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说领导强迫下属喝酒是「服从性测试」。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很多工作多年的人都信誓旦旦的对这个理论深信不疑。
还测试……
假设你是个领导，你强迫员工喝酒，员工听话的喝完了所有的酒，喝进医院。
你很满意。
这算不算通过了「服从性测试」？
如果算的话，这能证明什么呢？？？
证明员工对你忠诚？
这有逻辑吗？
你折磨员工，还指望员工对你忠诚？
你怎么确定员工不会伺机报复你？
历史上被自己亲信搞死的人少吗？
人家为了夺权，给领导用嘴吸脓的有，送老婆女儿的有，为领导拼命的有，不比喝酒厉害多了，该反照样反。
现代管理学最基本的认知前提，就是「人性是靠不住的」，通过任何方式都无法证明一个人的绝对忠诚，所以企业才要立风控，才会有不同的级别权限。
职场霸凌就是职场霸凌，垃圾领导喜欢折磨人就是折磨人，实事求是就完事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一帮没管过企业，或者个人水平差的管理者，上来就一口一个「服从性测试」。
就这两天，好几个刚升职的小同学来问，纠结要不要对下属进行「服从性测试」，刚升职担心员工不好管。
我说你怎么有这种想法？
人家说在网上看的……
真是无奈。
为啥大城市大企业这种事少？
不是因为大城市大企业的人素质高，道德水平高，真的不是。
是因为大城市大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人员流动性更大，利润更丰厚。
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跳槽自由的选择工作机会，你的企业折磨人，人员流失率就大，你的企业就干不下去。你是老板，你宁愿放着大钱不赚，就愿意折磨人？
反过来小地方很多企事业，员工找工作不好找，当地没啥太多选择，你不想丢饭碗，折磨你也只能忍着。
这本质上是个赤裸裸的经济学问题。
有些行业，出了名的乱，各种潜规则，各种乱搞，在行业内都是司空见惯。
为啥呢？
因为待遇好，机会少，大家挤破头，你想上位，就得「付出」。
如果你是公司老板，全世界的人才都想进你们公司。
你之前发招聘标准，要求大学本科，你发现一堆人抢破头。
你把标准提到985/211，还是很多人来。
你继续增加标准，到双一流，还是很多人。
你是老板，你愿不愿意把标准提高到清华北大？反正你也不多出钱。
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工作，本身是双向选择，和恋爱一样，你觉得不爽，就可以走人。
但如果变成单项选择，你没有离开的资本，那你就天然容易受折磨。
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吐槽工作，吐槽上司，但下个月还要交房租、还信用卡，于是又忍耐下去。
我写这些，不是说「职场霸凌」天经地义，而是想说「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其规律」。
你只有了解这些规律，你才能赚更多钱，过上更好的生活。
例如说初任管理者的年轻人，自己懂得不多，看到网上说什么「服从性测试」，他信以为真，就回去照猫画虎的去应用。
这不相当于在培养新一代的垃圾领导吗？
你懂得原理，懂得规律，你就知道服从性测试不管用，你别去没事折磨下属，让下属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刀刃上，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起赚钱，这才是正确的。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明白的道理，这么多年了，有些人还是不明白。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很多工作多年的人都信誓旦旦的对这个理论深信不疑。
还测试……
假设你是个领导，你强迫员工喝酒，员工听话的喝完了所有的酒，喝进医院。
你很满意。
这算不算通过了「服从性测试」？
如果算的话，这能证明什么呢？？？
证明员工对你忠诚？
这有逻辑吗？
你折磨员工，还指望员工对你忠诚？
你怎么确定员工不会伺机报复你？
历史上被自己亲信搞死的人少吗？
人家为了夺权，给领导用嘴吸脓的有，送老婆女儿的有，为领导拼命的有，不比喝酒厉害多了，该反照样反。
现代管理学最基本的认知前提，就是「人性是靠不住的」，通过任何方式都无法证明一个人的绝对忠诚，所以企业才要立风控，才会有不同的级别权限。
职场霸凌就是职场霸凌，垃圾领导喜欢折磨人就是折磨人，实事求是就完事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一帮没管过企业，或者个人水平差的管理者，上来就一口一个「服从性测试」。
就这两天，好几个刚升职的小同学来问，纠结要不要对下属进行「服从性测试」，刚升职担心员工不好管。
我说你怎么有这种想法？
人家说在网上看的……
真是无奈。
为啥大城市大企业这种事少？
不是因为大城市大企业的人素质高，道德水平高，真的不是。
是因为大城市大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人员流动性更大，利润更丰厚。
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跳槽自由的选择工作机会，你的企业折磨人，人员流失率就大，你的企业就干不下去。你是老板，你宁愿放着大钱不赚，就愿意折磨人？
反过来小地方很多企事业，员工找工作不好找，当地没啥太多选择，你不想丢饭碗，折磨你也只能忍着。
这本质上是个赤裸裸的经济学问题。
有些行业，出了名的乱，各种潜规则，各种乱搞，在行业内都是司空见惯。
为啥呢？
因为待遇好，机会少，大家挤破头，你想上位，就得「付出」。
如果你是公司老板，全世界的人才都想进你们公司。
你之前发招聘标准，要求大学本科，你发现一堆人抢破头。
你把标准提到985/211，还是很多人来。
你继续增加标准，到双一流，还是很多人。
你是老板，你愿不愿意把标准提高到清华北大？反正你也不多出钱。
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工作，本身是双向选择，和恋爱一样，你觉得不爽，就可以走人。
但如果变成单项选择，你没有离开的资本，那你就天然容易受折磨。
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吐槽工作，吐槽上司，但下个月还要交房租、还信用卡，于是又忍耐下去。
我写这些，不是说「职场霸凌」天经地义，而是想说「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其规律」。
你只有了解这些规律，你才能赚更多钱，过上更好的生活。
例如说初任管理者的年轻人，自己懂得不多，看到网上说什么「服从性测试」，他信以为真，就回去照猫画虎的去应用。
这不相当于在培养新一代的垃圾领导吗？
你懂得原理，懂得规律，你就知道服从性测试不管用，你别去没事折磨下属，让下属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刀刃上，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起赚钱，这才是正确的。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明白的道理，这么多年了，有些人还是不明白。
【40多岁患癌晚期，我为什么必须要活着？】9个半小时，腹部全切开手术。
王川（化名）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患癌，而且是晚期。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八个月来，他在生死边缘的挣扎、无奈与坚强。
9月23日，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完成了长达九个半小时结肠癌复杂手术。被医生叫醒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给你都切除了。”
11月29日晚，晚上六点多，王川和妻子从河北省张家口老家乘车到达北京市左安门外的一家酒店住下，等待着手术后的第二次化疗。
[话筒]“癌症，晚期。”
11月29日晚，记者前往王川与妻子一起租的酒店，谈起王川几个月来的经历，这期间，王川多次忍不住落泪。
一进屋里，夫妻俩一前一后，王川一米八的身高，站在那里，完全不看不出是刚动过手术的一名患者。
王川家住河北省张家口市，今年春节过后，他频繁出现消化道不好的情况，本以为是肺上的老毛病，坚持两天就可以了，但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过了十五天后，出现肚子堵，上厕所时不排便，坐着身体不舒服等症状。
“即使特意减少吃油腻的东西、不喝酒，仍然不见好转，这是怎么回事儿？在与妻子的商量讨论下，我们最终决定前往市级医院检查一下。”王川回忆着。
3月29日，王川在当地市级医院进行检查，做了肠镜、腹部CT等项目。“医生发现肠道内有很多地方不对劲，最终确定是肿瘤。”
“是不是恶性的？医生没有回复。”王川称，“那时我就察觉到我的病不是好现象。再次检查后，医生告诉我，是恶性的，必须做手术才行。”
于是，王川就前往北京，“毕竟北京医院多，机会多，说不定可以治好呢。”王川想着。隔离了14天后，4月23日，王川住进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
在这家医院王川一待就是84天，一直化疗。用王川的话说是“那段时间是黑暗的、脑袋不思考的、大脑是空白的、生活是无望的。”这84天内，王川也尝试着前往其他各个医院，却没有一家医院告诉他：你这病可以治。
“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安慰妻子，让她别着急。”王川称，可后来，经过无数的打击后，王川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得这个病，很快，也就几个月就没有了。咋整？医生摇头。”
“医生说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要死了，那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听不进去任何话。那天，我带着妻子在医院外面转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根据2019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男性结直肠癌发病率排名第四，女性结直肠癌发病率排名第三。过去结肠癌患者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但近年来临床上30岁以下的青年白领罹患结肠癌的比例逐渐升高，目前已经占总患病率的10%。
王川一直在这家医院化疗，6次化疗，一次间隔14天。“因为没有办法做手术，就一直化疗，希望化疗过程中出现奇迹。看到机会可以动手术的时候再手术，但一直没有机会。”
“在化疗期间，我的身体虚弱了很多。但是没有办法，但凡有一点可能性，我都想尝试。”用王川的话来说：万一有用呢？“带着瘤活，能活一天是一天，能活一天赚一天。”王川称，这也就意味着，肠子慢慢堵死。
“在这期间，我囤一些安眠药，想着在救治无望的情况下吃了，不再醒来。我租的房子在14楼，很高，也想过一走了之；也想过喝一斤白酒；也曾想打开煤气罐……”王川称，那段时间，我想着各种死法，看什么都不顺眼，跟妻子、兄弟莫名其妙的闹别扭。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每天看着太阳，又觉得它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希望。“但我就不敢想，我走后，我的妻子、母亲、儿子，他们怎么办？”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王锡山称，我国在早期结直肠癌筛查方面我国尚有一定差距。由于人们对大肠癌筛查的普遍接受度比较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逐渐升高。
王锡山解释，2015年我国新发病例37.1万，而2019年全国新发患者达52万，我国结直肠癌的防治任务异常艰巨。而且，我国城市的结直肠癌发病率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这些都是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与邻国日韩相比，我国结直肠癌的5年生存率相差近10%。
王锡山告诉记者：“结直肠癌是一种生活方式病，80%是由结直肠腺瘤动态发展为腺癌。这其中有很多危险因素，比如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饮食，熬夜以及各种精神因素。”
[话筒]“我有救了”
记者发现，在酒店内，夫妻俩虽然有些紧张，但依然足够热情与自信，虽然王川手术刚结束没有多久，但在不知道他是做完手术没有多久的情况下，根本看不出来他曾是一位癌症晚期的患者。
“我家里有疾病缠身的老母亲，患风湿多年的妻子，上大学的儿子，我不能就这么早去世，我不能放弃。”王川告诉记者，那时他开始查中国治疗直结肠癌的一些专家，找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王锡山。
王川他一直坚持自己一个人寻医，有时候有退伍的弟弟陪着。
“那时，我们仿佛看到了希望，一家人每天守着挂号平台，上午八点半到九点，开始抢号。最终挂上了8月11日王锡山医生的门诊号。”
8月11日，是改变王川的一天，他期待着将要见到的医生可以告诉他，他的病可以治。
“见到王锡山医生的那天早上，我跟他说，我得了癌症，在别的医院看了，都治不了。我还很年轻，才四十八，我孩子还在上学，他还是一个小伙子，我要是走了，老母亲就没有人管，我妻子一直有风湿，不能干重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这是王川见到王锡山医生后说的一段话。
“我不管他们，谁管他们，我还想着将来看着儿子工作、娶媳妇儿，能抱孙子呢……抱上孙子，我也就圆满结局了，我也想当爷爷，给孙子买好吃的……”说到这儿，王川的眼泪止不住了。
“王锡山医生拿着之前的片子仔细看后，并与我进行具体沟通后，他告诉我：先回家休息二十天到一个月，再来找我，这些天回家好好休息。”王川告诉记者。
“医生这几句话，让我久久揪着的心轻松了很多。”王川称，这是他几个月以来听到最好的消息。“我这个病没啥希望，只有把手术做大了、做干净了，才能有希望能活着。”
9月16日，王川住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几天内通过各方面检查，手术安排到9月23日，10月21日出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医生说，这个手术太大了，不能早早出院。”
“当时北京别的医院都不能给我做手术，医生都说做不了。”王川描述，我的病情按照医生所讲是挺严重的，但恢复的情况照医生的话说真是奇迹，看起来效果也不错。
“手术做的成功，加上我平时配合好。”王川称，每天在病房，每次看到王锡山医生是我最高兴、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
关于为什么接收不确定性那么大的患者？王锡山告诉记者：“德不近佛者不能为医。这句话是我一直勉励自己和所有学生的话，但是其实治疗肿瘤的外科医生，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刀尖上舞蹈的，因为这类患者的命、他未来还能活多久，生存质量都握在医生手里。”
“第一次见到王川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个人状态都已经很不好了。”王锡山解释，“后来我和科室里的两个主任一起商量，怎么才能找到机会再去救一救，后来发现必须动一个腹部基本上全剖开的大手术，有很大风险。”
“和患者沟通以后，发现他自己也特别想试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一直在说，我想活着，有希望就要试。”王锡山告诉记者，因为他确实很年轻，求生欲望特别强，我认为人命至关重要，开始为其做了手术，术后患者康复特别好，晚期患者能基本治愈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奇迹。
[话筒]九个半小时的手术
王川做了一场脖子以下到腹部全部剖开从十二指肠到直肠贯穿的高风险手术。“他此类癌症中几乎没有的奇迹病例，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求生欲。”王锡山说。
“手术长达九个半小时。”王川说。“那时我的精神状态特别好，我知道手术就是希望。”
王川夫妻租在医科院肿瘤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的三楼，记者了解到，这次从11月29日入住，租到了12月2日，因为这期间需要去医院做检查及进行手术后二次化疗。
“与我差不多同时动手术的几位患者中，我病情是最严重的，但却是恢复最快的，”王川自豪地告诉记者，手术后，等到我慢慢可以下床移动时，我就开始地扶着墙走，自己推着输液，挪一点是一点。
“虽然刚开始走的时候，走几步就会喘气，我若是稍微矫情一点点，就会选择歇着或者等过一两天再走路，但我不能就这样放弃，”王川称，手术后因为他只想好好活着，但凡任何对恢复有用的事情，他都努力去做。
“刚开始，在医院的病房内，从几百米到一两公里，最后到六七公里。”王川解释，医生护士建议走路，每天早上，我将近五点就起来走，走到7点左右。走一会儿歇一会儿。
“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害怕，当我面对生与死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医生，我相信医生。我不害怕就有希望，害怕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候应该完全信任医生。因为你没有其他人可以信任。”
“医生把我喊醒，我知道自己醒了，也知道已经获救了，当时眼泪就止不住。第二天在重症监护室，王锡山摸着我的手，和我说，给你做干净了，全部都切干净了。我脑海中，一直回响着‘切干净了’这几个字。”
“坚持前五年，五年过去了，再坚持十年，慢慢地，你就胜利了。我们会时刻关注着的。”王川告诉记者，“当我听到医生这样和我说，我就知道，这将是我之后努力的动力。我会保持良好的心态，注意身体，好好生活，现在我就啥也不想，就配合医生化疗吃药。”
王川称，“从最初的痛苦、难受，到后来的幸福，现在心情豁然开朗。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王锡山说，目前，结直肠癌的治疗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外科是目前唯一可治愈的手段。但外科不是万能的，对于晚期肿瘤外科医生也是束手无策。腔镜技术、达芬奇机器人技术的诞生为外科医生的创新和改变术式提供了空间。只要微创操作技能与团队配合达到一定程度，当遇到合适的病人、病情，基层医院也可开展微创手术，诸如便秘、巨大腺瘤等。
“老师，没必要再冒这个风险。”
“我的名声，没有患者的命重要。”王锡山说。（健康时报记者 张赫 孔天骄）（受访者供图）
王川（化名）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患癌，而且是晚期。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八个月来，他在生死边缘的挣扎、无奈与坚强。
9月23日，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完成了长达九个半小时结肠癌复杂手术。被医生叫醒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给你都切除了。”
11月29日晚，晚上六点多，王川和妻子从河北省张家口老家乘车到达北京市左安门外的一家酒店住下，等待着手术后的第二次化疗。
[话筒]“癌症，晚期。”
11月29日晚，记者前往王川与妻子一起租的酒店，谈起王川几个月来的经历，这期间，王川多次忍不住落泪。
一进屋里，夫妻俩一前一后，王川一米八的身高，站在那里，完全不看不出是刚动过手术的一名患者。
王川家住河北省张家口市，今年春节过后，他频繁出现消化道不好的情况，本以为是肺上的老毛病，坚持两天就可以了，但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过了十五天后，出现肚子堵，上厕所时不排便，坐着身体不舒服等症状。
“即使特意减少吃油腻的东西、不喝酒，仍然不见好转，这是怎么回事儿？在与妻子的商量讨论下，我们最终决定前往市级医院检查一下。”王川回忆着。
3月29日，王川在当地市级医院进行检查，做了肠镜、腹部CT等项目。“医生发现肠道内有很多地方不对劲，最终确定是肿瘤。”
“是不是恶性的？医生没有回复。”王川称，“那时我就察觉到我的病不是好现象。再次检查后，医生告诉我，是恶性的，必须做手术才行。”
于是，王川就前往北京，“毕竟北京医院多，机会多，说不定可以治好呢。”王川想着。隔离了14天后，4月23日，王川住进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
在这家医院王川一待就是84天，一直化疗。用王川的话说是“那段时间是黑暗的、脑袋不思考的、大脑是空白的、生活是无望的。”这84天内，王川也尝试着前往其他各个医院，却没有一家医院告诉他：你这病可以治。
“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安慰妻子，让她别着急。”王川称，可后来，经过无数的打击后，王川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得这个病，很快，也就几个月就没有了。咋整？医生摇头。”
“医生说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要死了，那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听不进去任何话。那天，我带着妻子在医院外面转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根据2019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男性结直肠癌发病率排名第四，女性结直肠癌发病率排名第三。过去结肠癌患者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但近年来临床上30岁以下的青年白领罹患结肠癌的比例逐渐升高，目前已经占总患病率的10%。
王川一直在这家医院化疗，6次化疗，一次间隔14天。“因为没有办法做手术，就一直化疗，希望化疗过程中出现奇迹。看到机会可以动手术的时候再手术，但一直没有机会。”
“在化疗期间，我的身体虚弱了很多。但是没有办法，但凡有一点可能性，我都想尝试。”用王川的话来说：万一有用呢？“带着瘤活，能活一天是一天，能活一天赚一天。”王川称，这也就意味着，肠子慢慢堵死。
“在这期间，我囤一些安眠药，想着在救治无望的情况下吃了，不再醒来。我租的房子在14楼，很高，也想过一走了之；也想过喝一斤白酒；也曾想打开煤气罐……”王川称，那段时间，我想着各种死法，看什么都不顺眼，跟妻子、兄弟莫名其妙的闹别扭。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每天看着太阳，又觉得它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希望。“但我就不敢想，我走后，我的妻子、母亲、儿子，他们怎么办？”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王锡山称，我国在早期结直肠癌筛查方面我国尚有一定差距。由于人们对大肠癌筛查的普遍接受度比较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逐渐升高。
王锡山解释，2015年我国新发病例37.1万，而2019年全国新发患者达52万，我国结直肠癌的防治任务异常艰巨。而且，我国城市的结直肠癌发病率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这些都是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与邻国日韩相比，我国结直肠癌的5年生存率相差近10%。
王锡山告诉记者：“结直肠癌是一种生活方式病，80%是由结直肠腺瘤动态发展为腺癌。这其中有很多危险因素，比如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饮食，熬夜以及各种精神因素。”
[话筒]“我有救了”
记者发现，在酒店内，夫妻俩虽然有些紧张，但依然足够热情与自信，虽然王川手术刚结束没有多久，但在不知道他是做完手术没有多久的情况下，根本看不出来他曾是一位癌症晚期的患者。
“我家里有疾病缠身的老母亲，患风湿多年的妻子，上大学的儿子，我不能就这么早去世，我不能放弃。”王川告诉记者，那时他开始查中国治疗直结肠癌的一些专家，找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王锡山。
王川他一直坚持自己一个人寻医，有时候有退伍的弟弟陪着。
“那时，我们仿佛看到了希望，一家人每天守着挂号平台，上午八点半到九点，开始抢号。最终挂上了8月11日王锡山医生的门诊号。”
8月11日，是改变王川的一天，他期待着将要见到的医生可以告诉他，他的病可以治。
“见到王锡山医生的那天早上，我跟他说，我得了癌症，在别的医院看了，都治不了。我还很年轻，才四十八，我孩子还在上学，他还是一个小伙子，我要是走了，老母亲就没有人管，我妻子一直有风湿，不能干重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这是王川见到王锡山医生后说的一段话。
“我不管他们，谁管他们，我还想着将来看着儿子工作、娶媳妇儿，能抱孙子呢……抱上孙子，我也就圆满结局了，我也想当爷爷，给孙子买好吃的……”说到这儿，王川的眼泪止不住了。
“王锡山医生拿着之前的片子仔细看后，并与我进行具体沟通后，他告诉我：先回家休息二十天到一个月，再来找我，这些天回家好好休息。”王川告诉记者。
“医生这几句话，让我久久揪着的心轻松了很多。”王川称，这是他几个月以来听到最好的消息。“我这个病没啥希望，只有把手术做大了、做干净了，才能有希望能活着。”
9月16日，王川住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几天内通过各方面检查，手术安排到9月23日，10月21日出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医生说，这个手术太大了，不能早早出院。”
“当时北京别的医院都不能给我做手术，医生都说做不了。”王川描述，我的病情按照医生所讲是挺严重的，但恢复的情况照医生的话说真是奇迹，看起来效果也不错。
“手术做的成功，加上我平时配合好。”王川称，每天在病房，每次看到王锡山医生是我最高兴、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
关于为什么接收不确定性那么大的患者？王锡山告诉记者：“德不近佛者不能为医。这句话是我一直勉励自己和所有学生的话，但是其实治疗肿瘤的外科医生，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刀尖上舞蹈的，因为这类患者的命、他未来还能活多久，生存质量都握在医生手里。”
“第一次见到王川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个人状态都已经很不好了。”王锡山解释，“后来我和科室里的两个主任一起商量，怎么才能找到机会再去救一救，后来发现必须动一个腹部基本上全剖开的大手术，有很大风险。”
“和患者沟通以后，发现他自己也特别想试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一直在说，我想活着，有希望就要试。”王锡山告诉记者，因为他确实很年轻，求生欲望特别强，我认为人命至关重要，开始为其做了手术，术后患者康复特别好，晚期患者能基本治愈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奇迹。
[话筒]九个半小时的手术
王川做了一场脖子以下到腹部全部剖开从十二指肠到直肠贯穿的高风险手术。“他此类癌症中几乎没有的奇迹病例，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求生欲。”王锡山说。
“手术长达九个半小时。”王川说。“那时我的精神状态特别好，我知道手术就是希望。”
王川夫妻租在医科院肿瘤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的三楼，记者了解到，这次从11月29日入住，租到了12月2日，因为这期间需要去医院做检查及进行手术后二次化疗。
“与我差不多同时动手术的几位患者中，我病情是最严重的，但却是恢复最快的，”王川自豪地告诉记者，手术后，等到我慢慢可以下床移动时，我就开始地扶着墙走，自己推着输液，挪一点是一点。
“虽然刚开始走的时候，走几步就会喘气，我若是稍微矫情一点点，就会选择歇着或者等过一两天再走路，但我不能就这样放弃，”王川称，手术后因为他只想好好活着，但凡任何对恢复有用的事情，他都努力去做。
“刚开始，在医院的病房内，从几百米到一两公里，最后到六七公里。”王川解释，医生护士建议走路，每天早上，我将近五点就起来走，走到7点左右。走一会儿歇一会儿。
“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害怕，当我面对生与死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医生，我相信医生。我不害怕就有希望，害怕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候应该完全信任医生。因为你没有其他人可以信任。”
“医生把我喊醒，我知道自己醒了，也知道已经获救了，当时眼泪就止不住。第二天在重症监护室，王锡山摸着我的手，和我说，给你做干净了，全部都切干净了。我脑海中，一直回响着‘切干净了’这几个字。”
“坚持前五年，五年过去了，再坚持十年，慢慢地，你就胜利了。我们会时刻关注着的。”王川告诉记者，“当我听到医生这样和我说，我就知道，这将是我之后努力的动力。我会保持良好的心态，注意身体，好好生活，现在我就啥也不想，就配合医生化疗吃药。”
王川称，“从最初的痛苦、难受，到后来的幸福，现在心情豁然开朗。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王锡山说，目前，结直肠癌的治疗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外科是目前唯一可治愈的手段。但外科不是万能的，对于晚期肿瘤外科医生也是束手无策。腔镜技术、达芬奇机器人技术的诞生为外科医生的创新和改变术式提供了空间。只要微创操作技能与团队配合达到一定程度，当遇到合适的病人、病情，基层医院也可开展微创手术，诸如便秘、巨大腺瘤等。
“老师，没必要再冒这个风险。”
“我的名声，没有患者的命重要。”王锡山说。（健康时报记者 张赫 孔天骄）（受访者供图）
公开听证后，王大爷的不信任感消失了
河南郑州：一起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来源：检察日报 孟红梅 周庆华
图为检察官与王大爷拉家常、讲道理、明法理，情、理、法相融合帮助其解开心里的“疙瘩”。
这是房伟与同事第三次到王大爷家中走访。
房伟是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的一名员额检察官，也是该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日前，他和同事来到一起行政诉讼监督案申请人王大爷的家中回访。
虽早已经入秋，而郑州的“秋老虎”依然威风不减。王大爷热情地迎到门外，一边让他们赶紧进屋凉快，一边向检察官说起自己家中的近况，与第一次信访时情绪激动的他判若两人。
从情绪激动到热情迎送，时隔不久，王大爷的态度何以有了大转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院领导带头办专案
今年5月，郑州市检察院受理了一起行政诉讼监督案。
2015年，王大爷因不满所在村委会和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其所作的安置补偿，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办事处责令村委会、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给予其600平方米安置房和拆迁奖励。该案历经三级法院审理，均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王大爷不服，向郑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郑州市检察院随即成立了由该院副检察长范俊任主办检察官的检察官办案组，专门办理该案。承办检察官认真审阅了法院对该案的历次审判卷宗，并多次接待王大爷及其家属。同时到王大爷家中及其所在村走访座谈，询问负责拆迁安置工作的相关人员，深入了解情况，吃透案情。检察官发现，王大爷与村委会的矛盾较深，对镇政府的处理结果也不满意。
“第一次接访王大爷，他情绪很激动，大吵大嚷，长期信访、打官司，让他心里积压了太多怨气，对我们也有种不信任感。”房伟说。
经查，按照拆迁补偿方案规定，王大爷已经得到了安置房和相关拆迁奖励。王大爷以拆迁补偿协议系其儿子在未经自己同意情况下代签为由，请求村里给予自己安置房及搬迁奖励，村里则认为王大爷已经得到了足额安置补偿费，不能再次补偿。
公开听证+专家论证
由于该案涉及重大财产利益分配，且行政争议比较大，郑州市检察院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决定组织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
“通过听证，能够让当事人对自己的事情有清楚的认识，听证员从中立的角度提出中肯的意见，当事人也便于接受。”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红建说，检察机关组织的听证会有各方参与，同时吸收专家听证员的意见，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通过程序调解，让当事人更加信任检察机关，更能准确地理解法律，也有利于将长期积压的旧案、陈案通过听证程序化解。
听证会如期举行。郑州市检察院邀请来自高校、律所、人民团体等领域的5名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与多名法律专家一起组成听证员团队，以“公开听证+专家论证”的形式举行这次听证会。同时，考虑到王大爷年纪大，行动不便，该院把听证会地点选在离王大爷家最近的郑州高新区检察院举行。
听证会以“方桌会议”的形式举行。检察机关主持听证，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充分表达诉求和意见，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案件承办人和听证员针对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
经过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申请人王大爷的权益已经得到保障，该案已经没有必要启动行政诉讼监督和再审程序。对于存在的有关遗留问题，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安置补偿不透明问题，在核实清楚后可向镇政府发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
听证结论由听证员当场公布，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对听证意见表示信服。
“打了这么多年官司，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把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听证会结束，王大爷走到范俊跟前，激动地说。
据悉，这是2019年以来该院第43件行政争议案件公开听证，逐步实现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的常态化局面。早在2019年7月，郑州市检察院就探索实施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机制，并制定《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暂行规定》，在此基础上，2019年8月7日，该院组织了38人申请行政诉讼监督系列案件的公开听证，取得了良好效果。
“对于像本案这类案情复杂或影响重大、争议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事先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听证员公开听证，既有利于更加全面公正地审查案件，进而锻炼行政检察队伍；又有助于对当事人释法说理，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刘海奎表示。
做好“后半篇文章”
随后，郑州市检察院对该案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听证会虽然结束，但办案检察官们仍没有放松，继续做好后续工作。
8月4日，范俊带领房伟等人，专程向王大爷送达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
此时，对于检察官，王大爷已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抵触情绪，敞开心扉，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家事：“孩儿们都可孝顺，这房子住着也可得劲，吃穿不愁，也没啥病，日子越来越好了。”
检察官再次对王大爷进行释法说理，王大爷一再表示，信服听证意见，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服判息诉。
同时，针对王大爷一案所反映出的拆迁安置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郑州市检察院向王大爷所在镇政府公开送达检察建议，督促镇政府依法公开回迁人员情况及补偿范围，消除群众疑虑，并进一步规范今后拆迁安置工作，从源头上消除矛盾隐患。该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当场表示要认真落实检察建议，把维护和谐稳定作为重要责任，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当地。
据了解，在王大爷村里，与王大爷有类似情况的还有100多户人家，王大爷这起行政争议的化解，消除了信访隐患，达到办理一案、影响一片的效果。
“检察院的专家听证员制度，虽然是针对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但作为一名基层管理者，我赞成检察机关对司法流程的这种探索，同时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探索化解基层矛盾，让我们基层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创新创业的发展中去。”郑州高新区沟赵办事处人大工作办公室主任边峰说。
河南郑州：一起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来源：检察日报 孟红梅 周庆华
图为检察官与王大爷拉家常、讲道理、明法理，情、理、法相融合帮助其解开心里的“疙瘩”。
这是房伟与同事第三次到王大爷家中走访。
房伟是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的一名员额检察官，也是该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日前，他和同事来到一起行政诉讼监督案申请人王大爷的家中回访。
虽早已经入秋，而郑州的“秋老虎”依然威风不减。王大爷热情地迎到门外，一边让他们赶紧进屋凉快，一边向检察官说起自己家中的近况，与第一次信访时情绪激动的他判若两人。
从情绪激动到热情迎送，时隔不久，王大爷的态度何以有了大转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院领导带头办专案
今年5月，郑州市检察院受理了一起行政诉讼监督案。
2015年，王大爷因不满所在村委会和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其所作的安置补偿，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办事处责令村委会、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给予其600平方米安置房和拆迁奖励。该案历经三级法院审理，均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王大爷不服，向郑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郑州市检察院随即成立了由该院副检察长范俊任主办检察官的检察官办案组，专门办理该案。承办检察官认真审阅了法院对该案的历次审判卷宗，并多次接待王大爷及其家属。同时到王大爷家中及其所在村走访座谈，询问负责拆迁安置工作的相关人员，深入了解情况，吃透案情。检察官发现，王大爷与村委会的矛盾较深，对镇政府的处理结果也不满意。
“第一次接访王大爷，他情绪很激动，大吵大嚷，长期信访、打官司，让他心里积压了太多怨气，对我们也有种不信任感。”房伟说。
经查，按照拆迁补偿方案规定，王大爷已经得到了安置房和相关拆迁奖励。王大爷以拆迁补偿协议系其儿子在未经自己同意情况下代签为由，请求村里给予自己安置房及搬迁奖励，村里则认为王大爷已经得到了足额安置补偿费，不能再次补偿。
公开听证+专家论证
由于该案涉及重大财产利益分配，且行政争议比较大，郑州市检察院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决定组织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
“通过听证，能够让当事人对自己的事情有清楚的认识，听证员从中立的角度提出中肯的意见，当事人也便于接受。”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红建说，检察机关组织的听证会有各方参与，同时吸收专家听证员的意见，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通过程序调解，让当事人更加信任检察机关，更能准确地理解法律，也有利于将长期积压的旧案、陈案通过听证程序化解。
听证会如期举行。郑州市检察院邀请来自高校、律所、人民团体等领域的5名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与多名法律专家一起组成听证员团队，以“公开听证+专家论证”的形式举行这次听证会。同时，考虑到王大爷年纪大，行动不便，该院把听证会地点选在离王大爷家最近的郑州高新区检察院举行。
听证会以“方桌会议”的形式举行。检察机关主持听证，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充分表达诉求和意见，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案件承办人和听证员针对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
经过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申请人王大爷的权益已经得到保障，该案已经没有必要启动行政诉讼监督和再审程序。对于存在的有关遗留问题，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安置补偿不透明问题，在核实清楚后可向镇政府发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
听证结论由听证员当场公布，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对听证意见表示信服。
“打了这么多年官司，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把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听证会结束，王大爷走到范俊跟前，激动地说。
据悉，这是2019年以来该院第43件行政争议案件公开听证，逐步实现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的常态化局面。早在2019年7月，郑州市检察院就探索实施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机制，并制定《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暂行规定》，在此基础上，2019年8月7日，该院组织了38人申请行政诉讼监督系列案件的公开听证，取得了良好效果。
“对于像本案这类案情复杂或影响重大、争议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事先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听证员公开听证，既有利于更加全面公正地审查案件，进而锻炼行政检察队伍；又有助于对当事人释法说理，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刘海奎表示。
做好“后半篇文章”
随后，郑州市检察院对该案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听证会虽然结束，但办案检察官们仍没有放松，继续做好后续工作。
8月4日，范俊带领房伟等人，专程向王大爷送达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
此时，对于检察官，王大爷已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抵触情绪，敞开心扉，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家事：“孩儿们都可孝顺，这房子住着也可得劲，吃穿不愁，也没啥病，日子越来越好了。”
检察官再次对王大爷进行释法说理，王大爷一再表示，信服听证意见，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服判息诉。
同时，针对王大爷一案所反映出的拆迁安置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郑州市检察院向王大爷所在镇政府公开送达检察建议，督促镇政府依法公开回迁人员情况及补偿范围，消除群众疑虑，并进一步规范今后拆迁安置工作，从源头上消除矛盾隐患。该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当场表示要认真落实检察建议，把维护和谐稳定作为重要责任，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当地。
据了解，在王大爷村里，与王大爷有类似情况的还有100多户人家，王大爷这起行政争议的化解，消除了信访隐患，达到办理一案、影响一片的效果。
“检察院的专家听证员制度，虽然是针对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但作为一名基层管理者，我赞成检察机关对司法流程的这种探索，同时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探索化解基层矛盾，让我们基层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创新创业的发展中去。”郑州高新区沟赵办事处人大工作办公室主任边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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