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wb逐渐填满珍贵的记忆，也想和互关们进行立体人意义上的认识（？指除了属性以外的东西！）后面会时不时搬运一点以前的日常存一下！
下面走来的是出国前去魔都找亲友面基&怪猎cafe的旅行！两天炫六笼汤包什么含金量？？我的汤包呀[悲伤][悲伤][悲伤][悲伤]暑假还想再去一次…为了我的汤包……
内含一点乙游的推！不过我已退坑了也不拒同担无浓度不用担心～（其实其他推基本都不拒！毕竟心都在某68那里了）
是22年初的青涩小绿[羞嗒嗒][羞嗒嗒][羞嗒嗒]
下面走来的是出国前去魔都找亲友面基&怪猎cafe的旅行！两天炫六笼汤包什么含金量？？我的汤包呀[悲伤][悲伤][悲伤][悲伤]暑假还想再去一次…为了我的汤包……
内含一点乙游的推！不过我已退坑了也不拒同担无浓度不用担心～（其实其他推基本都不拒！毕竟心都在某68那里了）
是22年初的青涩小绿[羞嗒嗒][羞嗒嗒][羞嗒嗒]
2007在广州工作买的第一本书，那个时候我已经志愿做商人，最初的时候，对环境的不熟，懂得又不多，觉着自己先应该积累经验，以及如何的为人处世。书的封面，我在朋友圈里，分享过。我自己选择的路，怎么可能会放弃。
以下是部分内容，也是我跟着学的地方。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 —————————
每天放学后，李嘉诚都要去医院看望父亲李云经，向父亲汇报自己的学业，父亲总是流露出宽慰的微笑。
1943年冬天，李云经走完坎坷的一生，离开这动荡纷乱的世界。他知道未成年的儿子，未来更需依靠亲友的帮助，同时又不希望儿子抱有太重的依赖心理，临终留下“贫穷志不移”，“做人须有骨气"，"来人不如去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的遗言。
李嘉诚对此永生不忘。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冰炭不容。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为一体。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他体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
李云经在贫穷中辞世,却给儿子留下珍贵的精神遗产—如何做人。这一年，李嘉诚14岁。
14岁的孩子，正是备受父母呵护疼爱、充满梦幻的时代。父亲辞世，弟妹尚幼，母亲是懦善的家庭妇女，更加上经历时局动荡，世态炎凉，促使李嘉诚早熟。
他明白，从今后必须靠自己瘦弱的双肩，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
——— ——————— ——— ———
和黄前高层马世民说，李嘉诚的成功在于一来懂得掌握时机，趁低吸纳；二来速战速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交易。
李嘉诚决策快，开会快，雷厉风行。“我开会很快，45 分钟。其实是要大家做“功课’。当你提出困难时，请你提出解决方法，然后告诉我哪一个解决方法最好。”
他又说了一个比喻：“我是杂牌军总司令，难道我拿机枪会好得过哪个机枪手吗？难道我可以强过哪个炮手吗？总司令懂得指挥就可以了。”
李嘉诚曾经给自己规划了日常管理的9个要点：
1.勤奋是一切事业的基础。要勤力工作,对企业负责、对股东负责。
2.对自己要节俭,对他人则要慷慨。处理一切事情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
3.始终保持创新意识，用自己的眼光注视世界，而不随波逐流。
4.坚守诺言，建立良好的信誉，一个人良好的信誉，是走向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5.决策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应开阔胸襟，统筹全局。但一旦决策之后,则要义无反顾，始终贯彻一个决定。
6.要信赖下属。公司所有行政人员，每个人都有其消息来源及市场资料。决定任何一件大事，应召集有关人员一起，汇合各人的资讯，从而集思广益，尽量减少出错的机会。
7.给下属树立高效率的榜样。集中讲座具体事情之前，应预早几天通知有关人员准备资料，以便对答时精简确当，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8.政策的实施要沉稳持重。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注重培养企业管理人员的应变能力。决定一件事情之前，应想好一切应变办法，而不去冒险妄进。
9.要了解下属的希望。除了生活，应给予员工好的前途；并且，一切以员工的利益为重，特别在年老的时候，公司应该给予员工绝对的保障，从而使员工对集团有归属感，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
儿子自立门户，李嘉诚显得很豁达：“年轻人到底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足够人手，我不会强迫他做。”
对儿子放单飞，李嘉诚送他两句话：
一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
二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二公子自立门户，在其父预料之中。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钜“不同科”。回港后，李泽楷在父亲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寂寞的日子，他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打工族无异。
但没太久，李泽楷显出“吊带公子”的德性,父亲批评他，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以下是部分内容，也是我跟着学的地方。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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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放学后，李嘉诚都要去医院看望父亲李云经，向父亲汇报自己的学业，父亲总是流露出宽慰的微笑。
1943年冬天，李云经走完坎坷的一生，离开这动荡纷乱的世界。他知道未成年的儿子，未来更需依靠亲友的帮助，同时又不希望儿子抱有太重的依赖心理，临终留下“贫穷志不移”，“做人须有骨气"，"来人不如去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的遗言。
李嘉诚对此永生不忘。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冰炭不容。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为一体。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他体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
李云经在贫穷中辞世,却给儿子留下珍贵的精神遗产—如何做人。这一年，李嘉诚14岁。
14岁的孩子，正是备受父母呵护疼爱、充满梦幻的时代。父亲辞世，弟妹尚幼，母亲是懦善的家庭妇女，更加上经历时局动荡，世态炎凉，促使李嘉诚早熟。
他明白，从今后必须靠自己瘦弱的双肩，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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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前高层马世民说，李嘉诚的成功在于一来懂得掌握时机，趁低吸纳；二来速战速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交易。
李嘉诚决策快，开会快，雷厉风行。“我开会很快，45 分钟。其实是要大家做“功课’。当你提出困难时，请你提出解决方法，然后告诉我哪一个解决方法最好。”
他又说了一个比喻：“我是杂牌军总司令，难道我拿机枪会好得过哪个机枪手吗？难道我可以强过哪个炮手吗？总司令懂得指挥就可以了。”
李嘉诚曾经给自己规划了日常管理的9个要点：
1.勤奋是一切事业的基础。要勤力工作,对企业负责、对股东负责。
2.对自己要节俭,对他人则要慷慨。处理一切事情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
3.始终保持创新意识，用自己的眼光注视世界，而不随波逐流。
4.坚守诺言，建立良好的信誉，一个人良好的信誉，是走向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5.决策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应开阔胸襟，统筹全局。但一旦决策之后,则要义无反顾，始终贯彻一个决定。
6.要信赖下属。公司所有行政人员，每个人都有其消息来源及市场资料。决定任何一件大事，应召集有关人员一起，汇合各人的资讯，从而集思广益，尽量减少出错的机会。
7.给下属树立高效率的榜样。集中讲座具体事情之前，应预早几天通知有关人员准备资料，以便对答时精简确当，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8.政策的实施要沉稳持重。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注重培养企业管理人员的应变能力。决定一件事情之前，应想好一切应变办法，而不去冒险妄进。
9.要了解下属的希望。除了生活，应给予员工好的前途；并且，一切以员工的利益为重，特别在年老的时候，公司应该给予员工绝对的保障，从而使员工对集团有归属感，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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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自立门户，李嘉诚显得很豁达：“年轻人到底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足够人手，我不会强迫他做。”
对儿子放单飞，李嘉诚送他两句话：
一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
二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二公子自立门户，在其父预料之中。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钜“不同科”。回港后，李泽楷在父亲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寂寞的日子，他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打工族无异。
但没太久，李泽楷显出“吊带公子”的德性,父亲批评他，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1969年10月17日晚上，
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由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了开封，
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像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军方人员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借着月光，工作人员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
汽车来到的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老人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
那天开始，所有人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
刚被转移到房间的老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
老人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而可笑的是当时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老人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老人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的同伙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老人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工作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老人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老人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
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老人。
老人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工作人员和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
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又失去自理能力，老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
11月10日晚，老人再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老人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老人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
1972年，他的第六任夫人写信给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回复人已死时，才得知老人早在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老人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
15日深夜12点，老人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老人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
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
姓名:刘卫黄；
职业:无 业。
在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中，老人的妻子被问及对导致她丈夫去世的那些年动乱的看法，她陷入了沉思。
那个时刻，她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动荡的年代，思考着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然后坚定地说道：“看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老人家当年是对的。”
在1967年的一次对话中，老人曾与伟人讨论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这种看法，与对话中提出的教员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员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对社会主义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这是一种有机体系的观念，各要素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教员更加深刻地洞察了社会的有机本质。这种对话，反映了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与交流，也展现了对未来的担忧与思考。
1983年，老人的妻子来到教员故居参观，这里的一切，仍像22年前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老人的妻子思绪万千，临走之前她留下了一句令人唏嘘感慨的话：“深切缅怀教员，您永远的学生王光美。”
老人妻子晚年曾经对她儿女说：“老人和伟人之间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老人只是看问题没有伟人深远。伟人也并不是怕个人的所谓权力被代替，他实在是担心劳动人民的江山有一天会变色！不能把私心杂念和小生产意识看轻了，私乃万恶之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大众通过实践检验，认识到伟人思想的正确性和伟大性！因为伟人的思想是来自于时间，又高于时间。他们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对万物的洞察深度是常人无法比拟的！难怪连晚年的王震等老将军都忍不住感叹：“伟人比我们早了50年”！
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由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了开封，
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像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军方人员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借着月光，工作人员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
汽车来到的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老人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
那天开始，所有人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
刚被转移到房间的老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
老人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而可笑的是当时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老人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老人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的同伙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老人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工作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老人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老人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
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老人。
老人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工作人员和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
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又失去自理能力，老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
11月10日晚，老人再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老人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老人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
1972年，他的第六任夫人写信给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回复人已死时，才得知老人早在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老人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
15日深夜12点，老人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老人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
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
姓名:刘卫黄；
职业:无 业。
在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中，老人的妻子被问及对导致她丈夫去世的那些年动乱的看法，她陷入了沉思。
那个时刻，她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动荡的年代，思考着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然后坚定地说道：“看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老人家当年是对的。”
在1967年的一次对话中，老人曾与伟人讨论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这种看法，与对话中提出的教员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员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对社会主义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这是一种有机体系的观念，各要素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教员更加深刻地洞察了社会的有机本质。这种对话，反映了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与交流，也展现了对未来的担忧与思考。
1983年，老人的妻子来到教员故居参观，这里的一切，仍像22年前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老人的妻子思绪万千，临走之前她留下了一句令人唏嘘感慨的话：“深切缅怀教员，您永远的学生王光美。”
老人妻子晚年曾经对她儿女说：“老人和伟人之间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老人只是看问题没有伟人深远。伟人也并不是怕个人的所谓权力被代替，他实在是担心劳动人民的江山有一天会变色！不能把私心杂念和小生产意识看轻了，私乃万恶之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大众通过实践检验，认识到伟人思想的正确性和伟大性！因为伟人的思想是来自于时间，又高于时间。他们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对万物的洞察深度是常人无法比拟的！难怪连晚年的王震等老将军都忍不住感叹：“伟人比我们早了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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