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神秘闪烁原来是它干的！“慧眼”卫星认证快速射电暴来自磁星】
“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时不时停下来回复一下微信上的信息。“先讨论到这里，我想一想。”回完信息后，张双南继续踱步，大脑飞速旋转。
2020年4月下旬，一颗名为SGR J1935+2154的银河系内磁星进入活跃期，出现频繁的X射线爆发。4月28日一早，张双南以前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讲师林琳建议，让“慧眼”盯住这颗星。
盯不盯？作为“慧眼”卫星的首席科学家，张双南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磁星是一种拥有极强磁场的中子星，“慧眼”以前做过观测，但观测到的有用成果不多。这次有没有可能看到新现象？在昂贵的观测时间成本和未知的科学回报之间，张双南要做一个平衡。
十几分钟后，他做出决定。2020年4月28日的中午，“慧眼”卫星收到来自地面的新指令：改变原定观测计划，对准磁星SGR J1935+2154，观测两天。
正是这个决定，让“慧眼”抓住了一次宇宙神秘闪烁的起源。2月19日，观测结果在线发表于《自然·天文学》。论文传送门：https://t.cn/A6tVAUYJ
图：慧眼卫星观测磁星（中科院高能所供图）
△ 猜想
指令发出后，是安静的等待。就在“慧眼”对准磁星后几个小时，2020年4月28日格林威治时间14点34分，加拿大CHIME实验和美国STARE2实验同时通过射电信号看到了一个亮度极高的快速射电暴（FRB），命名为FRB 200428。
快速射电暴是2007年发现的神秘天文现象，在几毫秒里能够释放出太阳一整天释放的能量。对于这种极亮闪烁的来源，科学界有很多猜测，如两颗致密星并合、致密星塌缩、磁星的爆发、中子星与小行星碰撞等，甚至还有人猜测是外星人发出的信号。
从FRB 200428的方向，科研人员推测，它与磁星SGR J1935+2154的方向大概一致，而且根据星际介质对不同频率射电信号之间的时间延迟推算，爆发源的距离为大约3万光年，也跟SGR J1935+2154大致相符。但这一猜测缺乏确切的观测证据。
4月29日凌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简称中科院高能所）的“慧眼”卫星团队收到了新鲜热乎的观测数据。
一直负责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用信号的高能所副研究员李承奎，很快从数据堆中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看到了！”李承奎又惊又喜。“惊”是因为“慧眼”被磁星一个持续了1秒钟的超亮X射线暴“晃了眼”，数据出现饱和。“喜”是因为“曝光过度”的那1秒钟，出现在FRB 200428被监测到之前约8.6秒，这个时间差别正好与星际物质对射电信号的延迟相当。也就是说，在快速射电暴出现时，这颗磁星正好产生了X射线暴。
只有一种解释能说明这种巧合：FRB 200428来自这颗磁星。
△ 实锤
2020年4月29日开始，“慧眼”卫星的值班室就像一锅突然被煮沸了的水。李承奎和“慧眼”载荷团队的其他科研人员开始开发处理数据饱和的代码，对数据进行修复。这种忙碌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天。
“数据越来越有趣，情况越来越简单，事情越来越重要。”5月2日凌晨3点多，张双南发了一条朋友圈。
在被修复的光变曲线上，两个X射线脉冲形成了两道尖峰，尖峰出现的时间显示为2020年4月28日14点34分24秒。这两个尖峰在时间上和射电望远镜探测到的FRB 200428的两个峰高度吻合。
假设被证实。“慧眼卫星基于独特的准直器设计，对X射线暴进行了高精度定位，从而证明了该X射线暴和快速射电暴都来自这颗磁星。这是人类首次确认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天体，也是首个起源于银河系内的快速射电暴。对于理解快速射电暴的物理本质，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张双南告诉《中国科学报》。
“慧眼”卫星探测到的X射线爆发，同时也被欧洲的INTEGRAL卫星、俄罗斯的KONUS-WIND探测器和意大利的AGILE卫星监测到，但由于“慧眼”卫星同时载有低能、中能、高能探测器，“它对FRB 200428的观测数据统计性最好、能区覆盖最宽，提供了最为丰富、精细的时变和能谱信息。‘慧眼’卫星还是国际上独立定位了该X射线暴的两颗天文卫星之一，定位精度远远高于探测到FRB 200428的两个射电望远镜的精度。”张双南说。
不仅如此，“慧眼”卫星也是唯一一个给出了爆发期间X射线能谱详细演化的设备。根据“慧眼”的数据，科研人员发现，该X射线暴峰值处的X射线能谱和其他时间段暴的能谱显著不同，同时也与绝大多数的磁星X射线暴明显不同。
很快，他们在天文快报上公布了这项发现，并于5月22日上传了该研究的预印本。
△ 预印转正 解谜继续
由于“慧眼”等X射线卫星的科研团队提交的论文数据多、信息量大，审稿周期长，《自然》杂志决定先刊发几个地面天文台对这次快速射电暴的射电研究成果，然后在《自然·天文学》子刊上刊登X射线研究成果。
即便最初上传的只是预印本，研究数据仍令天文界振奋。从预印本刊发到如今通过同行评审正式刊发，8个多月来，预印本论文已被引用了50多次，期间，FRB 200428来自磁星的发现，被英国《自然》杂志评为2020年十大科学发现之一，被美国《科学》杂志列入2020年十大科学突破。
看到“慧眼”团队发表的数据，STARE2实验的发起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天文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Shrinivas Kulkarni通过邮件向张双南提了一个建议：“如果你们能对这颗磁星做连续一个月的观测，你们将会留下一个传世的数据库，会非常有科学价值。”
这个建议与张双南的想法不谋而合。2020年5月初，“慧眼”团队在网上公布了他们接下来的观测计划，写明了具体哪段时间段地球会挡在“慧眼”和这颗磁星中间，哪段时间“慧眼”会处于关闭状态。这一做法使得全球的天文台能够与“慧眼”配合安排观测。
“这一个月里，数据非常丰富，‘慧眼’看到了约100个来自这颗磁星的X射线爆发，这些数据非常珍贵。”张双南表示，“慧眼”团队在已刊发的论文中并没有对磁星产生快速射电暴的机制作出详细的理论解释，而这正是目前他们正在利用这些数据深入研究的内容。
在“慧眼”卫星稳定运行的同时，中科院高能所牵头研制的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eXTP）在经过十多年的预研之后，也已进入方案设计阶段。“银河系外的快速射电暴因为距离更远，其高能对应体将非常微弱，eXTP将是探测它们的理想设备。”张双南说。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快速射电暴的神秘面纱将会被彻底揭开。https://t.cn/A6tVAUY6
“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时不时停下来回复一下微信上的信息。“先讨论到这里，我想一想。”回完信息后，张双南继续踱步，大脑飞速旋转。
2020年4月下旬，一颗名为SGR J1935+2154的银河系内磁星进入活跃期，出现频繁的X射线爆发。4月28日一早，张双南以前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讲师林琳建议，让“慧眼”盯住这颗星。
盯不盯？作为“慧眼”卫星的首席科学家，张双南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磁星是一种拥有极强磁场的中子星，“慧眼”以前做过观测，但观测到的有用成果不多。这次有没有可能看到新现象？在昂贵的观测时间成本和未知的科学回报之间，张双南要做一个平衡。
十几分钟后，他做出决定。2020年4月28日的中午，“慧眼”卫星收到来自地面的新指令：改变原定观测计划，对准磁星SGR J1935+2154，观测两天。
正是这个决定，让“慧眼”抓住了一次宇宙神秘闪烁的起源。2月19日，观测结果在线发表于《自然·天文学》。论文传送门：https://t.cn/A6tVAUYJ
图：慧眼卫星观测磁星（中科院高能所供图）
△ 猜想
指令发出后，是安静的等待。就在“慧眼”对准磁星后几个小时，2020年4月28日格林威治时间14点34分，加拿大CHIME实验和美国STARE2实验同时通过射电信号看到了一个亮度极高的快速射电暴（FRB），命名为FRB 200428。
快速射电暴是2007年发现的神秘天文现象，在几毫秒里能够释放出太阳一整天释放的能量。对于这种极亮闪烁的来源，科学界有很多猜测，如两颗致密星并合、致密星塌缩、磁星的爆发、中子星与小行星碰撞等，甚至还有人猜测是外星人发出的信号。
从FRB 200428的方向，科研人员推测，它与磁星SGR J1935+2154的方向大概一致，而且根据星际介质对不同频率射电信号之间的时间延迟推算，爆发源的距离为大约3万光年，也跟SGR J1935+2154大致相符。但这一猜测缺乏确切的观测证据。
4月29日凌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简称中科院高能所）的“慧眼”卫星团队收到了新鲜热乎的观测数据。
一直负责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用信号的高能所副研究员李承奎，很快从数据堆中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看到了！”李承奎又惊又喜。“惊”是因为“慧眼”被磁星一个持续了1秒钟的超亮X射线暴“晃了眼”，数据出现饱和。“喜”是因为“曝光过度”的那1秒钟，出现在FRB 200428被监测到之前约8.6秒，这个时间差别正好与星际物质对射电信号的延迟相当。也就是说，在快速射电暴出现时，这颗磁星正好产生了X射线暴。
只有一种解释能说明这种巧合：FRB 200428来自这颗磁星。
△ 实锤
2020年4月29日开始，“慧眼”卫星的值班室就像一锅突然被煮沸了的水。李承奎和“慧眼”载荷团队的其他科研人员开始开发处理数据饱和的代码，对数据进行修复。这种忙碌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天。
“数据越来越有趣，情况越来越简单，事情越来越重要。”5月2日凌晨3点多，张双南发了一条朋友圈。
在被修复的光变曲线上，两个X射线脉冲形成了两道尖峰，尖峰出现的时间显示为2020年4月28日14点34分24秒。这两个尖峰在时间上和射电望远镜探测到的FRB 200428的两个峰高度吻合。
假设被证实。“慧眼卫星基于独特的准直器设计，对X射线暴进行了高精度定位，从而证明了该X射线暴和快速射电暴都来自这颗磁星。这是人类首次确认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天体，也是首个起源于银河系内的快速射电暴。对于理解快速射电暴的物理本质，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张双南告诉《中国科学报》。
“慧眼”卫星探测到的X射线爆发，同时也被欧洲的INTEGRAL卫星、俄罗斯的KONUS-WIND探测器和意大利的AGILE卫星监测到，但由于“慧眼”卫星同时载有低能、中能、高能探测器，“它对FRB 200428的观测数据统计性最好、能区覆盖最宽，提供了最为丰富、精细的时变和能谱信息。‘慧眼’卫星还是国际上独立定位了该X射线暴的两颗天文卫星之一，定位精度远远高于探测到FRB 200428的两个射电望远镜的精度。”张双南说。
不仅如此，“慧眼”卫星也是唯一一个给出了爆发期间X射线能谱详细演化的设备。根据“慧眼”的数据，科研人员发现，该X射线暴峰值处的X射线能谱和其他时间段暴的能谱显著不同，同时也与绝大多数的磁星X射线暴明显不同。
很快，他们在天文快报上公布了这项发现，并于5月22日上传了该研究的预印本。
△ 预印转正 解谜继续
由于“慧眼”等X射线卫星的科研团队提交的论文数据多、信息量大，审稿周期长，《自然》杂志决定先刊发几个地面天文台对这次快速射电暴的射电研究成果，然后在《自然·天文学》子刊上刊登X射线研究成果。
即便最初上传的只是预印本，研究数据仍令天文界振奋。从预印本刊发到如今通过同行评审正式刊发，8个多月来，预印本论文已被引用了50多次，期间，FRB 200428来自磁星的发现，被英国《自然》杂志评为2020年十大科学发现之一，被美国《科学》杂志列入2020年十大科学突破。
看到“慧眼”团队发表的数据，STARE2实验的发起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天文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Shrinivas Kulkarni通过邮件向张双南提了一个建议：“如果你们能对这颗磁星做连续一个月的观测，你们将会留下一个传世的数据库，会非常有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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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慧眼”卫星稳定运行的同时，中科院高能所牵头研制的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eXTP）在经过十多年的预研之后，也已进入方案设计阶段。“银河系外的快速射电暴因为距离更远，其高能对应体将非常微弱，eXTP将是探测它们的理想设备。”张双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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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吧，总是会为好多好多恶意中的一点点美好的温柔而感动[微风]
对于这件事还想讲的是，其实他确实没有那么好，但他绝对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那么差，
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的，无论是哪一个平台，资本想要捂住别人的嘴，但总会有声音发出来的。
又又又又一次开学啦，还有一百天冲冲冲！小王要加油加油加油，要变得有钱有钱有钱，等他回来之后做他直播间的大老板～可以去到他的城市，去见他⚡️
好好学生物，好好背历史，好好学英语，要加油呀，朝着更好的未来冲鸭！
对于这件事还想讲的是，其实他确实没有那么好，但他绝对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那么差，
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的，无论是哪一个平台，资本想要捂住别人的嘴，但总会有声音发出来的。
又又又又一次开学啦，还有一百天冲冲冲！小王要加油加油加油，要变得有钱有钱有钱，等他回来之后做他直播间的大老板～可以去到他的城市，去见他⚡️
好好学生物，好好背历史，好好学英语，要加油呀，朝着更好的未来冲鸭！
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长揭秘医保谈判：拆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医学生##药学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师驾到#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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