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元世祖本纪》（以下称忽必烈本纪），突出印象，两件事频繁出现，一个是饥，不是这里饥，就是那里饥，还有同时多处饥；另一个是打仗，这里打，那里打，甚至同时多处打，不仅灭南宋以前各处打，灭宋之后依旧不断在打。
打仗先不必说，频繁出现的“饥”，就很触目。按我印象，读明钛祖实录时，并没感觉到“饥”字这么频繁跳出来。
不过说不定这是因为我特别留心蒙元弊端，造成的主观错觉。
毕竟古代物流不发达，不时有地方闹饥荒也正常。
比较客观办法是把忽必烈本纪里“饥”字出现次数，和明祖实录对比，也可说明一些问题。
《元史》是明初修的，或有人担心元史刻意夸大蒙元阴暗面。
这就多虑了。
正如我在上文说过的那样，这帮编修文人对蒙元感情好得很，他们心理还停留在蒙军就是天下无敌。朱元璋多半暂时得势。其行文措辞似乎预备蒙元随时打回来，他们好把这本《元史》献上去表忠心。
书中对蒙元过恶百般掩盖淡化，对其“功绩”吹捧近于肉麻。
所以这本修了一年不到的《元史》，只会掩盖缩小蒙元不光彩一面，不必担心夸大。
其本纪里出现饥，几乎都为表彰蒙元头目赈济饥民的仁德。所谓“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元史》志第四十二，食货一）
这也意味着真实发生过的饥荒次数只会多于《元史》中列举的。不必担心对忽必烈 不公正。
至于《明实录》，实质是明代奏疏档案整理汇编，对涉及民生奏疏，收集呈现，向来没阻碍。也不会出现故意缩减饥荒情况。
当然，比较之前，对结果也有些吃不准。
毕竟拿《本纪》去和《实录》比，体量差距太大了。这样的比较对朱元璋不公平。《实录》内容会比《本纪》详细得多。
虽然阅读时直觉忽必烈本纪里出现饥的频率非常高，但也许因为实录总字数更多，最后检索下来，“饥”字还是更多，也完全可能。
比较的结果究竟如何，确实无法预料。
先动手再说吧。
把txt版的两者都各自复制到word文档里，两个都是标点版。
忽必烈本纪，15万3千多字。明太祖实录， 116万四千多字
后者是前者的7.6倍，体量远超。
选取三个时间段。结果如下。
全文比较，133： 232，明太祖实录中出现“饥”的次数是忽必烈本纪的57%
洪武元年到三十一年，对至元元年到三十一年，是119： 222，前者是后者的53%
洪武十六年到三十一年，对至元十六年到三十一年，是61：178，前者只有后者34%。
再看自身比较，洪武后半程出现饥，占明祖实录的46%，而忽必烈后半段出现饥，占据本纪的76%多。
也就是随着朱元璋治国时间加长，饥出现次数降低，而随忽必烈治理时间的增长，饥出现增多，双方差距越随时间推移就越大。到各自后半程，忽必烈时期的饥几乎是洪武的三倍。
朱元璋实录记述远比忽必烈本纪详尽，洪武十六年到洪武三十一年，实录里出现的61个饥，不少是回忆性质，或无关事项。
一条是表彰开封府张宗鲁的孝行，在元末岁饥时的经历。
一条是说劫掠边地西番部族，“牛马饥瘦”。
一条是旌表孟县孝子李德，“元末避兵新安时，兵饥掠人以食”（新安在河南，这里的吃人的兵应是元兵）
一条是洪武十八年，徐达死，回顾其生平。
一条是侍臣劝朱元璋不要太累，朱元璋说“向者天下未宁，吾饥不暇食，倦不暇寝。”
一条是朱元璋说上古圣人时期（先王之世）“水旱无虞，饥寒不至”
一条是朱元璋说“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
一条是朱元璋教导即将做官的国子监生，“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饥寒者无由获济”就是失职。这一条两个饥。
一条是汤和回乡，朱元璋回忆汤和经历。
一条是朱元璋让官员要做好储蓄工作，“岁或不登，民无饥色，以储蓄有素故”
一条是命天下种桑种枣时“上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
一条是上元县典史隋吉上书朱元璋，建议乡村农民结成互助社，有人生病，他人可以助他家干农活。
一条是朱元璋给朱棣的敕书里说：“兵法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尔其察之”
扣除以上14条，从洪武十六年到洪武三十一年,因灾而饥相关的只有47条。
剩下47条，还不乏重复，比如某地出现灾情，官员上报，朱元璋批复，一次饥情，重复出现，有的甚至重复三四次。
比如：“丙戌复遣安庆侯仇成赈山东饥，先是青州府饥，朝廷既遣官赈之，而东昌府东平诸州县旱饥，亦如青州。”这青州因为旱灾而饥，实录里前面就提了两次，这里又提一次。
还有如孝感县民饥，上报请求赈济，朱元璋对户部官员发表讲话，要求地方遇到饥荒，先发粮赈济，然后再报告：“朕尝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正欲备荒歉，以济饥民也。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远者动经数月，则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令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这一段讲话里就出现四个饥字，但也都计算进去了。
而元世祖本纪里出现饥，类似回忆、无关情形少许多。比明实录简略。
不妨抽取至元二十九年开始的前五条饥的记录作为样本
（二月）
“戊戌，清州饥”
“己酉，兴州之兴安、宜兴两县饥”
“壬子，桓州至赤城站户告饥”
“乙丑，给辉州、龙山、里州、和中等县饥民粮一月”
“己巳，太阴犯毕。发通州、河西务粟，赈东安、固安、蓟州、宝坻县饥民
考虑明实录更详尽，忽必烈时期,尤其后半段，真正民饥频率可能是朱元璋时期的六倍以上，甚至更高。
忽必烈时期不仅饥出现次数高，在其他朝代经济发达的京畿地区，和粮食最高产，商业发达的苏浙地区也常陷入饥饿中，需要官府赈济。
至元十八年二月，“浙东饥”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大都饥，发官米低其价粜贫民。”
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杭、苏二州连岁大水，赈其尤贫者。”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尚书省臣言 ：“近以江淮饥，命行省赈之，吏与富民因结为奸，多不及于贫者。今杭、苏、湖、秀四州复大水，民鬻妻女易食”
同年十月”桑哥请明年海道漕运江南米须及百万石。”(一边是江南最发达地区大水，卖妻女换食，另一边海道漕运要增加到百万石)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通州河西务饥，民有鬻子、去之他州者
至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戊申，敕尚书省发仓赈大都饥民。
至元二十七年二月，“浙东诸郡饥，给粮九十日”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杭州、平江等五路饥”，“溧阳、太平、徽州、广德、镇江五路亦饥”
至元二十八年五月辛亥，“太原及杭州饥。”
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乙巳，大都饥，出米二十五万四千八百石赈之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中书省臣言 ：“京畿荐饥，宜免今岁田租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太平、宁国、平江、饶、常、湖六路民艰食”。
至元三十年九月“壬寅，敕减米直，粜京师饥民，”
平江就是明代苏州府，杭州、平江、湖州等地，本是江南经济最繁荣，商业网络最发达，粮食也最高产地区。这些地方在忽必烈统治下也能连年陷入饥荒状态，那是大部分粮食和民财都被搜刮到蒙元大小头目手里的结果。
或有人说这些地方发生饥荒应该是发生水灾之类。
可问题是江南就算一部分地区发生水灾，如果民间储蓄宽裕，商业发达。江南临近地区也大多粮食高产区，粮食能很快调运过来，仍不至于发生饥荒。
朱元璋实录也记载有苏州、杭州等地遭遇大水、海潮损失，官府对百姓损失给予免租和赈济，也并没因此出现民饥的情况。
忽必烈时期应是江南百姓平时被蒙元抢劫剥削得穷困潦倒所致。
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即便在竭力给蒙元头子涂脂抹粉的忽必烈本纪里，也有所披露。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庚辰，月兒鲁等言 ：“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者，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维杨、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
蒙元对江南的经济剥削太酷烈，导致不仅江南连年陷于饥荒，而且民变四起，遍地狼烟。
忽必烈时期江南到处都是起义反抗。这是本纪中一些记载
至元二十年五月乙卯，御史中丞崔彧言 ：“江南盗贼相继而起，皆缘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及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所欲。伺民之气稍苏，我之力粗备，三二年复东征未晚 。”
忽必烈对此的态度是“不从”。
蒙元鹰犬不敢夸张，连他们都要说江南民不聊生，真实情况只会更惨。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戊辰，车驾幸上都。帝问省臣 ：“行御史台何故罢之？”安童曰 ：“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遏居多，臣以为不可罢……”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己酉，诏议弭盗。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责州县之吏，其不能者黜之 。”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广东贼董贤举等七人皆称大老，聚众反，剽掠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连岁击之不能平
至元二十五年七月
“南安、瑞、赣三路连岁盗起，民多失业”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玉吕鲁奏“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宜选将讨之”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僭称大兴国，寇东阳、义乌，浙东大震”
至元二十六年肆月“戊午，禁江南民挟弓矢”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广东贼钟明亮复反，以众万人寇梅州，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
同年同月“婺州贼叶万五以众万人寇武义县，杀千户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邻吉带将兵讨之”
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
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言 ：“宋赵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师 。”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
“甲子，杨震龙余众剽浙东，总兵官讨贼者，多俘掠良民”
至元二十七年四月
江淮行省言 ：“近朝廷遣白絜矩来，与沙不丁议，令发兼并户偕宋宗族赴京，人心必致动摇，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宜俟它日行之 。”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
江西行省言 ：“吉、赣、湖南、广东、福建以禁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
至元二十七年六月
庚子，从江西省请，发各省戍兵讨贼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 “江淮行省平章不怜吉带言 ：“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初用土兵，后皆与贼通，今以高邮、泰两万户汉军易地而戍。”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甲子，御史台言 ：“江南盗起，讨贼官利其剽掠，复以生口充赠遗，请给还其家 。”
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处州青田贼刘甲乙等集众万余人寇温州平阳。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庚子，江西行省左丞高兴言 ：“江西、福建汀、漳诸处连年盗起，百姓入山以避”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左江总管黄坚言 ：“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臣愿调军民万人以从 。
至元二十九年九月，己未朔，治书侍御史裴居安言 ：“月的迷失遇盗起不即加兵，盗去乃延诛平民 。”
至元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 ：“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宜诛为首者，余徙内县 。”从之。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某些人曾拿放大镜去搜罗明太祖实录里所谓的农民起义，据说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八年，被出搜罗了一百次以上，然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断言“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爆发了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在古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云云。
他们这所谓的一百次大抵是把各种土匪山寇，抢劫团伙，还有蛮族土司的劫掠杀人，野心者冒险都算进去了。当然也确有属于官吏军人不法导致的民变，朱元璋惩办这些官员军人后，民变很快就平息。
这统计是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八年，不妨再放宽一点。拉长到洪武三十一年，就算再翻一倍，那就是两百起。
然而，按蒙元头目和奴才的自供，蒙元一年之内，同一个时间段里就“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
这所谓盗贼当然就是江南反抗蒙元经济剥削的百姓起义。
同一时间内并存的起义数量就是洪武元年到十八年总和的四倍。
则他们一惊一乍所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纯属梦呓了。
回到正题、光是以上本纪中所记载的忽必烈时期江南饥荒不断，人民被逼得冒死反抗不断的情形来看。对照《元史.食货志》中的吹嘘
“世祖立法，一本于宽”，
“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其爱民之仁，于此亦可见矣”
不是极为讽刺么？
原来所谓忽必烈轻徭薄赋，家给人足导致的结果就是江南人卖妻卖女，遍地“盗贼”。
元末明初文人还能把忽必烈时期吹嘘成太平盛世，如叶子奇云：“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
对照忽必烈时期的现实，真是如同说梦。
现代某些文人还能吹嘘蒙元吞并江南后“一切未征”，给人民留下了美好记忆，这种集体记忆传承到了现代，让他们赞叹不已。
只能说集体记忆真是太容易虚构了。
打仗先不必说，频繁出现的“饥”，就很触目。按我印象，读明钛祖实录时，并没感觉到“饥”字这么频繁跳出来。
不过说不定这是因为我特别留心蒙元弊端，造成的主观错觉。
毕竟古代物流不发达，不时有地方闹饥荒也正常。
比较客观办法是把忽必烈本纪里“饥”字出现次数，和明祖实录对比，也可说明一些问题。
《元史》是明初修的，或有人担心元史刻意夸大蒙元阴暗面。
这就多虑了。
正如我在上文说过的那样，这帮编修文人对蒙元感情好得很，他们心理还停留在蒙军就是天下无敌。朱元璋多半暂时得势。其行文措辞似乎预备蒙元随时打回来，他们好把这本《元史》献上去表忠心。
书中对蒙元过恶百般掩盖淡化，对其“功绩”吹捧近于肉麻。
所以这本修了一年不到的《元史》，只会掩盖缩小蒙元不光彩一面，不必担心夸大。
其本纪里出现饥，几乎都为表彰蒙元头目赈济饥民的仁德。所谓“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元史》志第四十二，食货一）
这也意味着真实发生过的饥荒次数只会多于《元史》中列举的。不必担心对忽必烈 不公正。
至于《明实录》，实质是明代奏疏档案整理汇编，对涉及民生奏疏，收集呈现，向来没阻碍。也不会出现故意缩减饥荒情况。
当然，比较之前，对结果也有些吃不准。
毕竟拿《本纪》去和《实录》比，体量差距太大了。这样的比较对朱元璋不公平。《实录》内容会比《本纪》详细得多。
虽然阅读时直觉忽必烈本纪里出现饥的频率非常高，但也许因为实录总字数更多，最后检索下来，“饥”字还是更多，也完全可能。
比较的结果究竟如何，确实无法预料。
先动手再说吧。
把txt版的两者都各自复制到word文档里，两个都是标点版。
忽必烈本纪，15万3千多字。明太祖实录， 116万四千多字
后者是前者的7.6倍，体量远超。
选取三个时间段。结果如下。
全文比较，133： 232，明太祖实录中出现“饥”的次数是忽必烈本纪的57%
洪武元年到三十一年，对至元元年到三十一年，是119： 222，前者是后者的53%
洪武十六年到三十一年，对至元十六年到三十一年，是61：178，前者只有后者34%。
再看自身比较，洪武后半程出现饥，占明祖实录的46%，而忽必烈后半段出现饥，占据本纪的76%多。
也就是随着朱元璋治国时间加长，饥出现次数降低，而随忽必烈治理时间的增长，饥出现增多，双方差距越随时间推移就越大。到各自后半程，忽必烈时期的饥几乎是洪武的三倍。
朱元璋实录记述远比忽必烈本纪详尽，洪武十六年到洪武三十一年，实录里出现的61个饥，不少是回忆性质，或无关事项。
一条是表彰开封府张宗鲁的孝行，在元末岁饥时的经历。
一条是说劫掠边地西番部族，“牛马饥瘦”。
一条是旌表孟县孝子李德，“元末避兵新安时，兵饥掠人以食”（新安在河南，这里的吃人的兵应是元兵）
一条是洪武十八年，徐达死，回顾其生平。
一条是侍臣劝朱元璋不要太累，朱元璋说“向者天下未宁，吾饥不暇食，倦不暇寝。”
一条是朱元璋说上古圣人时期（先王之世）“水旱无虞，饥寒不至”
一条是朱元璋说“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
一条是朱元璋教导即将做官的国子监生，“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饥寒者无由获济”就是失职。这一条两个饥。
一条是汤和回乡，朱元璋回忆汤和经历。
一条是朱元璋让官员要做好储蓄工作，“岁或不登，民无饥色，以储蓄有素故”
一条是命天下种桑种枣时“上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
一条是上元县典史隋吉上书朱元璋，建议乡村农民结成互助社，有人生病，他人可以助他家干农活。
一条是朱元璋给朱棣的敕书里说：“兵法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尔其察之”
扣除以上14条，从洪武十六年到洪武三十一年,因灾而饥相关的只有47条。
剩下47条，还不乏重复，比如某地出现灾情，官员上报，朱元璋批复，一次饥情，重复出现，有的甚至重复三四次。
比如：“丙戌复遣安庆侯仇成赈山东饥，先是青州府饥，朝廷既遣官赈之，而东昌府东平诸州县旱饥，亦如青州。”这青州因为旱灾而饥，实录里前面就提了两次，这里又提一次。
还有如孝感县民饥，上报请求赈济，朱元璋对户部官员发表讲话，要求地方遇到饥荒，先发粮赈济，然后再报告：“朕尝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正欲备荒歉，以济饥民也。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远者动经数月，则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令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这一段讲话里就出现四个饥字，但也都计算进去了。
而元世祖本纪里出现饥，类似回忆、无关情形少许多。比明实录简略。
不妨抽取至元二十九年开始的前五条饥的记录作为样本
（二月）
“戊戌，清州饥”
“己酉，兴州之兴安、宜兴两县饥”
“壬子，桓州至赤城站户告饥”
“乙丑，给辉州、龙山、里州、和中等县饥民粮一月”
“己巳，太阴犯毕。发通州、河西务粟，赈东安、固安、蓟州、宝坻县饥民
考虑明实录更详尽，忽必烈时期,尤其后半段，真正民饥频率可能是朱元璋时期的六倍以上，甚至更高。
忽必烈时期不仅饥出现次数高，在其他朝代经济发达的京畿地区，和粮食最高产，商业发达的苏浙地区也常陷入饥饿中，需要官府赈济。
至元十八年二月，“浙东饥”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大都饥，发官米低其价粜贫民。”
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杭、苏二州连岁大水，赈其尤贫者。”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尚书省臣言 ：“近以江淮饥，命行省赈之，吏与富民因结为奸，多不及于贫者。今杭、苏、湖、秀四州复大水，民鬻妻女易食”
同年十月”桑哥请明年海道漕运江南米须及百万石。”(一边是江南最发达地区大水，卖妻女换食，另一边海道漕运要增加到百万石)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通州河西务饥，民有鬻子、去之他州者
至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戊申，敕尚书省发仓赈大都饥民。
至元二十七年二月，“浙东诸郡饥，给粮九十日”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杭州、平江等五路饥”，“溧阳、太平、徽州、广德、镇江五路亦饥”
至元二十八年五月辛亥，“太原及杭州饥。”
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乙巳，大都饥，出米二十五万四千八百石赈之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中书省臣言 ：“京畿荐饥，宜免今岁田租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太平、宁国、平江、饶、常、湖六路民艰食”。
至元三十年九月“壬寅，敕减米直，粜京师饥民，”
平江就是明代苏州府，杭州、平江、湖州等地，本是江南经济最繁荣，商业网络最发达，粮食也最高产地区。这些地方在忽必烈统治下也能连年陷入饥荒状态，那是大部分粮食和民财都被搜刮到蒙元大小头目手里的结果。
或有人说这些地方发生饥荒应该是发生水灾之类。
可问题是江南就算一部分地区发生水灾，如果民间储蓄宽裕，商业发达。江南临近地区也大多粮食高产区，粮食能很快调运过来，仍不至于发生饥荒。
朱元璋实录也记载有苏州、杭州等地遭遇大水、海潮损失，官府对百姓损失给予免租和赈济，也并没因此出现民饥的情况。
忽必烈时期应是江南百姓平时被蒙元抢劫剥削得穷困潦倒所致。
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即便在竭力给蒙元头子涂脂抹粉的忽必烈本纪里，也有所披露。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庚辰，月兒鲁等言 ：“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者，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维杨、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
蒙元对江南的经济剥削太酷烈，导致不仅江南连年陷于饥荒，而且民变四起，遍地狼烟。
忽必烈时期江南到处都是起义反抗。这是本纪中一些记载
至元二十年五月乙卯，御史中丞崔彧言 ：“江南盗贼相继而起，皆缘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及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所欲。伺民之气稍苏，我之力粗备，三二年复东征未晚 。”
忽必烈对此的态度是“不从”。
蒙元鹰犬不敢夸张，连他们都要说江南民不聊生，真实情况只会更惨。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戊辰，车驾幸上都。帝问省臣 ：“行御史台何故罢之？”安童曰 ：“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遏居多，臣以为不可罢……”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己酉，诏议弭盗。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责州县之吏，其不能者黜之 。”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广东贼董贤举等七人皆称大老，聚众反，剽掠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连岁击之不能平
至元二十五年七月
“南安、瑞、赣三路连岁盗起，民多失业”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玉吕鲁奏“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宜选将讨之”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僭称大兴国，寇东阳、义乌，浙东大震”
至元二十六年肆月“戊午，禁江南民挟弓矢”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广东贼钟明亮复反，以众万人寇梅州，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
同年同月“婺州贼叶万五以众万人寇武义县，杀千户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邻吉带将兵讨之”
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
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言 ：“宋赵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师 。”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
“甲子，杨震龙余众剽浙东，总兵官讨贼者，多俘掠良民”
至元二十七年四月
江淮行省言 ：“近朝廷遣白絜矩来，与沙不丁议，令发兼并户偕宋宗族赴京，人心必致动摇，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宜俟它日行之 。”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
江西行省言 ：“吉、赣、湖南、广东、福建以禁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
至元二十七年六月
庚子，从江西省请，发各省戍兵讨贼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 “江淮行省平章不怜吉带言 ：“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初用土兵，后皆与贼通，今以高邮、泰两万户汉军易地而戍。”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甲子，御史台言 ：“江南盗起，讨贼官利其剽掠，复以生口充赠遗，请给还其家 。”
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处州青田贼刘甲乙等集众万余人寇温州平阳。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庚子，江西行省左丞高兴言 ：“江西、福建汀、漳诸处连年盗起，百姓入山以避”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左江总管黄坚言 ：“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臣愿调军民万人以从 。
至元二十九年九月，己未朔，治书侍御史裴居安言 ：“月的迷失遇盗起不即加兵，盗去乃延诛平民 。”
至元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 ：“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宜诛为首者，余徙内县 。”从之。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某些人曾拿放大镜去搜罗明太祖实录里所谓的农民起义，据说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八年，被出搜罗了一百次以上，然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断言“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爆发了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在古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云云。
他们这所谓的一百次大抵是把各种土匪山寇，抢劫团伙，还有蛮族土司的劫掠杀人，野心者冒险都算进去了。当然也确有属于官吏军人不法导致的民变，朱元璋惩办这些官员军人后，民变很快就平息。
这统计是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八年，不妨再放宽一点。拉长到洪武三十一年，就算再翻一倍，那就是两百起。
然而，按蒙元头目和奴才的自供，蒙元一年之内，同一个时间段里就“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
这所谓盗贼当然就是江南反抗蒙元经济剥削的百姓起义。
同一时间内并存的起义数量就是洪武元年到十八年总和的四倍。
则他们一惊一乍所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纯属梦呓了。
回到正题、光是以上本纪中所记载的忽必烈时期江南饥荒不断，人民被逼得冒死反抗不断的情形来看。对照《元史.食货志》中的吹嘘
“世祖立法，一本于宽”，
“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其爱民之仁，于此亦可见矣”
不是极为讽刺么？
原来所谓忽必烈轻徭薄赋，家给人足导致的结果就是江南人卖妻卖女，遍地“盗贼”。
元末明初文人还能把忽必烈时期吹嘘成太平盛世，如叶子奇云：“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
对照忽必烈时期的现实，真是如同说梦。
现代某些文人还能吹嘘蒙元吞并江南后“一切未征”，给人民留下了美好记忆，这种集体记忆传承到了现代，让他们赞叹不已。
只能说集体记忆真是太容易虚构了。
谢康诗选
闻海南同学仕途荣升
南天旭日岛风清，知命年华晋相卿。
揽斗登魁今胜昔，踏涛纳海士中英。
欲描奇景须豪笔，再起新旗为远征。
恰此青春人未老，一花一木总关情。
毕业三十周年海口别怀
将别琼崖度海津，南天灿烂欲留人。
卅年佳事多堪忆，万里同窗独可亲。
浪声叠叠鸣清鼓，风力微微涤浊尘。
此去何期无为问，几回黉舍百花新。
高铁
一出城关离把箭，三千里路起狼烟。
水流绳管消边地，山走龙蛇跃阔天。
不欲回头看己得，再经轻步越人前。
小停岂可长留住，自有征途在大川。
春郊观花得句
郊野千寻忽感焉，一株荣槁有章篇。
暖风回度皆初放，大雪重临又尽眠。
未揽高天終悔恨，每飘平地总蹁跹。
欲从来往看花草，开落尘泥本自然。
高望
天白楼青路巷喧，林横水曲鸟声传。
山濛未觉新春远，地杳终由出日连。
独有渔帆通大海，更无樵猎避歧川。
东风不止高台上，应是人间尽秀妍。
小城忆記
樓静湖閑柳不争，水凝山瘦鸟无朋。
紛紛往事寻常作，促促来年料可成。
阔野繁芜旋即雨，远方迷漫渐为瀛。
别城千里今何处？一路新程换旧程。 https://t.cn/RJ2Ip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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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旭日岛风清，知命年华晋相卿。
揽斗登魁今胜昔，踏涛纳海士中英。
欲描奇景须豪笔，再起新旗为远征。
恰此青春人未老，一花一木总关情。
毕业三十周年海口别怀
将别琼崖度海津，南天灿烂欲留人。
卅年佳事多堪忆，万里同窗独可亲。
浪声叠叠鸣清鼓，风力微微涤浊尘。
此去何期无为问，几回黉舍百花新。
高铁
一出城关离把箭，三千里路起狼烟。
水流绳管消边地，山走龙蛇跃阔天。
不欲回头看己得，再经轻步越人前。
小停岂可长留住，自有征途在大川。
春郊观花得句
郊野千寻忽感焉，一株荣槁有章篇。
暖风回度皆初放，大雪重临又尽眠。
未揽高天終悔恨，每飘平地总蹁跹。
欲从来往看花草，开落尘泥本自然。
高望
天白楼青路巷喧，林横水曲鸟声传。
山濛未觉新春远，地杳终由出日连。
独有渔帆通大海，更无樵猎避歧川。
东风不止高台上，应是人间尽秀妍。
小城忆記
樓静湖閑柳不争，水凝山瘦鸟无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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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那些事[超话]##诗词中的历史#
《渔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渔家傲》中的历史元素：
康定元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0年～1043年），宋夏第一次战争期间，范仲淹担任陕西路经略安抚副使（陕西路二号军政长官，同为副使的还有后来的三朝宰相韩琦）兼延州（后升为延安府，延州即延安的前身）知州，采取“屯田久守”方针针对西夏的入侵，巩固西北边防。这首《渔家傲》正是作于范仲淹戍边期间。
“塞”：自然是指的边塞之地，这里指的是陕西对夏战争前线；
“衡阳雁去”：传说秋天北雁南飞，至湖南衡阳回雁峰而止，不再南飞，塞外的秋天荒芜凄凉，没有丝毫令人留恋的地方，形容戍边生活的艰苦；
“千嶂”：陕西北部沟壑纵横，如同有千万处峻峭险要的山峰，这也是中原农耕政权在弱势的时候与游牧民族天然的分界线，北宋时期党项人崛起后正是蚕食了北宋在陕西天然防线以北无险可守的河套地区；
“长烟落日孤城闭”：此时的西北战场，四处狼烟，层峦叠嶂里，山衔落日，孤悬边疆的要塞城门紧闭，一副大敌当前的紧张气氛，实际上宋夏战争中，宋朝外初期主动出击吃了大亏以后，开始固守坚城，此时范仲淹作为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一直居于守势，延州在战线上处于孤立状态。宋朝此时避开党项骑兵的机动优势，让他们开始为攻城而头疼，同时也标志着宋朝无奈让出了战争主动权；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孤城闭[超话]# 正是引用了其中的典故；
“浊酒一杯家万里”，范仲淹是苏州人，戍边数年，远离自己千里之外的家，只能借酒来寄托思乡之情；
“燕然未勒归无计”，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归期仍然没有办法确定。这里借用了“燕然勒功”的典故，东汉将军窦宪率领汉军及南匈奴、东胡乌桓、西戎氐羌大破北匈奴之后，封燕然山，勒石记功，也寄托了范仲淹立志荡平党项叛军，为国建功的抱负，当然，他的抱负后人百年后也没有完成；
“羌管悠悠”：延州地处陕北，北宋时已经是边地，河套地区是羌人传统的聚居地，汉胡杂处，到处是胡人乐器如诉如泣的凄凉；
“将军白发征夫泪”：为了早日使战局有所进展，解决西北边患，将军已经愁的白了须发，因为连年的战争，兵士和应征的民夫们生活困苦，思念家乡，时常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这首词是宋朝少有的写边塞军旅的诗词，凝重豪放。
也正是有了数年的戍边战争体验，范仲淹有了比当时朝廷中众多臣僚更深的对家国大事的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为后来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打下了基础。
《渔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渔家傲》中的历史元素：
康定元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0年～1043年），宋夏第一次战争期间，范仲淹担任陕西路经略安抚副使（陕西路二号军政长官，同为副使的还有后来的三朝宰相韩琦）兼延州（后升为延安府，延州即延安的前身）知州，采取“屯田久守”方针针对西夏的入侵，巩固西北边防。这首《渔家傲》正是作于范仲淹戍边期间。
“塞”：自然是指的边塞之地，这里指的是陕西对夏战争前线；
“衡阳雁去”：传说秋天北雁南飞，至湖南衡阳回雁峰而止，不再南飞，塞外的秋天荒芜凄凉，没有丝毫令人留恋的地方，形容戍边生活的艰苦；
“千嶂”：陕西北部沟壑纵横，如同有千万处峻峭险要的山峰，这也是中原农耕政权在弱势的时候与游牧民族天然的分界线，北宋时期党项人崛起后正是蚕食了北宋在陕西天然防线以北无险可守的河套地区；
“长烟落日孤城闭”：此时的西北战场，四处狼烟，层峦叠嶂里，山衔落日，孤悬边疆的要塞城门紧闭，一副大敌当前的紧张气氛，实际上宋夏战争中，宋朝外初期主动出击吃了大亏以后，开始固守坚城，此时范仲淹作为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一直居于守势，延州在战线上处于孤立状态。宋朝此时避开党项骑兵的机动优势，让他们开始为攻城而头疼，同时也标志着宋朝无奈让出了战争主动权；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孤城闭[超话]# 正是引用了其中的典故；
“浊酒一杯家万里”，范仲淹是苏州人，戍边数年，远离自己千里之外的家，只能借酒来寄托思乡之情；
“燕然未勒归无计”，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归期仍然没有办法确定。这里借用了“燕然勒功”的典故，东汉将军窦宪率领汉军及南匈奴、东胡乌桓、西戎氐羌大破北匈奴之后，封燕然山，勒石记功，也寄托了范仲淹立志荡平党项叛军，为国建功的抱负，当然，他的抱负后人百年后也没有完成；
“羌管悠悠”：延州地处陕北，北宋时已经是边地，河套地区是羌人传统的聚居地，汉胡杂处，到处是胡人乐器如诉如泣的凄凉；
“将军白发征夫泪”：为了早日使战局有所进展，解决西北边患，将军已经愁的白了须发，因为连年的战争，兵士和应征的民夫们生活困苦，思念家乡，时常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这首词是宋朝少有的写边塞军旅的诗词，凝重豪放。
也正是有了数年的戍边战争体验，范仲淹有了比当时朝廷中众多臣僚更深的对家国大事的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为后来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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