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小吧# 【五言绝句 山中 王勃（初唐）】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滞（zhì）：淹留。一说停滞，不流通。
⑵万里：形容归程之长。念将归：有归乡之愿，但不能成行。
⑶况属：何况是。属：恰逢，正当。高风：山中吹来的风。一说即秋风，指高风送秋的季节。
白话译文
长江向东滚滚而去，我也在外滞留太久。故乡远隔万里，令我时时思念。
何况秋风已经劲吹，山山飘零枯黄秋叶。
创作背景
这首诗创作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2），是王勃旅蜀后期时的作品。总章二年（669）王勃入蜀，在《入蜀纪行诗序》里他写道：“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经。”在游《游山庙序》里也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表面看他离开长安的态度似乎很洒脱，而内心是很复杂的。被逐出沛王府后，他无所事事，本想借着蜀地山水名胜以消解胸中的积愤。实际上，南国物候也为诗人增添了不少的乡思和烦忧。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山中》是唐代诗人王勃创作的一首五绝，作于作者被废斥后客居巴蜀期间。此诗抒发了作者久滞异地，渴望早日回乡的思想感情。起句“长江悲已滞”既写景，又抒情，情因景起，景又生情；次句“万里念将归”紧承首句，具体抒发远游思归的悲苦心境；第三句转为写物候，承接上两句含义，在深秋寒风飒飒之夜令人感伤不已；结句“山山黄叶飞”写深秋的景象，强调了诗人所处的环境，突现了人物的形象和心情。全诗语言洗练，情景交融，塑造了一个天涯游子的典型形象，其丰富的意象渲染了悲凉的氛围，衬托出诗人久客思归的凄苦心境。
这首抒写旅愁乡思的小诗，诗人在寥寥二十个字中，巧妙地借景抒情，表现出了一种悲凉浑壮的气势，创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开阔的意境。
首句“长江悲已滞”，是即景起兴。在字面上也许应解释为因长期滞留在长江边而悲叹，诗人在蜀中山上望见长江逶迤东去，触动了长期滞留异乡的悲思。可以参证的有作者的《羁游饯别》诗中的“游子倦江干”及《别人四首》之四中的“雾色笼江际”、“何为久留滞”诸句。但如果与下面“万里”句合看，可能诗人还想到长江万里、路途遥远而引起羁旅之悲。这首诗的题目是“山中”，也可能是诗人在山上望到长江而起兴，是以日夜滚滚东流的江水来对照自己长期滞留的旅况而产生悲思。与这句诗相似的有杜甫《成都府》诗中的名句“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以及谢脁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这里，“长江”与“已滞”以及“大江”与“游子”、“客心”的关系，诗人自己可以有各种联想，也任读者作各种联想。在一定范围内，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即所谓“诗无达诂”。古代诗人往往借江水来抒发羁旅愁情，而王勃此句的艺术独创性在于，他不仅借大江起兴，而且把自己的悲愁之情注入大江，使长江感情化、人格化。诗人客居巴蜀，一颗心为归思缠绕而无法排解，因此，当他在山上俯瞰长江时，竟感到这条浩浩奔流的大江，也为自己的长期淹留而伤心悲痛， 以至它的水流也迟滞不畅了。这新奇的想象，既缘于诗人的“移情”作用，又符合生活的实感。人在山上望长江，由于距离远，看不清它的滚滚奔腾的波涛，往往会感到江水是凝滞不动的。所以，这句诗中长江悲伤滞留的形象，也真切地表达了诗人的直觉感受。悲愁的长江与悲愁的诗人相互感发、契合、共鸣，强烈地感染了读者的情绪。诗一开篇，境界便很悲凉浑壮。
诗人在创造了长江悲滞的新奇意象之后，才在第二句“万里念将归”中直接抒情，点明自己身在他乡，想到盼望已久的万里归程而深深感叹。“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为送别将归之人；一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此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此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悲”、“念”二字，是全篇之“眼”，直接抒发怀念故乡而不得归的悲愁情绪。诗的前两句中“长江”和“万里”是从空间上表述自己远在外地他乡，归家的路途遥远。“已滞”和“将归”是从时间上表明诗人长期滞留他乡，还没有归去。
紧接着，诗人紧紧抓住眼前的环境和景色，写出了“况属高风晚，山山红叶飞”两句。从字面上看，这两句单纯是写景，但其实是通过写景，表达自己内心因思乡而凄楚的心情。诗人在山中望见了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之景，这些既是实际的景物描写，同时表现诗人内心的萧瑟、凄凉。正因为诗人长期漂泊在外，所以内心因为思念家乡而分外悲凉，诗人又看到了秋天万物衰落的秋景，这就更增添了他思乡的愁绪。此二句没有一个直接表现感情的字眼，但渗透了诗人浓厚的感情。这里的秋天景色，兼寓“比”、“兴”之意。从“兴”的作用来看，在这样凄凉萧索的环境中，诗人的乡思是难忍和难以排解的。从“比”的作用看，这萧瑟秋风、飘零黄叶，正是诗人的萧瑟心境、飘零旅况的象征。这两句可能化用了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诗意，却用得没有模拟的痕迹，又使读者增添一层联想，对诗的意境起了深化作用。就整首诗来说，这两句所写之景是对一二两句所写之情起衬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当然，这个比拟是若即若离的。同时，把“山山黄叶飞”这样一个纯景色描写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写法上又是以景结情。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之妙。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评此诗道：“寄兴高远，情景俱足。”从通篇的艺术构思来看，诗人采用了“兴法起结”的艺术手法。一下笔便借景兴情，结尾处又以景结情，把所要抒写的思想感情融入一个生动、开阔的画面中，让读者从画中品味。这样，便收到了语虽尽而思绪无穷的艺术效果。该诗首尾三句写景，第二句抒情叙事，采取景情景的结构。由于情在诗结尾处藏于景中，所以《山中》的意境含蓄而耐人寻味。
名家点评
《增订评注唐诗正声》：顾云：“况属”字有情。
《唐诗笺注》：上二句悲路远，下二句伤时晚，分两层写，更觉萦纡。
《网师园唐诗笺》：末二句，邈然。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寄兴高远，情景俱足。
《全唐诗佳句赏析》：这是写旅愁归思的一首五言绝句，大约作于王勃被贬斥后在巴蜀作客时，客中逢秋，因见万木凋零，因起思家之念——长江滚滚东去，而自己却留滞在这里不能归家，身在万里之外，虽有归家的愿望，但是不能成行；何况现正逢高风送秋的季节，黄叶纷飞，万木凋零，更增加了思乡的愁绪。诗中情景互为作用，彼此渗透，将久客异乡之悲，思归之情，与眼前所见之典型环境融合为一。寥寥二十字，将江山寥廓，风木萧瑟，苍茫悠远，气象雄奇尽情道出。末句以景结情，向来称妙。
作者简介
王勃（649～676），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麟德初应举及第，曾任虢[guó]州参军。后往海南探父，因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显露才华，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辞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和卢照邻等皆企图改变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诗风（见杨炯《王子安集序》）。其诗偏于描写个人生活，也有少数抒发政治感慨、隐寓对豪门世族不满之作，风格较为清新，但有些诗篇流于华艳。其散文《滕王阁序》颇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滞（zhì）：淹留。一说停滞，不流通。
⑵万里：形容归程之长。念将归：有归乡之愿，但不能成行。
⑶况属：何况是。属：恰逢，正当。高风：山中吹来的风。一说即秋风，指高风送秋的季节。
白话译文
长江向东滚滚而去，我也在外滞留太久。故乡远隔万里，令我时时思念。
何况秋风已经劲吹，山山飘零枯黄秋叶。
创作背景
这首诗创作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2），是王勃旅蜀后期时的作品。总章二年（669）王勃入蜀，在《入蜀纪行诗序》里他写道：“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经。”在游《游山庙序》里也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表面看他离开长安的态度似乎很洒脱，而内心是很复杂的。被逐出沛王府后，他无所事事，本想借着蜀地山水名胜以消解胸中的积愤。实际上，南国物候也为诗人增添了不少的乡思和烦忧。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山中》是唐代诗人王勃创作的一首五绝，作于作者被废斥后客居巴蜀期间。此诗抒发了作者久滞异地，渴望早日回乡的思想感情。起句“长江悲已滞”既写景，又抒情，情因景起，景又生情；次句“万里念将归”紧承首句，具体抒发远游思归的悲苦心境；第三句转为写物候，承接上两句含义，在深秋寒风飒飒之夜令人感伤不已；结句“山山黄叶飞”写深秋的景象，强调了诗人所处的环境，突现了人物的形象和心情。全诗语言洗练，情景交融，塑造了一个天涯游子的典型形象，其丰富的意象渲染了悲凉的氛围，衬托出诗人久客思归的凄苦心境。
这首抒写旅愁乡思的小诗，诗人在寥寥二十个字中，巧妙地借景抒情，表现出了一种悲凉浑壮的气势，创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开阔的意境。
首句“长江悲已滞”，是即景起兴。在字面上也许应解释为因长期滞留在长江边而悲叹，诗人在蜀中山上望见长江逶迤东去，触动了长期滞留异乡的悲思。可以参证的有作者的《羁游饯别》诗中的“游子倦江干”及《别人四首》之四中的“雾色笼江际”、“何为久留滞”诸句。但如果与下面“万里”句合看，可能诗人还想到长江万里、路途遥远而引起羁旅之悲。这首诗的题目是“山中”，也可能是诗人在山上望到长江而起兴，是以日夜滚滚东流的江水来对照自己长期滞留的旅况而产生悲思。与这句诗相似的有杜甫《成都府》诗中的名句“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以及谢脁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这里，“长江”与“已滞”以及“大江”与“游子”、“客心”的关系，诗人自己可以有各种联想，也任读者作各种联想。在一定范围内，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即所谓“诗无达诂”。古代诗人往往借江水来抒发羁旅愁情，而王勃此句的艺术独创性在于，他不仅借大江起兴，而且把自己的悲愁之情注入大江，使长江感情化、人格化。诗人客居巴蜀，一颗心为归思缠绕而无法排解，因此，当他在山上俯瞰长江时，竟感到这条浩浩奔流的大江，也为自己的长期淹留而伤心悲痛， 以至它的水流也迟滞不畅了。这新奇的想象，既缘于诗人的“移情”作用，又符合生活的实感。人在山上望长江，由于距离远，看不清它的滚滚奔腾的波涛，往往会感到江水是凝滞不动的。所以，这句诗中长江悲伤滞留的形象，也真切地表达了诗人的直觉感受。悲愁的长江与悲愁的诗人相互感发、契合、共鸣，强烈地感染了读者的情绪。诗一开篇，境界便很悲凉浑壮。
诗人在创造了长江悲滞的新奇意象之后，才在第二句“万里念将归”中直接抒情，点明自己身在他乡，想到盼望已久的万里归程而深深感叹。“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为送别将归之人；一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此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此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悲”、“念”二字，是全篇之“眼”，直接抒发怀念故乡而不得归的悲愁情绪。诗的前两句中“长江”和“万里”是从空间上表述自己远在外地他乡，归家的路途遥远。“已滞”和“将归”是从时间上表明诗人长期滞留他乡，还没有归去。
紧接着，诗人紧紧抓住眼前的环境和景色，写出了“况属高风晚，山山红叶飞”两句。从字面上看，这两句单纯是写景，但其实是通过写景，表达自己内心因思乡而凄楚的心情。诗人在山中望见了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之景，这些既是实际的景物描写，同时表现诗人内心的萧瑟、凄凉。正因为诗人长期漂泊在外，所以内心因为思念家乡而分外悲凉，诗人又看到了秋天万物衰落的秋景，这就更增添了他思乡的愁绪。此二句没有一个直接表现感情的字眼，但渗透了诗人浓厚的感情。这里的秋天景色，兼寓“比”、“兴”之意。从“兴”的作用来看，在这样凄凉萧索的环境中，诗人的乡思是难忍和难以排解的。从“比”的作用看，这萧瑟秋风、飘零黄叶，正是诗人的萧瑟心境、飘零旅况的象征。这两句可能化用了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诗意，却用得没有模拟的痕迹，又使读者增添一层联想，对诗的意境起了深化作用。就整首诗来说，这两句所写之景是对一二两句所写之情起衬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当然，这个比拟是若即若离的。同时，把“山山黄叶飞”这样一个纯景色描写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写法上又是以景结情。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之妙。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评此诗道：“寄兴高远，情景俱足。”从通篇的艺术构思来看，诗人采用了“兴法起结”的艺术手法。一下笔便借景兴情，结尾处又以景结情，把所要抒写的思想感情融入一个生动、开阔的画面中，让读者从画中品味。这样，便收到了语虽尽而思绪无穷的艺术效果。该诗首尾三句写景，第二句抒情叙事，采取景情景的结构。由于情在诗结尾处藏于景中，所以《山中》的意境含蓄而耐人寻味。
名家点评
《增订评注唐诗正声》：顾云：“况属”字有情。
《唐诗笺注》：上二句悲路远，下二句伤时晚，分两层写，更觉萦纡。
《网师园唐诗笺》：末二句，邈然。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寄兴高远，情景俱足。
《全唐诗佳句赏析》：这是写旅愁归思的一首五言绝句，大约作于王勃被贬斥后在巴蜀作客时，客中逢秋，因见万木凋零，因起思家之念——长江滚滚东去，而自己却留滞在这里不能归家，身在万里之外，虽有归家的愿望，但是不能成行；何况现正逢高风送秋的季节，黄叶纷飞，万木凋零，更增加了思乡的愁绪。诗中情景互为作用，彼此渗透，将久客异乡之悲，思归之情，与眼前所见之典型环境融合为一。寥寥二十字，将江山寥廓，风木萧瑟，苍茫悠远，气象雄奇尽情道出。末句以景结情，向来称妙。
作者简介
王勃（649～676），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麟德初应举及第，曾任虢[guó]州参军。后往海南探父，因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显露才华，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辞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和卢照邻等皆企图改变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诗风（见杨炯《王子安集序》）。其诗偏于描写个人生活，也有少数抒发政治感慨、隐寓对豪门世族不满之作，风格较为清新，但有些诗篇流于华艳。其散文《滕王阁序》颇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松林说史# 原初锁定与两极反馈：试论古代自由状态下的小农分化逻辑
“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主导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与土地私有制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问题的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着极为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但这并不是由于频繁的土地买卖所致，也就是说地主大户的万亩良田很少是通过正常的交易买卖获得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政治因素。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才能保持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状态。
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在《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中写道，“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其中“千年田换八百主”这句一直被世人所误解，此句不是说土地买卖频繁，讲的乃是土地权的归属更迭与政治有关，是由地主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当时辛弃疾仕途不顺，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已经五十五岁，时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由于在官场上受到挫折，辛弃疾有些心灰意冷，打算归隐乡野，儿子却以家田未置为由劝阻，辛弃疾这才写词将儿子大骂一通，称他只懂图谋富贵而不知宦海危险，无数人宠辱相继，家财地产也因之易手，辛弃疾家的“田产”规模完全取决于身为家主的他的政治地位之升降，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乃是出自《景德传灯录》的典故，是在指代官场斗争风险莫测，与土地买卖八竿子打不着。
另一方面，从具体统计案例对土地交易周期进行研究分析的话，也能发现其中端倪。以关中地区的地权交易平均周期研究为例，关中朝邑县《下鲁坡村鱼鳞正册》记载，在册耕田400块共283.94亩，其中94亩，自1890年至1932年后某年至少42年间，买卖易主的土地累计最多只有32.74亩次，按此频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转一次的周期至少为400年左右，若按地块计则更达千年以上。即使是动荡的清末民初，土地转卖次数都这么少，那么在承平时期，古代土地买卖频率只会更低。事实上，有着发达市场经济且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在各种财产形式中也是最小的，发达市场经济下农业土地的交易频率根本没有达到过“千年田换八百主”这样夸张的地步，更别提视土地如命的中国古人，封建时代的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间的土地买卖，一定会考虑到传统分家析产制。如此一来，土地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尚在两可。
我国经济学家胡景北曾提出所谓的“农业-阶级模型”，在此模型中如果初始条件是普遍自耕农化（即“一阶级”化），那么充分自由的要素交易不会改变这种“原初状态”，亦即“一阶级”在此设定条件下将处于动态锁定状态。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从纯逻辑角度添加若干因果关系，如假定土地处于一种可以充分自由交易的状态，而与土地发生关系的所有人都有充分自由交易权，他们既非奴隶也非农奴，也不是奴隶主或农奴主，每个人不受他人强制的同时亦不能强制他人，只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立场角度参与土地交易买卖。也就是说，在这一状态下，土地所有权不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与人力资本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与劳动的结合在交易双方都要遵守的自由契约（雇佣契约或租佃契约）状态下实现。
同时假定这是农业社会，没有外部资本与强权的介入，该社会环境下自由交易的结果从纯逻辑理论上只能形成一种负反馈，即对“原初状态”的“锁定”。接着，假定这种原初状态是以自耕农为主，无地农民只是少数，此时会出现“自由劳动力稀缺”的市场，“招佃竞争”或“招工竞争”随之出现，这些竞争最终会让土地所有者减少地租或增加工资，佃农或雇农在此有利契约下得到了较多的积累机会，时机一到就可以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这样一来，自耕农阶层也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相反土地所有者在此极为不利的契约下很难扩大积累，一旦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就势必会做出卖掉土地保障收支的做法。
反向假定的话，如果原初状态自耕农很少或无地农民很多，那么会出现“自由劳动力过剩”市场，此时的竞争是“租地竞争”或“找工竞争”，这些竞争趋向于增加地租或减少工资，契约环境对佃农或雇农比较不利，他们缺乏积累机会，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的机会就很低。相应地，土地所有者在比较有利的契约环境下，就有极大机会扩大积累，并在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较高时买入土地，扩大经营。在此情况下，即使富户分家析产而不断产生新的自耕农，但既有自耕农中的“分化”若由于上述原因变成不可逆过程，那么无地农民仍旧难以减少，甚至会持续增多，整个社会也就被“锁定”在高分化状态，这一变化显然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状态。
简单地说，在上述“纯自由交易”状态下，如果原来没有出现“分化”，那么“土地自由买卖”很难导致“两极分化”以及危害到自耕农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存在“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变化很可能起源于非经济的“原初状态”，土地即使频繁买卖也不能消除，不过也不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如果引进新变量，即外部资本（如工商手工业资本）的进入，这是否会对上述平衡状态产生影响呢？影响肯定会有，即如果土地改变为非农业用途仍受管制，则只是“农地交易自由”，或者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工商业地产开发程度低，商业资本购买土地也是农业用途，继续成为农业地主，即所谓的“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以下变化。
首先，外部资本进入本身虽然是“土地兼并”的刺激力量，但大量资本涌入土地市场必然推高地价，原有富裕地主很难再兼并土地，“自耕农之间的两极分化”受到阻抑。然后，地价推高导致地租率（指代自由契约下的地权收益，无论佃租还是雇工经营利润与地价之比）下降，进而成为抑制外部资本“过量”进入土地市场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是地租率的天然界限”。如此“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用处不大，不能立竿见影，所谓的“土地买卖无限吸纳工商业资本，导致工业化原始积累受阻”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最后，由于外来资本参与“农地自由交易”不会改变前面所述“锁定”逻辑，即在“农地农用”限制条件下，劳动双方对土地的谈判地位是受双方供求关系所决定，土地稀缺劳动过剩则劳方（佃、雇农）难于“上升”，反之则否。
外来资本进入抬高地价的同时自然抬高了劳务价格，如果土地事后并没有转变用途，仍是被作为农业用地，那么“劳-地”谈判关系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如果土地非农化受限而劳动非农化自由，农地仍旧农用，但农民可以另找工作，此时外来资本就可以尽情发挥作用，给农民提供出路的难度远低于给土地另找用处，这就成为了有利于劳方“上升”的因素。在此条件下，即便自耕农受高地价的吸引而增加卖地机率，卖地后自耕农也会转入非农就业，而不会“降级”成为佃农，自耕农农业状况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
不过，如果土地用途在外来资本涌入后，可以毫无难度地自由改变，经济大环境也利于非农业地产开发，以及地产投机兴盛，那么外部资本的进入效应就要详细分析了。首先，土地大量退出农业，无疑会加剧农地稀缺矛盾，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同时，劳动力非农化自由，非农产业刚开始发展时，劳动密集程度远不如农业，尤其比不上传统的种植业，最典型的就是当年英国“圈地运动”农地改牧场后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这种现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极为易见，但在政治至上的古代中国却很难成为现实，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即使非农业地产开发与地产投机不受法律限制，土地在经济上的活跃空间也极为有限，更别提频繁交易，创造价值了。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中国土地制度史》
土地兼并
“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主导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与土地私有制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问题的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着极为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但这并不是由于频繁的土地买卖所致，也就是说地主大户的万亩良田很少是通过正常的交易买卖获得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政治因素。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才能保持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状态。
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在《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中写道，“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其中“千年田换八百主”这句一直被世人所误解，此句不是说土地买卖频繁，讲的乃是土地权的归属更迭与政治有关，是由地主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当时辛弃疾仕途不顺，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已经五十五岁，时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由于在官场上受到挫折，辛弃疾有些心灰意冷，打算归隐乡野，儿子却以家田未置为由劝阻，辛弃疾这才写词将儿子大骂一通，称他只懂图谋富贵而不知宦海危险，无数人宠辱相继，家财地产也因之易手，辛弃疾家的“田产”规模完全取决于身为家主的他的政治地位之升降，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乃是出自《景德传灯录》的典故，是在指代官场斗争风险莫测，与土地买卖八竿子打不着。
另一方面，从具体统计案例对土地交易周期进行研究分析的话，也能发现其中端倪。以关中地区的地权交易平均周期研究为例，关中朝邑县《下鲁坡村鱼鳞正册》记载，在册耕田400块共283.94亩，其中94亩，自1890年至1932年后某年至少42年间，买卖易主的土地累计最多只有32.74亩次，按此频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转一次的周期至少为400年左右，若按地块计则更达千年以上。即使是动荡的清末民初，土地转卖次数都这么少，那么在承平时期，古代土地买卖频率只会更低。事实上，有着发达市场经济且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在各种财产形式中也是最小的，发达市场经济下农业土地的交易频率根本没有达到过“千年田换八百主”这样夸张的地步，更别提视土地如命的中国古人，封建时代的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间的土地买卖，一定会考虑到传统分家析产制。如此一来，土地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尚在两可。
我国经济学家胡景北曾提出所谓的“农业-阶级模型”，在此模型中如果初始条件是普遍自耕农化（即“一阶级”化），那么充分自由的要素交易不会改变这种“原初状态”，亦即“一阶级”在此设定条件下将处于动态锁定状态。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从纯逻辑角度添加若干因果关系，如假定土地处于一种可以充分自由交易的状态，而与土地发生关系的所有人都有充分自由交易权，他们既非奴隶也非农奴，也不是奴隶主或农奴主，每个人不受他人强制的同时亦不能强制他人，只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立场角度参与土地交易买卖。也就是说，在这一状态下，土地所有权不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与人力资本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与劳动的结合在交易双方都要遵守的自由契约（雇佣契约或租佃契约）状态下实现。
同时假定这是农业社会，没有外部资本与强权的介入，该社会环境下自由交易的结果从纯逻辑理论上只能形成一种负反馈，即对“原初状态”的“锁定”。接着，假定这种原初状态是以自耕农为主，无地农民只是少数，此时会出现“自由劳动力稀缺”的市场，“招佃竞争”或“招工竞争”随之出现，这些竞争最终会让土地所有者减少地租或增加工资，佃农或雇农在此有利契约下得到了较多的积累机会，时机一到就可以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这样一来，自耕农阶层也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相反土地所有者在此极为不利的契约下很难扩大积累，一旦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就势必会做出卖掉土地保障收支的做法。
反向假定的话，如果原初状态自耕农很少或无地农民很多，那么会出现“自由劳动力过剩”市场，此时的竞争是“租地竞争”或“找工竞争”，这些竞争趋向于增加地租或减少工资，契约环境对佃农或雇农比较不利，他们缺乏积累机会，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的机会就很低。相应地，土地所有者在比较有利的契约环境下，就有极大机会扩大积累，并在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较高时买入土地，扩大经营。在此情况下，即使富户分家析产而不断产生新的自耕农，但既有自耕农中的“分化”若由于上述原因变成不可逆过程，那么无地农民仍旧难以减少，甚至会持续增多，整个社会也就被“锁定”在高分化状态，这一变化显然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状态。
简单地说，在上述“纯自由交易”状态下，如果原来没有出现“分化”，那么“土地自由买卖”很难导致“两极分化”以及危害到自耕农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存在“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变化很可能起源于非经济的“原初状态”，土地即使频繁买卖也不能消除，不过也不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如果引进新变量，即外部资本（如工商手工业资本）的进入，这是否会对上述平衡状态产生影响呢？影响肯定会有，即如果土地改变为非农业用途仍受管制，则只是“农地交易自由”，或者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工商业地产开发程度低，商业资本购买土地也是农业用途，继续成为农业地主，即所谓的“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以下变化。
首先，外部资本进入本身虽然是“土地兼并”的刺激力量，但大量资本涌入土地市场必然推高地价，原有富裕地主很难再兼并土地，“自耕农之间的两极分化”受到阻抑。然后，地价推高导致地租率（指代自由契约下的地权收益，无论佃租还是雇工经营利润与地价之比）下降，进而成为抑制外部资本“过量”进入土地市场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是地租率的天然界限”。如此“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用处不大，不能立竿见影，所谓的“土地买卖无限吸纳工商业资本，导致工业化原始积累受阻”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最后，由于外来资本参与“农地自由交易”不会改变前面所述“锁定”逻辑，即在“农地农用”限制条件下，劳动双方对土地的谈判地位是受双方供求关系所决定，土地稀缺劳动过剩则劳方（佃、雇农）难于“上升”，反之则否。
外来资本进入抬高地价的同时自然抬高了劳务价格，如果土地事后并没有转变用途，仍是被作为农业用地，那么“劳-地”谈判关系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如果土地非农化受限而劳动非农化自由，农地仍旧农用，但农民可以另找工作，此时外来资本就可以尽情发挥作用，给农民提供出路的难度远低于给土地另找用处，这就成为了有利于劳方“上升”的因素。在此条件下，即便自耕农受高地价的吸引而增加卖地机率，卖地后自耕农也会转入非农就业，而不会“降级”成为佃农，自耕农农业状况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
不过，如果土地用途在外来资本涌入后，可以毫无难度地自由改变，经济大环境也利于非农业地产开发，以及地产投机兴盛，那么外部资本的进入效应就要详细分析了。首先，土地大量退出农业，无疑会加剧农地稀缺矛盾，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同时，劳动力非农化自由，非农产业刚开始发展时，劳动密集程度远不如农业，尤其比不上传统的种植业，最典型的就是当年英国“圈地运动”农地改牧场后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这种现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极为易见，但在政治至上的古代中国却很难成为现实，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即使非农业地产开发与地产投机不受法律限制，土地在经济上的活跃空间也极为有限，更别提频繁交易，创造价值了。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中国土地制度史》
土地兼并
印光大师：【一日禅】
药师佛像赞
十二大愿德难量，称名即得脱苦缰。待到业尽情空后，东西原是一觉场。
药师佛偈
药师如来琉璃光，誓愿宏深世莫量。显令生善集福庆，密使灭恶消祸殃。拔苦必期二死尽，与乐直教万德彰。法界圣凡同归命，蒙恩速得证真常。
药师佛法门
欲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应供药师如来像。
药师佛像供奉，宜装入玻璃镜中。供像之处，不可在卧室。若不得已，在卧室中供奉者，睡眠之时，宜以净布覆盖像上。
药师经，供于桌上。不读诵时，宜以净布覆盖。
供佛像之室内，须十分洁净，每日宜扫地，并常常拂试桌子。
供佛之香，须择上等有香气者。
供佛之花，须择开放圆满者，若稍残萎，即除去。花瓶之水，宜每日更换。若无鲜花时，可用纸制者代之。
此外如供净水供食物等，随各人意。但所供食物，须人可食者乃供之，若未熟之水果及未烹调之蔬菜等皆不可供。
以上所举之供物，应于礼佛之前预先供好。凡在佛前供物或礼佛时，必须先洗手漱口。此外如能悬幡燃灯尤善，无者亦可。
以下略述修持课仪，分为七门。其中礼敬赞叹供养回向发愿，必须行之。诵经持名持咒，可随己意，或惟修二法，或仅修一法，皆可。
一、礼敬
十方三宝一拜，或分礼佛法僧三拜。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拜。药师琉璃光如来三拜。此外若欲多拜，或兼礼敬其他佛菩萨者，随己意增加。礼敬之时，须至诚恭敬，缓缓拜起。万不可匆忙。宁可少拜，不可草率。
二、赞叹
礼敬既毕，于佛前长跪合掌，唱赞偈云：
“归命满月界 净妙琉璃尊法药救人天因中十二愿慈悲弘誓广 愿度诸含生我今申赞扬 志心头面礼”
以上赞偈出自药师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唱赞之时，声宜迟缓，宜庄重。
三、供养
赞叹既毕，于佛前长跪合掌，唱供养偈云：
“愿此香花云 遍满十方界一一诸佛土无量香庄严具足菩萨道 成就如来香”
供养毕，或随己意增诵忏悔文，或可略之。
四、诵药师经
字音不可讹误，宜详考之。
诵经时，或跪或立或坐或经行皆可。
五、持名
先唱赞偈云：
“药师如来琉璃光焰网庄严无等伦 无边行愿利有情 各遂所求皆不退”
然后念“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一声后再持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一百零八遍。若欲多念者，随意。
六、持药师咒
或据经中译音持念，或别依师学梵文原音持念，皆可。
或念全咒一百八遍。或先念全咒七遍，继念心咒一百八遍，后复念全咒七遍。心咒者，即是咒中唵字以下之文。
未经密宗阿阇黎传授，不可结手印。擅结者，有大罪。
持咒时，不宜大声，惟令自己耳中得闻。
持咒时，以坐为正式，或经行亦可。
七、回向发愿
回向与发愿大同，故今并举。其稍异者，回向须先修功德，再以此功德回向，惟愿如何云云。若先未作功德者，仅可云发愿也。
回向发愿，为修持者最切要之事。若不回向，则前所修之功德，无所归趣。今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回向之愿，各随己意。凡药师经中所载者，皆可发之，应详阅经文，自适其宜可耳。
以上所述之修持课仪，每日行一次或二次三次。必须至心诚恳，未可潦草塞责。印光老法师云：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吾人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应深味斯言，以自求多福也。
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印光大师：药师如来本愿经重刻跋
佛与众生，心体是一。而其所受用，天渊悬殊者，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也。佛则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度脱众生为怀，了无人我彼此之心。纵度尽一切众生，亦不见能度所度之相。故得福慧具足，为世间尊。众生则唯以自私自利为事，虽父母兄弟之亲，尚不能无彼此之相，况旁人世人乎哉。故其所感业报，或生贫穷下贱，或堕三途恶道。即令戒善禅定自修，得生人天乐处。但以无大悲心，不能直契菩提。以致福报一尽，仍复堕落，可不哀哉。是则唯欲利人者，正成就其自利。而唯欲自利者，乃适所以自害也。药师如来本愿经者，乃我释迦世尊，愍念此界一切罪苦众生，为说药师如来，因中果上利生之事，实为究竟离苦得乐之无上妙法也。众生果能发慈悲喜捨之大菩提心，受持此经，此咒，及此佛名号。推其功效，尚可以豁破无明，圆成佛道。况其余种种果位，种种福乐乎哉。然在佛心，固欲以无上觉道，全体授与一切众生。而众生智有浅深，固不得不随其所乐，令彼所求各各如愿也。须知药师一经，及与佛号，并其神咒，即释迦药师，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凡至诚受持者，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也。故玉琳琇国师，常持此经，及此佛号，以是禅教律净之总持法门。故受持者，或生净琉璃世界，或生极乐世界。待至豁破凡情，圆成圣智，则直契寂光，东西俱泯。而复东西历然，随愿往生。则与弥陀药师，同归秘藏。是名诸佛甚深行处。圣聪大师，以心安和尚所书之本，刻板流通。欲令受持者发起正信，祈简明以告之。又此经系唐玄奘法师所译。其八菩萨，但举其目，未标其名。说咒一段，又复缺略。后之知识，欲令经义完全，故依七佛本愿经，添入说咒一段，共四百二十八字。依灌顶第十二经，添入八菩萨名。以三经原是一经故也。须知在昔贝叶，唯属钞写，或有遗亡，以致译文全缺互异。后人添入，深契佛心。故诸注者，咸皆宗之。恐以藏本对校，致生疑虑。故并书缘起，以庆完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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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佛像赞
十二大愿德难量，称名即得脱苦缰。待到业尽情空后，东西原是一觉场。
药师佛偈
药师如来琉璃光，誓愿宏深世莫量。显令生善集福庆，密使灭恶消祸殃。拔苦必期二死尽，与乐直教万德彰。法界圣凡同归命，蒙恩速得证真常。
药师佛法门
欲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应供药师如来像。
药师佛像供奉，宜装入玻璃镜中。供像之处，不可在卧室。若不得已，在卧室中供奉者，睡眠之时，宜以净布覆盖像上。
药师经，供于桌上。不读诵时，宜以净布覆盖。
供佛像之室内，须十分洁净，每日宜扫地，并常常拂试桌子。
供佛之香，须择上等有香气者。
供佛之花，须择开放圆满者，若稍残萎，即除去。花瓶之水，宜每日更换。若无鲜花时，可用纸制者代之。
此外如供净水供食物等，随各人意。但所供食物，须人可食者乃供之，若未熟之水果及未烹调之蔬菜等皆不可供。
以上所举之供物，应于礼佛之前预先供好。凡在佛前供物或礼佛时，必须先洗手漱口。此外如能悬幡燃灯尤善，无者亦可。
以下略述修持课仪，分为七门。其中礼敬赞叹供养回向发愿，必须行之。诵经持名持咒，可随己意，或惟修二法，或仅修一法，皆可。
一、礼敬
十方三宝一拜，或分礼佛法僧三拜。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拜。药师琉璃光如来三拜。此外若欲多拜，或兼礼敬其他佛菩萨者，随己意增加。礼敬之时，须至诚恭敬，缓缓拜起。万不可匆忙。宁可少拜，不可草率。
二、赞叹
礼敬既毕，于佛前长跪合掌，唱赞偈云：
“归命满月界 净妙琉璃尊法药救人天因中十二愿慈悲弘誓广 愿度诸含生我今申赞扬 志心头面礼”
以上赞偈出自药师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唱赞之时，声宜迟缓，宜庄重。
三、供养
赞叹既毕，于佛前长跪合掌，唱供养偈云：
“愿此香花云 遍满十方界一一诸佛土无量香庄严具足菩萨道 成就如来香”
供养毕，或随己意增诵忏悔文，或可略之。
四、诵药师经
字音不可讹误，宜详考之。
诵经时，或跪或立或坐或经行皆可。
五、持名
先唱赞偈云：
“药师如来琉璃光焰网庄严无等伦 无边行愿利有情 各遂所求皆不退”
然后念“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一声后再持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一百零八遍。若欲多念者，随意。
六、持药师咒
或据经中译音持念，或别依师学梵文原音持念，皆可。
或念全咒一百八遍。或先念全咒七遍，继念心咒一百八遍，后复念全咒七遍。心咒者，即是咒中唵字以下之文。
未经密宗阿阇黎传授，不可结手印。擅结者，有大罪。
持咒时，不宜大声，惟令自己耳中得闻。
持咒时，以坐为正式，或经行亦可。
七、回向发愿
回向与发愿大同，故今并举。其稍异者，回向须先修功德，再以此功德回向，惟愿如何云云。若先未作功德者，仅可云发愿也。
回向发愿，为修持者最切要之事。若不回向，则前所修之功德，无所归趣。今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回向之愿，各随己意。凡药师经中所载者，皆可发之，应详阅经文，自适其宜可耳。
以上所述之修持课仪，每日行一次或二次三次。必须至心诚恳，未可潦草塞责。印光老法师云：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吾人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应深味斯言，以自求多福也。
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印光大师：药师如来本愿经重刻跋
佛与众生，心体是一。而其所受用，天渊悬殊者，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也。佛则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度脱众生为怀，了无人我彼此之心。纵度尽一切众生，亦不见能度所度之相。故得福慧具足，为世间尊。众生则唯以自私自利为事，虽父母兄弟之亲，尚不能无彼此之相，况旁人世人乎哉。故其所感业报，或生贫穷下贱，或堕三途恶道。即令戒善禅定自修，得生人天乐处。但以无大悲心，不能直契菩提。以致福报一尽，仍复堕落，可不哀哉。是则唯欲利人者，正成就其自利。而唯欲自利者，乃适所以自害也。药师如来本愿经者，乃我释迦世尊，愍念此界一切罪苦众生，为说药师如来，因中果上利生之事，实为究竟离苦得乐之无上妙法也。众生果能发慈悲喜捨之大菩提心，受持此经，此咒，及此佛名号。推其功效，尚可以豁破无明，圆成佛道。况其余种种果位，种种福乐乎哉。然在佛心，固欲以无上觉道，全体授与一切众生。而众生智有浅深，固不得不随其所乐，令彼所求各各如愿也。须知药师一经，及与佛号，并其神咒，即释迦药师，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凡至诚受持者，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也。故玉琳琇国师，常持此经，及此佛号，以是禅教律净之总持法门。故受持者，或生净琉璃世界，或生极乐世界。待至豁破凡情，圆成圣智，则直契寂光，东西俱泯。而复东西历然，随愿往生。则与弥陀药师，同归秘藏。是名诸佛甚深行处。圣聪大师，以心安和尚所书之本，刻板流通。欲令受持者发起正信，祈简明以告之。又此经系唐玄奘法师所译。其八菩萨，但举其目，未标其名。说咒一段，又复缺略。后之知识，欲令经义完全，故依七佛本愿经，添入说咒一段，共四百二十八字。依灌顶第十二经，添入八菩萨名。以三经原是一经故也。须知在昔贝叶，唯属钞写，或有遗亡，以致译文全缺互异。后人添入，深契佛心。故诸注者，咸皆宗之。恐以藏本对校，致生疑虑。故并书缘起，以庆完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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