一心向佛，最终修成了妙庄王菩萨。
凉州攻鼓子，与传说中的苗庄王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或许是不解之谜，也或许将来哪位民俗研究者会给大家一个较为有说服力的答案。
（编者注：文中图片由凉州区文化馆非遗办张学峻提供）
来源：“凉州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解读海昏侯墓——青铜器的铭文密码】青铜器在古时被称为“金”或“吉金”，其使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本报记者 徐蕾/文 马悦/图）
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会铭刻文字，这种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等。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考古人员就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发现了很多铭文，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中隐藏着什么秘密？通过历史学家王金中的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奥秘。
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考古专家认为，这件物品可能是墓主人刘贺的收藏。
王金中在《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中介绍，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文字铸刻在底座上，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这件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青铜提梁卣底座有四字，即“子畯父乙”。王金中认为，畯，《说文解字》的释意为“农夫也，从田”。畯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管理耕种的官员。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由于西周时期的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
“昌邑籍田”青铜鼎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昌邑籍田”青铜鼎，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王金中研究认为，“昌邑”两个字证明这件青铜鼎属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两代，第一代是刘髆，第二代是刘贺。这件青铜鼎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此鼎是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商周时期，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实用功能增强，可以用来盛水、酒、粮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标明此鼎的净重，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而且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府的青铜鼎不止一件。
“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其中一件青铜鋗敞口，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昌邑食官”指昌邑国的食官。在海昏侯墓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用针刻有“食官”二字。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人，分工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由此可知，在相同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王金中认为这些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两 昌邑二年造”，说明这两件青铜鋗是同一年制造的。
“见日之光”青铜镜
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可辨别8字——“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王金中认为，“见日之光”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据史料记载，这种铜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相忘长毋”就是“长毋相忘”，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表达的也都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12枚。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达十枚左右。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共有12枚，是目前出土铜环权中最多、最完整的。这为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大刘”是刘贺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庶民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也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这套12枚铜环权可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
王金中认为，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看，西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鼎”“造”“两”等，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
“昌邑宦”银烛定
海昏侯墓出土了各式青铜灯具，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这两件豆形灯有喇叭形圈足，圆形灯盘，纺锤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 银烛定 重六斤十四两”。
“昌邑宦”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记载：“仕也，从宀，从臣。”说明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由昌邑国官员管理。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燃料的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煤油、花生油或其它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汉代时期，烛是贵重物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是银烛定的净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王金中认为这件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非常隆重。
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会铭刻文字，这种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等。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考古人员就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发现了很多铭文，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中隐藏着什么秘密？通过历史学家王金中的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奥秘。
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考古专家认为，这件物品可能是墓主人刘贺的收藏。
王金中在《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中介绍，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文字铸刻在底座上，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这件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青铜提梁卣底座有四字，即“子畯父乙”。王金中认为，畯，《说文解字》的释意为“农夫也，从田”。畯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管理耕种的官员。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由于西周时期的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
“昌邑籍田”青铜鼎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昌邑籍田”青铜鼎，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王金中研究认为，“昌邑”两个字证明这件青铜鼎属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两代，第一代是刘髆，第二代是刘贺。这件青铜鼎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此鼎是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商周时期，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实用功能增强，可以用来盛水、酒、粮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标明此鼎的净重，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而且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府的青铜鼎不止一件。
“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其中一件青铜鋗敞口，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昌邑食官”指昌邑国的食官。在海昏侯墓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用针刻有“食官”二字。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人，分工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由此可知，在相同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王金中认为这些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两 昌邑二年造”，说明这两件青铜鋗是同一年制造的。
“见日之光”青铜镜
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可辨别8字——“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王金中认为，“见日之光”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据史料记载，这种铜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相忘长毋”就是“长毋相忘”，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表达的也都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12枚。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达十枚左右。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共有12枚，是目前出土铜环权中最多、最完整的。这为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大刘”是刘贺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庶民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也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这套12枚铜环权可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
王金中认为，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看，西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鼎”“造”“两”等，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
“昌邑宦”银烛定
海昏侯墓出土了各式青铜灯具，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这两件豆形灯有喇叭形圈足，圆形灯盘，纺锤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 银烛定 重六斤十四两”。
“昌邑宦”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记载：“仕也，从宀，从臣。”说明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由昌邑国官员管理。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燃料的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煤油、花生油或其它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汉代时期，烛是贵重物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是银烛定的净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王金中认为这件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非常隆重。
无畏上师开示：
佛法是依真实了义而不是依文解义
（以下文章仅提供合适因缘之人参考，若有不适之处敬请见谅）
一、一切义理，实证方知
有一则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一小弟弟请问：小妹，何谓『待人接物』？
她想了想就「依文解义」的说：「等待客人来到，把礼物收下即是」。待人：就是等待人来；接物：即是接下东西物品。
另则故事：一位在都市里长大的小姐，初次来到乡村的农场时，好奇的询问道：「这地方所饲养的牛为何都没长角呢」？农人灵机答到：「没角的牛有很多种情况：有的一出生就先天没长角：有的是被人锯掉了。但是，方才你所指的是一匹马呀」？对于不熟悉的事理，甚至不认识的事物，当然难以分辨其种类性质和真伪正误的情境。
这意味着修学佛法的人，对于经书中所含藏的真理妙义，宜特别要发心去实修，而后期能悟澈！因为经书中的经文名相，大都是「术语行话」和「专用名相」。绝不可「依文解义」，否则必然与佛结冤；离佛地佛境愈来愈远，永远拘限在心地门外的文字阵中，甚至落入了「文字障文字相」里，完全都摸不着边际了。
二、人有气、经书更有「幽微之义」
过去有一眼目盲瞎的人，生活处世，全赖其灵敏异常的嗅觉。他所瞎猜的事物，精准无比，毫无误差。一日，逢一饱读诗书的才子，特别想戏弄于他，手拿一本「西厢记」问他是何物？瞎者早已胸有成竹，因此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西厢记」。
读书才子心想纳闷不知他何以知道，盲者说：「因为这书闻起来颇有胭脂粉味」。接着又拿起三国志一书，依然得到斩钉截铁的答案。理由是「剑气很重」！才子心尤未甘，拿起自己的文章，盲者依然明白快地说出：「这是你的文章」。于是很是怀疑的问道：「从何得知呢」？瞎者毫不客气地回言：「因为：狗屁味太重」！
可知书要能得其「言外之义，幽微之理」，唯有在修行上「明心见性具足圆满的智慧」，方能解释出经中的真实妙义，进而对三藏经典中，八万四千的「专用术语有所豁然贯通」。
一般说来小乘的经文，是指浅而易懂，适合初机的缘众去了解，进而信受修持的经典。大乘的经典，则指契机于大发心，广誓愿的行者，若欲成就佛道，宜大精进，修证大乘经典中的圆满大行。「因为根器因缘和福慧条件不一，所以才有大、小乘之别」。
三、大小乘之别在于实证，不在于义理。
可知于此乘即表「乘载之意」：喻义着所能渡化、救拔的圣事大任。因此大乘是菩萨在自利利他上所修的圆满大行，义谛玄远。小乘是声闻为求自己轻安解脱，所学的悟空之理，义谛较为浅近。
然而在佛门中的三经：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一般将它们列入最简易的小乘经典。但是文体字义虽然简明摄要，一般修为的人，却也难以悟证贯通。
原由何在？「无有内证的修持之故」。可知一切经典，无分大小乘，除非早已修证成圆满境界，否则每一部都难以真实贯通。试问平时如果只口读吟诵当然简单容易，若是论及修持其中的一章而深悟真知，便困障重重。由此可知大乘与小乘的真实分别不在于字义的难易，而在于「发心愿力与功德行持的大小」。
有些行者以经书的类别来论大小乘。若依真实心要法门，则当以内在修为的深浅来区分上下，以智慧实证的道力境界来分大小。因此，经书之含义妙藏并无大小之分，完全是一真佛性所流露的甘露。
佛门一切经中的妙义真理，绝非是「记闻背诵念经之学」，更非为向外求玄而可得知；三藏十二部经悉皆不离「心性法门」，总需实修实证，亲自经历经行，方能真正揭露『专用名相』之表义，识破『术语行话』所寓示之真理，唯能明心见性，修为真禅内印其所妙演的法义与自在无碍的慈示，方堪得真实的了义！
以上的「了义」意义非常重要，学佛修行的行者，一定要依了义之理来学、来修、来行，方才能契入佛智大海，得无上法味，并相应佛心本怀。
注：
依文解义：直接照字面上去解释出表面的意思
依文了义：密解出文字中表达的实相真正道理
发布者：无畏洲上师
佛法是依真实了义而不是依文解义
（以下文章仅提供合适因缘之人参考，若有不适之处敬请见谅）
一、一切义理，实证方知
有一则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一小弟弟请问：小妹，何谓『待人接物』？
她想了想就「依文解义」的说：「等待客人来到，把礼物收下即是」。待人：就是等待人来；接物：即是接下东西物品。
另则故事：一位在都市里长大的小姐，初次来到乡村的农场时，好奇的询问道：「这地方所饲养的牛为何都没长角呢」？农人灵机答到：「没角的牛有很多种情况：有的一出生就先天没长角：有的是被人锯掉了。但是，方才你所指的是一匹马呀」？对于不熟悉的事理，甚至不认识的事物，当然难以分辨其种类性质和真伪正误的情境。
这意味着修学佛法的人，对于经书中所含藏的真理妙义，宜特别要发心去实修，而后期能悟澈！因为经书中的经文名相，大都是「术语行话」和「专用名相」。绝不可「依文解义」，否则必然与佛结冤；离佛地佛境愈来愈远，永远拘限在心地门外的文字阵中，甚至落入了「文字障文字相」里，完全都摸不着边际了。
二、人有气、经书更有「幽微之义」
过去有一眼目盲瞎的人，生活处世，全赖其灵敏异常的嗅觉。他所瞎猜的事物，精准无比，毫无误差。一日，逢一饱读诗书的才子，特别想戏弄于他，手拿一本「西厢记」问他是何物？瞎者早已胸有成竹，因此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西厢记」。
读书才子心想纳闷不知他何以知道，盲者说：「因为这书闻起来颇有胭脂粉味」。接着又拿起三国志一书，依然得到斩钉截铁的答案。理由是「剑气很重」！才子心尤未甘，拿起自己的文章，盲者依然明白快地说出：「这是你的文章」。于是很是怀疑的问道：「从何得知呢」？瞎者毫不客气地回言：「因为：狗屁味太重」！
可知书要能得其「言外之义，幽微之理」，唯有在修行上「明心见性具足圆满的智慧」，方能解释出经中的真实妙义，进而对三藏经典中，八万四千的「专用术语有所豁然贯通」。
一般说来小乘的经文，是指浅而易懂，适合初机的缘众去了解，进而信受修持的经典。大乘的经典，则指契机于大发心，广誓愿的行者，若欲成就佛道，宜大精进，修证大乘经典中的圆满大行。「因为根器因缘和福慧条件不一，所以才有大、小乘之别」。
三、大小乘之别在于实证，不在于义理。
可知于此乘即表「乘载之意」：喻义着所能渡化、救拔的圣事大任。因此大乘是菩萨在自利利他上所修的圆满大行，义谛玄远。小乘是声闻为求自己轻安解脱，所学的悟空之理，义谛较为浅近。
然而在佛门中的三经：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一般将它们列入最简易的小乘经典。但是文体字义虽然简明摄要，一般修为的人，却也难以悟证贯通。
原由何在？「无有内证的修持之故」。可知一切经典，无分大小乘，除非早已修证成圆满境界，否则每一部都难以真实贯通。试问平时如果只口读吟诵当然简单容易，若是论及修持其中的一章而深悟真知，便困障重重。由此可知大乘与小乘的真实分别不在于字义的难易，而在于「发心愿力与功德行持的大小」。
有些行者以经书的类别来论大小乘。若依真实心要法门，则当以内在修为的深浅来区分上下，以智慧实证的道力境界来分大小。因此，经书之含义妙藏并无大小之分，完全是一真佛性所流露的甘露。
佛门一切经中的妙义真理，绝非是「记闻背诵念经之学」，更非为向外求玄而可得知；三藏十二部经悉皆不离「心性法门」，总需实修实证，亲自经历经行，方能真正揭露『专用名相』之表义，识破『术语行话』所寓示之真理，唯能明心见性，修为真禅内印其所妙演的法义与自在无碍的慈示，方堪得真实的了义！
以上的「了义」意义非常重要，学佛修行的行者，一定要依了义之理来学、来修、来行，方才能契入佛智大海，得无上法味，并相应佛心本怀。
注：
依文解义：直接照字面上去解释出表面的意思
依文了义：密解出文字中表达的实相真正道理
发布者：无畏洲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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