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那么多樊胜美式父母#：宁要坏儿子，不要好女儿 】#为什么会出现樊胜美现象# 关于重女轻女这件事，我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妈妈会不喜欢女孩？不理解的原因很简单：妈妈不也曾经是女孩吗？当妈妈有了强烈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后，难道她不是在轻视自己吗？
“重男轻女”的问题，中西皆然。有个调查说，如果美国也搞计划生育，每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大多数美国人也会希望生个男孩。但我不知道，西方的妈妈是否也和今天许多中国的妈妈一样，会公然表示，不喜欢女儿更喜欢儿子——这几乎等于说，不喜欢自己。
看剧：樊胜美和她沉重家庭间的“血泪故事”
最近一直在看《欢乐颂2》，里头涉及大量性别歧视的现象，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樊胜美和她沉重家庭之间的“血泪故事”。而在这个纠结的故事中，樊胜美那样的父母，我们都不陌生。
樊胜美有一个不争气的哥哥，但无论这位哥哥多么不争气，也不论樊胜美自己多么争气，父母始终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儿子。樊胜美从来就是父母用来服务儿子的“工具”而已。无论儿子犯了多大的错误，他们两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樊胜美善后，善后好，不会得到感激，但善后不好，却要挨骂。这一季里，哥哥和嫂子因为在扫黄打非行动中被抓了，虽然只是发传单，但也有责任。警察给樊胜美打电话，让她去一趟警察局。樊胜美一头雾水，但她一猜就知道，是母亲把电话给警察局，把一摊烂事推给了自己。她打电话询问，母亲果然没否认。樊胜美感觉愤怒和无奈，在电话里跟母亲说，哥哥做错事就得自己负责。没想到，母亲大发雷霆，指责女儿狠心。
实际上，这种理所当然要求女儿为儿子擦屁股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了。在樊胜美父母的眼里，牺牲女儿，成就儿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甚至儿子要买房，两位老人也理直气壮要求女儿必须出钱帮忙。而且特别精明地要求房子不能写女儿的名字，因为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嫁了人就是“外人”了。
而樊胜美自己呢，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都会让两位老人不高兴，被指责是在“作孽”。生活中，像樊胜美一样遭遇的女性很多。她们的遭遇是这样的：家庭中，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果要让其中一个做出牺牲，那一定就是女孩。比如，学费只够一个人的，那无论女孩学习多好，也必须先紧着男孩。
最近有个新闻报道说，一个叫唐璐的女孩，被父母逼着出10万给自己的弟弟买房。而唐璐从小就跟外婆一起生活，对父母的记忆相当模糊，特别是在弟弟出生之后，爸妈就更无暇顾及她了。可就在自己的婚事还没张罗到位的情况下，父母却逼着她出这钱。记者打电话给唐璐父母，其父这样说道：“不管怎样，先着急帮弟弟买婚房，毕竟是弟弟不能不管，这钱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一分不能少，这是做姐姐的责任。”
我的问题是，在夫妻双双歧视女孩的樊胜美式家庭里，当妈的，自己就是女性，为何也一样没法体谅女儿，会天平倾斜、歧视女儿呢？这难道不是“自我歧视”吗？
现实：我们的母亲普遍存在自虐式歧视女性倾向
这种自我歧视，实际上可能相当普遍。我前几天看媒体报道“女性最好的嫁妆是贞操”这个话题时，最让我震惊的，不是此人公开宣扬腐朽的女德观念，比如“女性穿着暴露会克家庭”、“孝顺丈夫”、“总是挨揍的女人不容易生病”等等，而是我发现，公开宣扬这种女性歧视观念的，竟然是一个叫丁璇的女性演讲者。
我一直在想，难道她自己作为女性，感觉不到性别歧视的危害吗？可她却坦然地说，这都是“为女性好”，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还说她也是这样教育女儿的。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丁璇有点“不正常”，是极少数。但我们没法否认这个事实：这种疯狂的自虐式歧视女性倾向，确实存在于许许多多母亲的思想观念里。
这些妈妈，年轻时可能遭遇过丈夫暴力、家人歧视、被当成水一样泼出去的痛苦，可当她们有朝一日“媳妇熬成婆”，却一样继续歧视同为女性的儿媳妇或女儿。她们当年是父母“计划之外的”、“多余的”孩子，可当自己的子女生孩子时，她们一样要求“必须生个男孩”。现代社会，像丁璇一样到处宣扬“三从四德”的人已经很少，甚至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要求儿媳、女儿“必须生个男孩”的婆婆和妈妈，却一点也不少，甚至可能还相当普遍。
樊胜美式的妈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母亲：宁要坏儿子，也不要好女儿。
同性之间，出于各种理由，包括嫉妒，从而使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贬低同性，是比较偶然的事情，不具有典型性。比如，同是在《欢乐颂》这部电视剧里，安迪被人发帖污蔑为小三，樊胜美的同事就有人暗示安迪靠美色上位：“这么年轻做到这个位置，没点儿猫腻谁信呢？”但这种事情，男性之间也可能会发生。可是作为妈妈，在女儿和儿子之间，分配不平等的爱，出现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却似乎是相当典型的事情。
解释：“重男轻女”是为了满足家庭延续香火的需求
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妈妈和婆婆们在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生活太久，于是思想也就扭曲了，从而认同了这种歧视观念，类似于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解释，不能说完全是扯淡，但我觉得还是太“西式”了。
还有人觉得，母亲之所以“重男轻女”，是因为男孩可以将来为自己养老送终。但这个解释，好像也有点牵强。因为为了男孩给自己养老送终，没有必要歧视女孩，多一个人养老送终，岂不是更好？何况，相对坏儿子，好儿女肯定更有能力照顾自己。部分“宁要坏儿子，也不要好女儿”式妈妈，很大可能是中国畸重的家庭观念造成的。因为那些妈妈和婆婆们所有“重男轻女”的首要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满足整个家庭延续香火的需求。
家庭，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学者吴飞认为，家庭对于个人具有根本的存在论意义，他们的生命就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当年陈独秀对于国人为家庭而忘了自己，感到非常悲哀和愤怒，他说，“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直到今天，当我们讨论“女性权利”时，可能都还得先讨论被家庭淹没的“个人权利”——在当下，大量“重男轻女”的妈妈和婆婆的存在，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一点。在我们这里，重男轻女，不仅仅是两个性别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的问题，还有可能是个人权利被淹没的问题。
其实，唯有一个人忘记了自己也是个独立的个体，才有可能不自觉地自我歧视、自我贬低。家庭需求重于个人需求，甚至完全压制了个人需求，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家庭利益。在这种观念的重压之下，个人不过是整个家庭利益和传承需要的“螺丝钉”。对于很多妈妈和婆婆而言，家庭大于一切，这导致了她们认为：自己不重要，女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家庭必须得到滋养和延续，而儿子有利于这个目标，所以儿子才重要。
换句话说，部分妈妈和婆婆们之所以重男轻女、歧视自己的女孩，首先是因为“家族利益为上”的观念淹没了她们自己，进而遗忘了自己也是女性这个事实，遗忘了女性权利。这个现象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要谈论消除性别歧视，依然需要强调个性自由、冲破家庭重负这层牢笼。其实大量樊胜美式的母亲，让我想到也正是中国人生活独具特色的一面：历史在不断更新，可它在很多地方却又似乎毫无变化。（来源新京报，发布于2017年5月24日）https://t.cn/A65c6kzk
“重男轻女”的问题，中西皆然。有个调查说，如果美国也搞计划生育，每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大多数美国人也会希望生个男孩。但我不知道，西方的妈妈是否也和今天许多中国的妈妈一样，会公然表示，不喜欢女儿更喜欢儿子——这几乎等于说，不喜欢自己。
看剧：樊胜美和她沉重家庭间的“血泪故事”
最近一直在看《欢乐颂2》，里头涉及大量性别歧视的现象，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樊胜美和她沉重家庭之间的“血泪故事”。而在这个纠结的故事中，樊胜美那样的父母，我们都不陌生。
樊胜美有一个不争气的哥哥，但无论这位哥哥多么不争气，也不论樊胜美自己多么争气，父母始终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儿子。樊胜美从来就是父母用来服务儿子的“工具”而已。无论儿子犯了多大的错误，他们两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樊胜美善后，善后好，不会得到感激，但善后不好，却要挨骂。这一季里，哥哥和嫂子因为在扫黄打非行动中被抓了，虽然只是发传单，但也有责任。警察给樊胜美打电话，让她去一趟警察局。樊胜美一头雾水，但她一猜就知道，是母亲把电话给警察局，把一摊烂事推给了自己。她打电话询问，母亲果然没否认。樊胜美感觉愤怒和无奈，在电话里跟母亲说，哥哥做错事就得自己负责。没想到，母亲大发雷霆，指责女儿狠心。
实际上，这种理所当然要求女儿为儿子擦屁股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了。在樊胜美父母的眼里，牺牲女儿，成就儿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甚至儿子要买房，两位老人也理直气壮要求女儿必须出钱帮忙。而且特别精明地要求房子不能写女儿的名字，因为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嫁了人就是“外人”了。
而樊胜美自己呢，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都会让两位老人不高兴，被指责是在“作孽”。生活中，像樊胜美一样遭遇的女性很多。她们的遭遇是这样的：家庭中，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果要让其中一个做出牺牲，那一定就是女孩。比如，学费只够一个人的，那无论女孩学习多好，也必须先紧着男孩。
最近有个新闻报道说，一个叫唐璐的女孩，被父母逼着出10万给自己的弟弟买房。而唐璐从小就跟外婆一起生活，对父母的记忆相当模糊，特别是在弟弟出生之后，爸妈就更无暇顾及她了。可就在自己的婚事还没张罗到位的情况下，父母却逼着她出这钱。记者打电话给唐璐父母，其父这样说道：“不管怎样，先着急帮弟弟买婚房，毕竟是弟弟不能不管，这钱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一分不能少，这是做姐姐的责任。”
我的问题是，在夫妻双双歧视女孩的樊胜美式家庭里，当妈的，自己就是女性，为何也一样没法体谅女儿，会天平倾斜、歧视女儿呢？这难道不是“自我歧视”吗？
现实：我们的母亲普遍存在自虐式歧视女性倾向
这种自我歧视，实际上可能相当普遍。我前几天看媒体报道“女性最好的嫁妆是贞操”这个话题时，最让我震惊的，不是此人公开宣扬腐朽的女德观念，比如“女性穿着暴露会克家庭”、“孝顺丈夫”、“总是挨揍的女人不容易生病”等等，而是我发现，公开宣扬这种女性歧视观念的，竟然是一个叫丁璇的女性演讲者。
我一直在想，难道她自己作为女性，感觉不到性别歧视的危害吗？可她却坦然地说，这都是“为女性好”，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还说她也是这样教育女儿的。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丁璇有点“不正常”，是极少数。但我们没法否认这个事实：这种疯狂的自虐式歧视女性倾向，确实存在于许许多多母亲的思想观念里。
这些妈妈，年轻时可能遭遇过丈夫暴力、家人歧视、被当成水一样泼出去的痛苦，可当她们有朝一日“媳妇熬成婆”，却一样继续歧视同为女性的儿媳妇或女儿。她们当年是父母“计划之外的”、“多余的”孩子，可当自己的子女生孩子时，她们一样要求“必须生个男孩”。现代社会，像丁璇一样到处宣扬“三从四德”的人已经很少，甚至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要求儿媳、女儿“必须生个男孩”的婆婆和妈妈，却一点也不少，甚至可能还相当普遍。
樊胜美式的妈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母亲：宁要坏儿子，也不要好女儿。
同性之间，出于各种理由，包括嫉妒，从而使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贬低同性，是比较偶然的事情，不具有典型性。比如，同是在《欢乐颂》这部电视剧里，安迪被人发帖污蔑为小三，樊胜美的同事就有人暗示安迪靠美色上位：“这么年轻做到这个位置，没点儿猫腻谁信呢？”但这种事情，男性之间也可能会发生。可是作为妈妈，在女儿和儿子之间，分配不平等的爱，出现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却似乎是相当典型的事情。
解释：“重男轻女”是为了满足家庭延续香火的需求
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妈妈和婆婆们在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生活太久，于是思想也就扭曲了，从而认同了这种歧视观念，类似于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解释，不能说完全是扯淡，但我觉得还是太“西式”了。
还有人觉得，母亲之所以“重男轻女”，是因为男孩可以将来为自己养老送终。但这个解释，好像也有点牵强。因为为了男孩给自己养老送终，没有必要歧视女孩，多一个人养老送终，岂不是更好？何况，相对坏儿子，好儿女肯定更有能力照顾自己。部分“宁要坏儿子，也不要好女儿”式妈妈，很大可能是中国畸重的家庭观念造成的。因为那些妈妈和婆婆们所有“重男轻女”的首要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满足整个家庭延续香火的需求。
家庭，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学者吴飞认为，家庭对于个人具有根本的存在论意义，他们的生命就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当年陈独秀对于国人为家庭而忘了自己，感到非常悲哀和愤怒，他说，“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直到今天，当我们讨论“女性权利”时，可能都还得先讨论被家庭淹没的“个人权利”——在当下，大量“重男轻女”的妈妈和婆婆的存在，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一点。在我们这里，重男轻女，不仅仅是两个性别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的问题，还有可能是个人权利被淹没的问题。
其实，唯有一个人忘记了自己也是个独立的个体，才有可能不自觉地自我歧视、自我贬低。家庭需求重于个人需求，甚至完全压制了个人需求，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家庭利益。在这种观念的重压之下，个人不过是整个家庭利益和传承需要的“螺丝钉”。对于很多妈妈和婆婆而言，家庭大于一切，这导致了她们认为：自己不重要，女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家庭必须得到滋养和延续，而儿子有利于这个目标，所以儿子才重要。
换句话说，部分妈妈和婆婆们之所以重男轻女、歧视自己的女孩，首先是因为“家族利益为上”的观念淹没了她们自己，进而遗忘了自己也是女性这个事实，遗忘了女性权利。这个现象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要谈论消除性别歧视，依然需要强调个性自由、冲破家庭重负这层牢笼。其实大量樊胜美式的母亲，让我想到也正是中国人生活独具特色的一面：历史在不断更新，可它在很多地方却又似乎毫无变化。（来源新京报，发布于2017年5月24日）https://t.cn/A65c6kzk
#五行##运势# 2021年1月27日 穿衣播报
星期三 农历腊月十五
开日（吉）
值神: 明堂
财神：东北
喜神：西北
福神：东南
【乙亥日】
乙不栽植 千株不长
亥不嫁娶 不利新郎
亥冲巳，煞西，对属蛇的不利，不宜做重大事情，向西行事需要多加小心。
吉，穿绿色、青色服装。大环境生你，办事易成，开心轻松。
次吉，穿黑色、深蓝色服装。为比肩，与人合作，共分利益。
中平，穿黄色、焦糖色、咖啡色服装。克者为财，虽做事较累，但能得到收获。
中下，穿白色、银白色、银灰色服装。为大环境付出，万事较累，收效甚微。
差，穿红色、玫红色、紫色、粉色服装。大环境克你，万事成效差。
吉时――
丑时 1时一3时
辰时 7时一9时
午时 11时一13时
未时 13时一15时
戌时 19时—21时
亥时 21时—23时
星期三 农历腊月十五
开日（吉）
值神: 明堂
财神：东北
喜神：西北
福神：东南
【乙亥日】
乙不栽植 千株不长
亥不嫁娶 不利新郎
亥冲巳，煞西，对属蛇的不利，不宜做重大事情，向西行事需要多加小心。
吉，穿绿色、青色服装。大环境生你，办事易成，开心轻松。
次吉，穿黑色、深蓝色服装。为比肩，与人合作，共分利益。
中平，穿黄色、焦糖色、咖啡色服装。克者为财，虽做事较累，但能得到收获。
中下，穿白色、银白色、银灰色服装。为大环境付出，万事较累，收效甚微。
差，穿红色、玫红色、紫色、粉色服装。大环境克你，万事成效差。
吉时――
丑时 1时一3时
辰时 7时一9时
午时 11时一13时
未时 13时一15时
戌时 19时—21时
亥时 21时—23时
今天是【索尼之父盛田昭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索尼是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成长为“世界的索尼”的？
大约一年之前，美国具有代表性的知日派、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在接受每日新闻社旗下周刊《经济学人》的采访时表示，“非常遗憾，日本已经失去了拼命三郎的精神”。他列举了“索尼的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本田创始人）和松下幸之助（松下创始人），认为现在日本已经没有类似这样曾在战后大显身手的企业家了。
大约一个月前的2020年12月，90高龄的傅高义教授与世长辞，日本各家报社纷纷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他在著书《日本第一》（1979年）中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奇迹的分析。或许在他的眼中，盛田昭夫正是战后日本奇迹的象征。
【大战结束第二年，25岁创业】
今年1月26日是盛田昭夫诞辰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次年，也就是1946年5月，他和井深大一道，在满目疮痍的东京创立了索尼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当时，井深38岁，盛田25岁。在两人的带领下，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微企业实现了惊人的发展，最终成为“世界的索尼”。
盛田负责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将井深不断开发出来的日本首创、世界首创的索尼产品推向世界。1971年，盛田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作为所谓的索尼之父，成为了体现战后日本经济成功崛起的代表人物。
【走在时代前沿的更名行动】
“SONY”这个品牌和公司名称源于盛田的点子，他认为公司名称必须让外国人也容易理解接受。像“东京通信工业”和“东通工”这样的名称，外国人无法正确发音。
在公司创立第九年的1955年，他与井深商量之后，决定将“SONY”四个字母作为公司产品的品牌。三年后，公司名称也统一为“索尼（SONY）株式会社”。当时，用日语假名给公司命名和用罗马字作LOGO的做法还很少见，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现在来看，他可谓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1999年年末，笔者在纽约偶然看到了一个回顾20世纪美国工业史大发展的电视节目，有一幕让我甚为惊讶。在幻灯片式的画面中，不停地闪现出杜邦公司的尼龙等推动美国企业征服全球市场的美国工业产品，其中，竟然出现了索尼的卡带式录像机。不知何故，这是其中唯一一件外国产品。
【拒绝一笔“好买卖”】
在SONY已经成为国际品牌的背景下，盛田做出了一个重要决断，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1955年，索尼成为全球第二家开发出晶体管收音机的企业，于是，盛田迅速打上“SONY”的商标，奔赴美国推销。
一家钟表巨头表示“愿意购买10万台”。对于这样一个达到公司数倍产能的天文数字，盛田一度狂喜不已，但很快就被对方开出的条件泼了一盆冷水。对方提出，毫无知名度的SONY根本没有销路，必须打上我们公司的品牌。换言之，对方要求索尼为其贴牌代工（OEM）。
盛田在心中给出了“NO”的答案，向东京方面汇报此事后，井深等高管纷纷表示“接受对方条件也不是什么坏事吧”。但盛田寸步不让，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订单。那家企业非常惊讶，嘲笑日本人鲁莽无知，称“我们可是花了50年时间才打造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盛田反击道：“50年后，我要让SONY这个品牌比你们的品牌更加有名。所以我拒绝贴牌代工。”
如果当时摘下“SONY”的商标，搞起贴牌代工，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即使作为拥有先进技术的代工企业，实现相应的发展，恐怕也不可能出现今天的索尼。盛田身上有一种斗志昂扬的企业家精神，企业虽小，也要凭借自己的品牌发展壮大。
【让井深的玩具变成热销商品随身听】
同时，他也有天才般的敏锐嗅觉，能够瞬间看穿什么东西会成为热销商品。立体声卡带播放器“随身听（Walkman）”的商品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机缘巧合在于当时已经退居二线担任名誉会长的井深让技术人员为自己特制了一种小型卡带播放器。这种新型播放器抛弃了传统小型卡带播放器的录音功能，安装了立体声电路，改善了音质。开发初衷只是为了让井深去国外出差时可以在飞机上享受音乐，也就是所谓的玩具。
担任会长的盛田在井深的推荐下，试听了这个播放器的效果。他觉得音质非常不错。同时，凭着与生俱来的商业直觉，他一下子来了灵感——“这东西能行！”于是，他立刻着手推进播放器的商品化。
不过，公司内部许多人认为“没有录音功能的卡带播放器肯定不好卖”，销售店家也抱有疑问。盛田力排众议，于1979年7月推出了这款产品，瞬间引爆人气，于是就出现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事情，日式英语的Walkman一词席卷了整个世界。
【向世界顶尖舞台纽约进军】
盛田是索尼全球化战略中的前锋，他的手法也可谓是打破了常规。1962年，他在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展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判断认为，要想激发各国消费者购买索尼产品的欲望，人来熙往的纽约核心地区正是最佳的舞台。同时，他也有一份雄心壮志，希望在众多国际企业比拼实力的这个地方“升起日本的太阳旗”。
第二年的1963年，42岁的盛田举家迁往纽约生活。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不在当地实际生活，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人的内心想法。虽说计划只待两年时间，但身为副社长，却搬到外国居住，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
【出身名门世家，爽朗大气】
初次见到盛田时，笔者感到敬佩的一点是，身为会长的他和普通员工一样穿着灰色的制服，满脸笑容爽快地接受了采访请求。我心中不禁在想，这个人平时都是在和全世界的大人物们对等交锋的吗？丝毫没有威严感，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谦恭。当年，人们议论纷纷，传说他会出任下一任经团联会长，笔者本想跟他套点话，他却和平时一样波澜不惊，以一句“您这是在开玩笑吧”而一笑置之。
盛田本是爱知县知多市一家拥有300多年历史的酿酒企业的少当家，早在战前，他家中就有了网球场、汽车和电冰箱，从小听着唱片机的音乐长大。或许正是因为身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接受了名门世家特有的修养和教育，所以他才养成了落落大方、处事不惊、积极向上、知书达理的性情品格。
1993年他因颅内出血而卧床不起，与病魔抗争六年后，1999年10月3日，78岁的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新冠疫情蔓延导致国内外陷入一片危机的当下，我们需要的，正是像盛田昭夫那样以非凡的气魄带领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企业家。
全文请看 https://t.cn/A65t3tmr
#日本# #sony# #索尼# #盛田昭夫# #音乐随身听#
索尼是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成长为“世界的索尼”的？
大约一年之前，美国具有代表性的知日派、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在接受每日新闻社旗下周刊《经济学人》的采访时表示，“非常遗憾，日本已经失去了拼命三郎的精神”。他列举了“索尼的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本田创始人）和松下幸之助（松下创始人），认为现在日本已经没有类似这样曾在战后大显身手的企业家了。
大约一个月前的2020年12月，90高龄的傅高义教授与世长辞，日本各家报社纷纷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他在著书《日本第一》（1979年）中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奇迹的分析。或许在他的眼中，盛田昭夫正是战后日本奇迹的象征。
【大战结束第二年，25岁创业】
今年1月26日是盛田昭夫诞辰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次年，也就是1946年5月，他和井深大一道，在满目疮痍的东京创立了索尼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当时，井深38岁，盛田25岁。在两人的带领下，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微企业实现了惊人的发展，最终成为“世界的索尼”。
盛田负责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将井深不断开发出来的日本首创、世界首创的索尼产品推向世界。1971年，盛田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作为所谓的索尼之父，成为了体现战后日本经济成功崛起的代表人物。
【走在时代前沿的更名行动】
“SONY”这个品牌和公司名称源于盛田的点子，他认为公司名称必须让外国人也容易理解接受。像“东京通信工业”和“东通工”这样的名称，外国人无法正确发音。
在公司创立第九年的1955年，他与井深商量之后，决定将“SONY”四个字母作为公司产品的品牌。三年后，公司名称也统一为“索尼（SONY）株式会社”。当时，用日语假名给公司命名和用罗马字作LOGO的做法还很少见，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现在来看，他可谓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1999年年末，笔者在纽约偶然看到了一个回顾20世纪美国工业史大发展的电视节目，有一幕让我甚为惊讶。在幻灯片式的画面中，不停地闪现出杜邦公司的尼龙等推动美国企业征服全球市场的美国工业产品，其中，竟然出现了索尼的卡带式录像机。不知何故，这是其中唯一一件外国产品。
【拒绝一笔“好买卖”】
在SONY已经成为国际品牌的背景下，盛田做出了一个重要决断，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1955年，索尼成为全球第二家开发出晶体管收音机的企业，于是，盛田迅速打上“SONY”的商标，奔赴美国推销。
一家钟表巨头表示“愿意购买10万台”。对于这样一个达到公司数倍产能的天文数字，盛田一度狂喜不已，但很快就被对方开出的条件泼了一盆冷水。对方提出，毫无知名度的SONY根本没有销路，必须打上我们公司的品牌。换言之，对方要求索尼为其贴牌代工（OEM）。
盛田在心中给出了“NO”的答案，向东京方面汇报此事后，井深等高管纷纷表示“接受对方条件也不是什么坏事吧”。但盛田寸步不让，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订单。那家企业非常惊讶，嘲笑日本人鲁莽无知，称“我们可是花了50年时间才打造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盛田反击道：“50年后，我要让SONY这个品牌比你们的品牌更加有名。所以我拒绝贴牌代工。”
如果当时摘下“SONY”的商标，搞起贴牌代工，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即使作为拥有先进技术的代工企业，实现相应的发展，恐怕也不可能出现今天的索尼。盛田身上有一种斗志昂扬的企业家精神，企业虽小，也要凭借自己的品牌发展壮大。
【让井深的玩具变成热销商品随身听】
同时，他也有天才般的敏锐嗅觉，能够瞬间看穿什么东西会成为热销商品。立体声卡带播放器“随身听（Walkman）”的商品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机缘巧合在于当时已经退居二线担任名誉会长的井深让技术人员为自己特制了一种小型卡带播放器。这种新型播放器抛弃了传统小型卡带播放器的录音功能，安装了立体声电路，改善了音质。开发初衷只是为了让井深去国外出差时可以在飞机上享受音乐，也就是所谓的玩具。
担任会长的盛田在井深的推荐下，试听了这个播放器的效果。他觉得音质非常不错。同时，凭着与生俱来的商业直觉，他一下子来了灵感——“这东西能行！”于是，他立刻着手推进播放器的商品化。
不过，公司内部许多人认为“没有录音功能的卡带播放器肯定不好卖”，销售店家也抱有疑问。盛田力排众议，于1979年7月推出了这款产品，瞬间引爆人气，于是就出现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事情，日式英语的Walkman一词席卷了整个世界。
【向世界顶尖舞台纽约进军】
盛田是索尼全球化战略中的前锋，他的手法也可谓是打破了常规。1962年，他在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展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判断认为，要想激发各国消费者购买索尼产品的欲望，人来熙往的纽约核心地区正是最佳的舞台。同时，他也有一份雄心壮志，希望在众多国际企业比拼实力的这个地方“升起日本的太阳旗”。
第二年的1963年，42岁的盛田举家迁往纽约生活。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不在当地实际生活，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人的内心想法。虽说计划只待两年时间，但身为副社长，却搬到外国居住，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
【出身名门世家，爽朗大气】
初次见到盛田时，笔者感到敬佩的一点是，身为会长的他和普通员工一样穿着灰色的制服，满脸笑容爽快地接受了采访请求。我心中不禁在想，这个人平时都是在和全世界的大人物们对等交锋的吗？丝毫没有威严感，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谦恭。当年，人们议论纷纷，传说他会出任下一任经团联会长，笔者本想跟他套点话，他却和平时一样波澜不惊，以一句“您这是在开玩笑吧”而一笑置之。
盛田本是爱知县知多市一家拥有300多年历史的酿酒企业的少当家，早在战前，他家中就有了网球场、汽车和电冰箱，从小听着唱片机的音乐长大。或许正是因为身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接受了名门世家特有的修养和教育，所以他才养成了落落大方、处事不惊、积极向上、知书达理的性情品格。
1993年他因颅内出血而卧床不起，与病魔抗争六年后，1999年10月3日，78岁的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新冠疫情蔓延导致国内外陷入一片危机的当下，我们需要的，正是像盛田昭夫那样以非凡的气魄带领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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