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忘记从哪里看到的了 手机一直保存着这张图片
里面说到“总要有人扛枪，总要有人直面危险，总要有人牺牲自我的安逸，总要有人压抑住青年人热爱的一切。”
报道中的几位英雄就是如此 是他们的负重前行 他们的牺牲 才让我连烦恼都显得是一种幸福 要珍惜每一个和平的时刻 和平的背后也是无数战士的守护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英雄千古[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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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说到“总要有人扛枪，总要有人直面危险，总要有人牺牲自我的安逸，总要有人压抑住青年人热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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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英雄千古[蜡烛]
#2021红色日历#中央文库守护者：她为党保存了最珍贵的一部分文献。
韩慧英，1903年9月生于河北省高邑县，1925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结识了时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陈为人。为了地下工作需要，二人假扮夫妻，并肩工作，不就正式结为伴侣。
1927年10月，陈为人来东北组建党组织并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韩慧英担任妇女工作。同年12月23日，陈为人不幸被捕入狱。韩慧英得到消息后立即将党中央通讯处、党的活动经费藏在身上，果断镇定地销毁了机关文件。之后，韩慧英又忙着联系营救陈为人和其他被捕的同志。
1929年，陈为人获救出狱。按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韩慧英在陈为人出狱后的第二天,便随丈夫一道，简单收拾起行装离开奉天，前往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1931年春,陈为人在上海又遭敌人逮捕，关押在提兰桥监狱。虽然时间不长,但受刑却比在东北重得多，肋骨被打折了两根，由上海互济会营救出狱后留在上海养伤。
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奉党中央派遣，负责担任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
周恩来同志曾说机密文件的保管“非陈为人莫属”，表达了党中央对陈为人及韩慧英的无限信任和寄予的深切期望。而陈为人原来就身体不好，又在狱中受过重刑，出狱后仍很虚弱。韩慧英不仅要照顾陈为人，还要帮他整理档案,并担任党的交通工作。
她不顾个人安危，时常在外奔忙，一丝不苟，却又异常机警地执行党的任务。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党的交通员都是单线联系，没有横的关系。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出了一批叛徒，对党危害很大。为了除掉党内的叛徒，消除隐患，韩慧英又接受了特殊的任务：她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叛徒引到指定的公园、海滩、或是僻静无人的地方，再由中央特科派人将叛徒处决。这项危险的工作充分显示了韩慧英的勇敢、果断与智慧。
1935年,韩慧英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这时他们却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得不到经济支持。她既要料理家务，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又要筹措钱款为丈夫治病。而陈为人由于工作的需要，还必须摆出大老板的样子，其实家中早已一贫如洗，囊中羞涩，不得不靠偷偷地典当家中的东西度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要和文夫一起整理抄写、裱糊中央留下的机密文件。这批珍贵的文件资料共两万多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各种会议文件，有中央同共产国际的来往文件，还有地方党组织的各种文件资料等等。这些文件资料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活动和历史面貌，是中共最珍贵的一部分文献。
1935年冬,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韩慧英想方设法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经常要从上海往陕北调文件资料。韩慧英毎次要文件亲自交给一个叫张老太爷的人(张唯一,曾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1955年去世)的手里。一次,韩慧英像平时一样化装后将文件装好，准备交给张老太爷转走。她刚刚到法租界地张老太爷家门口时，突然从屋里窜出一个警察抓住了她，把她推到屋里一个角落。韩慧英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不能让党的文件落入敌人手中，更不能让他们抓到任何证据。于是她灵机一动，装成乡下人，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质问敌人:“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是从湖南来这里走亲戚的！”并理直气壮地大喊大叫起来。她这一闹不要紧，弄得警察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说:“别吵了,呆在这里别动。” 转身上楼向上司报告去了。韩慧英趁机迅速环顾一下房间，只见满屋被翻得乱七八糟，墙角有一堆书已被翻过，她动作麻利地把文件夹到一本书中。
由于韩慧英的果敢和机智，敌人没能得到什么证据，只能以共产党嫌疑人将其逮捕。庭审时，先后提出十几个人让她指认，她都一口咬定没见过，并翻来覆去总是那句话:“我是从乡下来走亲戚，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在上海没有熟人，我谁也不认识，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她始终不改口。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警方在两个月后把她转押到苏州反省院。
1936年1月,党组织通过关系将她营救出来。此时陈为人的身体已越来越坏。地下党的医生纪纲曾几次催他到医院住院治疔，可是陈为人深知，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家里自从韩慧英被捕后也没有经济来源，因而始终不肯去医院治疗。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他临终时将不知用了多少个深夜同妻子一道整理好的文件郑重地交给了党组织。
陈为人去世后，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1937年6月,中央决定让韩慧英送三个孩子回湖南江华老家，然后再回上海工作。8月，韩慧英返回上海途中，突遇“八一三”事変和长沙大火事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返回老家。
从1938年到全国解放初期，韩慧英一直在江华从事教育工作，以教员的身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1950年,韩慧英重新加入党组织。由于种种原因，党组织没有对韩慧英的革命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更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叛徒”，于1968年含冤去世。
1986年,中组部恢复了韩慧英的党籍，并公正地评价了她为党、为革命奋斗的一生。
韩慧英，1903年9月生于河北省高邑县，1925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结识了时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陈为人。为了地下工作需要，二人假扮夫妻，并肩工作，不就正式结为伴侣。
1927年10月，陈为人来东北组建党组织并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韩慧英担任妇女工作。同年12月23日，陈为人不幸被捕入狱。韩慧英得到消息后立即将党中央通讯处、党的活动经费藏在身上，果断镇定地销毁了机关文件。之后，韩慧英又忙着联系营救陈为人和其他被捕的同志。
1929年，陈为人获救出狱。按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韩慧英在陈为人出狱后的第二天,便随丈夫一道，简单收拾起行装离开奉天，前往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1931年春,陈为人在上海又遭敌人逮捕，关押在提兰桥监狱。虽然时间不长,但受刑却比在东北重得多，肋骨被打折了两根，由上海互济会营救出狱后留在上海养伤。
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奉党中央派遣，负责担任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
周恩来同志曾说机密文件的保管“非陈为人莫属”，表达了党中央对陈为人及韩慧英的无限信任和寄予的深切期望。而陈为人原来就身体不好，又在狱中受过重刑，出狱后仍很虚弱。韩慧英不仅要照顾陈为人，还要帮他整理档案,并担任党的交通工作。
她不顾个人安危，时常在外奔忙，一丝不苟，却又异常机警地执行党的任务。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党的交通员都是单线联系，没有横的关系。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出了一批叛徒，对党危害很大。为了除掉党内的叛徒，消除隐患，韩慧英又接受了特殊的任务：她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叛徒引到指定的公园、海滩、或是僻静无人的地方，再由中央特科派人将叛徒处决。这项危险的工作充分显示了韩慧英的勇敢、果断与智慧。
1935年,韩慧英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这时他们却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得不到经济支持。她既要料理家务，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又要筹措钱款为丈夫治病。而陈为人由于工作的需要，还必须摆出大老板的样子，其实家中早已一贫如洗，囊中羞涩，不得不靠偷偷地典当家中的东西度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要和文夫一起整理抄写、裱糊中央留下的机密文件。这批珍贵的文件资料共两万多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各种会议文件，有中央同共产国际的来往文件，还有地方党组织的各种文件资料等等。这些文件资料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活动和历史面貌，是中共最珍贵的一部分文献。
1935年冬,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韩慧英想方设法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经常要从上海往陕北调文件资料。韩慧英毎次要文件亲自交给一个叫张老太爷的人(张唯一,曾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1955年去世)的手里。一次,韩慧英像平时一样化装后将文件装好，准备交给张老太爷转走。她刚刚到法租界地张老太爷家门口时，突然从屋里窜出一个警察抓住了她，把她推到屋里一个角落。韩慧英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不能让党的文件落入敌人手中，更不能让他们抓到任何证据。于是她灵机一动，装成乡下人，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质问敌人:“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是从湖南来这里走亲戚的！”并理直气壮地大喊大叫起来。她这一闹不要紧，弄得警察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说:“别吵了,呆在这里别动。” 转身上楼向上司报告去了。韩慧英趁机迅速环顾一下房间，只见满屋被翻得乱七八糟，墙角有一堆书已被翻过，她动作麻利地把文件夹到一本书中。
由于韩慧英的果敢和机智，敌人没能得到什么证据，只能以共产党嫌疑人将其逮捕。庭审时，先后提出十几个人让她指认，她都一口咬定没见过，并翻来覆去总是那句话:“我是从乡下来走亲戚，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在上海没有熟人，我谁也不认识，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她始终不改口。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警方在两个月后把她转押到苏州反省院。
1936年1月,党组织通过关系将她营救出来。此时陈为人的身体已越来越坏。地下党的医生纪纲曾几次催他到医院住院治疔，可是陈为人深知，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家里自从韩慧英被捕后也没有经济来源，因而始终不肯去医院治疗。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他临终时将不知用了多少个深夜同妻子一道整理好的文件郑重地交给了党组织。
陈为人去世后，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1937年6月,中央决定让韩慧英送三个孩子回湖南江华老家，然后再回上海工作。8月，韩慧英返回上海途中，突遇“八一三”事変和长沙大火事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返回老家。
从1938年到全国解放初期，韩慧英一直在江华从事教育工作，以教员的身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1950年,韩慧英重新加入党组织。由于种种原因，党组织没有对韩慧英的革命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更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叛徒”，于1968年含冤去世。
1986年,中组部恢复了韩慧英的党籍，并公正地评价了她为党、为革命奋斗的一生。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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