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行一善[超话]# 认识佛医：印光大师论病法语三十五则 （五）
佛是大医王，万病总治，不但疗治身心之病，亦能以法药疗治生死轮回之病。
二十七、《净土三要述义序（民十六年）》
绍兴骆季和居士，宿具灵根，笃信佛法，自行化他，唯以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为事。而复注重于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爱惜物命。又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为挽回世道人心唯一无二之妙法，诚可谓知本而急先务者。居士少年时，颇慕古人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志，遂留心医理，以期利人。久之医道大行，颇著时誉。继思心病为本，身病为末，若不治心病，俾一切人亲见本来面目，出离轮回生死者，其利甚微。究非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道。世以佛为大医王，吾将求彼医术，以期自他同得究竟安乐也。由是与诸善知识游，研究佛经，始知佛之医术，世无有二。如出暗室，得见天日，庆快之忱，非可言喻。
二十八、《天台山国清寺创建养老养病助念三堂碑记（民二十三年）》
娑婆为极苦之邦，固属客途旅舍。安养为极乐之域，原是本有家乡。但由众生迷而未悟，遂以龌龊旅舍为家乡，而不知有祖父所建至极清净安隐之住处也。由兹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于六道之中，沉溺于三途之内，从劫至劫，莫由得出。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间，随机说法。俾诸众生，返迷归悟，就路还家。由众生根机不一，致如来所说各殊。然此诸法，皆仗自力，唯最上上根，即生可以了办。若下焉者，或二生三生始了。其久经长劫不能了办者，居其多数。如来普度众生之心，郁而未畅。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俾上圣下凡，同于现生，出此娑婆，登彼安养。圣则速成佛道，凡则渐证菩提。普度孤露无依之众生，大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上之文殊普贤，马鸣龙树，下之五逆十恶，极重罪人，皆为此法所摄之机。吾人上不能如文殊等，下未至于逆恶等，可不奋发大志，以期横超三界乎。溯自大教东来，虽有禅教律密净之门庭不同，而无一不以往生净土为归宿者。天台山，为智者大师道场，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如来一代时教，又复注重于净土一门。虽未见华严末后归宗之文，其立法固暗与之合，足见佛祖原是一个鼻孔。国清寺为大师将入灭定基之寺，至今一千三百数十年，虽屡经沧桑，代有兴替，而赖有高人为之住持，故致至今道风不坠。
清乾隆初，宝琳珍公为之重兴，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尚有三堂，力未暇及。一曰养老，以诸方名德，本寺耆旧，年老息心，专办己事，不有专堂，何资净业。二曰养病，十方僧侣，孤孑一身，既来依止，即是同胞，一有疾病，不能随众，移此将息，以期速愈。如或世寿将尽，则移之助念堂中。三曰助念，凡病重临终之人，移归此堂，常住即派人轮班助念。住持，班首，当为开导，令其通身放下，一心念佛。面前当供接引佛像，令其心念口念，耳听目睹，除佛之外，一无所念。庶可正念昭彰，随佛往生。此出家修行，丛林宏法，至极紧要之一件大事。为住持执事者，当视人之老病死，为己之老病死，必使各得其所，决不肯含糊了事。则现在之道德日尊，往生之莲品更胜矣。况古人建立丛林，原为老病而设。亦令济济僧伦，有所依止，莘莘学子，有所参承。人谁无老，人谁无病，人谁无死。若不特开一堂，则老者病者，身心难安。身心不安，则于念佛求生，适成障碍。此特立养老，养病二堂之所以也。然老病犹可将就，临终断难疏缓。若工夫未深，佛念未纯，又加病苦沉重，不有知识开导，净侣助念，便归轮回之中，绝无了脱之望矣。即工夫已深，佛念已纯之人，又得大众助念之力，岂不更为速得见佛闻法，悟无生忍乎。是知助念一事，关系甚大。当此命光迁谢，升沉立判之时，既有开导助念之人，譬如怯夫避寇，拟乘邮船远遁，得诸人之扶持，便可一跃而上，遂得安坐以达彼岸。若无开导助念之人，必受破坏正念之祸，勿道工夫未深者，不能了脱，即佛念已纯者，亦难往生。譬如勇士破围而出，拟乘舟逝，被众人之攀挽，即时坠入深渊。或超凡入圣，或依旧轮回，在此呼吸之间，其得失之权，操之于住持者居多半，操之于执事者居少半。若住持执事，视他人之死，如己之父母师友死，必极力如法助念，成就往生。既得往生，久必圆成佛道。是成就一人往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也，其为功德，何能名焉。至民十七八年，以住持不得其人，遂致一败涂地。十九年，本山耆老，及诸乡绅，恭请前退居可兴和尚，复为住持，以期恢复。兴公又邀挚友静权法师，为之辅助。于是特开学社，宏阐台宗，兴利除弊，百废备举。今又拟建此三堂，堂各五间，其地附近大厨，以期老病所需饮食茶水方便耳。每堂各安照应之人，各立规约。住持执事，时常巡视，不致照应之人，偷懒疏忽，其用心慎密，令人钦佩。命光作记，因嘉其为法为人之诚，遂忘其固陋，而书其大意。愿国清以后之住持执事，及诸方现未之住持执事，各各深注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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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大医王，万病总治，不但疗治身心之病，亦能以法药疗治生死轮回之病。
二十七、《净土三要述义序（民十六年）》
绍兴骆季和居士，宿具灵根，笃信佛法，自行化他，唯以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为事。而复注重于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爱惜物命。又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为挽回世道人心唯一无二之妙法，诚可谓知本而急先务者。居士少年时，颇慕古人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志，遂留心医理，以期利人。久之医道大行，颇著时誉。继思心病为本，身病为末，若不治心病，俾一切人亲见本来面目，出离轮回生死者，其利甚微。究非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道。世以佛为大医王，吾将求彼医术，以期自他同得究竟安乐也。由是与诸善知识游，研究佛经，始知佛之医术，世无有二。如出暗室，得见天日，庆快之忱，非可言喻。
二十八、《天台山国清寺创建养老养病助念三堂碑记（民二十三年）》
娑婆为极苦之邦，固属客途旅舍。安养为极乐之域，原是本有家乡。但由众生迷而未悟，遂以龌龊旅舍为家乡，而不知有祖父所建至极清净安隐之住处也。由兹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于六道之中，沉溺于三途之内，从劫至劫，莫由得出。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间，随机说法。俾诸众生，返迷归悟，就路还家。由众生根机不一，致如来所说各殊。然此诸法，皆仗自力，唯最上上根，即生可以了办。若下焉者，或二生三生始了。其久经长劫不能了办者，居其多数。如来普度众生之心，郁而未畅。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俾上圣下凡，同于现生，出此娑婆，登彼安养。圣则速成佛道，凡则渐证菩提。普度孤露无依之众生，大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上之文殊普贤，马鸣龙树，下之五逆十恶，极重罪人，皆为此法所摄之机。吾人上不能如文殊等，下未至于逆恶等，可不奋发大志，以期横超三界乎。溯自大教东来，虽有禅教律密净之门庭不同，而无一不以往生净土为归宿者。天台山，为智者大师道场，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如来一代时教，又复注重于净土一门。虽未见华严末后归宗之文，其立法固暗与之合，足见佛祖原是一个鼻孔。国清寺为大师将入灭定基之寺，至今一千三百数十年，虽屡经沧桑，代有兴替，而赖有高人为之住持，故致至今道风不坠。
清乾隆初，宝琳珍公为之重兴，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尚有三堂，力未暇及。一曰养老，以诸方名德，本寺耆旧，年老息心，专办己事，不有专堂，何资净业。二曰养病，十方僧侣，孤孑一身，既来依止，即是同胞，一有疾病，不能随众，移此将息，以期速愈。如或世寿将尽，则移之助念堂中。三曰助念，凡病重临终之人，移归此堂，常住即派人轮班助念。住持，班首，当为开导，令其通身放下，一心念佛。面前当供接引佛像，令其心念口念，耳听目睹，除佛之外，一无所念。庶可正念昭彰，随佛往生。此出家修行，丛林宏法，至极紧要之一件大事。为住持执事者，当视人之老病死，为己之老病死，必使各得其所，决不肯含糊了事。则现在之道德日尊，往生之莲品更胜矣。况古人建立丛林，原为老病而设。亦令济济僧伦，有所依止，莘莘学子，有所参承。人谁无老，人谁无病，人谁无死。若不特开一堂，则老者病者，身心难安。身心不安，则于念佛求生，适成障碍。此特立养老，养病二堂之所以也。然老病犹可将就，临终断难疏缓。若工夫未深，佛念未纯，又加病苦沉重，不有知识开导，净侣助念，便归轮回之中，绝无了脱之望矣。即工夫已深，佛念已纯之人，又得大众助念之力，岂不更为速得见佛闻法，悟无生忍乎。是知助念一事，关系甚大。当此命光迁谢，升沉立判之时，既有开导助念之人，譬如怯夫避寇，拟乘邮船远遁，得诸人之扶持，便可一跃而上，遂得安坐以达彼岸。若无开导助念之人，必受破坏正念之祸，勿道工夫未深者，不能了脱，即佛念已纯者，亦难往生。譬如勇士破围而出，拟乘舟逝，被众人之攀挽，即时坠入深渊。或超凡入圣，或依旧轮回，在此呼吸之间，其得失之权，操之于住持者居多半，操之于执事者居少半。若住持执事，视他人之死，如己之父母师友死，必极力如法助念，成就往生。既得往生，久必圆成佛道。是成就一人往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也，其为功德，何能名焉。至民十七八年，以住持不得其人，遂致一败涂地。十九年，本山耆老，及诸乡绅，恭请前退居可兴和尚，复为住持，以期恢复。兴公又邀挚友静权法师，为之辅助。于是特开学社，宏阐台宗，兴利除弊，百废备举。今又拟建此三堂，堂各五间，其地附近大厨，以期老病所需饮食茶水方便耳。每堂各安照应之人，各立规约。住持执事，时常巡视，不致照应之人，偷懒疏忽，其用心慎密，令人钦佩。命光作记，因嘉其为法为人之诚，遂忘其固陋，而书其大意。愿国清以后之住持执事，及诸方现未之住持执事，各各深注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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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18世纪的西方世界，正值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追求科学和知识的风气，让艺术表现产生改变；在这波西潮冲击下，地处东方的大清帝国康熙皇帝（1662-1722）终于在19世纪末接见了来自法国，以“国王数学家”名义前来的五位传教士。皇帝与传教士实际互动、交流的结果，直接、间接影响了宫廷作坊的生产与创作，纵跨康雍乾三朝（1662-1795）的画珐琅工艺即是其中一项。
珐琅彩瓷系属画珐琅工艺下的一种，制作时是以瓷胎作为基底素材，再用各色珐琅料彩绘装饰纹样，经窑炉烘烤而成。因首创于康熙朝，成品多半以“御制”款为标记，呼应制作背景中皇帝主导推动的成份，展现作品蕴含的帝王审美意趣。整个展览从作品的风格特征着眼，透过“皇帝实验室的试作”和“御制风格”两个单元，一方面展示紫禁城景阳宫收纳的试作品；另一方面也将试作品与成品进行比较，思索康熙御制珐琅彩瓷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转变，以及其中值得留意的细节。
康熙皇帝喜爱西洋画珐琅器，进而着手研创本土新品。展出的这组文物足以响应这段发展历程，故可将之看成是草创阶段皇帝实验室的试作。
由于台北故宫收藏的清宫旧物，每一件都拥有一个典藏号，透过民国初年的编码规则，得以回溯出民国十四年（1925）以前文物的贮存位置。因为试作品都共同拥有一个“律”字号，故可对照出它们原来收纳于紫禁城的景阳宫。从装饰釉彩与纹样来分类，可再分成两组，第一组胭脂红彩系列，也就是中国的优秀工匠追仿西洋金红彩，以本土技术在釉中加入“金”元素，新创完成的釉彩。另一组则在烧制完成的白瓷碗、盘上，试着以进口彩料装饰人物或花卉纹样。
这件碗共画有五枚团螭纹，对比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和广东生产的铜胎制品，大约可以铺陈出团螭纹自康熙朝出现后，逐渐蔚为流行至纵跨整个18世纪的状况。另外，碗外开光纹样之外，由相当尺寸的方格逐一堆栈完成锦地图案，在单面个别标记蓝彩“十”字下，不仅突出每一个立方体的造型，也同样让平面图案更加丰富有变化。
碗外开光画有四幅表情与姿态各不相同的西洋仕女肖像画，由于风格与技法均迥异于中土原来的样式，故可借鉴西方画珐琅工艺发展进程中，袖珍肖像画的出现及其于17世纪中叶以后的流行状况，辗转回应传教士马国贤书信（1716）提及他和郎世宁应皇帝要求试绘画珐琅的经过，进而见证康熙御制珐琅彩瓷草创阶段存在的西洋元素。
担任过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职务的杨琳（？-1724），任内曾经三度（1716-1718）上奏康熙皇帝，除了转呈西洋珐琅料之外，字里行间一再强调民间高手跃跃欲试画珐琅器和积极研创红彩的经过。
这组试作品并没有一件写出康熙年制款，唯一带纪年的款识是“又辛丑年制”（1721）。其他以明朝款为记的作品，在与明朝标准款识比较后，因包含永乐、宣德、成化和弘治在内的各式款识均和标准款不同，故知为后仿明款的作品。加上部分作品的器形又有康熙朝的特色，因此可整将这批作品的烧制时间推早至康熙朝。
康熙皇帝主导推动的珐琅彩瓷，在宫廷工匠与地方好手，以及穿梭其间的西洋传教士共同推波协力下，终于在18世纪初烧制完成。相较于之前的传统彩瓷，具有远胜西洋意味的新品，不仅明确地标示出“康熙御制”款识，也拥有比过往更加鲜艳明亮的色泽与装饰花纹。这个单元以“皇家标记”、”山花野菊”和“宫廷潮色”三个视角，邀请大家一起欣赏、了解康熙御制珐琅彩瓷的风格特色。
15世纪开始，陶工逐渐以皇帝年号作为官窑瓷器的款识标记。尤其当书款成为定制后，大致可以从历朝作品中，归纳出以朝代为首，帝号居次，再以年制结尾的书写体例。如景德镇烧制的康熙朝瓷器以“大清康熙年制”为记，即使偶而简约，也是“康熙年制”。相对于此，在皇家作坊完成书款工序的珐琅彩瓷，却以“御制”为识，因“御”代表皇帝，故成为一个极具风格特色的皇家标记。
康熙朝的珐琅彩瓷，多半装饰花卉纹样，有些是可以辨识的具象花朵，也有极尽图案化的纹样。值得一提的是，一类穿插在具象花丛中，偶而也和粉色品种一起出现的蓝色菊花，虽然不是主题花纹，却是康熙御制珐琅彩瓷经常可见的小标记。若将这个现象对照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题记蒋廷锡（1669-1732）《野菊》轴中，以“山花野菊喜清风，塞北烟光报岭枫”来歌诵出巡塞外认识的小菊花，而能捕捉到皇帝将旅途记忆转换成御制风格的有趣轶事。
康熙朝皇家作坊使用的珐琅料，多半来自西洋。一直等到雍正六年（1728）役匠等摸索出提炼办法后，国产与进口色料同时并用才成为日常。以此回溯宫廷技师最初接触的颜料与色彩，除了来自地方的桃红色料外，如展品所见般，举凡黄、绿、蓝、红、紫、黑，以及从中混融再生的各种彩料，无不是18世纪独步全球的宫廷潮色。
https://t.cn/A65AR0wp
珐琅彩瓷系属画珐琅工艺下的一种，制作时是以瓷胎作为基底素材，再用各色珐琅料彩绘装饰纹样，经窑炉烘烤而成。因首创于康熙朝，成品多半以“御制”款为标记，呼应制作背景中皇帝主导推动的成份，展现作品蕴含的帝王审美意趣。整个展览从作品的风格特征着眼，透过“皇帝实验室的试作”和“御制风格”两个单元，一方面展示紫禁城景阳宫收纳的试作品；另一方面也将试作品与成品进行比较，思索康熙御制珐琅彩瓷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转变，以及其中值得留意的细节。
康熙皇帝喜爱西洋画珐琅器，进而着手研创本土新品。展出的这组文物足以响应这段发展历程，故可将之看成是草创阶段皇帝实验室的试作。
由于台北故宫收藏的清宫旧物，每一件都拥有一个典藏号，透过民国初年的编码规则，得以回溯出民国十四年（1925）以前文物的贮存位置。因为试作品都共同拥有一个“律”字号，故可对照出它们原来收纳于紫禁城的景阳宫。从装饰釉彩与纹样来分类，可再分成两组，第一组胭脂红彩系列，也就是中国的优秀工匠追仿西洋金红彩，以本土技术在釉中加入“金”元素，新创完成的釉彩。另一组则在烧制完成的白瓷碗、盘上，试着以进口彩料装饰人物或花卉纹样。
这件碗共画有五枚团螭纹，对比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和广东生产的铜胎制品，大约可以铺陈出团螭纹自康熙朝出现后，逐渐蔚为流行至纵跨整个18世纪的状况。另外，碗外开光纹样之外，由相当尺寸的方格逐一堆栈完成锦地图案，在单面个别标记蓝彩“十”字下，不仅突出每一个立方体的造型，也同样让平面图案更加丰富有变化。
碗外开光画有四幅表情与姿态各不相同的西洋仕女肖像画，由于风格与技法均迥异于中土原来的样式，故可借鉴西方画珐琅工艺发展进程中，袖珍肖像画的出现及其于17世纪中叶以后的流行状况，辗转回应传教士马国贤书信（1716）提及他和郎世宁应皇帝要求试绘画珐琅的经过，进而见证康熙御制珐琅彩瓷草创阶段存在的西洋元素。
担任过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职务的杨琳（？-1724），任内曾经三度（1716-1718）上奏康熙皇帝，除了转呈西洋珐琅料之外，字里行间一再强调民间高手跃跃欲试画珐琅器和积极研创红彩的经过。
这组试作品并没有一件写出康熙年制款，唯一带纪年的款识是“又辛丑年制”（1721）。其他以明朝款为记的作品，在与明朝标准款识比较后，因包含永乐、宣德、成化和弘治在内的各式款识均和标准款不同，故知为后仿明款的作品。加上部分作品的器形又有康熙朝的特色，因此可整将这批作品的烧制时间推早至康熙朝。
康熙皇帝主导推动的珐琅彩瓷，在宫廷工匠与地方好手，以及穿梭其间的西洋传教士共同推波协力下，终于在18世纪初烧制完成。相较于之前的传统彩瓷，具有远胜西洋意味的新品，不仅明确地标示出“康熙御制”款识，也拥有比过往更加鲜艳明亮的色泽与装饰花纹。这个单元以“皇家标记”、”山花野菊”和“宫廷潮色”三个视角，邀请大家一起欣赏、了解康熙御制珐琅彩瓷的风格特色。
15世纪开始，陶工逐渐以皇帝年号作为官窑瓷器的款识标记。尤其当书款成为定制后，大致可以从历朝作品中，归纳出以朝代为首，帝号居次，再以年制结尾的书写体例。如景德镇烧制的康熙朝瓷器以“大清康熙年制”为记，即使偶而简约，也是“康熙年制”。相对于此，在皇家作坊完成书款工序的珐琅彩瓷，却以“御制”为识，因“御”代表皇帝，故成为一个极具风格特色的皇家标记。
康熙朝的珐琅彩瓷，多半装饰花卉纹样，有些是可以辨识的具象花朵，也有极尽图案化的纹样。值得一提的是，一类穿插在具象花丛中，偶而也和粉色品种一起出现的蓝色菊花，虽然不是主题花纹，却是康熙御制珐琅彩瓷经常可见的小标记。若将这个现象对照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题记蒋廷锡（1669-1732）《野菊》轴中，以“山花野菊喜清风，塞北烟光报岭枫”来歌诵出巡塞外认识的小菊花，而能捕捉到皇帝将旅途记忆转换成御制风格的有趣轶事。
康熙朝皇家作坊使用的珐琅料，多半来自西洋。一直等到雍正六年（1728）役匠等摸索出提炼办法后，国产与进口色料同时并用才成为日常。以此回溯宫廷技师最初接触的颜料与色彩，除了来自地方的桃红色料外，如展品所见般，举凡黄、绿、蓝、红、紫、黑，以及从中混融再生的各种彩料，无不是18世纪独步全球的宫廷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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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交龙青玉玺
印文：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
13.1*13.1厘米
《国朝宫史续编》记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青玉，方四寸一分，交龙钮，高一寸四分。」
五福五代堂题句
[ 清 ] 乾隆
敷锡名垂洪范篇，祖功宗德已身肩。
三朝厚幸双文益，八袠初开五代全。
苞茂即今看秩秩，旰宵唯是励干干。
奉时布惠宜春日，欣遇多收鲜缓蠲。
宝玺以整料青玉雕制，体积硕大，玉质细密温润，色泽饱满深邃，宝光盈盈。印面呈方形，分别以汉文篆书刻「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字样，印文琢制工雅，笔画均一，布局严谨。
印钮饰交龙，龙首微昂刻划细致，圆目方吻，张嘴露齿，挺胸，平视前方，双角后仰，鬃发飞扬。双龙相背蹲踞，躯体相连，利爪紧抓印面，背脊凹凸分明，躯干遒劲，气势雄伟有神，立体感极强，予人威严大气、稳重肃穆之感。整体雕工精美，融合圆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诸多琢玉技法于一身，彰显乾隆年间精湛独特艺术风格。
印文中的“五福五代堂”位于圆明园九州东岸天然图画景区内，此建筑为雍亲王皇子赐园时的建筑。殿内悬有康熙御书“五福堂”，弘历先后5次题咏“五福堂”：“园内此堂古，祖恩皇考承”。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就曾题“五福堂”赐给雍正，后来又摹勒悬之雍和宫、圆明园。
“五福”出自《尚书·周书·洪范》。查《书经集传》卷四《周书·洪范》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书经集传》，是蔡沈积十年之功而成的铭心之作。蔡沈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弟子，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尊师命集传《书经》，“参考众说，融会贯通”，对《书经》内容的阐发极为精当。蔡沈在“五福”下注称：“人有寿而后能享诸福，故寿先之。富者，有廪禄也。康宁者，无患难也。攸好德者，乐其道也。考终命者，顺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缓为先后。”
”五代“则含乾隆帝喜得玄孙，一堂五代之意。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七十四岁，已属古稀之年。当时他正在第六次南巡途中，由江宁经楼霞山驻跸龙潭行馆。于三月十二日在龙潭行馆得到留京王大臣的六百里加急奏折，报告乾隆的曾长孙奕纯在本月八日喜得一男（载锡），乾隆有了第一个元孙（应为玄孙，因避康熙名“玄烨”而改“玄孙”为“元孙”）
从这天起乾隆五代同堂。这件大喜事令朝中随行大臣和蒙古王公均同声欢庆。乾隆帝喜不自胜之余，当即作诗：
留京王大臣飞报得五代元孙之喜，诗以志意。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百男周室非五代，三祝尧封是一言。
耄耋人多兹鲜遇，获兹惟益凛天恩。
乾隆年届七十之后曾派人遍查历代帝王年寿情况，获悉自三代以下除自己外帝王年过七十者只有汉武帝刘彻、粱高祖萧衍、唐明皇李隆基、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六人。而这六位帝王显然没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元孙，而自己于古稀之年得见元孙，当然更加感念天恩之厚施于己。
查明自唐代以来除他之外有生之年能见到元孙得以五世同堂的人也只有唐代的钱朗、宋代的张寿、元代的吴宗元和明代的罗恢、归璇、文征明六人，恰好与年过古稀的帝王之数相同，而这六人又无一人是帝王。乾隆因此更为欣喜，于是作诗道：“命彭元瑞曹文埴检四库全书古来见元孙者有几，据奏，自唐迄明凡六人，诗以志事。
五世元孙膝上珍，检兹有几命儒臣。
奏来详悉翻四库，特出祯祥得六人。
恰彼古稀帝同数，赢其家庆我饶臻。
如斯天贶叨骈叠，忍不敕几心爱民。
诗中乾隆感喟于自己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年过七旬而又五世同堂的皇帝，成了“千古一帝”。
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其时印玺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由造办处奉旨领取铸宝所用材料，由钦天监选定开工吉日。在造办处领取制宝材料之前，经报批审核。从故宫所存宝样推断，礼部依据成例，奏报所要制作的宝玺，以征得皇帝的批示。然后由造办处用纸、木、绢或蜡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请皇帝御览。最后经皇帝同意后，再由礼部主办者发印样于铸造机关，依印样铸造或镌刻。接着，造办处依据宝样铸刻印体，待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完成后，存入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依皇历选择镌字吉期，由礼部奏报批复。届时，宝样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由镌刻人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完成后，随即收存内阁大库。从清代印玺的审批及制作程序来看，制作手续繁杂。从文照的拟撰、执行，到宝料的领取、查验、保存，再到宝玺的制样、篆文、镌刻，每一步都极费周折。可以想见整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得以完成。由于印玺是体现皇帝身份的重器，制作时经手的部门需层层把关，不得有毫微疏忽，从用料、文字、纽制各方面都要求高水平、精工艺，因此每一件都堪称精品。[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印文：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
13.1*13.1厘米
《国朝宫史续编》记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青玉，方四寸一分，交龙钮，高一寸四分。」
五福五代堂题句
[ 清 ] 乾隆
敷锡名垂洪范篇，祖功宗德已身肩。
三朝厚幸双文益，八袠初开五代全。
苞茂即今看秩秩，旰宵唯是励干干。
奉时布惠宜春日，欣遇多收鲜缓蠲。
宝玺以整料青玉雕制，体积硕大，玉质细密温润，色泽饱满深邃，宝光盈盈。印面呈方形，分别以汉文篆书刻「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字样，印文琢制工雅，笔画均一，布局严谨。
印钮饰交龙，龙首微昂刻划细致，圆目方吻，张嘴露齿，挺胸，平视前方，双角后仰，鬃发飞扬。双龙相背蹲踞，躯体相连，利爪紧抓印面，背脊凹凸分明，躯干遒劲，气势雄伟有神，立体感极强，予人威严大气、稳重肃穆之感。整体雕工精美，融合圆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诸多琢玉技法于一身，彰显乾隆年间精湛独特艺术风格。
印文中的“五福五代堂”位于圆明园九州东岸天然图画景区内，此建筑为雍亲王皇子赐园时的建筑。殿内悬有康熙御书“五福堂”，弘历先后5次题咏“五福堂”：“园内此堂古，祖恩皇考承”。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就曾题“五福堂”赐给雍正，后来又摹勒悬之雍和宫、圆明园。
“五福”出自《尚书·周书·洪范》。查《书经集传》卷四《周书·洪范》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书经集传》，是蔡沈积十年之功而成的铭心之作。蔡沈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弟子，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尊师命集传《书经》，“参考众说，融会贯通”，对《书经》内容的阐发极为精当。蔡沈在“五福”下注称：“人有寿而后能享诸福，故寿先之。富者，有廪禄也。康宁者，无患难也。攸好德者，乐其道也。考终命者，顺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缓为先后。”
”五代“则含乾隆帝喜得玄孙，一堂五代之意。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七十四岁，已属古稀之年。当时他正在第六次南巡途中，由江宁经楼霞山驻跸龙潭行馆。于三月十二日在龙潭行馆得到留京王大臣的六百里加急奏折，报告乾隆的曾长孙奕纯在本月八日喜得一男（载锡），乾隆有了第一个元孙（应为玄孙，因避康熙名“玄烨”而改“玄孙”为“元孙”）
从这天起乾隆五代同堂。这件大喜事令朝中随行大臣和蒙古王公均同声欢庆。乾隆帝喜不自胜之余，当即作诗：
留京王大臣飞报得五代元孙之喜，诗以志意。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百男周室非五代，三祝尧封是一言。
耄耋人多兹鲜遇，获兹惟益凛天恩。
乾隆年届七十之后曾派人遍查历代帝王年寿情况，获悉自三代以下除自己外帝王年过七十者只有汉武帝刘彻、粱高祖萧衍、唐明皇李隆基、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六人。而这六位帝王显然没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元孙，而自己于古稀之年得见元孙，当然更加感念天恩之厚施于己。
查明自唐代以来除他之外有生之年能见到元孙得以五世同堂的人也只有唐代的钱朗、宋代的张寿、元代的吴宗元和明代的罗恢、归璇、文征明六人，恰好与年过古稀的帝王之数相同，而这六人又无一人是帝王。乾隆因此更为欣喜，于是作诗道：“命彭元瑞曹文埴检四库全书古来见元孙者有几，据奏，自唐迄明凡六人，诗以志事。
五世元孙膝上珍，检兹有几命儒臣。
奏来详悉翻四库，特出祯祥得六人。
恰彼古稀帝同数，赢其家庆我饶臻。
如斯天贶叨骈叠，忍不敕几心爱民。
诗中乾隆感喟于自己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年过七旬而又五世同堂的皇帝，成了“千古一帝”。
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其时印玺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由造办处奉旨领取铸宝所用材料，由钦天监选定开工吉日。在造办处领取制宝材料之前，经报批审核。从故宫所存宝样推断，礼部依据成例，奏报所要制作的宝玺，以征得皇帝的批示。然后由造办处用纸、木、绢或蜡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请皇帝御览。最后经皇帝同意后，再由礼部主办者发印样于铸造机关，依印样铸造或镌刻。接着，造办处依据宝样铸刻印体，待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完成后，存入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依皇历选择镌字吉期，由礼部奏报批复。届时，宝样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由镌刻人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完成后，随即收存内阁大库。从清代印玺的审批及制作程序来看，制作手续繁杂。从文照的拟撰、执行，到宝料的领取、查验、保存，再到宝玺的制样、篆文、镌刻，每一步都极费周折。可以想见整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得以完成。由于印玺是体现皇帝身份的重器，制作时经手的部门需层层把关，不得有毫微疏忽，从用料、文字、纽制各方面都要求高水平、精工艺，因此每一件都堪称精品。[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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