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口危机，首先要提到的是著名的翟振武教授，他将被钉在中国生育政策的耻辱柱上。
早在2011年，学者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发表文章称，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
2012年，人口学家梁建章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低生育率趋势，全面批评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号召放开生育。
还有不少学者也都表达了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担忧，并呼吁政府做出改变。
然而就在2014年3月，著名人口学家翟振武在权威期刊《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称：
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得过中国人口学界的最高成就奖——中华人口奖。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翟振武旗帜鲜明地反对全面放开二孩，还告诉决策者（如果放开二孩）每年的出生人口将达到近5000万。
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官员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造成很大影响。
卫计委（2018年已调整为卫健委）以前的全称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如果废除计划生育，这个机构存在的价值将受到动摇，所以翟振武教授的观点自然是获得了卫计委官员的坚定支持。
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
所谓的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传统上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
一个国家想要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一般不能低于2.1（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是考虑到了疾病、事故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
1.22这个数字不仅低于欧洲发达国家，甚至比“少子化”现象严重的日本还要低。
然而，计划生育部门以存在大量黑户（漏报瞒报人口）为由，强行将总和生育率上调到1.8。
当时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接近此前抽样调查的1.22，即便考虑到存在瞒报漏报，其比例也不可能占到50%，但计划生育部门依然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强行调高到1.8 ！
2016年1月1日，中国好不容易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
2016年10月，《中国统计年鉴2016》 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 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 。
梁建章随后发表了《中国生育率1.05可信吗》一文表示，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对于卫计委的漏报瞒报一说，梁建章是这样评论的：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
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梁建章也作出了这样的预测：
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梁建章和卫计委，观点针锋相对，究竟谁说得对？
事实确实如梁建章所言，2016和2017年中国的生育率显著反弹，然而梁建章也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中国的“少子化”形势比梁建章预测的还要严峻。
中国的生育率在2016年就达到了顶峰，2017年就已掉头向下。
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人，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远低于卫计委此前预测的2100万左右（中值），更不用说翟教授预测的4995万了。
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到1523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188.6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077.3万），在2018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58万，并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10.48‰）。
由此可见，卫计委此前的预测和事实存在巨大偏差，翟教授那个预测更是错得离谱！
可笑的是，2017年3月，时任卫计委副主任的王培安在新闻发布会中竟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种必然，而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生育率大幅下降后还能通过正常途径涨回来的。
然而正是因为有那么一群专家和官员，误导决策者还忽悠公众，导致限制生育的政策迟迟不能废除。
考虑到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将超过40%，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惨烈局面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来源于缓缓说 ，作者缓缓君
早在2011年，学者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发表文章称，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
2012年，人口学家梁建章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低生育率趋势，全面批评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号召放开生育。
还有不少学者也都表达了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担忧，并呼吁政府做出改变。
然而就在2014年3月，著名人口学家翟振武在权威期刊《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称：
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得过中国人口学界的最高成就奖——中华人口奖。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翟振武旗帜鲜明地反对全面放开二孩，还告诉决策者（如果放开二孩）每年的出生人口将达到近5000万。
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官员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造成很大影响。
卫计委（2018年已调整为卫健委）以前的全称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如果废除计划生育，这个机构存在的价值将受到动摇，所以翟振武教授的观点自然是获得了卫计委官员的坚定支持。
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
所谓的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传统上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
一个国家想要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一般不能低于2.1（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是考虑到了疾病、事故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
1.22这个数字不仅低于欧洲发达国家，甚至比“少子化”现象严重的日本还要低。
然而，计划生育部门以存在大量黑户（漏报瞒报人口）为由，强行将总和生育率上调到1.8。
当时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接近此前抽样调查的1.22，即便考虑到存在瞒报漏报，其比例也不可能占到50%，但计划生育部门依然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强行调高到1.8 ！
2016年1月1日，中国好不容易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
2016年10月，《中国统计年鉴2016》 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 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 。
梁建章随后发表了《中国生育率1.05可信吗》一文表示，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对于卫计委的漏报瞒报一说，梁建章是这样评论的：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
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梁建章也作出了这样的预测：
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梁建章和卫计委，观点针锋相对，究竟谁说得对？
事实确实如梁建章所言，2016和2017年中国的生育率显著反弹，然而梁建章也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中国的“少子化”形势比梁建章预测的还要严峻。
中国的生育率在2016年就达到了顶峰，2017年就已掉头向下。
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人，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远低于卫计委此前预测的2100万左右（中值），更不用说翟教授预测的4995万了。
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到1523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188.6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077.3万），在2018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58万，并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10.48‰）。
由此可见，卫计委此前的预测和事实存在巨大偏差，翟教授那个预测更是错得离谱！
可笑的是，2017年3月，时任卫计委副主任的王培安在新闻发布会中竟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种必然，而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生育率大幅下降后还能通过正常途径涨回来的。
然而正是因为有那么一群专家和官员，误导决策者还忽悠公众，导致限制生育的政策迟迟不能废除。
考虑到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将超过40%，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惨烈局面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来源于缓缓说 ，作者缓缓君
自1979年以后，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对中国进行了巨额援助，虽然后来逐渐减少对华无偿援助，也依旧以经济合作和技术援助的形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即使他们自己年度赤字不断，也会拿出钱来支持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2003年，中国接受的官方援助总额为1072亿美元。2009年，在多双边对华援助30周年暨国际援助汶川地震灾区一周年纪念活动中，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表示，30年来，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及欧盟、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20多个国际组织和政府，在扶贫、环保、教育、卫生、体改、能源等30多个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发展合作，共接受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实施项目近2000个。
其中，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
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开始于1979年，1981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华无偿援助。根据日本外务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数据显示，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 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30多年来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
至2010年底，日本向中国提供援助资金共执行各类项目144个，涉及卫生、环保、教育、农业、扶贫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援助的重心也开始从码头、能源、港口、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环保、技术和人才培养等，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笔。在人员交流、培训方面提供年度金额约3000万美元的援助。截止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曾为中方培训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员，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则培训了超过22000名的中国人。
日本对华代表性的援建项目有：北京首都机场，京秦铁路电气化改造，南昆铁路，上海宝钢，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污水处理，中日友好医院等。十年前日本政府终止了对华（有偿援助），继续保留对已有的项目提供贷款和继续保留了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项目。2018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华时宣布全面停止其他形式的对华援助。
日本之外，中国也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自1982年开始，30年间德国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12.1亿美元。1982年10月1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截止2011年底，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12.1亿美元。中国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
2005年，中国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到2009年共对华提供无附带条件的贷款5.52亿欧元。法国在援华方面一直比较积极，根据2008年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法国是仅次于日本、德国的第三大对华经济援助国。财政部和法国开发署的合作始于2003底。2004年10月，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法国开发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合作框架协议，法国开发署每年对华提供总额约1.2-1.5亿欧元不附带条件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主要用于改善全球大气环境领域项目。
2005年，中国已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当年法国资助的项目总贷款达1.52亿欧元，资金主要流向西部五省区市：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用于能源、公路、铁路、电站等项目建设。截至2009年，中国利用法国开发署贷款共实施了10个项目，总金额达5.52亿欧元。
2011年英国宣布停止传统对华援助后，2012年依旧对华提供约2.7亿人民币援助，23年共无偿援华23亿人民币。1999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国际发展部对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将"减贫"作为其援外宗旨。
英国国际发展部曾在2006年高调启动了《2006年-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该《计划》明确这5年英国对华援助 工作的总体框架，确定援助的重点仍是帮助中国减贫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日标"，援助的主要领域是基础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结核防治、供水与卫生。根据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2012年底，中英已开展合作项目24个，金额总计2.3亿英镑。领域集中在卫生、教育和环境及气候变化三个领域。
2011年英国宣布停止传统对华援助后，2012年依旧对华提供约2.7亿人民币援助，23年共无偿援华23亿人民币。1999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国际发展部对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将"减贫"作为其援外宗旨。
截至2012年，美国33年共计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56亿美元，涵盖藏人社区文化保存、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等30多项援助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公开数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开始于1980年。其中，1980-1998财年之间的19年间，美对华援助为1941万美元，1999年以来是美国对华援助的快速发展阶段。从1999财年到有公布统计资料的2012财年的14年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36亿美元。就项目和参与机构而言，美国对华援助项目目前有30种左右，近20个政府机构负责提供资金和项目实施。
美国对华提供经济支持基金援助始于1999年，至2009财年已达1. 1亿美元，年均达1000余万美元，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的1/4。主要用于促进人权和藏人社区的文化保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国际开发署负责资助和实施的对华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 DA)项目，主要涉及法治和环境保护两大领域。
此外，国际开发署还通过发展援助项目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环境、资源、建筑等方面的合作。公共卫生类援助项目在美国对华援助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主要由美国卫生部和国际开发署实施，具体援助项目主要包括疾病控制、研究和培训项目、全球HIV /AIDS倡议、儿童生存与健康、2008年新设立的全球健康与儿童生存等。2001-2009财年间，此类援助总额达8260多万美元，约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的20%。
2012年底，欧盟累计对华援助金额约8.1亿欧元，项目涉及贸易、司法、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85项。欧盟于1984年开始向中国提供财政技术援助。1995年以前，欧盟对华提供的发展援助以扶贫为主，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1995年以后，则改为促进双边关系，以及帮助中国应对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在发展援助项下，欧盟自2002年起开始制定《国别战略文件》（简称CSP）。
1981年10月，中澳签署《中澳技术合作促进发展计划协定》。截至2011年，澳大利亚共向中国提供12亿澳元援助， 已完成合作项目132个，涉及农、林、牧、能源、交通、纺织、教育、卫生、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综合扶贫、能力建设、农村发展等领域。正在执行项目4个，包括环境发展伙伴项目、卫生与艾滋病项目、发展合作小项目和发展奖学金。2011年，澳宣布正式停止传统对华无偿援助。近年来，澳方对中方的援助更多的是双边经贸合作的形式，主要在环保、卫生、教育等领域。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英法德等欧盟国家，不仅无偿援助中国，同时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80%左右的出口，是出口到以上这些国家的。中国的贸易顺差、结存外汇的90%以上来自这些国家。中国引进的先进技术，95%以上来自以上国家。中国的科技进步、技术发展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培训的。可以说，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是靠改革开放的政策，二是靠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苦干，三是与这些国家在人才培养、技术转让、资金援助、贸易支持上是分不开的。【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2003年，中国接受的官方援助总额为1072亿美元。2009年，在多双边对华援助30周年暨国际援助汶川地震灾区一周年纪念活动中，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表示，30年来，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及欧盟、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20多个国际组织和政府，在扶贫、环保、教育、卫生、体改、能源等30多个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发展合作，共接受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实施项目近2000个。
其中，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
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开始于1979年，1981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华无偿援助。根据日本外务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数据显示，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 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30多年来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
至2010年底，日本向中国提供援助资金共执行各类项目144个，涉及卫生、环保、教育、农业、扶贫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援助的重心也开始从码头、能源、港口、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环保、技术和人才培养等，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笔。在人员交流、培训方面提供年度金额约3000万美元的援助。截止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曾为中方培训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员，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则培训了超过22000名的中国人。
日本对华代表性的援建项目有：北京首都机场，京秦铁路电气化改造，南昆铁路，上海宝钢，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污水处理，中日友好医院等。十年前日本政府终止了对华（有偿援助），继续保留对已有的项目提供贷款和继续保留了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项目。2018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华时宣布全面停止其他形式的对华援助。
日本之外，中国也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自1982年开始，30年间德国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12.1亿美元。1982年10月1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截止2011年底，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12.1亿美元。中国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
2005年，中国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到2009年共对华提供无附带条件的贷款5.52亿欧元。法国在援华方面一直比较积极，根据2008年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法国是仅次于日本、德国的第三大对华经济援助国。财政部和法国开发署的合作始于2003底。2004年10月，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法国开发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合作框架协议，法国开发署每年对华提供总额约1.2-1.5亿欧元不附带条件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主要用于改善全球大气环境领域项目。
2005年，中国已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当年法国资助的项目总贷款达1.52亿欧元，资金主要流向西部五省区市：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用于能源、公路、铁路、电站等项目建设。截至2009年，中国利用法国开发署贷款共实施了10个项目，总金额达5.52亿欧元。
2011年英国宣布停止传统对华援助后，2012年依旧对华提供约2.7亿人民币援助，23年共无偿援华23亿人民币。1999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国际发展部对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将"减贫"作为其援外宗旨。
英国国际发展部曾在2006年高调启动了《2006年-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该《计划》明确这5年英国对华援助 工作的总体框架，确定援助的重点仍是帮助中国减贫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日标"，援助的主要领域是基础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结核防治、供水与卫生。根据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2012年底，中英已开展合作项目24个，金额总计2.3亿英镑。领域集中在卫生、教育和环境及气候变化三个领域。
2011年英国宣布停止传统对华援助后，2012年依旧对华提供约2.7亿人民币援助，23年共无偿援华23亿人民币。1999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国际发展部对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将"减贫"作为其援外宗旨。
截至2012年，美国33年共计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56亿美元，涵盖藏人社区文化保存、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等30多项援助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公开数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开始于1980年。其中，1980-1998财年之间的19年间，美对华援助为1941万美元，1999年以来是美国对华援助的快速发展阶段。从1999财年到有公布统计资料的2012财年的14年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36亿美元。就项目和参与机构而言，美国对华援助项目目前有30种左右，近20个政府机构负责提供资金和项目实施。
美国对华提供经济支持基金援助始于1999年，至2009财年已达1. 1亿美元，年均达1000余万美元，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的1/4。主要用于促进人权和藏人社区的文化保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国际开发署负责资助和实施的对华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 DA)项目，主要涉及法治和环境保护两大领域。
此外，国际开发署还通过发展援助项目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环境、资源、建筑等方面的合作。公共卫生类援助项目在美国对华援助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主要由美国卫生部和国际开发署实施，具体援助项目主要包括疾病控制、研究和培训项目、全球HIV /AIDS倡议、儿童生存与健康、2008年新设立的全球健康与儿童生存等。2001-2009财年间，此类援助总额达8260多万美元，约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的20%。
2012年底，欧盟累计对华援助金额约8.1亿欧元，项目涉及贸易、司法、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85项。欧盟于1984年开始向中国提供财政技术援助。1995年以前，欧盟对华提供的发展援助以扶贫为主，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1995年以后，则改为促进双边关系，以及帮助中国应对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在发展援助项下，欧盟自2002年起开始制定《国别战略文件》（简称CSP）。
1981年10月，中澳签署《中澳技术合作促进发展计划协定》。截至2011年，澳大利亚共向中国提供12亿澳元援助， 已完成合作项目132个，涉及农、林、牧、能源、交通、纺织、教育、卫生、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综合扶贫、能力建设、农村发展等领域。正在执行项目4个，包括环境发展伙伴项目、卫生与艾滋病项目、发展合作小项目和发展奖学金。2011年，澳宣布正式停止传统对华无偿援助。近年来，澳方对中方的援助更多的是双边经贸合作的形式，主要在环保、卫生、教育等领域。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英法德等欧盟国家，不仅无偿援助中国，同时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80%左右的出口，是出口到以上这些国家的。中国的贸易顺差、结存外汇的90%以上来自这些国家。中国引进的先进技术，95%以上来自以上国家。中国的科技进步、技术发展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培训的。可以说，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是靠改革开放的政策，二是靠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苦干，三是与这些国家在人才培养、技术转让、资金援助、贸易支持上是分不开的。【完】
拼多多投入5000万扶贫资金搭建全国首个省级消费扶贫馆 全面助力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
6月7日，上海市消费扶贫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举行，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上海市副市长彭沉雷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在国务院扶贫办、上海市合作交流办的指导下，拼多多宣布将投入5000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正式上线“云南消费扶贫馆”，这也是全国首个省级消费扶贫馆。同时，云南省有关部门、解放日报社和拼多多宣布共同开启“寻味·百县百品”上海消费扶贫直播行动。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除投入专项扶贫资金外，拼多多还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种助农活动，纵深推进消费扶贫，担当起作为国内最大农产品上行平台的社会责任，助力打赢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全国首个省级消费扶贫馆落地拼多多
作为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代表企业，拼多多为此次消费扶贫行动，针对扶贫产品投入5000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旨在充分拉动上海市及全国消费者对云南农产品的消费扶贫热潮。
此次上线的“云南消费扶贫馆”，囊括了云南全部16个地级市、自治州的丰富农产品及农副产品，总计数量超过1500款，比如保山的精品咖啡、曲靖的火腿、楚雄的紫皮洋葱、大理的薄皮核桃……消费者在拼多多搜索“百县百品”“云南消费扶贫”等关键词即可进入活动专区。
据悉，用户在消费扶贫馆内购买任意一款扶贫商品，拼多多平台均对相关商品给予每单3元的专项补贴。
受益于总计达5000万元的补贴，“云南消费扶贫馆”的农产品价格全面降低，比如醇香速溶咖啡低至13.5元36杯，现挖紫皮洋葱9.9元10斤，薄皮老树核桃35.5元5斤，还有10.5元5斤的高原土豆等，充分激发用户的消费热情。
截至6月7日下午3点，“云南消费扶贫馆”首场直播已吸引超过60万人观看，实现扶贫产品订单量超12万单。其中，高原土豆、薄皮核桃、特色咖啡等扶贫产品，在上线后订单量迅速破万。
“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上海与云南多年的对口帮扶工作也到了决战决胜的时刻，拼多多作为植根于上海市的电商平台，希望充分利用平台的资源和优势，助力上海市消费扶贫专项行动，帮助云南冲刺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
长期以来，国内许多优质农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近年通过新电商才得以逐步走进城市的千家万户。为了缩减扶贫的窗口时间，帮助贫困地区农户加速把优质农产品卖出去，拼多多决定投入高额补贴，加速消费扶贫。
据介绍，拼多多此次推出消费扶贫专馆，集中筛选了一批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通过补贴放大农产品上行的效果，而这些扶贫产品背后，埋藏着一个个积年累月的扶贫故事。
比如馆内的一款咖啡，来自云南省保山市潞江坝地区两个贫困村生产的咖啡豆。此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拼多多设立“多多农园”项目，投入资金，引导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成立合作社，并和云南省农科院等机构合作改善咖啡种植模式，提升产业附加值，培养电商“新农人”，探索最符合当地实际的咖啡种植、加工和销售模式。
此次上海市消费扶贫专项行动仪式上，上海援滇干部与保山当地咖啡产业合作社的“新农人”，视频连线直播带货。目前该咖啡在拼多多的销量已经突破2万单，预计在消费扶贫馆等活动的带动下，销量将继续大幅提升。
“云南消费扶贫馆”的上线，也是拼多多助力云南脱贫攻坚一系列活动的延续。作为上海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拼多多积极参与上海对口支援工作，先后与云南开展多次密切合作。
2019年7月，在云南省委书记陈豪与拼多多董事长黄峥的共同见证下，云南省扶贫办与拼多多签署了助力云南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协议。拼多多宣布投入1亿元资金，在云南74个贫困县建“多多农园”，加强“互联网+农业”等方面合作。
2020年5月30日召开的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年度重点工作对接会上，拼多多获颁“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战工作”荣誉证书，并计划投入400万扶贫资金，结对帮扶云南曲靖市、怒江州4个国务院扶贫办重点挂牌督战的绝对贫困村，助力云南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拼多多对于云南贫困地区的长期投入和带动作用，得到了上海、云南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2019年10月，云南省委书记陈豪，时任上海市市长、现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阮成发等沪滇主要领导莅临拼多多总部调研指导。陈豪指出，大力支持拼多多到云南发展，“寻梦云南，共同发展”。应勇指出，拼多多把大家“拼”到了一起，把云南和上海“拼”到了一起。
构建长效扶贫机制 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在‘云南消费扶贫馆’的基础上，拼多多将进一步发挥平台的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针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推出更多长效化的扶贫举措，并且持续强化流量扶持和资金补贴。”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
作为农产品起家的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始终把农产品上行作为重要任务。此前，拼多多借助“拼团”新模式建立了“天网”“地网”系统性农产品供需匹配机制，2019年拼多多农产品成交额达到1364亿元人民币，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
实践表明，农产品上行是推动消费扶贫最有利的抓手。拼多多通过新电商模式，能够有效推动一二线城市的公众，购买农村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带动农民增收。
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平台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家数量达36万家，年订单总额达372.6亿元。其中，“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订单总额达47.97亿元，绝大部分成交订单为农(副)产品。
▲云南保山贫困户种植咖啡豆，“多多农园”项目培育当地自主咖啡品牌，拼多多“云南消费扶贫馆”上线当天，该款咖啡在平台的订单量便超过1万单。(摄影 穆功)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2020年4月发布的《中国深度贫困地区农产品电商报告》显示，在脱贫难度大、任务重的深度贫困地区，大力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对于缓解农产品滞销、带动创新创业、促进产业转型、实现互联互通等，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初，疫情对国内农产品上行影响严重，尤其在贫困地区，受制于原有的销售体系和产业链条件，市场通道的恢复和拓展遭遇了严峻挑战。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目前全国仍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如何帮助贫困地区把农产品及时卖出去，成为国务院扶贫办等政府部门和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共同关心的大事。
从2月10日起，拼多多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市县长当主播，农户多卖货”的电商助农新模式。市县长直播为农产品代言，平台提供全方位扶持，加速地方农产品销售恢复及提升。
截至5月，拼多多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份举办了100多场市县长助农直播活动，推动各地特色农产品加速对接平台6.28亿消费者，帮扶农户超过35万户。
相关助农专区在这期间共计成交1.4亿单，卖出农副产品总计超过8.5亿斤，其中很多来自贫困县，以及刚刚宣布脱贫的地区。
▲拼多多6月7日上线的“云南消费扶贫馆”，囊括了云南全部16个地级市、自治州的丰富农产品及农副产品，总计数量超过1500款。
基于显著的助农效果，5月20日，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拼多多正式启动“消费扶贫百县直播行动”。拼多多将在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的指导下，发挥平台农产品上行优势，选取100个贫困县开展消费扶贫活动，由贫困地区市县长带头，推进扶贫产品销售。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表示，电商直播要聚焦贫困县的扶贫产品,突出对云南省怒江州等“三区三州”重点区域的帮扶，“要让好东西走出贫困地区，让它们卖出好价钱”。
此前，拼多多在直播助农等活动上与云南多地多次展开联动，包括红河州泸西县县长、河口县县长、开远市市长、蒙自市副市长，楚雄市大姚县县长，德宏州芒市市长，文山州西畴县县长等10多位云南地方政府主官先后走进拼多多直播间，帮助农户卖出当地的大米、洋葱、咖啡等特色农产品。
洪天云表示，在上述地区持续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有利于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调动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拼多多将在国务院扶贫办、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结合各地农产区的实际情况，全面帮助打造可持续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实现新电商倡导的互联网普惠。”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拼多多将持续向贫困地区倾斜资源，为2020年脱贫攻坚战全力以赴。
6月7日，上海市消费扶贫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举行，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上海市副市长彭沉雷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在国务院扶贫办、上海市合作交流办的指导下，拼多多宣布将投入5000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正式上线“云南消费扶贫馆”，这也是全国首个省级消费扶贫馆。同时，云南省有关部门、解放日报社和拼多多宣布共同开启“寻味·百县百品”上海消费扶贫直播行动。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除投入专项扶贫资金外，拼多多还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种助农活动，纵深推进消费扶贫，担当起作为国内最大农产品上行平台的社会责任，助力打赢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全国首个省级消费扶贫馆落地拼多多
作为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代表企业，拼多多为此次消费扶贫行动，针对扶贫产品投入5000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旨在充分拉动上海市及全国消费者对云南农产品的消费扶贫热潮。
此次上线的“云南消费扶贫馆”，囊括了云南全部16个地级市、自治州的丰富农产品及农副产品，总计数量超过1500款，比如保山的精品咖啡、曲靖的火腿、楚雄的紫皮洋葱、大理的薄皮核桃……消费者在拼多多搜索“百县百品”“云南消费扶贫”等关键词即可进入活动专区。
据悉，用户在消费扶贫馆内购买任意一款扶贫商品，拼多多平台均对相关商品给予每单3元的专项补贴。
受益于总计达5000万元的补贴，“云南消费扶贫馆”的农产品价格全面降低，比如醇香速溶咖啡低至13.5元36杯，现挖紫皮洋葱9.9元10斤，薄皮老树核桃35.5元5斤，还有10.5元5斤的高原土豆等，充分激发用户的消费热情。
截至6月7日下午3点，“云南消费扶贫馆”首场直播已吸引超过60万人观看，实现扶贫产品订单量超12万单。其中，高原土豆、薄皮核桃、特色咖啡等扶贫产品，在上线后订单量迅速破万。
“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上海与云南多年的对口帮扶工作也到了决战决胜的时刻，拼多多作为植根于上海市的电商平台，希望充分利用平台的资源和优势，助力上海市消费扶贫专项行动，帮助云南冲刺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
长期以来，国内许多优质农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近年通过新电商才得以逐步走进城市的千家万户。为了缩减扶贫的窗口时间，帮助贫困地区农户加速把优质农产品卖出去，拼多多决定投入高额补贴，加速消费扶贫。
据介绍，拼多多此次推出消费扶贫专馆，集中筛选了一批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通过补贴放大农产品上行的效果，而这些扶贫产品背后，埋藏着一个个积年累月的扶贫故事。
比如馆内的一款咖啡，来自云南省保山市潞江坝地区两个贫困村生产的咖啡豆。此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拼多多设立“多多农园”项目，投入资金，引导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成立合作社，并和云南省农科院等机构合作改善咖啡种植模式，提升产业附加值，培养电商“新农人”，探索最符合当地实际的咖啡种植、加工和销售模式。
此次上海市消费扶贫专项行动仪式上，上海援滇干部与保山当地咖啡产业合作社的“新农人”，视频连线直播带货。目前该咖啡在拼多多的销量已经突破2万单，预计在消费扶贫馆等活动的带动下，销量将继续大幅提升。
“云南消费扶贫馆”的上线，也是拼多多助力云南脱贫攻坚一系列活动的延续。作为上海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拼多多积极参与上海对口支援工作，先后与云南开展多次密切合作。
2019年7月，在云南省委书记陈豪与拼多多董事长黄峥的共同见证下，云南省扶贫办与拼多多签署了助力云南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协议。拼多多宣布投入1亿元资金，在云南74个贫困县建“多多农园”，加强“互联网+农业”等方面合作。
2020年5月30日召开的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年度重点工作对接会上，拼多多获颁“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战工作”荣誉证书，并计划投入400万扶贫资金，结对帮扶云南曲靖市、怒江州4个国务院扶贫办重点挂牌督战的绝对贫困村，助力云南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拼多多对于云南贫困地区的长期投入和带动作用，得到了上海、云南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2019年10月，云南省委书记陈豪，时任上海市市长、现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阮成发等沪滇主要领导莅临拼多多总部调研指导。陈豪指出，大力支持拼多多到云南发展，“寻梦云南，共同发展”。应勇指出，拼多多把大家“拼”到了一起，把云南和上海“拼”到了一起。
构建长效扶贫机制 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在‘云南消费扶贫馆’的基础上，拼多多将进一步发挥平台的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针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推出更多长效化的扶贫举措，并且持续强化流量扶持和资金补贴。”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
作为农产品起家的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始终把农产品上行作为重要任务。此前，拼多多借助“拼团”新模式建立了“天网”“地网”系统性农产品供需匹配机制，2019年拼多多农产品成交额达到1364亿元人民币，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
实践表明，农产品上行是推动消费扶贫最有利的抓手。拼多多通过新电商模式，能够有效推动一二线城市的公众，购买农村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带动农民增收。
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平台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家数量达36万家，年订单总额达372.6亿元。其中，“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订单总额达47.97亿元，绝大部分成交订单为农(副)产品。
▲云南保山贫困户种植咖啡豆，“多多农园”项目培育当地自主咖啡品牌，拼多多“云南消费扶贫馆”上线当天，该款咖啡在平台的订单量便超过1万单。(摄影 穆功)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2020年4月发布的《中国深度贫困地区农产品电商报告》显示，在脱贫难度大、任务重的深度贫困地区，大力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对于缓解农产品滞销、带动创新创业、促进产业转型、实现互联互通等，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初，疫情对国内农产品上行影响严重，尤其在贫困地区，受制于原有的销售体系和产业链条件，市场通道的恢复和拓展遭遇了严峻挑战。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目前全国仍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如何帮助贫困地区把农产品及时卖出去，成为国务院扶贫办等政府部门和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共同关心的大事。
从2月10日起，拼多多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市县长当主播，农户多卖货”的电商助农新模式。市县长直播为农产品代言，平台提供全方位扶持，加速地方农产品销售恢复及提升。
截至5月，拼多多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份举办了100多场市县长助农直播活动，推动各地特色农产品加速对接平台6.28亿消费者，帮扶农户超过35万户。
相关助农专区在这期间共计成交1.4亿单，卖出农副产品总计超过8.5亿斤，其中很多来自贫困县，以及刚刚宣布脱贫的地区。
▲拼多多6月7日上线的“云南消费扶贫馆”，囊括了云南全部16个地级市、自治州的丰富农产品及农副产品，总计数量超过1500款。
基于显著的助农效果，5月20日，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拼多多正式启动“消费扶贫百县直播行动”。拼多多将在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的指导下，发挥平台农产品上行优势，选取100个贫困县开展消费扶贫活动，由贫困地区市县长带头，推进扶贫产品销售。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表示，电商直播要聚焦贫困县的扶贫产品,突出对云南省怒江州等“三区三州”重点区域的帮扶，“要让好东西走出贫困地区，让它们卖出好价钱”。
此前，拼多多在直播助农等活动上与云南多地多次展开联动，包括红河州泸西县县长、河口县县长、开远市市长、蒙自市副市长，楚雄市大姚县县长，德宏州芒市市长，文山州西畴县县长等10多位云南地方政府主官先后走进拼多多直播间，帮助农户卖出当地的大米、洋葱、咖啡等特色农产品。
洪天云表示，在上述地区持续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有利于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调动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拼多多将在国务院扶贫办、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结合各地农产区的实际情况，全面帮助打造可持续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实现新电商倡导的互联网普惠。”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拼多多将持续向贫困地区倾斜资源，为2020年脱贫攻坚战全力以赴。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