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柯桥元素】文化印记 标注柯桥的独特历史
稽山鉴水，会稽山阴，柯桥，从厚重的历史走来，正向国际纺都迈进。
5月14日上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首批20项“浙江文化印记”。其中，打上深深柯桥烙印的有：绍兴黄酒、《兰亭序》、越剧，其他如青瓷、大运河浙江段、钱塘潮、浙东学派、龙井茶和西泠印社等，在历史长河中，都与柯桥产生了某种密不可分的缘分。
首批“浙江文化印记”中的柯桥元素
对于入选浙江文化印记的项目，记者做了初步梳理。
在绍兴，鉴湖水被称为“酒之血”。位于柯桥的湖塘是鉴湖江的发源地，民间素有“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之说。至今，鉴湖江两岸有“会稽山”“塔牌”等黄酒企业10余家，黄酒年产量占全市黄酒产量的半壁江山。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醉酒，莫过于此：东晋书圣王羲之，与42位名士在柯桥兰亭“流觞曲水”，写下被后世书家尊为神品的《兰亭序》，不落窠臼，隽妙雅逸，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风韵永流传，越音袅袅话江南。越壇竞秀，不得不提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这个在改革年代中孕育诞生的新型文艺团体，经过30余年的继承与发展，以文武兼备的特色，成为绍兴戏曲文化的“金名片”。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柯桥有悠久的越窑青瓷制造史，地域内有众多越窑遗址、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是越窑青瓷的原产地之一。据《绍兴县志》记载，早在汉晋六朝时期，柯桥地域的越窑青瓷窑址就有五个。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道闻名中外的世界奇观，引得众文人墨客折腰。而地处钱塘江畔的柯桥人，为了制服滔滔江潮，敢叫沧海变桑田，从围涂移民到工业强镇，涌现出一批批勤劳肯干的“弄潮儿”。
一代大哲王阳明，最后归葬于兰亭的仙暇山；“天下第一名社”的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出生于柯岩街道州山村，在西泠印社建筑中，吴隐注入了许多带有州山的文化元素，岁青岩就是为了纪念家族先烈吴从义。
文旅融合，可否打造柯桥版的“文化印记”？
首批20项“文化印记”是浙江文化积淀的翘楚，是展示浙江“重要窗口”的有效载体。那么，我们柯桥或者绍兴可否也推出20项本土版的“文化印记”，为文旅融合再添一把火？这一建议，得到了越文化研究专家王云根的肯定。
“将五星3A、美丽乡村工作与充分挖掘历史人文内涵相结合，各村把人文历史禀赋做精、做透，既能传承底蕴风气，又能弘扬时代新风，可谓一举多得。”王云根建议，可先提出一份备选目录，让社会各界投票，或者补充推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宣传柯桥文化和推介柯桥旅游的过程，是个文化亮点，是个宣传和强化保护意识的好抓手。
柯桥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就拿“大禹治水”举例，夏履镇因“履遗不蹑”而得名；湖塘街道型塘村有“禹治水会诸侯，筑高台刑防风氏”传说；安昌街道西扆山村曾有传说“禹以山为扆，朝见万国诸侯”；稽东镇千年古村落冢斜村，相传舜帝、禹妃皆葬于该村大龙山麓，祭禹之风颇盛……
舜的传说和越国的故事同样流芳，舜王庙、越王峥、日铸岭、上灶中灶下灶……
更不用说浙东唐诗之路的华彩乐章——鉴湖和若耶溪，唐代数百名文人骚客沿着古若耶溪泛舟而上，一路行舟赋诗，留下众多赞美诗篇。
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和多才多艺的徐渭，都与柯桥千丝万缕。明清两代，从柯桥走出的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各地。
到近代，一批柯桥的仁人志士开一代风气之先：福全山是“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巾帼女侠秋瑾的祖籍；现代白话诗先驱刘大白老家就在柯桥平水镇，曾在绍兴主办过《禹域新闻》，更是一名辛亥志士；“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罗家伦，就是钱清街道江墅村人，正是他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现代著名画家董希文是华舍人，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便是他所作……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厚实的文化底蕴是发展旅游业的先天优势。”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浙江省旅游集团外部董事梁雪松建议，在文旅产业开发中，我区的旅游相关部门可先打造一批带有柯桥“文化印记”的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一批既承载“文化印记”、又具有旅游功能的文旅项目。同时，在文旅传播推广中，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着力打造一批“文化印记”文旅IP，实现“文化印记”可持续传播，提升诗画柯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专家们表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文化印记”梳理好、传承好、保护好，让这些文化印记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全媒体记者 郦曼丽 赵炜 徐晔摄
稽山鉴水，会稽山阴，柯桥，从厚重的历史走来，正向国际纺都迈进。
5月14日上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首批20项“浙江文化印记”。其中，打上深深柯桥烙印的有：绍兴黄酒、《兰亭序》、越剧，其他如青瓷、大运河浙江段、钱塘潮、浙东学派、龙井茶和西泠印社等，在历史长河中，都与柯桥产生了某种密不可分的缘分。
首批“浙江文化印记”中的柯桥元素
对于入选浙江文化印记的项目，记者做了初步梳理。
在绍兴，鉴湖水被称为“酒之血”。位于柯桥的湖塘是鉴湖江的发源地，民间素有“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之说。至今，鉴湖江两岸有“会稽山”“塔牌”等黄酒企业10余家，黄酒年产量占全市黄酒产量的半壁江山。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醉酒，莫过于此：东晋书圣王羲之，与42位名士在柯桥兰亭“流觞曲水”，写下被后世书家尊为神品的《兰亭序》，不落窠臼，隽妙雅逸，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风韵永流传，越音袅袅话江南。越壇竞秀，不得不提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这个在改革年代中孕育诞生的新型文艺团体，经过30余年的继承与发展，以文武兼备的特色，成为绍兴戏曲文化的“金名片”。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柯桥有悠久的越窑青瓷制造史，地域内有众多越窑遗址、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是越窑青瓷的原产地之一。据《绍兴县志》记载，早在汉晋六朝时期，柯桥地域的越窑青瓷窑址就有五个。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道闻名中外的世界奇观，引得众文人墨客折腰。而地处钱塘江畔的柯桥人，为了制服滔滔江潮，敢叫沧海变桑田，从围涂移民到工业强镇，涌现出一批批勤劳肯干的“弄潮儿”。
一代大哲王阳明，最后归葬于兰亭的仙暇山；“天下第一名社”的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出生于柯岩街道州山村，在西泠印社建筑中，吴隐注入了许多带有州山的文化元素，岁青岩就是为了纪念家族先烈吴从义。
文旅融合，可否打造柯桥版的“文化印记”？
首批20项“文化印记”是浙江文化积淀的翘楚，是展示浙江“重要窗口”的有效载体。那么，我们柯桥或者绍兴可否也推出20项本土版的“文化印记”，为文旅融合再添一把火？这一建议，得到了越文化研究专家王云根的肯定。
“将五星3A、美丽乡村工作与充分挖掘历史人文内涵相结合，各村把人文历史禀赋做精、做透，既能传承底蕴风气，又能弘扬时代新风，可谓一举多得。”王云根建议，可先提出一份备选目录，让社会各界投票，或者补充推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宣传柯桥文化和推介柯桥旅游的过程，是个文化亮点，是个宣传和强化保护意识的好抓手。
柯桥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就拿“大禹治水”举例，夏履镇因“履遗不蹑”而得名；湖塘街道型塘村有“禹治水会诸侯，筑高台刑防风氏”传说；安昌街道西扆山村曾有传说“禹以山为扆，朝见万国诸侯”；稽东镇千年古村落冢斜村，相传舜帝、禹妃皆葬于该村大龙山麓，祭禹之风颇盛……
舜的传说和越国的故事同样流芳，舜王庙、越王峥、日铸岭、上灶中灶下灶……
更不用说浙东唐诗之路的华彩乐章——鉴湖和若耶溪，唐代数百名文人骚客沿着古若耶溪泛舟而上，一路行舟赋诗，留下众多赞美诗篇。
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和多才多艺的徐渭，都与柯桥千丝万缕。明清两代，从柯桥走出的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各地。
到近代，一批柯桥的仁人志士开一代风气之先：福全山是“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巾帼女侠秋瑾的祖籍；现代白话诗先驱刘大白老家就在柯桥平水镇，曾在绍兴主办过《禹域新闻》，更是一名辛亥志士；“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罗家伦，就是钱清街道江墅村人，正是他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现代著名画家董希文是华舍人，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便是他所作……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厚实的文化底蕴是发展旅游业的先天优势。”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浙江省旅游集团外部董事梁雪松建议，在文旅产业开发中，我区的旅游相关部门可先打造一批带有柯桥“文化印记”的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一批既承载“文化印记”、又具有旅游功能的文旅项目。同时，在文旅传播推广中，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着力打造一批“文化印记”文旅IP，实现“文化印记”可持续传播，提升诗画柯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专家们表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文化印记”梳理好、传承好、保护好，让这些文化印记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全媒体记者 郦曼丽 赵炜 徐晔摄
#传统文化大讲堂# 烹茶简史（四）
末茶冲饮的喝法并不是五代时期被发明的，而是在唐代已经有了雏形，即陆羽在《茶经》中所记载的“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an）茶”。
但是当时的陆羽是很鄙夷这种“痷茶”的，他认为“沟渠间弃水耳”，可是在晚唐时期因为战乱频发，人们已经无法有足够的精力来进行茶的烹煮，这种把水烧开对茶进行冲点的方式从成本和时间上有着大大的优势，就和晚唐出现的硬顶蹼头，迅速取代了唐代软顶蹼头一样（因为硬顶如帽子，就是后来宋明时期的乌纱帽，在穿戴上很方便，所以在战乱频发的当时可以迅速穿好，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当时很快得到了流行，并且传到了早于北宋数十年的辽国之中。
因为需要对茶末进行充点，那么首先在制茶工艺上就和唐代发生了改变，其次在对茶末的要求上也有区别，唐时要求茶末“大小如麦颗”，那么就是说还没有要求茶叶很细小，只要和麦粒大小就可以了，而到了宋代茶末要做到“瑟瑟如尘”，因为这样才可以用热水将其充点开来。而煮水的茶具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是为了冲点，煮水器如果还使用像大锅一样的铁鍑，冲点到话需要先把水舀出来倒入碗中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如果直接舀出，对水量的判断有一点困难（日本抹茶道是直接舀出，不过有专用的水勺，而且需要一定的训练，也并不是很容易掌握水量的。），如果是舀出来再倒入瓶中，然后冲点就会有另外两个问题，一是这样做的话比较费事，不符合旋冲旋点的方式，第二这样做的话水倒入瓶中之后温度就会降低，对下一步的品饮也有影响。所以到了辽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可以直接放在了炭火上进行煨煮的短嘴汤瓶（这个时候点茶还是雏形，所以汤瓶的制式还没有得到发展），这点在很多的考古壁画中都有展现。
从辽到北宋中期主要煮水器“汤瓶”基本上还是以金银为主。这应该和北宋初期和辽、西夏的接触比较多，受到一定游牧民族的审美有关系之外，也和当时点茶的风气受到上流社会的文人推广有关系。在宋代中早期的茶人风气中，对煮水器具的选择，还是以金银器为尊的，以宋仁宗时期的蔡襄所作的《茶录》为例，在提到煮水器汤瓶的时候有写“汤瓶 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可以从这里看出，这个时候作为北宋的中前期，对汤瓶的改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是要小，这样比较容易煮水（候汤），也不容易降温，二是要点茶注汤有准就要求汤瓶的嘴要细要长了，这就说明这个时候的汤瓶已经和北宋早期的短嘴汤瓶开始不一样了，外形有了进步，也更加适宜点茶了。最后蔡襄提到汤瓶还是要以金银为上，民间可以用铁器和瓷器，这里蔡襄就把金银制的煮水器和铁器、瓷器进行了区别，提出了金银为上的审美标准，而这种标准一直经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直到宋徽宗写《大观茶论》依然把金银器推至顶峰，赵佶在文中写道“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未欲园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这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宜金银”其次依然提到了汤瓶的制式应该是符合点茶标准的细口长嘴的造型，可见在这个时期宋式汤瓶的造型才算真正的确定。
这也说明宋代是从唐代的铁制茶具发展为金银制茶具的一个时期。不过并不是说汤瓶煮水完全都是优点也是有一定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判断水的火候最为困难，蔡襄在《茶录》中就有点到过“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因为瓶中看不见煮水时水的变化，所以相对于铁鍑煮水的直观观水，宋代人根据汤瓶发明了“听声辨水”，就是根据水在煮沸过程中在瓶中发出各个阶段的声音和水汽来判断是否水煮好了，苏轼有句著名的诗就提到了这一点：“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
而到了南宋时期，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依然有汤瓶的记载，只是他给了汤瓶“汤提点”的名字，因为这是有图画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上的汤提点虽然没有写是什么质地的，不过造型上看和锡制的茶具很是相似，这是因为金银铜铁铅锡，陶瓷石，宋人一直以金银为贵，恶铜铁，谓其有“生锉气”。其次便是瓷瓶为好。宋代同样是瓷器史上的高峰，但是从出土的瓷制汤瓶来看，大多还是模仿金银汤瓶的造型，也因为是仿金属器的缘故，使得瓷制汤瓶比起任何朝代的造型看上去感觉更加挺拔，宋代出土的煮水汤瓶，以长沙窑、越窑青瓷、定窑白瓷为多。到了南宋以后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瓶，造型更加高瘦纤秀，反而不似煮水器，大概是只盛沸水的器具罢了，现在各大场合看到的复原宋点点茶的时候，基本上出场的还是这一类汤瓶为主。
宋末之后，元代十分短暂，而且这个时期因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喝茶方面团散皆兴，所以对于煮水的器具开始出现了一个转变前的过渡阶段，再加上当时汉人士族的被打压，对于很多器具的审美和标准已无法做到和宋代一样了，于是从元入明后，煮水的器具也开始逐渐从汤瓶变成了后来的“茶铫”或者“汤铫”了。
这个时候名称的改变不仅仅意味着煮水器的造型开始了改变，也代表着它的制作材质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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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茶冲饮的喝法并不是五代时期被发明的，而是在唐代已经有了雏形，即陆羽在《茶经》中所记载的“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an）茶”。
但是当时的陆羽是很鄙夷这种“痷茶”的，他认为“沟渠间弃水耳”，可是在晚唐时期因为战乱频发，人们已经无法有足够的精力来进行茶的烹煮，这种把水烧开对茶进行冲点的方式从成本和时间上有着大大的优势，就和晚唐出现的硬顶蹼头，迅速取代了唐代软顶蹼头一样（因为硬顶如帽子，就是后来宋明时期的乌纱帽，在穿戴上很方便，所以在战乱频发的当时可以迅速穿好，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当时很快得到了流行，并且传到了早于北宋数十年的辽国之中。
因为需要对茶末进行充点，那么首先在制茶工艺上就和唐代发生了改变，其次在对茶末的要求上也有区别，唐时要求茶末“大小如麦颗”，那么就是说还没有要求茶叶很细小，只要和麦粒大小就可以了，而到了宋代茶末要做到“瑟瑟如尘”，因为这样才可以用热水将其充点开来。而煮水的茶具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是为了冲点，煮水器如果还使用像大锅一样的铁鍑，冲点到话需要先把水舀出来倒入碗中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如果直接舀出，对水量的判断有一点困难（日本抹茶道是直接舀出，不过有专用的水勺，而且需要一定的训练，也并不是很容易掌握水量的。），如果是舀出来再倒入瓶中，然后冲点就会有另外两个问题，一是这样做的话比较费事，不符合旋冲旋点的方式，第二这样做的话水倒入瓶中之后温度就会降低，对下一步的品饮也有影响。所以到了辽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可以直接放在了炭火上进行煨煮的短嘴汤瓶（这个时候点茶还是雏形，所以汤瓶的制式还没有得到发展），这点在很多的考古壁画中都有展现。
从辽到北宋中期主要煮水器“汤瓶”基本上还是以金银为主。这应该和北宋初期和辽、西夏的接触比较多，受到一定游牧民族的审美有关系之外，也和当时点茶的风气受到上流社会的文人推广有关系。在宋代中早期的茶人风气中，对煮水器具的选择，还是以金银器为尊的，以宋仁宗时期的蔡襄所作的《茶录》为例，在提到煮水器汤瓶的时候有写“汤瓶 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可以从这里看出，这个时候作为北宋的中前期，对汤瓶的改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是要小，这样比较容易煮水（候汤），也不容易降温，二是要点茶注汤有准就要求汤瓶的嘴要细要长了，这就说明这个时候的汤瓶已经和北宋早期的短嘴汤瓶开始不一样了，外形有了进步，也更加适宜点茶了。最后蔡襄提到汤瓶还是要以金银为上，民间可以用铁器和瓷器，这里蔡襄就把金银制的煮水器和铁器、瓷器进行了区别，提出了金银为上的审美标准，而这种标准一直经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直到宋徽宗写《大观茶论》依然把金银器推至顶峰，赵佶在文中写道“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未欲园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这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宜金银”其次依然提到了汤瓶的制式应该是符合点茶标准的细口长嘴的造型，可见在这个时期宋式汤瓶的造型才算真正的确定。
这也说明宋代是从唐代的铁制茶具发展为金银制茶具的一个时期。不过并不是说汤瓶煮水完全都是优点也是有一定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判断水的火候最为困难，蔡襄在《茶录》中就有点到过“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因为瓶中看不见煮水时水的变化，所以相对于铁鍑煮水的直观观水，宋代人根据汤瓶发明了“听声辨水”，就是根据水在煮沸过程中在瓶中发出各个阶段的声音和水汽来判断是否水煮好了，苏轼有句著名的诗就提到了这一点：“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
而到了南宋时期，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依然有汤瓶的记载，只是他给了汤瓶“汤提点”的名字，因为这是有图画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上的汤提点虽然没有写是什么质地的，不过造型上看和锡制的茶具很是相似，这是因为金银铜铁铅锡，陶瓷石，宋人一直以金银为贵，恶铜铁，谓其有“生锉气”。其次便是瓷瓶为好。宋代同样是瓷器史上的高峰，但是从出土的瓷制汤瓶来看，大多还是模仿金银汤瓶的造型，也因为是仿金属器的缘故，使得瓷制汤瓶比起任何朝代的造型看上去感觉更加挺拔，宋代出土的煮水汤瓶，以长沙窑、越窑青瓷、定窑白瓷为多。到了南宋以后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瓶，造型更加高瘦纤秀，反而不似煮水器，大概是只盛沸水的器具罢了，现在各大场合看到的复原宋点点茶的时候，基本上出场的还是这一类汤瓶为主。
宋末之后，元代十分短暂，而且这个时期因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喝茶方面团散皆兴，所以对于煮水的器具开始出现了一个转变前的过渡阶段，再加上当时汉人士族的被打压，对于很多器具的审美和标准已无法做到和宋代一样了，于是从元入明后，煮水的器具也开始逐渐从汤瓶变成了后来的“茶铫”或者“汤铫”了。
这个时候名称的改变不仅仅意味着煮水器的造型开始了改变，也代表着它的制作材质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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