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冉冉孤生竹》
【两汉】佚名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
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译文】
我好像那荒野里孤生的野竹，希望能在大山谷里找到依靠的伴侣。
你我相亲新婚时你远赴他乡，犹如兔丝附女萝我仍孤独而无依靠。
兔丝有繁盛也有枯萎的时候，夫妻也应该会要有俩相厮守的时宜。
我远离家乡千里来与你结婚，正是新婚恩爱时你却离我远赴他乡。
相思苦岁月摧人老青春有限，多麼的盼望夫君功成名就早日归来。
我自喻是朴素纯情的蕙兰花，正是含苞待放楚楚怜人盼君早采撷。
怕过了时节你还不归来采撷，那秋雨飒风中将随著秋草般的凋谢。
你信守高节而爱情坚贞不渝，那我就只有守著相思苦苦的等著你。
【注释】
⑴冉冉：柔弱下垂貌。孤生竹：犹言野生竹。孤，独。
⑵泰山：即“太山”，犹言“大山”“高山”。阿（ē）：山坳。
⑶为新婚：刚出嫁婚娶。
⑷兔丝：一作“菟丝”，一种旋花科的蔓生植物，女子自比。女萝：一说即“松萝”，一种缘松而生的蔓生植物，以比男子。
⑸生有时：草木有繁盛即有枯萎，以喻人生有少壮即有衰老。
⑹宜：犹言适当的时间。
⑺悠悠：遥远貌。山陂：泛指山和水。吕向注：“陂，水也。”
⑻轩车：有篷的车。这里指迎娶的车。
⑼蕙兰花：女子自比。蕙、兰是两种同类香草。
⑽含英：指花朵初开而未尽发。含，没有完全发舒。英，花瓣。扬光辉：形容容光焕发。
⑾萎：枯萎，凋谢。
⑿亮：同“谅”，料想。执高节：即守节情不移的意思。
⒀贱妾：女子自称。
【鉴赏】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竹而曰“孤生”以喻其孑孑孤立而无依靠，“冉冉”是女子自寓柔弱。竹结根之处是大山，又在山阿之处，可以避风，这是以山比喻男方。《文选》李善注曰：“结根于山阿，喻妇人托身于君子也。”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菟丝）和女萝是两种蔓生植物，其茎蔓互相牵缠，比喻两个生命的结合。《文选》五臣注：“菟丝女萝并草，有蔓而密，言结婚情如此。”从下文看来，菟丝是女子的自喻，女萝是比喻男方。“为新婚”不一定是已经结了婚。清方廷珪《文选集成》说，此是“媒妁成言之始”而“非嫁时”。“为新婚”可能是指已经订了婚，但还没有迎娶。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这还是以“兔丝（菟丝）”自喻，既然菟丝之生有一定的时间，则夫妇之会亦当及时。言外之意是说既然订婚，就及时结合，不要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从女子的心境，可以感受到诗人珍惜时光的思想，珍惜美好人生的情感的态度。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从这两句看来，男方所在甚远，他们的结婚或非易事。这女子曾企盼着，不知何时他的车子才能到来，所以接下来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这首诗开头的六句都是比，这四句改用赋，意尽旨远，比以上六句更见性情。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四句又用比。女子以蕙和兰两种香草自喻，把现时的自已比作为娇艳的含苞待放的花朵，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错过时候，娇艳美丽的蕙兰花就将像秋草一样枯黄凋萎。这是希望男方趁早来迎娶，不要错过了时光。唐杜秋娘《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与此两句意思相近。
最后二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这女子的疑虑已抒写毕尽，最后遂改为自我安慰。她相信男方谅必坚持高尚的节操，一定会来的，那么自己则不必怨伤。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首先，运用比喻，形象生动；其次，心理描写，情感丰富；再次，层次清楚，结构严谨；第四，结尾反问，增强效果。
解析来自古诗文网，仅供参考。图源网络
【两汉】佚名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
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译文】
我好像那荒野里孤生的野竹，希望能在大山谷里找到依靠的伴侣。
你我相亲新婚时你远赴他乡，犹如兔丝附女萝我仍孤独而无依靠。
兔丝有繁盛也有枯萎的时候，夫妻也应该会要有俩相厮守的时宜。
我远离家乡千里来与你结婚，正是新婚恩爱时你却离我远赴他乡。
相思苦岁月摧人老青春有限，多麼的盼望夫君功成名就早日归来。
我自喻是朴素纯情的蕙兰花，正是含苞待放楚楚怜人盼君早采撷。
怕过了时节你还不归来采撷，那秋雨飒风中将随著秋草般的凋谢。
你信守高节而爱情坚贞不渝，那我就只有守著相思苦苦的等著你。
【注释】
⑴冉冉：柔弱下垂貌。孤生竹：犹言野生竹。孤，独。
⑵泰山：即“太山”，犹言“大山”“高山”。阿（ē）：山坳。
⑶为新婚：刚出嫁婚娶。
⑷兔丝：一作“菟丝”，一种旋花科的蔓生植物，女子自比。女萝：一说即“松萝”，一种缘松而生的蔓生植物，以比男子。
⑸生有时：草木有繁盛即有枯萎，以喻人生有少壮即有衰老。
⑹宜：犹言适当的时间。
⑺悠悠：遥远貌。山陂：泛指山和水。吕向注：“陂，水也。”
⑻轩车：有篷的车。这里指迎娶的车。
⑼蕙兰花：女子自比。蕙、兰是两种同类香草。
⑽含英：指花朵初开而未尽发。含，没有完全发舒。英，花瓣。扬光辉：形容容光焕发。
⑾萎：枯萎，凋谢。
⑿亮：同“谅”，料想。执高节：即守节情不移的意思。
⒀贱妾：女子自称。
【鉴赏】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竹而曰“孤生”以喻其孑孑孤立而无依靠，“冉冉”是女子自寓柔弱。竹结根之处是大山，又在山阿之处，可以避风，这是以山比喻男方。《文选》李善注曰：“结根于山阿，喻妇人托身于君子也。”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菟丝）和女萝是两种蔓生植物，其茎蔓互相牵缠，比喻两个生命的结合。《文选》五臣注：“菟丝女萝并草，有蔓而密，言结婚情如此。”从下文看来，菟丝是女子的自喻，女萝是比喻男方。“为新婚”不一定是已经结了婚。清方廷珪《文选集成》说，此是“媒妁成言之始”而“非嫁时”。“为新婚”可能是指已经订了婚，但还没有迎娶。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这还是以“兔丝（菟丝）”自喻，既然菟丝之生有一定的时间，则夫妇之会亦当及时。言外之意是说既然订婚，就及时结合，不要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从女子的心境，可以感受到诗人珍惜时光的思想，珍惜美好人生的情感的态度。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从这两句看来，男方所在甚远，他们的结婚或非易事。这女子曾企盼着，不知何时他的车子才能到来，所以接下来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这首诗开头的六句都是比，这四句改用赋，意尽旨远，比以上六句更见性情。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四句又用比。女子以蕙和兰两种香草自喻，把现时的自已比作为娇艳的含苞待放的花朵，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错过时候，娇艳美丽的蕙兰花就将像秋草一样枯黄凋萎。这是希望男方趁早来迎娶，不要错过了时光。唐杜秋娘《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与此两句意思相近。
最后二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这女子的疑虑已抒写毕尽，最后遂改为自我安慰。她相信男方谅必坚持高尚的节操，一定会来的，那么自己则不必怨伤。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首先，运用比喻，形象生动；其次，心理描写，情感丰富；再次，层次清楚，结构严谨；第四，结尾反问，增强效果。
解析来自古诗文网，仅供参考。图源网络
推荐15组经典药对[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
《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又云：“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而视之。”
此皆古人遣药配方之大法，几千年来为医家之所重视。
盖药各有其特殊性能，如何发挥其性能，使其有利于病情，除选择适当之单味药物外，还必须配偶相关作用之药物，使其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适应病情，提高疗效，此乃医师之良者。
余在数十年临床摸索中，结合前人固有经验，提出以下药物配偶运用心得，分别论述于下。
1.人参配苏木
人参补气，众所周知。凡一切气虚、阳气虚脱为必不可少之要药。然临床常见气虚而兼有血瘀证者不少，盖气为血帅，气虚则血液循环不畅，形成血液瘀滞之候，此乃虚中挟实之证。
当此之时，徒补其气而不顾其瘀，非其治也。如产后气虚，喘息而面青黑者，为气虚血瘀之危候，前人用参苏饮（即人参与苏木二味）为急救之剂。
余承此法，用于冠心病之气虚血瘀者往往可生良效，久久已成必用配偶之剂。
盖冠心病患者，多为年老气虚之体，而出现胸闷、胸痛、舌质瘀紫等症。用人参配偶苏木益气行瘀，双管齐下，乃为对证之治。如无人参，用太子参加大剂量亦可生效。
2.苏木配降香
苏木出自古苏方国，故亦名苏方木；降香主产于印度，均为晋唐以后南方进口药材。二者均为木类，色赤微有香气，能入血分，行气活血，祛瘀定痛。
今人研究得知降香含有黄檀素等成分，有抗血凝作用，能使冠脉血流量、心跳振幅显著增加。
因此，二者配偶合用，对冠心病、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疗效。对肝郁血滞、胃痛挟瘀，以及妇科血瘀气滞诸疾、亦有良效，不可忽之。
3.香附配郁金
香附性味辛香，能通十二经，行血中之气，为调气解郁之要药。然香附行气有余，而活血之力不足，必得郁金之性味辛香能活血祛瘀，行气开郁以为助，则作用更为显著。
盖香附行气以活血，郁金则活血以行气，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大能舒肝解郁，活血理气。
余常用于肝病、胃病、胁痛、心下痞痛、少腹疼痛，以及妇科血气诸病，均有良效。
4.乌药配白芍
李时珍曰：“乌药辛温香窜，能散诸气，故《惠民和剂局方》治中风中气诸证用乌药顺气散者，先疏其气，气顺则风散也。”由此可知，乌药辛温散气行气，为气郁结滞者必不可之品。
然辛温香窜，多用久用则易耗真气，必得白芍之苦平酸凉以制之，使其辛而不温，香而不窜，物尽其利。
且白芍能入血分，通顺血脉，平肝缓中，与乌药之走气分达到相辅相成之作用。
余常将二味同用治疗胁痛、胃脘疼痛，屡建良效，几为胃病必用之配偶良剂。
5.泽泻配泽兰
泽泻性味甘平，张元素谓其“入肾经，去阳水，养新水，利小便，消肿胀，渗泄止渴。”本品总以淡渗利水，专走气分以为功。
泽兰气香而温，李时珍谓其“专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消痈毒，破瘀血，消癥瘕，而为妇人要药”。可见《本经》谓泽兰能治“大腹水肿，身面四肢浮肿，骨节间水”者，主要是以血瘀停滞，阻碍气化而为水肿臌胀。
今以泽兰专入血分，化瘀以行水，配合泽泻之专入气分，渗湿以行水，二者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共奏化瘀行水之功。
余每于肝硬化之腹胀，或肾病综合征之腹胀而兼浮肿者，往往用泽泻配偶泽兰投服，收到良效。
6.防己配牛膝
防己辛苦大寒，善走下行，长于除湿通窍，通利二便，为治下焦湿热要药。
牛膝苦酸性平，为足厥阴、少阴之药，性亦善下行。《本经》谓其“主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五淋，堕胎”，不外取其下行通补肝肾，和脉络，强筋骨之功效。
因此，本品与防己配偶，大能清理下焦湿热，通利筋骨痹痛。凡一切下肢因湿热血瘀气滞而致之关节不利，拘挛痹痛等证，均为必用之品。
且由其二者性兼苦寒，善于下行，凡高血压所致之肝火上炎，头晕头痛目眩等症，每予重用，可收良效。
7.当归配茴香
当归辛甘而温，养血活血，为妇科要药，凡胎产经带门中多有用之。
茴香辛香而温，暖丹田，补命门，开胃调中。
余用二味配偶治疗下焦虚寒而引起之少腹疼痛，经带而见少腹隐痛，以及小肠疝气，久泻腹痛诸证，屡见良效。
茴香有大小之分，大茴如麦粒，小茴如粟米，亦名莳萝，性与大茴相仿，但不堪久用。八角茴香为茴香之另一种，今人称八角茴为大茴香者非也。
8.杏仁配桃仁
杏仁甘温，专入肺经气分，功能散寒治咳除喘。桃仁甘平，专走血分，功能活血祛瘀，泄热润燥。
故李杲云：“杏仁下喘，治气也；桃仁疗狂，治血也。”二者配用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合奏利气治血之功。
余每于肺经痰瘀阻滞之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肺脓疡等证，取其二者兼用，达到气血两利之作用。且桃仁具有生发之气，祛瘀而能生新，为祛瘀中之良药，对肺经之血瘀气阻者可以常服而不为害。
9.瓜蒌配贝母
瓜蒌苦寒，功能润肺降火，治咳嗽，涤痰结，消痈肿疮毒。贝母亦苦甘微寒，润肺治咳，清热化痰，开郁散结，消痈肿疮毒之功效。
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对肺经痰瘀阻滞、咳唾黄痰脓痰、胸痞胸痛等症均有良效。
余每用于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疡、以及冠心病之胸痹胸痛而见黄厚苔者，取其涤痰散结、清热开痞之功效。且二者具消痈解毒之作用，对一切热毒壅结者亦为必用之剂。
然瓜蒌用仁，必须打碎方能取效。贝母有川贝与大贝之分，功效大致相同。但化痰之功川贝较强，而大贝解毒之力较强，不可不知。
10.半夏配贝母
半夏味辛性温而有毒，贝母味辛平而无毒；半夏性燥而去湿痰，贝母性润而化燥痰；半夏入太阴脾经，燥湿化痰以止咳，贝母入太阴肺经，润燥化痰以止咳。
盖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二者一燥一润，治标治本，相反相成，共奏止咳化痰之功。
余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病之见咳嗽者，多予配偶合用，每收良效。
11.苍术配黄柏
苍术苦温，性辛香而燥烈；黄柏苦寒，行隆冬肃杀之令，而《丹溪心法》用之治下焦湿热之证，名为二妙散。
盖二药性味相反，正取其相反相成之作用，治一切湿热之证多能生效。
余数十年来，对湿热所致之关节痹痛之症，特别对急性风湿热合而为痹之证，用之多建良效。
在剂量方面，对急性关节红肿灼痛场合，苍术可达30克至50克、黄柏可达20克至30克，少则药力不到，疗效不显。此余数十年之经经验所得。
12.干姜配黄芩
干姜辛温，黄芩苦寒，性味虽然相反，但合用则有相反相成，辛开苦降之功，对中焦寒热错杂之证有良效。
二味炒炭存性，变为黑色，以血见黑则止，又为中焦止血圣剂。
凡吐血、便血、尿血、崩漏下血诸种血证，不论其寒热虚实，于处方中配用二味，均可收到止血之效。
13.黄连配干姜
黄连性味大苦大寒，干姜性味大辛大热，古方姜连散二味合用为方，正取其辛开苦降，相反相成，互相制约，达到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有成功而无偏胜之害。
余尝于一切胃肠诸证，取二味君臣相济取得良效。若寒多热少者，则干姜用量加大，黄连用量极少以济之；若热多寒少者，则黄连剂量加大，干姜用量减少以济之，往往药后无不良反应，而疗效卓著。
14.黄芩配生姜
黄芩与黄连均属苦寒之剂，能泻诸火，然严格区分，黄连究以清中下焦之火为其所长，黄芩究以清中上二焦之火为其所长。
李时珍谓一味黄芩汤专清肺热，故肺热者多用之。本品清中有透，故凡上焦风热者亦用之，不似黄连之大苦大寒专事苦降者比，多用干姜之辛温而守者佐之。然黄芩究属苦寒之剂，必配以生姜之辛温散发以佐之。
余常于肺经风热，或胃病之应用黄芩苦寒者多与生姜配偶为用，清热而能宣透，苦寒而不伤胃。其间剂量之多少，运用之精妙，存乎其人。
15.丹皮配赤芍
丹皮气辛而香，味苦而凉，专入血分，辛香能行血中瘀滞，苦凉能清血中伏火。凡血瘀，血热者皆能治之。
然丹皮必得赤芍苦凉之助而功力更胜。盖赤芍亦入血分，功专清热凉血，活血祛瘀，与丹皮配用，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余每于一切火热迫血妄行或时行热毒、风火相煽之斑疹等证以及皮肤科之风火搔痒诸证，二者兼用均有良效。
《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又云：“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而视之。”
此皆古人遣药配方之大法，几千年来为医家之所重视。
盖药各有其特殊性能，如何发挥其性能，使其有利于病情，除选择适当之单味药物外，还必须配偶相关作用之药物，使其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适应病情，提高疗效，此乃医师之良者。
余在数十年临床摸索中，结合前人固有经验，提出以下药物配偶运用心得，分别论述于下。
1.人参配苏木
人参补气，众所周知。凡一切气虚、阳气虚脱为必不可少之要药。然临床常见气虚而兼有血瘀证者不少，盖气为血帅，气虚则血液循环不畅，形成血液瘀滞之候，此乃虚中挟实之证。
当此之时，徒补其气而不顾其瘀，非其治也。如产后气虚，喘息而面青黑者，为气虚血瘀之危候，前人用参苏饮（即人参与苏木二味）为急救之剂。
余承此法，用于冠心病之气虚血瘀者往往可生良效，久久已成必用配偶之剂。
盖冠心病患者，多为年老气虚之体，而出现胸闷、胸痛、舌质瘀紫等症。用人参配偶苏木益气行瘀，双管齐下，乃为对证之治。如无人参，用太子参加大剂量亦可生效。
2.苏木配降香
苏木出自古苏方国，故亦名苏方木；降香主产于印度，均为晋唐以后南方进口药材。二者均为木类，色赤微有香气，能入血分，行气活血，祛瘀定痛。
今人研究得知降香含有黄檀素等成分，有抗血凝作用，能使冠脉血流量、心跳振幅显著增加。
因此，二者配偶合用，对冠心病、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疗效。对肝郁血滞、胃痛挟瘀，以及妇科血瘀气滞诸疾、亦有良效，不可忽之。
3.香附配郁金
香附性味辛香，能通十二经，行血中之气，为调气解郁之要药。然香附行气有余，而活血之力不足，必得郁金之性味辛香能活血祛瘀，行气开郁以为助，则作用更为显著。
盖香附行气以活血，郁金则活血以行气，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大能舒肝解郁，活血理气。
余常用于肝病、胃病、胁痛、心下痞痛、少腹疼痛，以及妇科血气诸病，均有良效。
4.乌药配白芍
李时珍曰：“乌药辛温香窜，能散诸气，故《惠民和剂局方》治中风中气诸证用乌药顺气散者，先疏其气，气顺则风散也。”由此可知，乌药辛温散气行气，为气郁结滞者必不可之品。
然辛温香窜，多用久用则易耗真气，必得白芍之苦平酸凉以制之，使其辛而不温，香而不窜，物尽其利。
且白芍能入血分，通顺血脉，平肝缓中，与乌药之走气分达到相辅相成之作用。
余常将二味同用治疗胁痛、胃脘疼痛，屡建良效，几为胃病必用之配偶良剂。
5.泽泻配泽兰
泽泻性味甘平，张元素谓其“入肾经，去阳水，养新水，利小便，消肿胀，渗泄止渴。”本品总以淡渗利水，专走气分以为功。
泽兰气香而温，李时珍谓其“专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消痈毒，破瘀血，消癥瘕，而为妇人要药”。可见《本经》谓泽兰能治“大腹水肿，身面四肢浮肿，骨节间水”者，主要是以血瘀停滞，阻碍气化而为水肿臌胀。
今以泽兰专入血分，化瘀以行水，配合泽泻之专入气分，渗湿以行水，二者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共奏化瘀行水之功。
余每于肝硬化之腹胀，或肾病综合征之腹胀而兼浮肿者，往往用泽泻配偶泽兰投服，收到良效。
6.防己配牛膝
防己辛苦大寒，善走下行，长于除湿通窍，通利二便，为治下焦湿热要药。
牛膝苦酸性平，为足厥阴、少阴之药，性亦善下行。《本经》谓其“主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五淋，堕胎”，不外取其下行通补肝肾，和脉络，强筋骨之功效。
因此，本品与防己配偶，大能清理下焦湿热，通利筋骨痹痛。凡一切下肢因湿热血瘀气滞而致之关节不利，拘挛痹痛等证，均为必用之品。
且由其二者性兼苦寒，善于下行，凡高血压所致之肝火上炎，头晕头痛目眩等症，每予重用，可收良效。
7.当归配茴香
当归辛甘而温，养血活血，为妇科要药，凡胎产经带门中多有用之。
茴香辛香而温，暖丹田，补命门，开胃调中。
余用二味配偶治疗下焦虚寒而引起之少腹疼痛，经带而见少腹隐痛，以及小肠疝气，久泻腹痛诸证，屡见良效。
茴香有大小之分，大茴如麦粒，小茴如粟米，亦名莳萝，性与大茴相仿，但不堪久用。八角茴香为茴香之另一种，今人称八角茴为大茴香者非也。
8.杏仁配桃仁
杏仁甘温，专入肺经气分，功能散寒治咳除喘。桃仁甘平，专走血分，功能活血祛瘀，泄热润燥。
故李杲云：“杏仁下喘，治气也；桃仁疗狂，治血也。”二者配用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合奏利气治血之功。
余每于肺经痰瘀阻滞之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肺脓疡等证，取其二者兼用，达到气血两利之作用。且桃仁具有生发之气，祛瘀而能生新，为祛瘀中之良药，对肺经之血瘀气阻者可以常服而不为害。
9.瓜蒌配贝母
瓜蒌苦寒，功能润肺降火，治咳嗽，涤痰结，消痈肿疮毒。贝母亦苦甘微寒，润肺治咳，清热化痰，开郁散结，消痈肿疮毒之功效。
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对肺经痰瘀阻滞、咳唾黄痰脓痰、胸痞胸痛等症均有良效。
余每用于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疡、以及冠心病之胸痹胸痛而见黄厚苔者，取其涤痰散结、清热开痞之功效。且二者具消痈解毒之作用，对一切热毒壅结者亦为必用之剂。
然瓜蒌用仁，必须打碎方能取效。贝母有川贝与大贝之分，功效大致相同。但化痰之功川贝较强，而大贝解毒之力较强，不可不知。
10.半夏配贝母
半夏味辛性温而有毒，贝母味辛平而无毒；半夏性燥而去湿痰，贝母性润而化燥痰；半夏入太阴脾经，燥湿化痰以止咳，贝母入太阴肺经，润燥化痰以止咳。
盖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二者一燥一润，治标治本，相反相成，共奏止咳化痰之功。
余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病之见咳嗽者，多予配偶合用，每收良效。
11.苍术配黄柏
苍术苦温，性辛香而燥烈；黄柏苦寒，行隆冬肃杀之令，而《丹溪心法》用之治下焦湿热之证，名为二妙散。
盖二药性味相反，正取其相反相成之作用，治一切湿热之证多能生效。
余数十年来，对湿热所致之关节痹痛之症，特别对急性风湿热合而为痹之证，用之多建良效。
在剂量方面，对急性关节红肿灼痛场合，苍术可达30克至50克、黄柏可达20克至30克，少则药力不到，疗效不显。此余数十年之经经验所得。
12.干姜配黄芩
干姜辛温，黄芩苦寒，性味虽然相反，但合用则有相反相成，辛开苦降之功，对中焦寒热错杂之证有良效。
二味炒炭存性，变为黑色，以血见黑则止，又为中焦止血圣剂。
凡吐血、便血、尿血、崩漏下血诸种血证，不论其寒热虚实，于处方中配用二味，均可收到止血之效。
13.黄连配干姜
黄连性味大苦大寒，干姜性味大辛大热，古方姜连散二味合用为方，正取其辛开苦降，相反相成，互相制约，达到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有成功而无偏胜之害。
余尝于一切胃肠诸证，取二味君臣相济取得良效。若寒多热少者，则干姜用量加大，黄连用量极少以济之；若热多寒少者，则黄连剂量加大，干姜用量减少以济之，往往药后无不良反应，而疗效卓著。
14.黄芩配生姜
黄芩与黄连均属苦寒之剂，能泻诸火，然严格区分，黄连究以清中下焦之火为其所长，黄芩究以清中上二焦之火为其所长。
李时珍谓一味黄芩汤专清肺热，故肺热者多用之。本品清中有透，故凡上焦风热者亦用之，不似黄连之大苦大寒专事苦降者比，多用干姜之辛温而守者佐之。然黄芩究属苦寒之剂，必配以生姜之辛温散发以佐之。
余常于肺经风热，或胃病之应用黄芩苦寒者多与生姜配偶为用，清热而能宣透，苦寒而不伤胃。其间剂量之多少，运用之精妙，存乎其人。
15.丹皮配赤芍
丹皮气辛而香，味苦而凉，专入血分，辛香能行血中瘀滞，苦凉能清血中伏火。凡血瘀，血热者皆能治之。
然丹皮必得赤芍苦凉之助而功力更胜。盖赤芍亦入血分，功专清热凉血，活血祛瘀，与丹皮配用，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余每于一切火热迫血妄行或时行热毒、风火相煽之斑疹等证以及皮肤科之风火搔痒诸证，二者兼用均有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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