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
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全文：https://t.cn/A65fLpRc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
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全文：https://t.cn/A65fLpRc
【声音】从贵族制到官僚制：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演变
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
由三国至唐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谓处于贵族制度时代，但绝非一切现象都能以贵族制度来概括。与此同时，与贵族制对立的君主专制牢固存在，不断削弱贵族制度，努力使之转化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君主专制的存在，才使贵族制止步于贵族制。如果君权再微弱一些，那么贵族制也许会进一步发展为更加割据化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由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虽然衰微却一直存在，就是一种迹象。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本质上应当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因为君主权的强硬存在而被迫采取了贵族制这种特殊形态，这样的思路也许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一直是强大的，但也不能对此评价过高。在我们研究的贵族制时代里，必须要把与君主专制相对的贵族制度与每一位贵族区分开考虑。君主相对于每一位贵族个人，拥有绝对强势，更有着足以迫害、摧毁他们的权力。然而，消灭个别贵族，也并不意味着破坏了贵族制度。通常来说，消灭一个贵族，便会有另一个贵族补充空隙，贵族制本身并不会动摇分毫。若对贵族个体的迫害过度，连天子自身都有下台的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君主制不可能凭个人意志一蹴而就。若是忽视这个环境，为所欲为，哪怕贵为帝王也会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承认，帝王的权力也有限度，在贵族制度的时代，难免会受到贵族制度的制约。当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历史的积累而产生，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积累而继续变化。
弱小力量会被强大力量驱动，这是历史的原理。为收拾东汉末年的乱世，曹操建立了官僚军阀集团，其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它短暂地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和建设力，却不能持久。这一集团是出色的短跑选手，不善于长跑。曹操借法家的统制建立的曹魏官僚军阀集团，一旦遇上汉代以来中国社会贵族化这一巨大潜流，转瞬间便被巨浪冲走、吞没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是曹操将在魏国摸索了二十年的方法，借汉魏革命之机扩张到全国各地而颁布的法令。其精神是纯粹官僚的，其目的在于专门考量个人的才德、选拔合适的人才，并置于最合适的官位上。即目的是选拔人才，而非选拔人才的背景。然而在当时，撇开背景考量个人是不可能的。在曹操的部将之中，李典率宗族、部曲三千余户归顺曹操，许褚也率宗族数千家归顺，他们据此才能发挥作用。蜀国的诸葛亮亦是如此。若非出自琅邪名家，想必诸葛亮对刘备而言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利用价值。但把个人与其背后的宗族亲戚当作共同体来看待，就产生了贵族制度。这同时也是汉代以来数百年间的现实状况，要在曹魏二十年的历史间发生改变，本就不可能。因此九品官人法也迅速贵族化了。
最能明确体现九品官人法贵族化的事实，在于九品官制上下界限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根据最初立法的宗旨，将界限定于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之间，五品以上属于特权阶级，相当于过去的公卿大夫，其家族也可免除徭役。然而九品官人法一旦贵族化，贵族子弟几乎皆由六品官起家，六品、七品之间出现了巨大断层。自六品官起家相当于乡品二品，故六品官进而被称作“二品”，“二品以上”一词也屡被使用。
《宋书》卷十四《礼志》记载，孝武帝时期，“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同书卷十五记载，东晋成帝时，杜后崩逝，“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通典》卷十九记载，宋制允许二品以上者在遇父母之疾时，可立即去官。《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永元元年正月”条载，“诏二品清资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上文中提及的六品与二品，意思完全相同。有时应称“六品以上”或“二品以上”也会略称为“二品”。《宋书》卷十七《礼志》载，“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载，“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笔”，卷四十一《张融传》载，“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此处二品皆指二品以上，即六品官以上，“以上”二字被省略。即使如此，意思依然通顺，可见六品以上的分界已非常普遍了。若将画在五品以下的线称为官僚线，六品以下的称为贵族线，那么通过以上事实可知，官僚线在不断淡化，而贵族线则日益加深。
贵族线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使门地二品这一特权阶级成立了。这就是获得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者家世的称谓，又可称士族、士类。贵族线同时意味着免除徭役的特权。当然，非士族出身却倚仗自身势力免役的人也不少。在门地二品成立之后，问题便在于是什么样的门地二品。
梁武帝的新官制根据这条贵族线，将过去九品中的六品以上分离出来，重新分为九品十八班。如此一来，过去被称为“二品以上”者就必须要用新的称呼。《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记载下诏命“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卷四十七《刘昙净传》中记载，诏“士姓各举四科”。《陈书》卷六《后主纪》“太建十四年三月”条记载，“内外众官九品以上，可各荐一人”。其中“在位”“士姓”“九品以上”等词意思相同，不外乎是指新制下的所有品官。
根据贵族线，旧六品以上成为流内，将其再按照九品区分，就成了新的九品官制，而在新的九品官制中，又划分了一道官僚线。按照陈朝之制，首先三品（十三班）以上是诏授官，接下来是五品（九班）以上，礼数又不同，这可能与前代的梁朝是相同的。若南朝历史得以永续，那么新官制中画在五品以下的新官僚线应会进一步发展。然而陈朝转瞬灭亡，新官僚线的强化则由北朝实现了。（图2）
南朝经年累月才得以成熟的贵族线，在北魏以极短的时间就得以实现了。也就是说，根据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的前令制定的九品官制，似乎基本上是按照五品的官僚线来进行上下区分的。从贵族线还不明确出现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其性质与魏晋的九品官制基本相同。但之后太和二十三年的后令的九品官制，则和前令的主旨大异，改为从六品以上切断再划分为九品。换言之，新九品制建立在南朝式的贵族线上。此后的改朝换代，虽然每次更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九品官制一直稳居贵族线之上这一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九品官制在北朝的运用，虽然有时极为官僚制，但其基础还是贵族制度。《通典》卷十八中引用了唐朝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话：
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
是说九品以上为士，同时可以免除徭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自北周经隋朝至唐朝，九品官制专门用做官僚制的趋势越来越强了。九品以上视为士，但究竟是按照官僚制度的思想只承认一代的身份，还是按照贵族制的思想看作是家族特权，不同的看法会带来极大的差异。北周以来的趋势是想仅承认其为一代人的特权。但官品有一品到九品之分，因此无法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故而在五品以上切断，在五品之下划定官僚线。这虽然是在北魏时期便已出现的做法，但官僚线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日益强化。唐朝的制度是在各种情况中都要划分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当数免役的规定。按照唐令的严格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与其家属都可免役，六品以下的官员仅限本人免除徭役。这与当时在社会上仍保持一定势力的旧贵族阶级的观念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恐怕很难完全按照规定实行。一直以来作为士族享受特权的阶级，突然要去遵从这种令制，这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试图将五品之下的官僚线直接等同于贵族线。《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记载，李义府以成于太宗时期的《贞观氏族志》中未载自己祖先之名为耻，因此对其进行修订，将仕于唐朝五品以上者皆定为士流，收录其中，连兵卒凭借军功升至五品者也悉数编入，引得缙绅们鄙笑，唤之为“勋格”。终唐一代，官僚制与贵族制的争论从未停歇过，但大趋势逐渐向着对贵族制不利的方向发展，确实是无法阻挡的。
虽然官僚制在最终能够压倒贵族制，但这个官僚制若是原样延续了北周、隋朝以降的军阀性质官僚制，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官僚制自身不断发展、吸收贵族制的优点，通过自身的贵族化，才打败了旧贵族制。唐代的官僚制度中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清浊的流品区别。《唐六典》卷二“吏部”条中规定：
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
科举及任子出身者为清流，流外及视品出身的人则为非清流。而清资官，在八品为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在七品为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詹事司直、四门博士、太学助教。与此相反，寺监丞、左右卫及金吾长史，却比中书的主书、门下的录事、尚书的都事更容易晋升。而主书、录事、都事自不必说，又比令史更容易晋升。像这样，将贵族主义的武器——流品取为己用，又通过科举制，把比起门地贵族更具有贵族特质的读书人纳入己方阵营，官僚制才能够完全打倒贵族制。同时，官僚也不仅仅是官僚，他们成为比起旧贵族更具有贵族教养的读书人官僚。
选自《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
由三国至唐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谓处于贵族制度时代，但绝非一切现象都能以贵族制度来概括。与此同时，与贵族制对立的君主专制牢固存在，不断削弱贵族制度，努力使之转化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君主专制的存在，才使贵族制止步于贵族制。如果君权再微弱一些，那么贵族制也许会进一步发展为更加割据化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由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虽然衰微却一直存在，就是一种迹象。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本质上应当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因为君主权的强硬存在而被迫采取了贵族制这种特殊形态，这样的思路也许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一直是强大的，但也不能对此评价过高。在我们研究的贵族制时代里，必须要把与君主专制相对的贵族制度与每一位贵族区分开考虑。君主相对于每一位贵族个人，拥有绝对强势，更有着足以迫害、摧毁他们的权力。然而，消灭个别贵族，也并不意味着破坏了贵族制度。通常来说，消灭一个贵族，便会有另一个贵族补充空隙，贵族制本身并不会动摇分毫。若对贵族个体的迫害过度，连天子自身都有下台的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君主制不可能凭个人意志一蹴而就。若是忽视这个环境，为所欲为，哪怕贵为帝王也会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承认，帝王的权力也有限度，在贵族制度的时代，难免会受到贵族制度的制约。当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历史的积累而产生，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积累而继续变化。
弱小力量会被强大力量驱动，这是历史的原理。为收拾东汉末年的乱世，曹操建立了官僚军阀集团，其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它短暂地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和建设力，却不能持久。这一集团是出色的短跑选手，不善于长跑。曹操借法家的统制建立的曹魏官僚军阀集团，一旦遇上汉代以来中国社会贵族化这一巨大潜流，转瞬间便被巨浪冲走、吞没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是曹操将在魏国摸索了二十年的方法，借汉魏革命之机扩张到全国各地而颁布的法令。其精神是纯粹官僚的，其目的在于专门考量个人的才德、选拔合适的人才，并置于最合适的官位上。即目的是选拔人才，而非选拔人才的背景。然而在当时，撇开背景考量个人是不可能的。在曹操的部将之中，李典率宗族、部曲三千余户归顺曹操，许褚也率宗族数千家归顺，他们据此才能发挥作用。蜀国的诸葛亮亦是如此。若非出自琅邪名家，想必诸葛亮对刘备而言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利用价值。但把个人与其背后的宗族亲戚当作共同体来看待，就产生了贵族制度。这同时也是汉代以来数百年间的现实状况，要在曹魏二十年的历史间发生改变，本就不可能。因此九品官人法也迅速贵族化了。
最能明确体现九品官人法贵族化的事实，在于九品官制上下界限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根据最初立法的宗旨，将界限定于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之间，五品以上属于特权阶级，相当于过去的公卿大夫，其家族也可免除徭役。然而九品官人法一旦贵族化，贵族子弟几乎皆由六品官起家，六品、七品之间出现了巨大断层。自六品官起家相当于乡品二品，故六品官进而被称作“二品”，“二品以上”一词也屡被使用。
《宋书》卷十四《礼志》记载，孝武帝时期，“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同书卷十五记载，东晋成帝时，杜后崩逝，“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通典》卷十九记载，宋制允许二品以上者在遇父母之疾时，可立即去官。《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永元元年正月”条载，“诏二品清资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上文中提及的六品与二品，意思完全相同。有时应称“六品以上”或“二品以上”也会略称为“二品”。《宋书》卷十七《礼志》载，“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载，“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笔”，卷四十一《张融传》载，“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此处二品皆指二品以上，即六品官以上，“以上”二字被省略。即使如此，意思依然通顺，可见六品以上的分界已非常普遍了。若将画在五品以下的线称为官僚线，六品以下的称为贵族线，那么通过以上事实可知，官僚线在不断淡化，而贵族线则日益加深。
贵族线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使门地二品这一特权阶级成立了。这就是获得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者家世的称谓，又可称士族、士类。贵族线同时意味着免除徭役的特权。当然，非士族出身却倚仗自身势力免役的人也不少。在门地二品成立之后，问题便在于是什么样的门地二品。
梁武帝的新官制根据这条贵族线，将过去九品中的六品以上分离出来，重新分为九品十八班。如此一来，过去被称为“二品以上”者就必须要用新的称呼。《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记载下诏命“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卷四十七《刘昙净传》中记载，诏“士姓各举四科”。《陈书》卷六《后主纪》“太建十四年三月”条记载，“内外众官九品以上，可各荐一人”。其中“在位”“士姓”“九品以上”等词意思相同，不外乎是指新制下的所有品官。
根据贵族线，旧六品以上成为流内，将其再按照九品区分，就成了新的九品官制，而在新的九品官制中，又划分了一道官僚线。按照陈朝之制，首先三品（十三班）以上是诏授官，接下来是五品（九班）以上，礼数又不同，这可能与前代的梁朝是相同的。若南朝历史得以永续，那么新官制中画在五品以下的新官僚线应会进一步发展。然而陈朝转瞬灭亡，新官僚线的强化则由北朝实现了。（图2）
南朝经年累月才得以成熟的贵族线，在北魏以极短的时间就得以实现了。也就是说，根据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的前令制定的九品官制，似乎基本上是按照五品的官僚线来进行上下区分的。从贵族线还不明确出现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其性质与魏晋的九品官制基本相同。但之后太和二十三年的后令的九品官制，则和前令的主旨大异，改为从六品以上切断再划分为九品。换言之，新九品制建立在南朝式的贵族线上。此后的改朝换代，虽然每次更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九品官制一直稳居贵族线之上这一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九品官制在北朝的运用，虽然有时极为官僚制，但其基础还是贵族制度。《通典》卷十八中引用了唐朝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话：
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
是说九品以上为士，同时可以免除徭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自北周经隋朝至唐朝，九品官制专门用做官僚制的趋势越来越强了。九品以上视为士，但究竟是按照官僚制度的思想只承认一代的身份，还是按照贵族制的思想看作是家族特权，不同的看法会带来极大的差异。北周以来的趋势是想仅承认其为一代人的特权。但官品有一品到九品之分，因此无法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故而在五品以上切断，在五品之下划定官僚线。这虽然是在北魏时期便已出现的做法，但官僚线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日益强化。唐朝的制度是在各种情况中都要划分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当数免役的规定。按照唐令的严格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与其家属都可免役，六品以下的官员仅限本人免除徭役。这与当时在社会上仍保持一定势力的旧贵族阶级的观念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恐怕很难完全按照规定实行。一直以来作为士族享受特权的阶级，突然要去遵从这种令制，这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试图将五品之下的官僚线直接等同于贵族线。《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记载，李义府以成于太宗时期的《贞观氏族志》中未载自己祖先之名为耻，因此对其进行修订，将仕于唐朝五品以上者皆定为士流，收录其中，连兵卒凭借军功升至五品者也悉数编入，引得缙绅们鄙笑，唤之为“勋格”。终唐一代，官僚制与贵族制的争论从未停歇过，但大趋势逐渐向着对贵族制不利的方向发展，确实是无法阻挡的。
虽然官僚制在最终能够压倒贵族制，但这个官僚制若是原样延续了北周、隋朝以降的军阀性质官僚制，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官僚制自身不断发展、吸收贵族制的优点，通过自身的贵族化，才打败了旧贵族制。唐代的官僚制度中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清浊的流品区别。《唐六典》卷二“吏部”条中规定：
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
科举及任子出身者为清流，流外及视品出身的人则为非清流。而清资官，在八品为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在七品为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詹事司直、四门博士、太学助教。与此相反，寺监丞、左右卫及金吾长史，却比中书的主书、门下的录事、尚书的都事更容易晋升。而主书、录事、都事自不必说，又比令史更容易晋升。像这样，将贵族主义的武器——流品取为己用，又通过科举制，把比起门地贵族更具有贵族特质的读书人纳入己方阵营，官僚制才能够完全打倒贵族制。同时，官僚也不仅仅是官僚，他们成为比起旧贵族更具有贵族教养的读书人官僚。
选自《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全文：https://t.cn/A65fLpRc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全文：https://t.cn/A65fL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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