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L是一个好男孩，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过的很开心很幸福。他会每天中午借同学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还把同学的电话打欠费，别人后来不肯借给他了hhhhhhsb）后来就借老师的手机给我打，最后没有办法自己办了一张电话卡，每天中午就站在电话亭跟我通电话，每次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像个傻子一样；会一个星期省吃俭用存钱，然后给我买一大堆零食吃；会手写520遍我的名字，给我做手工的小礼物；会给我写很多信，记录我们，会告诉我 我很好，不需要自卑；会每天都带着我的小皮筋，然后当女生问他要微信的时候亮出来说：不好意思，我女朋友会不高兴的；会把每天发生的小事情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回来了一件一件的说给我听；会为了给我抢肯德基的六一玩具，偷偷溜出学校跑很远的地方给我买（他们学校是封闭式的出校门很难而且学校也很偏）偶尔也会撒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幸福到我总是会觉得是不是幻觉呀～
所以呀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当时那么喜欢我的他怎么会抽身的那么快。其实对这段感情我一直持害怕的态度，我害怕我会影响到他的成绩，害怕年龄差距，害怕他只是玩一玩，我太清楚自己什么德性了，一旦栽进去没有个一年半载绝对出不来，而我们两个有太多不稳定性，但面对身边这个对我诱惑力极大的男孩，我还是想也没想，一头栽了进去。
我们没有吵架，也没有任何一方出轨，就突然有一天， 他从一条一条的回复我白天发的消息变成了选择性的回复，我是一个很缺少安全感的人，当我开始感受到了很明显的变化之后就会变得特别敏感，我问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他说没有，可当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固执非得要一个答案，直到最后他说 他不想辜负我对他的好，呵，原来只是舍不得我的好……其实他说的这些话就已经是答案了，但是我还是不肯接受，我死撑着给我们两个台阶下，我让他想清楚再回答，我嘴硬的说了很多话，我想让他哄我，但没想到他却随了我的意。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等他，等他到周末，又等他到考完试，中间那十多天真的是把眼泪都流尽了，我以为他考完想好了，会改变想法，可没想到还是等到了那个结局
最后一次谈话，我去了他家，我像往常一样接他放学，他还穿着我们的情侣装，路上还是像往常一样跟我分享他的日常，路上风大会站到我面前替我挡风，给我买我爱喝的柠檬水，和手机里冷冰冰的他完全是两个样子，就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或许是觉得对不起我吧，他哭了两个多小时，我第一次给男孩子擦眼泪，但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接触，很庆幸，至少我爱的男孩为我哭过。但最后我们还是没能重新和好，有些遗憾最后连好好拥抱都没有，我们就分开了。
在他面前，我强忍着眼泪，毕竟我是姐姐，成年人了，总不能让自己输的太难堪。但是关上电梯门的那一瞬间，控制我理性的最后那根绳一下子崩掉了，我蹲在电梯里嚎啕大哭，然后走出电梯我的腿就软了，直接瘫在小区的地上哭，真的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也顾不得在意别人的眼光，后来他给我发消息 让我站起来，我以为他追出来了，猛的一回头身后什么也没有，那一瞬间好像一下子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打了个来回一样，失落感爆棚，才知道 他只是在楼上看着我而已，当时剩的那一丝血 直接给我杀空了。那次真的是这么多年以来最崩溃的一次了。
但就这样了我们还是没有分干净，我还是想等他，他让我等他期末考考完，我答应了。我们没换掉情头，但解了关联，没有删说说，但他却把空间对我锁了。就算是这样，我也还在等，我嘴硬，真的难过的要死了，也没让他知道，假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心底里还在等，直到他从跟我分享日常到不分享，从很亲昵的说话到慢慢变得客气的不能再客气，我才死心了，最后用很轻松的语气： 好 会过去的，结束了我跟他最后的纠缠。
嗯……其实很多事我都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一起逛过书城，一起去过电玩城，一起去过咪哒，一起喝奶茶吃冰激凌，一起看过电影，一起坐过公交，接他放学然后悄悄去过他家，还有好多好多，但也还有好多好多还没来得及去做的，本来想一起去做陶瓷手工，还有差点就要去纹的情侣纹身，还有答应他的毕业旅行……
对了，我和他同一只手的同一个位置，有一颗一模一样的痣，是我无意间发现的，真的好惊喜！有人说这是上辈子的缘分没尽，可现在看来大概是上辈子没尽的缘分不够这辈子的我们走到头吧。
生活总是会给你开很多玩笑，给你糖吃然后在你爱上吃糖了之后再给你一巴掌 告诉你那其实是颗毒药。可是这颗毒药太甜啦，小朋友怎么戒都戒不掉，这次小朋友是真的没办法了…… https://t.cn/R2WxRdx
所以呀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当时那么喜欢我的他怎么会抽身的那么快。其实对这段感情我一直持害怕的态度，我害怕我会影响到他的成绩，害怕年龄差距，害怕他只是玩一玩，我太清楚自己什么德性了，一旦栽进去没有个一年半载绝对出不来，而我们两个有太多不稳定性，但面对身边这个对我诱惑力极大的男孩，我还是想也没想，一头栽了进去。
我们没有吵架，也没有任何一方出轨，就突然有一天， 他从一条一条的回复我白天发的消息变成了选择性的回复，我是一个很缺少安全感的人，当我开始感受到了很明显的变化之后就会变得特别敏感，我问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他说没有，可当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固执非得要一个答案，直到最后他说 他不想辜负我对他的好，呵，原来只是舍不得我的好……其实他说的这些话就已经是答案了，但是我还是不肯接受，我死撑着给我们两个台阶下，我让他想清楚再回答，我嘴硬的说了很多话，我想让他哄我，但没想到他却随了我的意。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等他，等他到周末，又等他到考完试，中间那十多天真的是把眼泪都流尽了，我以为他考完想好了，会改变想法，可没想到还是等到了那个结局
最后一次谈话，我去了他家，我像往常一样接他放学，他还穿着我们的情侣装，路上还是像往常一样跟我分享他的日常，路上风大会站到我面前替我挡风，给我买我爱喝的柠檬水，和手机里冷冰冰的他完全是两个样子，就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或许是觉得对不起我吧，他哭了两个多小时，我第一次给男孩子擦眼泪，但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接触，很庆幸，至少我爱的男孩为我哭过。但最后我们还是没能重新和好，有些遗憾最后连好好拥抱都没有，我们就分开了。
在他面前，我强忍着眼泪，毕竟我是姐姐，成年人了，总不能让自己输的太难堪。但是关上电梯门的那一瞬间，控制我理性的最后那根绳一下子崩掉了，我蹲在电梯里嚎啕大哭，然后走出电梯我的腿就软了，直接瘫在小区的地上哭，真的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也顾不得在意别人的眼光，后来他给我发消息 让我站起来，我以为他追出来了，猛的一回头身后什么也没有，那一瞬间好像一下子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打了个来回一样，失落感爆棚，才知道 他只是在楼上看着我而已，当时剩的那一丝血 直接给我杀空了。那次真的是这么多年以来最崩溃的一次了。
但就这样了我们还是没有分干净，我还是想等他，他让我等他期末考考完，我答应了。我们没换掉情头，但解了关联，没有删说说，但他却把空间对我锁了。就算是这样，我也还在等，我嘴硬，真的难过的要死了，也没让他知道，假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心底里还在等，直到他从跟我分享日常到不分享，从很亲昵的说话到慢慢变得客气的不能再客气，我才死心了，最后用很轻松的语气： 好 会过去的，结束了我跟他最后的纠缠。
嗯……其实很多事我都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一起逛过书城，一起去过电玩城，一起去过咪哒，一起喝奶茶吃冰激凌，一起看过电影，一起坐过公交，接他放学然后悄悄去过他家，还有好多好多，但也还有好多好多还没来得及去做的，本来想一起去做陶瓷手工，还有差点就要去纹的情侣纹身，还有答应他的毕业旅行……
对了，我和他同一只手的同一个位置，有一颗一模一样的痣，是我无意间发现的，真的好惊喜！有人说这是上辈子的缘分没尽，可现在看来大概是上辈子没尽的缘分不够这辈子的我们走到头吧。
生活总是会给你开很多玩笑，给你糖吃然后在你爱上吃糖了之后再给你一巴掌 告诉你那其实是颗毒药。可是这颗毒药太甜啦，小朋友怎么戒都戒不掉，这次小朋友是真的没办法了…… https://t.cn/R2WxRdx
同一首歌走进宝鸡（下）上篇：https://t.cn/A65i0hd7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人生的财富守恒定律，读完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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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这样埋怨：在欧美/日本等国家，有很多家族式企业，他们往往一个企业传承了10几代人，所以他们不浮躁，有匠心。
而中国呢？往往是富不过三代，各种家族传承到第三代基本上就完蛋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家族能长期霸占一个领域吗，甚至家族的10几代人都能稳居上流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上的其它人该怎么办？
这恰恰就是中国的特别之处，也是公平之处。
中国是一个不断洗牌的社会，永远都给底层社会的人们留了上升的通道。穷人一生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第一是高考，第二就是创业。这两大机制保证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在中国，无论一个孩子出身多么卑微，照样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考上一流学校，因为高考只认分数，跟你的背景和出身没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创业，多少人都是靠创业翻了身，富甲一方。
但是在西方社会里，教育的作用往往是为了社会阶层的稳定，背景不同的孩子很难被混合在一起，所谓的素质教育往往都是高昂的成本支持的，穷人的孩子总被边缘化。
如果教育需要依靠视野开阔，依靠见识和经历，这对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同样，西方社会的创业成本也非常高昂，包括：税务/工人工资/各种保障福利等等，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踏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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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话俗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光脚的人，指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也就无所顾虑，什么事情都敢于去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穿鞋的人，是指那些有地位有身份有财富的人，他们往往不敢做冒险出格的事情，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太多。
光脚的人，往往为生存而战，哪怕是一线希望，他们拼死也会抓住。
穿鞋的人，往往为声誉和财富而战，犯不着跟别人拼命，他们的命更值钱。
中国还有一句话叫：穷不过三代，也富不过三代。
你贫穷，但你不会一直穷困下去；因为穷则思变，当事物穷极到尽头的时候，必然开始主动求变，变则通达。
你富有，但你不会一直这么富有下去。因为越安逸的环境越让人放弃思考，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被别人取代。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在中国，没有永远的强者，也没有永远的弱者，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贫穷，轮不到你也能轮到你孙子，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绝对公平的，只是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一样而已。
《道德经》里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意思是说：“天道”的特点是减少富足人手里的东西，而去补给那些贫困的人。而“人道”则是相反的，是逆天道而行的：大家都去巴结富贵的，都去踩挤那些贫穷的人。
比如著名的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幸亏我们还有“天道”，唯有天道才是最公平的。它冥冥之中，才掌控了人类运行的大规律，维护了世界的公平。

在天道里，大家永远都会同情弱者。只要你是弱者，哪怕不占理，也一定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同样，大家永远都会嫉妒强者，无论你多么牛X，多么有理，如果不懂的示弱，就会成为万夫所指。
在天道里，越成功的人越需要慎言慎行，如履薄冰；越弱小的人越可以胆大妄为/野蛮生长。
而很多人却搞颠倒了：年轻时做事畏首畏尾，最终一无所成；成功时却胆大妄为，最后终于栽倒。[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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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这样埋怨：在欧美/日本等国家，有很多家族式企业，他们往往一个企业传承了10几代人，所以他们不浮躁，有匠心。
而中国呢？往往是富不过三代，各种家族传承到第三代基本上就完蛋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家族能长期霸占一个领域吗，甚至家族的10几代人都能稳居上流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上的其它人该怎么办？
这恰恰就是中国的特别之处，也是公平之处。
中国是一个不断洗牌的社会，永远都给底层社会的人们留了上升的通道。穷人一生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第一是高考，第二就是创业。这两大机制保证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在中国，无论一个孩子出身多么卑微，照样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考上一流学校，因为高考只认分数，跟你的背景和出身没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创业，多少人都是靠创业翻了身，富甲一方。
但是在西方社会里，教育的作用往往是为了社会阶层的稳定，背景不同的孩子很难被混合在一起，所谓的素质教育往往都是高昂的成本支持的，穷人的孩子总被边缘化。
如果教育需要依靠视野开阔，依靠见识和经历，这对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同样，西方社会的创业成本也非常高昂，包括：税务/工人工资/各种保障福利等等，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踏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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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话俗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光脚的人，指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也就无所顾虑，什么事情都敢于去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穿鞋的人，是指那些有地位有身份有财富的人，他们往往不敢做冒险出格的事情，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太多。
光脚的人，往往为生存而战，哪怕是一线希望，他们拼死也会抓住。
穿鞋的人，往往为声誉和财富而战，犯不着跟别人拼命，他们的命更值钱。
中国还有一句话叫：穷不过三代，也富不过三代。
你贫穷，但你不会一直穷困下去；因为穷则思变，当事物穷极到尽头的时候，必然开始主动求变，变则通达。
你富有，但你不会一直这么富有下去。因为越安逸的环境越让人放弃思考，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被别人取代。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在中国，没有永远的强者，也没有永远的弱者，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贫穷，轮不到你也能轮到你孙子，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绝对公平的，只是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一样而已。
《道德经》里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意思是说：“天道”的特点是减少富足人手里的东西，而去补给那些贫困的人。而“人道”则是相反的，是逆天道而行的：大家都去巴结富贵的，都去踩挤那些贫穷的人。
比如著名的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幸亏我们还有“天道”，唯有天道才是最公平的。它冥冥之中，才掌控了人类运行的大规律，维护了世界的公平。

在天道里，大家永远都会同情弱者。只要你是弱者，哪怕不占理，也一定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同样，大家永远都会嫉妒强者，无论你多么牛X，多么有理，如果不懂的示弱，就会成为万夫所指。
在天道里，越成功的人越需要慎言慎行，如履薄冰；越弱小的人越可以胆大妄为/野蛮生长。
而很多人却搞颠倒了：年轻时做事畏首畏尾，最终一无所成；成功时却胆大妄为，最后终于栽倒。[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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