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于浙江大学墓志库的一方腾桥墓志
《亡父王公百五承事墓志》解读并考述

前不久通过专用软件检索到浙江大学墓志库中收藏有多方与腾桥有关碑志，其中一方种次号为ZUL-LY03-871，墓主姓王名忠，为宋末元代人。

墓志为碑形，其高度、宽度数据不详。碑身于拦腰断裂，碑右有碎片，但经过拼接，其文字绝大部分能看清，只有碑右断裂处拼接时有白胶覆盖数字，其拼接处也有多个文字无法辨认，但个别地方可以想象得出为何字。铭文为十三行，满行二十一字，楷书。碑志镌刻年代为元泰定五年（1328）。碑文中多处提到与腾桥有关地名，如“积善乡九十都”“板桥吴”“下墩陈”等，其中明确有“腾桥”二字，还有腾桥相邻的东馆乡地名多处，如“东馆站”“禄源”等。
从碑题“承事”二字和碑文中“东馆站勾当”“迁腾桥”分析，墓主人的职业当为抚州往建昌之驿道东馆站（后迁腾桥）之驿吏。

一、碑文录文

亡父王公百五承事墓志

公姓王，讳忠。居抚城，赘张□□，□东馆站沟当。辛卯春，随站迁腾桥，立永业，□□□。处事以公直，待人以质朴。有子名子明、关孙、真孙，已析烟。子明娶周氏，孙狗子、喜姑、佑姑、赵孙。孙女贱妹，适禄源周；丙始，适板桥吴；足妹，尚幼。关孙娶彭氏，孙男丑狗、普狗。关生孙女辛娘，议下墩陈，未适。真孙娶张氏，孙男奇生，孙女未姑。

公生于前（指前朝，前一个朝即南宋）丁巳四月二十二日子时，享春秋七十有一，卒于元泰定五年二月二十日。以是年二月二十七庚申（此庚申为日期，即庚申日，公元1328折4月7日），奉柩葬于积善乡九十都徐家源，与吾母黄氏太君共椁，坐兑向卯，永为宅兆。不肖孙未能请铭于名士，姑志其出处、卒葬岁月，而纳诸幽云。
孤哀子王子明关孙真孙泣血立石

二、碑文大意
墓主人王忠（排行百五），原居抚州城内。后入赘张姓。生于南宋宝祐五年丁巳四月二十二日（公元1257年5月7日），卒于元代泰定五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328年3月31日），享年71岁，于二月二十七庚申（即去年后第8日，公元1328年4月7日）安葬于积善乡九十都徐家源山。王忠之妻为黄氏，先他而逝。生有王子明、王关孙、王真孙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分别娶周氏、吴氏、彭氏。长子王子明生有狗子、喜姑、佑姑、赵孙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长女贱妹适禄源周氏，次女丙始适板桥吴氏，幼女足妹尚幼未字。次子王关孙生有丑狗、普狗两个儿子和女儿辛娘，辛娘许配给下墩陈氏，尚未过门成婚。幼子王真孙生有一子名奇生，一女名未姑，未提婚配，说明尚未成年。
三、碑文重点释义
1. 文中有“东馆勾当”一词，勾当指沟通协调，一般指机构主管。说明主人是马站管理人员，东馆勾当就是东馆马站的负责人。
2.文中末尾有“纳诸幽”的文字，意思是这块墓志将随棺椁埋入坟墓。纳是纳入的意思，诸是“之于”的意思，幽就是坟墓里面的意思。
3.文中的“坐兑向卯”句，即坟墓的朝向，意思是坐西向东。易经“八卦”分为八个方位，其中“兑”卦是处于正西，所以“兑”代表西方；“卯”是天干地支的一个内容。古人发明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简称“干支”。组合起来，可用于记时，也可记录方位。而“卯”在作为方位时，因居正东，所以代表东方。
4.落款中有“孤哀子”的文字，自称“孤哀子”，即表示父母均已经去世，而母在父亡则自称“孤子”，父在母亡则应自称“哀子”。
5. “泣血”，是指因亲人去世而“哀痛”的意思。
6. “立石”，就是立碑的意思，因为碑为石质，所以称“立石”。此碑即指墓志铭碑，俗称“暗碑”，要埋入坟墓中。
7. 此碑无铭，所以称碑题亦称墓志，故未加“铭”字。古代有盖棺论定之说，意思是人去世了，当为此人的人生作为作一个结论和评价。一般结论和评价多有溢美之词，这样的文章一般不能由亲属撰写，要聘请外人，特别是名士撰写，这样显得客观。而这样的结论和评价一般见于祭文、墓志（圹志）、墓表、哀辞（词）和谱牒中的传记、赞文等。其中墓志一般要有“铭”，所谓“铭”就是在墓志后有一段结论和评价的文字，高度概括。“铭”在结构上一般四字一句，也有三字的，也有多字的，也有长短句的，不一而足。在文体上一般以韵文为主。读起来朗朗上口，让人感觉铿锵有力，节奏感强。此墓志中明确记载“未能请铭于名士”，而由儿子撰写，所以文中评价语言只有简单的“处事以公直，待人以质朴”十个字，所以此碑志显得少有的朴素。
四、碑文提及地名考
1.文中提到“积善乡九十都”即现腾桥镇新杨村和东馆镇的下龚村的一部分，包括石塘村委的姚坊村和荷塘全家村，不包括新杨村委会的西源村。
2.而文中提到的“板桥吴”则是现在的新杨村委会板桥村，居有游氏。此村原为吴姓村落，其后山即为“吴家山”，后吴氏迁走，吴家山卖给丘氏，即明代“临川前四大才子”之一的丘兆麟家族，并且丘兆麟墓就在此山的山腰。有文献记载，明末清初百年间，有大量的丘氏葬于此山。
3.文中还提到“下墩陈”，即现陈家村委会的周家村，原陈家村域古称“坪富里”，域内有九个山墩，其中最大的山墩为现上墩陈家，往北较小的山墩因居于上墩陈家下方，故称“下墩陈家”。原为周姓开基，所以亦称“周家”。
4.文中提到“禄源”，即现东馆下龚村委会之上下龚家村，此区域古称“鹿源”，“禄”谐音为“禄”，古文献中这样的以谐音字书写为常事。
5.墓主人安葬地点“积善乡九十都徐家源”。据考，积善乡九十都范围现无徐姓村落，但与九十都相邻的有“长山徐家”，属九十一都。据资料，长山徐氏迁入时间在明代中期，原此地为李姓村落，村后有“李家山”。据传，李姓鼎盛时有近百户数百人，但徐氏迁入后，李姓逐渐衰落，迁于他乡，近迁的只有居荷树亭和窑上数家，现荷树亭与窑上所居李氏即为长山李氏之后。
墓主人安葬时间为元泰定五年，此时长山徐氏当未迁入，可能在九十都域内另有徐氏村庄。所以葬地徐家源的具体位置尚待考证。
五、碑志价值点简述
此碑最有历史价值的是文中的“辛卯春，随站迁腾桥，立永业”句，此记载有腾桥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腾桥与东馆，古代处抚州通往建昌之驿道之中。古时陆路驿道分别有递铺、驿馆和马站，属官府设立机构。递铺主要功能为公文传递收发，驿馆主要用于官员的食宿接待，而马站则由于古时传递公文和官员的流动所用的交通工具为马匹，马站即承担有马匹饲养、管理和调配使用之职能。据《永乐大典》卷之19423卷，古时在临川境内南北走向设有马站三处，分别为在城站，腾桥站和云山站，从分布来看，在城站顾名思义，位置在抚州城边上，而县南设站于腾桥，即腾桥街附近，县北设站于云山，即现云山街附近。
《永乐大内》记载的是明代的马站设置，而从碑文记载分析，在宋代以前，马站设于东馆境内，到了元代马站迁设腾桥。具体时间碑文中记载为“辛卯春”。元代统治期间为公元1271-1368年，期间共有两个辛卯年，一个是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即公元1291年，另一个是至正十一年辛卯，即公元1351年。结合到墓主人的生卒时间，可以判定碑文中所载辛卯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也就是说，马站自东馆迁设腾桥的准确时间为公元1291年春。墓主人原任职于东馆站，后马站迁腾桥，他也随迁于腾桥。
近几年，我一直在寻找腾桥马站的准确位置。由于腾桥马站设立后，文献记载曾有多个姓氏迁居到马站附近，其中有丘兆麟之先祖自凰岗迁居，后人称此村为“站前”，就丘姓而言，即称“站前丘家”。丘兆麟即出生于这个地方，青少年时亦居住于此。发达后购得附近土地并迁居至新址，是为“丘家牌”，亦称“邱家排”，丘家牌后山即称“邱家山”。然而马站设于何处？我一直拿不准，初以为是邱家牌村的村头与田塅相接处。
最近，在询问腾桥村耆旧时，得知腾桥村域有“站头山”，我心中一喜，有带站字名字必有其源其意，因问站头山具体位置。前天我请了腾桥村的耆老带路，专程到站头山下考察。原来站头山位置就是几十年前镇政府曾经在那栽过西瓜的位置，即现镇敬老院后面之山场，位置处腾桥村北大井头至石塘村委会仙井头村南的正中。

此山坐落在戚姑山下，与戚姑山相对而望，两山之间有一小丘，当地人称“花衙山”，花衙山与戚姑山之间，现有向莆铁路和福银高速公路并行通过。花衙山与站头山之间现有农田，农田间有机耕道自南而北通往仙井头村，此路原即是驿道。在站头山至邱家牌之间，驿道横亘于田垅，当地农人称驿道上首区域农田为“石路上”，驿道下方区域农田称“石路下”。石路下与古驿道平行之大路即是现214省道。省道下方的田塅名曰“杨树下”，其水流经董坊熊家，至樟坊与玉水汇合。
关于马站、站前村与邱家牌，我将有专文考证，此不再赘述。有兴趣的网友敬请关注。

2024年4月17日

#苏州[超话]# 苏州的“定慧寺”和“定慧寺巷”。

苏州的定慧寺位于凤凰街北段，北接干将东路，西邻民治路，附近有网师园、沧浪亭等景点。定慧寺所在的街巷，也因之命名为“定慧寺巷”。

巷口有一牌坊，联曰：“名士当年留旧宅，禅门今日尚生辉”，落款是“王西野撰句，白石書年八十又八”的字样，应是白石老先生八十八岁那年写的。

定慧寺之“定慧”二字，取于佛家“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和寂照又融，定慧均等之意。“定”，即去掉一切私心杂念，思想专注。“慧”，即由“闻、思、修”三条路径来增长智慧。“定慧”为佛家修行之纲领，以“定慧”为寺名，甚为重要。

#臻哥碎碎念##臻哥的生活笔记# https://t.cn/z8aMtLj

更多高清图App Store搜索 "国画之美"

每日一画《溪亭秋色图》
朝代: 元
作者: 赵原
博物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

《溪亭秋色图》，以墨笔画苍崖古木，溪边水阁。图的左下有作者自署“赵原画”，右上方题有 “有山可樵有水可渔歌彼考槃吾将归欤”，似是点题，但无落款。
此图笔墨圆润苍秀，变化多端，画风纯熟，应为画家晚年之作。山石勾皴简率，颇有写意之趣；笔锋略带侧锋，类似王蒙的解索皴，但偏于疏朗松秀。通幅墨色清润 恬淡，不重渲染，只在山体的结构折转处加苔点或勾以丛树、垂草，画面极为平淡宁静。这种境界，在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图》、陆广的《丹台春晓图》中也可感觉 到，这可以说是一种元代文人画的理想境界。但元代画家过于将绘画视作个人“自娱”的笔墨游戏，难以适应明代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环境，赵原也就难免悲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