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诉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三重维度
人民法院报 2021-01-28
孔德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关注的被追诉人权利主要停留在人身权、财产权及自由权等方面，相关侦查程序规制也主要是针对上述权利的保护，对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尚显不足。刑事诉讼法中即使有个别规定，也只是要求侦查人员对其所获悉的个人隐私保密，并未从侦查行为可能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角度进行规制。
我国民法典独具特色地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下设专章明确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其中明确：“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同时将个人信息中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从而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健康信息以及行踪信息等拟制为适用隐私权的规定。
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的分类，被追诉人隐私权理应包含其中。据此，刑事诉讼法应该对接民法典，从构建实体审查标准、程序控权机制及证据审查规则等三重维度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以保护被追诉人隐私权免受侵犯，从而更好平衡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实体审查标准
首先，在立法上要确立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作为一项公法原则，是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基本原则之一。依照丹宁勋爵的观点，“法律的正当程序”是通过强制性措施的适当采用、调查的公正进行、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各个细节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比例原则贯穿始终，侦查环节尤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就侦查阶段而言，比例原则应体现如下：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时，对影响公民权利的侦查措施的适用，应考虑涉嫌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侦查情形的紧急与否、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大小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全面权衡所采取措施的必要性，仅有在侦查行为对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所起积极作用与其干预公民权利的负面影响相比，前者价值体现显著时，才可以采取相关侦查措施。
其次，从立法上明确被追诉人隐私权的具体保护边界。隐私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私人生活领域观念的增强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扩张而扩张。确立侦查措施与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需要从隐私权内容及案件严重程度的二元维度上进行考量，具体把握时应遵循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针对一般隐私，不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多严重，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多大，如果采取普通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如果采取不侵犯其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侵犯其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如果采取侵犯其一般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侵犯其核心隐私权的侦查措施。
另一方面，针对核心隐私，只有在采取前述措施难以达到破案目的，且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且被追诉人人身危险性大，综合权衡特殊侦查措施所侵犯的核心隐私权所代表的权益与侦破案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合乎比例的相称时，才可以采取侵犯核心隐私权的特殊侦查措施。
再次，从立法上确立隐私期待适当性的审查判断标准，用以判断个人是否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即：其一，个人主观上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其二，个人主观上的合理隐私期待在客观上是合理的。
一般认为，美国在Katz案中赋予了被追诉人隐私权支配性地位，将“合理隐私期待”作为衡量侦查行为是否合法的主要标准，用以保护被追诉人隐私权。在我国，为了侦查犯罪的一般需要，除了一般隐私以外，侦查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侦查活动，须满足程序正当性的要求。但是，当公民个人的隐私期待利益趋于弱化，特别是被追诉人的隐私期待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受到侵犯时，侦查机关基于调查犯罪的一般需要而进行的侦查行为对程序正当性的“限缩”就具有实体正当性。
最后，从立法上明确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适用中的“特别需要”审查判断标准。侦查机关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而实施侦查行为，其对特殊侦查措施必要性须满足“特别需要”原则，才具有实体正当性。故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应坚持最后适用原则，在采取其他侦查措施难以获得犯罪证据的情况下才予适用。换言之，国家在维护重大且紧迫的公共利益——侦查犯罪时，其适用特殊侦查措施对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损害，在实体正当性上要依照权衡原则进行处理。
二、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程序控权机制
第一，要确立事前审批原则。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刑事诉讼法要求所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都必须依据有权机关签发的文件实施。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侦查所签发的文件通常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并执行，没有第三方审查。域外采取令状主义的国家，对于令状由谁签发，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是“法官令状许可制度”，少数国家和地区采取“侦查中检察官审查许可、审判中法官审查许可”的二元模式。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由谁批准做何设计，方案或许是构建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阶层式”正当程序控权机制。详言之，鉴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可能性不大，故司法实践中应依照现有规定严格侦查措施内部审批程序；待将来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可以考虑构造一种侦查措施由检察院审查批准的程序设计，这也符合检察机关系我国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侦查措施由人民法院批准许可的制度。
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的时间节点可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保持一致。
第二，要确立事后救济原则。按照“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古老法彦，涉及公民权利的程序或制度，无论制定得如何精细，倘若没有制定相应的较为完善的权利救济体系，其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侦查机关迫不得已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时，应设计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事后审查救济机制。具体有以下两种措施：
一是确立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指在侦查行为实施完毕以后，执行机关应当向被追诉人明确告知所采取的具体侦查措施以及据此收集的证据材料情况等，以便于被追诉人及时知晓，保障其知情权。
二是明确被追诉人的异议申请权。被追诉人享有知情权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及相关证据材料提出审查异议。这种异议申请既是对被追诉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故而，有必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赋予被追诉人救济权利，允许被追诉人对侦查机关采取的侵害其隐私权的侦查行为提出异议申请，以保护其隐私权。
三、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证据审查规则
关于侦查行为对被追诉人隐私权侵犯的情形，域外法治国家普遍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证据排除法则的主要目的在于吓阻警察将来的违法行为，以实现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人民的保障”。在德国，如果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那么受害人可以将法定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救济手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对于收集程序不符合法的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面临着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采取侦查措施从而侵害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情况。鉴此，应当参照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上述一般规定，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规制。
其一，对于存在未经审批、“空白”审批或概括性审批而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从而收集的证据材料，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其二，对于审批程序存在瑕疵，未严重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可以容许侦查机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以修复证据能力；补救不能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亦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人民法院报 2021-01-28
孔德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关注的被追诉人权利主要停留在人身权、财产权及自由权等方面，相关侦查程序规制也主要是针对上述权利的保护，对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尚显不足。刑事诉讼法中即使有个别规定，也只是要求侦查人员对其所获悉的个人隐私保密，并未从侦查行为可能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角度进行规制。
我国民法典独具特色地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下设专章明确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其中明确：“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同时将个人信息中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从而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健康信息以及行踪信息等拟制为适用隐私权的规定。
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的分类，被追诉人隐私权理应包含其中。据此，刑事诉讼法应该对接民法典，从构建实体审查标准、程序控权机制及证据审查规则等三重维度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以保护被追诉人隐私权免受侵犯，从而更好平衡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实体审查标准
首先，在立法上要确立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作为一项公法原则，是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基本原则之一。依照丹宁勋爵的观点，“法律的正当程序”是通过强制性措施的适当采用、调查的公正进行、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各个细节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比例原则贯穿始终，侦查环节尤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就侦查阶段而言，比例原则应体现如下：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时，对影响公民权利的侦查措施的适用，应考虑涉嫌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侦查情形的紧急与否、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大小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全面权衡所采取措施的必要性，仅有在侦查行为对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所起积极作用与其干预公民权利的负面影响相比，前者价值体现显著时，才可以采取相关侦查措施。
其次，从立法上明确被追诉人隐私权的具体保护边界。隐私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私人生活领域观念的增强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扩张而扩张。确立侦查措施与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需要从隐私权内容及案件严重程度的二元维度上进行考量，具体把握时应遵循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针对一般隐私，不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多严重，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多大，如果采取普通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如果采取不侵犯其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侵犯其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如果采取侵犯其一般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侵犯其核心隐私权的侦查措施。
另一方面，针对核心隐私，只有在采取前述措施难以达到破案目的，且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且被追诉人人身危险性大，综合权衡特殊侦查措施所侵犯的核心隐私权所代表的权益与侦破案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合乎比例的相称时，才可以采取侵犯核心隐私权的特殊侦查措施。
再次，从立法上确立隐私期待适当性的审查判断标准，用以判断个人是否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即：其一，个人主观上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其二，个人主观上的合理隐私期待在客观上是合理的。
一般认为，美国在Katz案中赋予了被追诉人隐私权支配性地位，将“合理隐私期待”作为衡量侦查行为是否合法的主要标准，用以保护被追诉人隐私权。在我国，为了侦查犯罪的一般需要，除了一般隐私以外，侦查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侦查活动，须满足程序正当性的要求。但是，当公民个人的隐私期待利益趋于弱化，特别是被追诉人的隐私期待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受到侵犯时，侦查机关基于调查犯罪的一般需要而进行的侦查行为对程序正当性的“限缩”就具有实体正当性。
最后，从立法上明确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适用中的“特别需要”审查判断标准。侦查机关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而实施侦查行为，其对特殊侦查措施必要性须满足“特别需要”原则，才具有实体正当性。故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应坚持最后适用原则，在采取其他侦查措施难以获得犯罪证据的情况下才予适用。换言之，国家在维护重大且紧迫的公共利益——侦查犯罪时，其适用特殊侦查措施对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损害，在实体正当性上要依照权衡原则进行处理。
二、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程序控权机制
第一，要确立事前审批原则。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刑事诉讼法要求所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都必须依据有权机关签发的文件实施。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侦查所签发的文件通常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并执行，没有第三方审查。域外采取令状主义的国家，对于令状由谁签发，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是“法官令状许可制度”，少数国家和地区采取“侦查中检察官审查许可、审判中法官审查许可”的二元模式。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由谁批准做何设计，方案或许是构建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阶层式”正当程序控权机制。详言之，鉴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可能性不大，故司法实践中应依照现有规定严格侦查措施内部审批程序；待将来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可以考虑构造一种侦查措施由检察院审查批准的程序设计，这也符合检察机关系我国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侦查措施由人民法院批准许可的制度。
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的时间节点可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保持一致。
第二，要确立事后救济原则。按照“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古老法彦，涉及公民权利的程序或制度，无论制定得如何精细，倘若没有制定相应的较为完善的权利救济体系，其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侦查机关迫不得已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时，应设计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事后审查救济机制。具体有以下两种措施：
一是确立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指在侦查行为实施完毕以后，执行机关应当向被追诉人明确告知所采取的具体侦查措施以及据此收集的证据材料情况等，以便于被追诉人及时知晓，保障其知情权。
二是明确被追诉人的异议申请权。被追诉人享有知情权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及相关证据材料提出审查异议。这种异议申请既是对被追诉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故而，有必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赋予被追诉人救济权利，允许被追诉人对侦查机关采取的侵害其隐私权的侦查行为提出异议申请，以保护其隐私权。
三、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证据审查规则
关于侦查行为对被追诉人隐私权侵犯的情形，域外法治国家普遍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证据排除法则的主要目的在于吓阻警察将来的违法行为，以实现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人民的保障”。在德国，如果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那么受害人可以将法定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救济手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对于收集程序不符合法的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面临着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采取侦查措施从而侵害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情况。鉴此，应当参照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上述一般规定，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规制。
其一，对于存在未经审批、“空白”审批或概括性审批而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从而收集的证据材料，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其二，对于审批程序存在瑕疵，未严重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可以容许侦查机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以修复证据能力；补救不能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亦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合同解除权的性质辨析
人民法院报 2021-01-21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杏飞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规定了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两种方式，一是通知解除合同；二是以起诉或者申请仲裁解除合同。对以起诉的方式来解除合同，有学者称之为“形成诉权”。从构词与文字上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形成”与“诉权”，或者认为是一种诉权，因此有加以辨析的必要。
一、合同解除权的本质：是形成权而非诉权
诉权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从学说史来看，有双重诉权说、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与诉权否定说等不同观点。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通常认为诉权是当事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对特定民事争议进行裁判的权利，即诉权是一种请求司法裁判的权利，是要求国家对特定民事争议作出裁判并提供司法保护的权利。因而诉权是程序性权利，由此区别于实体性权利。诉权所指向的对象是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法院，并不直接指向对方当事人，以此区别于民法上的请求权。
合同解除权是民法上的形成权，是指一方当事人享有的、通过其单方行为即可导致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权利。与民法上的请求权相比，形成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根据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法律效果。我国民法上形成权的行使主要有两种方式：作出单方意思表示（如通知、追认）和提起诉讼（或仲裁）。前一种方式为诉讼外行使，后一种方式为诉讼行使（或仲裁行使）。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时，法定代理人享有的同意或者追认权即为诉讼外行使；民事立法对于部分形成权的行使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比如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或婚姻解除权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有的形成权既可以在诉讼外行使也可以通过诉讼行使。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既可以是通知的方式，也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行使解除权，均不改变合同解除权的形成权性质。在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通知的意思到达相对人时合同解除。以起诉或者申请仲裁方式解除合同时，如果得到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支持，实质是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加以确认，解决是否存在解除权和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的争议。之所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直接原因不是法院的判决，而仅仅是法院确认了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解除权。
合同是拘束双方当事人的“法锁”，解除权是打开“法锁”的钥匙。在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形，当事人在诉讼外行使解除权；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形，需要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来行使解除权。不能以当事人以起诉的方式来行使合同解除权，就误认为合同解除权就是诉权，并想当然地认为当事人诉请解除合同就是形成之诉。
二、合同解除之诉：是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形成之诉理论中，形成之诉分为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如再审撤销生效判决）与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如撤销合同）。我国关于诉的类型通常是从诉的实体法效果为标准来进行分类，得到普遍认可与接受的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等三种类型。与此对应的是，形成之诉通常是指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即原告请求改变或者消灭某一法律状态的请求。原告之所以提起形成之诉，是源于在实体法上享有变动和消灭一定法律状态的实体权利——形成权。当事人提起形成之诉的目的，不是对既存法律关系或者法律状态有争议，而是谋求改变既有的法律关系或者法律状态。法院支持形成之诉的判决是形成判决，形成判决具有形成力，形成判决生效之时，原有的法律关系发生改变。以最为典型的形成之诉离婚诉讼为例，法律规定符合离婚条件的可以解除婚姻关系，当事人据此提起形成之诉，要求消灭婚姻关系。法院认定符合离婚条件的，判决离婚，原有的婚姻关系消灭。
如果双方对解除合同没有争议，就无需诉至法院。如果对解除合同存在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当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方提起诉讼时，是要求确认合同解除权的积极确认之诉，法院审查原告是否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具有合同解除权，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了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是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合同解除权必须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行使。经审查后，认定当事人具有合同解除权且在法定或者约定的期限内行使的，判决支持解除合同。当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相对方起诉时，原告的诉请为确认被告不享有解除权（或者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内含被告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是一个消极确认之诉。在被告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原告诉的理由为不存在通知解除方主张的法定解除事由；在被告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的情形，原告诉的理由为合同中约定的解除事由尚未发生。法院如果作出支持原告诉请的判决，则确认被告无解除权，合同未解除；反之，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一方当事人时起已经解除。
需特别指出的是，支持解除合同的判决是确认判决，而不是形成判决。换言之，这是一个确认原告合同解除权的确认判决。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是一种民法上的形成权，是权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法律效果的法律之力。这种“法律之力”是源于合同双方的约定或者民法上的规定而独立存在的，并不依赖于诉讼或仲裁程序。在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形，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时起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即使双方存在争议，这时争议的对象不是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发生解除合同效力的法律效果，而是一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以及是否在法定或者约定的期限内行使了解除权。只要法院确认有权行使解除权，就必然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因此，解除合同不是法院判决的效果，而仅仅是法院确认当事人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效果。法院的判决并不产生新的权利与法律关系，只是确认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变动是否有效。
三、合同解除的时间：是意思到达而非裁判生效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依据这一规定，在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当事人有解除权的情形，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这再次肯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仍然是适用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定。
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当事人以起诉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实质是要求法院确认合同解除权，当这一诉讼请求得到支持时，法院作出的是确认判决，即确认原告的合同解除权，从而消除当事人对是否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争议。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无需等到法院确认判决生效时才发生，而是适用意思表示的法理，即通知到达对方时起生效。只不过当事人没有用通知来作出意思表示，而是选择以诉讼或者仲裁来表示意思。在诉讼或仲裁的过程中，这种意思表示是以起诉状副本和仲裁申请书副本为载体，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职权送达行为完成的。因此，“当事人未通知对方”的限制性条件意味着未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才解除；如果已经通知对方，即使对方有异议，当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有权解除合同时，仍然是从通知到达对方时起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反之，如果错误地将确认原告解除合同之诉理解为形成之诉，则认可原告请求的判决就是形成判决。而依据形成判决的一般法理，形成力必须是在形成判决生效之时才产生。如法院判决离婚后，必须等到判决生效之后才产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效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判决离婚的，在上诉期内是不能另行结婚的，因为在上诉期内判决尚未生效，婚姻关系尚未消灭。因此，宜将起诉解除合同定位为确认之诉，作出的是确认判决，如支持原告，则确认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如确认原告无权解除合同，当然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责任编辑：金燕)
人民法院报 2021-01-21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杏飞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规定了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两种方式，一是通知解除合同；二是以起诉或者申请仲裁解除合同。对以起诉的方式来解除合同，有学者称之为“形成诉权”。从构词与文字上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形成”与“诉权”，或者认为是一种诉权，因此有加以辨析的必要。
一、合同解除权的本质：是形成权而非诉权
诉权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从学说史来看，有双重诉权说、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与诉权否定说等不同观点。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通常认为诉权是当事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对特定民事争议进行裁判的权利，即诉权是一种请求司法裁判的权利，是要求国家对特定民事争议作出裁判并提供司法保护的权利。因而诉权是程序性权利，由此区别于实体性权利。诉权所指向的对象是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法院，并不直接指向对方当事人，以此区别于民法上的请求权。
合同解除权是民法上的形成权，是指一方当事人享有的、通过其单方行为即可导致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权利。与民法上的请求权相比，形成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根据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法律效果。我国民法上形成权的行使主要有两种方式：作出单方意思表示（如通知、追认）和提起诉讼（或仲裁）。前一种方式为诉讼外行使，后一种方式为诉讼行使（或仲裁行使）。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时，法定代理人享有的同意或者追认权即为诉讼外行使；民事立法对于部分形成权的行使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比如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或婚姻解除权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有的形成权既可以在诉讼外行使也可以通过诉讼行使。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既可以是通知的方式，也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行使解除权，均不改变合同解除权的形成权性质。在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通知的意思到达相对人时合同解除。以起诉或者申请仲裁方式解除合同时，如果得到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支持，实质是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加以确认，解决是否存在解除权和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的争议。之所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直接原因不是法院的判决，而仅仅是法院确认了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解除权。
合同是拘束双方当事人的“法锁”，解除权是打开“法锁”的钥匙。在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形，当事人在诉讼外行使解除权；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形，需要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来行使解除权。不能以当事人以起诉的方式来行使合同解除权，就误认为合同解除权就是诉权，并想当然地认为当事人诉请解除合同就是形成之诉。
二、合同解除之诉：是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形成之诉理论中，形成之诉分为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如再审撤销生效判决）与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如撤销合同）。我国关于诉的类型通常是从诉的实体法效果为标准来进行分类，得到普遍认可与接受的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等三种类型。与此对应的是，形成之诉通常是指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即原告请求改变或者消灭某一法律状态的请求。原告之所以提起形成之诉，是源于在实体法上享有变动和消灭一定法律状态的实体权利——形成权。当事人提起形成之诉的目的，不是对既存法律关系或者法律状态有争议，而是谋求改变既有的法律关系或者法律状态。法院支持形成之诉的判决是形成判决，形成判决具有形成力，形成判决生效之时，原有的法律关系发生改变。以最为典型的形成之诉离婚诉讼为例，法律规定符合离婚条件的可以解除婚姻关系，当事人据此提起形成之诉，要求消灭婚姻关系。法院认定符合离婚条件的，判决离婚，原有的婚姻关系消灭。
如果双方对解除合同没有争议，就无需诉至法院。如果对解除合同存在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当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方提起诉讼时，是要求确认合同解除权的积极确认之诉，法院审查原告是否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具有合同解除权，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了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是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合同解除权必须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行使。经审查后，认定当事人具有合同解除权且在法定或者约定的期限内行使的，判决支持解除合同。当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相对方起诉时，原告的诉请为确认被告不享有解除权（或者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内含被告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是一个消极确认之诉。在被告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原告诉的理由为不存在通知解除方主张的法定解除事由；在被告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的情形，原告诉的理由为合同中约定的解除事由尚未发生。法院如果作出支持原告诉请的判决，则确认被告无解除权，合同未解除；反之，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一方当事人时起已经解除。
需特别指出的是，支持解除合同的判决是确认判决，而不是形成判决。换言之，这是一个确认原告合同解除权的确认判决。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是一种民法上的形成权，是权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法律效果的法律之力。这种“法律之力”是源于合同双方的约定或者民法上的规定而独立存在的，并不依赖于诉讼或仲裁程序。在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形，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时起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即使双方存在争议，这时争议的对象不是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发生解除合同效力的法律效果，而是一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以及是否在法定或者约定的期限内行使了解除权。只要法院确认有权行使解除权，就必然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因此，解除合同不是法院判决的效果，而仅仅是法院确认当事人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效果。法院的判决并不产生新的权利与法律关系，只是确认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变动是否有效。
三、合同解除的时间：是意思到达而非裁判生效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依据这一规定，在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当事人有解除权的情形，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这再次肯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仍然是适用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定。
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当事人以起诉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实质是要求法院确认合同解除权，当这一诉讼请求得到支持时，法院作出的是确认判决，即确认原告的合同解除权，从而消除当事人对是否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争议。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无需等到法院确认判决生效时才发生，而是适用意思表示的法理，即通知到达对方时起生效。只不过当事人没有用通知来作出意思表示，而是选择以诉讼或者仲裁来表示意思。在诉讼或仲裁的过程中，这种意思表示是以起诉状副本和仲裁申请书副本为载体，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职权送达行为完成的。因此，“当事人未通知对方”的限制性条件意味着未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才解除；如果已经通知对方，即使对方有异议，当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有权解除合同时，仍然是从通知到达对方时起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反之，如果错误地将确认原告解除合同之诉理解为形成之诉，则认可原告请求的判决就是形成判决。而依据形成判决的一般法理，形成力必须是在形成判决生效之时才产生。如法院判决离婚后，必须等到判决生效之后才产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效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判决离婚的，在上诉期内是不能另行结婚的，因为在上诉期内判决尚未生效，婚姻关系尚未消灭。因此，宜将起诉解除合同定位为确认之诉，作出的是确认判决，如支持原告，则确认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如确认原告无权解除合同，当然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责任编辑：金燕)
为什么是苏州？（下）
接上回
姑苏繁华图，工商巨贾地，全球造物场
苏州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扮演着主角的角色，与其经久不衰的经济繁荣不可分割。
农耕时代依托江河湖海，沿岸的商贸活动成就了商贾云集的贸易集散之地，苏州一直占据着江南的经济中心；明朝中后期以后，在苏州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以丝绸、工艺美术为代表的手工业、工商业发达，丝绸、棉布畅销全国；明清时期，实现了中国最早期的工业化，无工不活的基因由此形成。
辛亥革命前，苏州已有18家近代企业，跃然升级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民国时期，苏州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奠定了坚实的实业基础；解放初期，苏州成为全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部分产业集群形成；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开辟了长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苏州率先培育起了外贸产业环境，苏南模式示范全国。
历经几个阶段的工商业发展积累与改革开放后的率先探索，苏州的发展呈现出几个特点。
01. 工业不断迭代扬弃造就的“全球制造之都”
城市强不强，重点看工业。
工业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全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工业领域是重点。制造业不强，城市难以强大。
苏州自古以来培育起的工商业土壤助推其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城市。经过历史积累与发展长期，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目前拥有35个工业大类、167个中类和489个小类，集聚16万家工业企业，其中包含世界500强400多个项目，是中国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
2019年民营工业产值超过1.2万亿，同比增长4.1%，占规上工业比重达36.7%，而外资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0408亿元，占规上工业比重高达60.8%。2020年上半年，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超过同期的上海近500亿元，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苏州的工业发展历经了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的历程。
苏州创造了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进而资本化，再到创新化的梯次发展道路。当时农村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充分抓住了短缺经济下的市场机遇，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上海的技术，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了工业化。
到20世纪90年代，苏州又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瞄准国际一流技术，积极引进外资，利用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建立了大批工业园和开发区，外向型经济特征形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10年再造一个“新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工厂林立的工业区，而是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建设的一座新城。1994年2月26日，李岚清和李光耀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文件启动园区建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秉承着打造“产城融合非凡城市”的发展理念，苏州工业园区形成了“2+3”的产业格局：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作为两大主导产业；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作为三大新兴产业。全面布局商务商业、科教创新、旅游度假、高端制造与国际贸易五大功能板块，成为真正的创新源地、产业高地、民生福地和宜居胜地。
苏州工业园区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榜首，位居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实力、产业基础、对外贸易第一位，科技创新第二位；人才总量保持全国开发区第一位；是全国首个综合保税区、全国首个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基地、全国首个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
21世纪以来，苏州进一步深化工业改革，通过企业改制，重视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改变一直以来以低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由粗放式增长过渡到了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增长，并将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聚焦到了以生物制药、集成电路、电子信息、智能电网、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上，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经济再次腾飞。
在2019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榜单中，苏州连续两年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第一；全国首批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的25家企业，有3家来自苏州，占了1/8。苏州制造，正在告别贴牌加工、粗放加工、密集型产业之路，走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创新驱动的新型道路。
02. “苏州制造”向“苏州智造”的能级跃迁
智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发展大趋势，也是中国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点。
苏州作为国内第一大工业城市，率先作出引领和示范，形成了智能制造的“苏州方案”。苏州是全国最早引入智能制造免费诊断模式的城市；大力推广“千企技改升级”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广泛引进海内外人才、科研院所，加快制造创新和裂变式经济发展，推进智能制造。
近年来，苏州累计吸引超过130家科研院所、研发机构、技术中心进驻，常住外籍人口超过了2万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心剂。2019年“智造中国”峰会首次在苏州召开，海尔、台达、百度智能云、昆仑数据等众多企业参与，并邀请了西门子、新松、赛迪研究院等知名的企业领袖和权威专家等为苏州的发展出谋划策。
全球疫情影响之下，国内外经济形势下行严重，全国各省市经济增速放缓，同处经济寒冬，苏州工业总产值降幅只有0.3%。
制造业真正扮演了中流砥柱的坚挺作用，展现出强大的“免疫力”和“抗疫性”，成功地在疫情尖峰时刻实现了“绝地反杀”：2020年上半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超过上海近500亿元，工业产值增速高于上海6个百分点，远超深圳、近超上海，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城。
战略无奇迹，深究其发展逻辑，我们发现苏州工业的崛起、坚挺和反超是一个有远见的产业战略历程的结果：在“洗脚上田，乡镇尽成工业园”的起点上，不断修正、提升、迭代乃至颠覆其产业体系，从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向高端的科技创新型转变。
03. 从借势外部、市场牵引到自我创新、自我赋能
过去依托苏南模式，苏州成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强市。承接国际要素和上海产业转移，以全国0.09%的国土面积创造出了全国2.1%的经济总量、2.4%的税收、7.7%的进出口总额，成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领头羊和风向标。
但是进入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进出口环境严重受阻，全国外向型经济大幅萎缩，但苏州工业总产值降幅只有0.3%，何以至此？
早在10多年前，苏州就已经意识到依托国际代工模式发展起来的工业尽管总量很大，但对本地经济贡献度和长期拉动有限。如某品牌鼠标在国际上的售价约40美元/个，但作为最大生产制造基地的苏州只能获得3美元/个的利润。因此苏州将工业发展重点放到了中国目前产能不足、需求刚性、利润高、市场巨大且不受行业周期影响的生物医药上。这一举措在疫情时代被印证了是方向正确且成功的战略选择。
从开始布局到2019年底，生物医药产业年增长超过20%。2020年以生物医药为代表、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其中最具潜力的医药制造业产值同比大幅增长了44.1％，生物药品制造上半年增长了600％以上。
截至2019年底，苏州共聚集生物医药企业3000余家，实现经济总量超1700亿元。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生物医药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区域之一，14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入驻工业园区，包括信达生物、基石药业、百济神州、康宁杰瑞、礼来制药等。在2020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会发布的《2020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及分析报告》中，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蝉联全国第一。
如果高端制造业是中国的未来，那么苏州就是中国的未来。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竞争激烈，美国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打压充分表明，中国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高端制造业升级发展，而苏州是全国工业产值最高，并且制造产业链最完备的城市。苏州通过自主创新、进口替代及外资替代，正在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苏州制造业的强大，表面上是苏州骨子里“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地方文化基因和实用主义使然，但也在本质上揭示其深刻内涵：物质产品的创新、生产和制造是人类财富和价值的最终来源，掌握了物质产品的创新、技术升级和服务赋能，就是抓住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枢纽，就能掌握全球产业和经济分工的主导权和选择权。
苏州，向何处去？
一座繁荣了两千多年而几乎未曾间断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座稳坐中国第一的现代化工业强市，一座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傲立群雄的经济标杆大市，下一步会走向何方？
繁荣之下，苏州的忧患从未减少，苏州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达到2.4%。但奈何不是苏州不努力，实在是对手太强大
。
在全国城市GDP排行榜上，成都紧随苏州，同期GDP高达12876.53亿，实际增速为2.6%，超过苏州。如果看名义增速的话，成都高达6.9%，而苏州只有1.5%。两个城市前三季度的总量差距只有1331.66亿。
苏州的真正焦虑还不是远在西南的成都，而是在近在省内的南京，在前三季度的城市GDP排行榜上，南京勇夺实际增速冠军，不但以3.3%远超苏州的2.4%，甚至力压重庆、杭州、成都、深圳的增速。
而且从政策风向上来看，江苏正在集全省之力做大做强南京，着力提高南京的“首位度”。
2019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同年南京市委一号文件《关于深化创新名城建设提升创新首位度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到了创新首位度。
而这一风向意味着：人才的争取、重点板块的打造、都市圈的虹吸、交通枢纽的建设等都会向南京倾斜。
苏州贵为中国最牛地级市，但是连个机场都没有，目前还在规划中。随着南京不断提升“首位度”，可以预期，南京的增速会继续超过苏州，未来在总量上超过苏州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意味着江苏的经济版图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由相对均衡变为南京越来越强大，最为失落的恐怕就是苏州。
古有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奠定了苏州大城格局，而今内外双循环的新形势下，苏州想要实现新的突破，更需要提前谋划，缜密策划，全面规划，合理计划。正如贵州以“大数据”实现弯道超车，浙江的“特色小镇”、“未来社区”、“高能级战略平台”不断创新，苏州需要在区域、城市和产业发展上拿出大手笔的战略创新。
01. 城市生态位上：力争成全球产业链的中枢
苏州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上海、杭州、南京的几何中心，尤其是与上海的关系密切，早年承接了大量上海产业的转移，一直被称作“上海的后花园和加工厂”。苏州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上海的辐射带动，但也造成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被上海虹吸。因此苏州需要的是靠高端人口和高端产业提升城市的生态位。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苏州生态位价值凸显，与上海联手打造长三角国际化都市群的两极，加速沪苏同城化，接受上海创新应用场景的辐射，建立一个全新的开放的高地，树立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市的品牌形象，全面参与全球产业的水平和垂直分工，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上的核心中枢。
02. 城市能量级上：强化城市中心属性
苏州的强不是只有苏州市区强，而是整个苏州大市的强，强大的县域经济规模是苏州在发展中的显著特征。其下辖的4个县级市——昆山、常熟、张家港、太仓，各个实力雄厚，给苏州这个大家长提供了四梁八柱般坚强GDP支撑。
《人民日报》发布的“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苏州下辖4个县级市全部上榜且都在前十，昆山连续第15年名列第一。强县域、去中心的城市格局是其自身经济结构存在的较大问题。未来苏州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发展的动力，增加首位度，进一步强化其中心城市的属性，增加城市的综合影响力。
03. 城市外向度和影响力上：迈向国际化大都市
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城市发展的基础和现状，用可以预期的未来视角观察当前的苏州战略坐标系：在中新合作国际开放近3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开大合，对标国际，走向全球。
苏州大都市化程度不高，缺乏国际化大都市的影响力，相比同样是工业大城市深圳，苏州的国际影响力稍显逊色。自古以来江南水乡造就的小而精、优而美的城市特点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功能构建。作为长三角第二大城市、亚洲最强地级市，苏州未来将按照有全球影响力的“超大城市”来科学谋划、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与上海共同承担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功能。
苏州何来？苏州何在？苏州何往？
在历史和未来交织的尖峰时刻，在中国和全球产业链的交叉点上，一片前所未有的新蓝图，一段波澜壮阔的新历程，一座新时期的“阖闾大城”正在傲然崛起。（完）
接上回
姑苏繁华图，工商巨贾地，全球造物场
苏州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扮演着主角的角色，与其经久不衰的经济繁荣不可分割。
农耕时代依托江河湖海，沿岸的商贸活动成就了商贾云集的贸易集散之地，苏州一直占据着江南的经济中心；明朝中后期以后，在苏州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以丝绸、工艺美术为代表的手工业、工商业发达，丝绸、棉布畅销全国；明清时期，实现了中国最早期的工业化，无工不活的基因由此形成。
辛亥革命前，苏州已有18家近代企业，跃然升级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民国时期，苏州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奠定了坚实的实业基础；解放初期，苏州成为全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部分产业集群形成；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开辟了长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苏州率先培育起了外贸产业环境，苏南模式示范全国。
历经几个阶段的工商业发展积累与改革开放后的率先探索，苏州的发展呈现出几个特点。
01. 工业不断迭代扬弃造就的“全球制造之都”
城市强不强，重点看工业。
工业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全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工业领域是重点。制造业不强，城市难以强大。
苏州自古以来培育起的工商业土壤助推其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城市。经过历史积累与发展长期，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目前拥有35个工业大类、167个中类和489个小类，集聚16万家工业企业，其中包含世界500强400多个项目，是中国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
2019年民营工业产值超过1.2万亿，同比增长4.1%，占规上工业比重达36.7%，而外资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0408亿元，占规上工业比重高达60.8%。2020年上半年，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超过同期的上海近500亿元，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苏州的工业发展历经了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的历程。
苏州创造了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进而资本化，再到创新化的梯次发展道路。当时农村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充分抓住了短缺经济下的市场机遇，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上海的技术，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了工业化。
到20世纪90年代，苏州又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瞄准国际一流技术，积极引进外资，利用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建立了大批工业园和开发区，外向型经济特征形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10年再造一个“新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工厂林立的工业区，而是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建设的一座新城。1994年2月26日，李岚清和李光耀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文件启动园区建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秉承着打造“产城融合非凡城市”的发展理念，苏州工业园区形成了“2+3”的产业格局：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作为两大主导产业；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作为三大新兴产业。全面布局商务商业、科教创新、旅游度假、高端制造与国际贸易五大功能板块，成为真正的创新源地、产业高地、民生福地和宜居胜地。
苏州工业园区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榜首，位居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实力、产业基础、对外贸易第一位，科技创新第二位；人才总量保持全国开发区第一位；是全国首个综合保税区、全国首个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基地、全国首个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
21世纪以来，苏州进一步深化工业改革，通过企业改制，重视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改变一直以来以低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由粗放式增长过渡到了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增长，并将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聚焦到了以生物制药、集成电路、电子信息、智能电网、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上，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经济再次腾飞。
在2019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榜单中，苏州连续两年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第一；全国首批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的25家企业，有3家来自苏州，占了1/8。苏州制造，正在告别贴牌加工、粗放加工、密集型产业之路，走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创新驱动的新型道路。
02. “苏州制造”向“苏州智造”的能级跃迁
智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发展大趋势，也是中国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点。
苏州作为国内第一大工业城市，率先作出引领和示范，形成了智能制造的“苏州方案”。苏州是全国最早引入智能制造免费诊断模式的城市；大力推广“千企技改升级”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广泛引进海内外人才、科研院所，加快制造创新和裂变式经济发展，推进智能制造。
近年来，苏州累计吸引超过130家科研院所、研发机构、技术中心进驻，常住外籍人口超过了2万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心剂。2019年“智造中国”峰会首次在苏州召开，海尔、台达、百度智能云、昆仑数据等众多企业参与，并邀请了西门子、新松、赛迪研究院等知名的企业领袖和权威专家等为苏州的发展出谋划策。
全球疫情影响之下，国内外经济形势下行严重，全国各省市经济增速放缓，同处经济寒冬，苏州工业总产值降幅只有0.3%。
制造业真正扮演了中流砥柱的坚挺作用，展现出强大的“免疫力”和“抗疫性”，成功地在疫情尖峰时刻实现了“绝地反杀”：2020年上半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超过上海近500亿元，工业产值增速高于上海6个百分点，远超深圳、近超上海，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城。
战略无奇迹，深究其发展逻辑，我们发现苏州工业的崛起、坚挺和反超是一个有远见的产业战略历程的结果：在“洗脚上田，乡镇尽成工业园”的起点上，不断修正、提升、迭代乃至颠覆其产业体系，从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向高端的科技创新型转变。
03. 从借势外部、市场牵引到自我创新、自我赋能
过去依托苏南模式，苏州成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强市。承接国际要素和上海产业转移，以全国0.09%的国土面积创造出了全国2.1%的经济总量、2.4%的税收、7.7%的进出口总额，成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领头羊和风向标。
但是进入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进出口环境严重受阻，全国外向型经济大幅萎缩，但苏州工业总产值降幅只有0.3%，何以至此？
早在10多年前，苏州就已经意识到依托国际代工模式发展起来的工业尽管总量很大，但对本地经济贡献度和长期拉动有限。如某品牌鼠标在国际上的售价约40美元/个，但作为最大生产制造基地的苏州只能获得3美元/个的利润。因此苏州将工业发展重点放到了中国目前产能不足、需求刚性、利润高、市场巨大且不受行业周期影响的生物医药上。这一举措在疫情时代被印证了是方向正确且成功的战略选择。
从开始布局到2019年底，生物医药产业年增长超过20%。2020年以生物医药为代表、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其中最具潜力的医药制造业产值同比大幅增长了44.1％，生物药品制造上半年增长了600％以上。
截至2019年底，苏州共聚集生物医药企业3000余家，实现经济总量超1700亿元。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生物医药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区域之一，14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入驻工业园区，包括信达生物、基石药业、百济神州、康宁杰瑞、礼来制药等。在2020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会发布的《2020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及分析报告》中，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蝉联全国第一。
如果高端制造业是中国的未来，那么苏州就是中国的未来。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竞争激烈，美国对中国华为等企业的打压充分表明，中国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高端制造业升级发展，而苏州是全国工业产值最高，并且制造产业链最完备的城市。苏州通过自主创新、进口替代及外资替代，正在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苏州制造业的强大，表面上是苏州骨子里“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地方文化基因和实用主义使然，但也在本质上揭示其深刻内涵：物质产品的创新、生产和制造是人类财富和价值的最终来源，掌握了物质产品的创新、技术升级和服务赋能，就是抓住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枢纽，就能掌握全球产业和经济分工的主导权和选择权。
苏州，向何处去？
一座繁荣了两千多年而几乎未曾间断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座稳坐中国第一的现代化工业强市，一座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傲立群雄的经济标杆大市，下一步会走向何方？
繁荣之下，苏州的忧患从未减少，苏州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达到2.4%。但奈何不是苏州不努力，实在是对手太强大
。
在全国城市GDP排行榜上，成都紧随苏州，同期GDP高达12876.53亿，实际增速为2.6%，超过苏州。如果看名义增速的话，成都高达6.9%，而苏州只有1.5%。两个城市前三季度的总量差距只有1331.66亿。
苏州的真正焦虑还不是远在西南的成都，而是在近在省内的南京，在前三季度的城市GDP排行榜上，南京勇夺实际增速冠军，不但以3.3%远超苏州的2.4%，甚至力压重庆、杭州、成都、深圳的增速。
而且从政策风向上来看，江苏正在集全省之力做大做强南京，着力提高南京的“首位度”。
2019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同年南京市委一号文件《关于深化创新名城建设提升创新首位度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到了创新首位度。
而这一风向意味着：人才的争取、重点板块的打造、都市圈的虹吸、交通枢纽的建设等都会向南京倾斜。
苏州贵为中国最牛地级市，但是连个机场都没有，目前还在规划中。随着南京不断提升“首位度”，可以预期，南京的增速会继续超过苏州，未来在总量上超过苏州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意味着江苏的经济版图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由相对均衡变为南京越来越强大，最为失落的恐怕就是苏州。
古有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奠定了苏州大城格局，而今内外双循环的新形势下，苏州想要实现新的突破，更需要提前谋划，缜密策划，全面规划，合理计划。正如贵州以“大数据”实现弯道超车，浙江的“特色小镇”、“未来社区”、“高能级战略平台”不断创新，苏州需要在区域、城市和产业发展上拿出大手笔的战略创新。
01. 城市生态位上：力争成全球产业链的中枢
苏州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上海、杭州、南京的几何中心，尤其是与上海的关系密切，早年承接了大量上海产业的转移，一直被称作“上海的后花园和加工厂”。苏州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上海的辐射带动，但也造成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被上海虹吸。因此苏州需要的是靠高端人口和高端产业提升城市的生态位。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苏州生态位价值凸显，与上海联手打造长三角国际化都市群的两极，加速沪苏同城化，接受上海创新应用场景的辐射，建立一个全新的开放的高地，树立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市的品牌形象，全面参与全球产业的水平和垂直分工，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上的核心中枢。
02. 城市能量级上：强化城市中心属性
苏州的强不是只有苏州市区强，而是整个苏州大市的强，强大的县域经济规模是苏州在发展中的显著特征。其下辖的4个县级市——昆山、常熟、张家港、太仓，各个实力雄厚，给苏州这个大家长提供了四梁八柱般坚强GDP支撑。
《人民日报》发布的“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苏州下辖4个县级市全部上榜且都在前十，昆山连续第15年名列第一。强县域、去中心的城市格局是其自身经济结构存在的较大问题。未来苏州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发展的动力，增加首位度，进一步强化其中心城市的属性，增加城市的综合影响力。
03. 城市外向度和影响力上：迈向国际化大都市
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城市发展的基础和现状，用可以预期的未来视角观察当前的苏州战略坐标系：在中新合作国际开放近3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开大合，对标国际，走向全球。
苏州大都市化程度不高，缺乏国际化大都市的影响力，相比同样是工业大城市深圳，苏州的国际影响力稍显逊色。自古以来江南水乡造就的小而精、优而美的城市特点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功能构建。作为长三角第二大城市、亚洲最强地级市，苏州未来将按照有全球影响力的“超大城市”来科学谋划、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与上海共同承担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功能。
苏州何来？苏州何在？苏州何往？
在历史和未来交织的尖峰时刻，在中国和全球产业链的交叉点上，一片前所未有的新蓝图，一段波澜壮阔的新历程，一座新时期的“阖闾大城”正在傲然崛起。（完）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