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百万庄：新中国第一住宅区的前世今生by 陈瞰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栗家坟猜想（二）
“Lie”家坟是一座墓葬，绝非寻常百姓人家，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至于墓主人到底姓不姓栗，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猜想。本想以此来纪念一下我即将消逝的故乡，告诉人们，她并非我们眼中独守一隅的孤单渺小，她也有她的曾经与过往。后来，一个关于“Lie”家坟的别称，让我又继续开始对它的猜想。
这是在与老一辈的访谈中得知的。“Lie”家坟还有一个称呼叫“伺郎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叫法，至少我没有。恐怕村里好多人也和我一样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家这位八十二岁的老长辈很笃定有这个称谓。伺郎在古代是个相当高的官职，是朝廷各部尚书的副手，相当于副部长级别。如果这样级别的人物，在史册里应该不难找到。于是，决定按照猜想中的栗氏查找一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里查找栗姓，长治籍，官至伺郎、尚书的进士，找到名字后，再去《潞安府志》里对照着查，结果还真的不让人失望。
最早官至户部伺郎的这位叫栗恕，长子县人，洪武七年（1374年）举孝廉，以才猷学术应辟召入京，担任刑科给事中。洪武十五（1382）年十月试任户部右侍郎（约当于今日的财政部副部长）。洪武十七年正月正式任户部尚书一职，六月被外调福建布政使司左参政。其子栗刚，经商贩卖食盐，在前往甘肃张掖的路上经过会宁，感觉那里地方不错，随后便举家迁至会宁东关。据他们的家谱记载，栗恕是栗氏第十三代。这样算来，从栗恕这一代至少上溯三百多年，也就是北宋时期，栗氏家族已经在当时的长子县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长子县并非我们今天概念中的长子县。因为在历史的沿革中，好多县的辖区并非一成不变的。长子县是个古老的县，因尧之长子丹朱受封于此，由此得名，并曾一直为上党郡郡治。唐朝改上党郡为潞州。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平息潞城县陈卿起义之后，擢升潞州为潞安府，从所辖县区中划地增设附郭长治和平顺两县，取其字意，以示纪念。因此栗恕当时所属的长子县，与今天县区所辖范围相比较肯定是不同的。
有关栗恕的墓地，《潞安府志》和《山西通志》都有记录。寥寥几个字：位于长子县城西。究竟具体在什么地方？什么村子？不知道长子县有人知道不知道？
另外一位出任兵部侍郎的叫栗永禄。这一家祖孙四代从资料上看真可谓是声名显赫，堪称名门望族。其曾祖栗铭，字警之，潞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登进士，历任山东阳信、直隶丹徒知县，升徐州知府。栗永禄，栗铭曾孙，字士学，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解元，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时年二十七岁，授寿州知州，擢苏州府同知，历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副使，浙江布政司参政，改河南巡抚，擢兵部侍郎，改南京总督粮储，因事罢官归。起为兵部侍郎，迁甘肃巡抚。栗永禄的祖父栗漳和父亲栗木，原本都是尚食局辖下司膳司的典膳，是明王朝在皇宫和王府里负责膳食的小官员，最后两人却都累赠南京户部侍郎。虽说累赠是古代朝廷加封的荣誉性官职，但是对于追求仕途的人来说，这也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有的荣耀。这一家族的生活年代正是长治县设立之时，所以资料记录里也有将他们称为长治人。此处的长治，毫无疑问是指长治县。这样的记载相当含混，因为当时的潞州涵盖长治和晋城大部分，甚至包括晋中和河北少数地方；长治县与当时的潞安府又是治所同城，知县附郭。也就是说，当时的长治县并没有独立的辖区，只是与潞安府同处一座城池内的一个县，所以也称为附郭县。这是不是造成了历史上好多古代名人都没有具体的籍贯，或着好几个地方争抢同一个名人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想厘清栗永禄祖孙四代究竟家属何地，实属不易。
栗铭和栗永禄的墓地分别在不同版本得《潞安府志》里可以找到。栗铭墓地记录只是简单地说在城西十五里。栗永禄的墓地明确写着在城西邱村。栗漳和栗木的墓地没有记载。有人知道邱村和栗永禄的故事吗？邱村有没有栗家坟？邱村家赶紧趁着没有拆迁之前查找一下，实在没有的话，是不是就该我大美上韩的“Lie”家坟闪亮登场了。地处三县交界的“Lie”家坟，会不会就是栗家坟？会不会与栗恕或栗铭家族有关？
栗永禄家族的祖孙四代，三位官至侍郎，一位出任知府（潞安府志里记载的是知州）。这样的家族墓地倒是名实相符的“伺郎坟”。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柏树坟的故事。据说柏树坟里有碑刻，上面记载着墓主人家族世代为官，最小的官职是知府（知县？）。是不是老人们将两座墓地的故事记混淆了？还是柏树坟和栗家坟有什么关系？可是两个墓地分属于村子的东北和东南方向，间隔距离至少有一里地呢，这又怎么讲？此时，的确蒙圈了！
生命中的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晕头转向地挣扎着，越不明白就越想知道，越想知道却越不明白。我们身不由己地奔走在通往未知的路上，匆匆忙忙，忘却了来时的方向。就像我们曾经的年少轻狂，多少次想着设法逃离自己的故乡，一转眼，时过境迁，故乡已是自己再也回不去的远方。虽说考究历史不是我的能力权限，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对家乡有种淡淡的愧疚感。是因为那些曾经遗失的美好？还是对故乡没齿难忘的思念？这种说明清、道不明的情愫却总是隐约浮现，那就干脆诉诸笔端，权且当作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吧。
“Lie”家坟是一座墓葬，绝非寻常百姓人家，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至于墓主人到底姓不姓栗，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猜想。本想以此来纪念一下我即将消逝的故乡，告诉人们，她并非我们眼中独守一隅的孤单渺小，她也有她的曾经与过往。后来，一个关于“Lie”家坟的别称，让我又继续开始对它的猜想。
这是在与老一辈的访谈中得知的。“Lie”家坟还有一个称呼叫“伺郎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叫法，至少我没有。恐怕村里好多人也和我一样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家这位八十二岁的老长辈很笃定有这个称谓。伺郎在古代是个相当高的官职，是朝廷各部尚书的副手，相当于副部长级别。如果这样级别的人物，在史册里应该不难找到。于是，决定按照猜想中的栗氏查找一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里查找栗姓，长治籍，官至伺郎、尚书的进士，找到名字后，再去《潞安府志》里对照着查，结果还真的不让人失望。
最早官至户部伺郎的这位叫栗恕，长子县人，洪武七年（1374年）举孝廉，以才猷学术应辟召入京，担任刑科给事中。洪武十五（1382）年十月试任户部右侍郎（约当于今日的财政部副部长）。洪武十七年正月正式任户部尚书一职，六月被外调福建布政使司左参政。其子栗刚，经商贩卖食盐，在前往甘肃张掖的路上经过会宁，感觉那里地方不错，随后便举家迁至会宁东关。据他们的家谱记载，栗恕是栗氏第十三代。这样算来，从栗恕这一代至少上溯三百多年，也就是北宋时期，栗氏家族已经在当时的长子县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长子县并非我们今天概念中的长子县。因为在历史的沿革中，好多县的辖区并非一成不变的。长子县是个古老的县，因尧之长子丹朱受封于此，由此得名，并曾一直为上党郡郡治。唐朝改上党郡为潞州。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平息潞城县陈卿起义之后，擢升潞州为潞安府，从所辖县区中划地增设附郭长治和平顺两县，取其字意，以示纪念。因此栗恕当时所属的长子县，与今天县区所辖范围相比较肯定是不同的。
有关栗恕的墓地，《潞安府志》和《山西通志》都有记录。寥寥几个字：位于长子县城西。究竟具体在什么地方？什么村子？不知道长子县有人知道不知道？
另外一位出任兵部侍郎的叫栗永禄。这一家祖孙四代从资料上看真可谓是声名显赫，堪称名门望族。其曾祖栗铭，字警之，潞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登进士，历任山东阳信、直隶丹徒知县，升徐州知府。栗永禄，栗铭曾孙，字士学，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解元，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时年二十七岁，授寿州知州，擢苏州府同知，历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副使，浙江布政司参政，改河南巡抚，擢兵部侍郎，改南京总督粮储，因事罢官归。起为兵部侍郎，迁甘肃巡抚。栗永禄的祖父栗漳和父亲栗木，原本都是尚食局辖下司膳司的典膳，是明王朝在皇宫和王府里负责膳食的小官员，最后两人却都累赠南京户部侍郎。虽说累赠是古代朝廷加封的荣誉性官职，但是对于追求仕途的人来说，这也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有的荣耀。这一家族的生活年代正是长治县设立之时，所以资料记录里也有将他们称为长治人。此处的长治，毫无疑问是指长治县。这样的记载相当含混，因为当时的潞州涵盖长治和晋城大部分，甚至包括晋中和河北少数地方；长治县与当时的潞安府又是治所同城，知县附郭。也就是说，当时的长治县并没有独立的辖区，只是与潞安府同处一座城池内的一个县，所以也称为附郭县。这是不是造成了历史上好多古代名人都没有具体的籍贯，或着好几个地方争抢同一个名人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想厘清栗永禄祖孙四代究竟家属何地，实属不易。
栗铭和栗永禄的墓地分别在不同版本得《潞安府志》里可以找到。栗铭墓地记录只是简单地说在城西十五里。栗永禄的墓地明确写着在城西邱村。栗漳和栗木的墓地没有记载。有人知道邱村和栗永禄的故事吗？邱村有没有栗家坟？邱村家赶紧趁着没有拆迁之前查找一下，实在没有的话，是不是就该我大美上韩的“Lie”家坟闪亮登场了。地处三县交界的“Lie”家坟，会不会就是栗家坟？会不会与栗恕或栗铭家族有关？
栗永禄家族的祖孙四代，三位官至侍郎，一位出任知府（潞安府志里记载的是知州）。这样的家族墓地倒是名实相符的“伺郎坟”。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柏树坟的故事。据说柏树坟里有碑刻，上面记载着墓主人家族世代为官，最小的官职是知府（知县？）。是不是老人们将两座墓地的故事记混淆了？还是柏树坟和栗家坟有什么关系？可是两个墓地分属于村子的东北和东南方向，间隔距离至少有一里地呢，这又怎么讲？此时，的确蒙圈了！
生命中的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晕头转向地挣扎着，越不明白就越想知道，越想知道却越不明白。我们身不由己地奔走在通往未知的路上，匆匆忙忙，忘却了来时的方向。就像我们曾经的年少轻狂，多少次想着设法逃离自己的故乡，一转眼，时过境迁，故乡已是自己再也回不去的远方。虽说考究历史不是我的能力权限，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对家乡有种淡淡的愧疚感。是因为那些曾经遗失的美好？还是对故乡没齿难忘的思念？这种说明清、道不明的情愫却总是隐约浮现，那就干脆诉诸笔端，权且当作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吧。
被头儿喂的午饭撑到现在[喵喵]
来自亲姐妹儿的圣诞礼物
来自俱乐部的大东北丑梨
还有被我老头儿每天的宠爱
这么多的美好就要被明日的老巫婆给打回现实！
庆幸的是难熬的本命年终于要结束了.
往后的日子深话浅说，长路慢走
父母身体安康 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兔子]
2020倒计时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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