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没有女看守，却不乏女犯。
文革期间的秦城女犯，大多是被有权势的女人送进去的。
有本事在秦城监狱私设公堂的女人，当然不是普通女人。
这样的女人全中国只有两个，即“第一夫人”江青和“准第一夫人”叶群。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无疑是秦城女犯中骨头最硬的一个。
严慰冰因写匿名信辱骂叶群，于1966年4月28日关进北京市看守所，是文革期间所有女政治犯中第一个身陷囹圄的。林彪叶群不时查问审讯进展情况，林彪甚至在案组报送的材料上，批了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既然受到如此“青睐”，专政部门当然要给她最高“礼遇”。看守所派了六个女警官、六个男警官监管严慰冰一人。
1967年2月11日清晨，严慰冰被押往秦城。
关于秦城监狱，严慰冰有这样的回忆：
“车进监狱，换穿黑色囚衣，原先旧时衣着丝毫不见面了。”
“住的是单身囚室。一进囚室，那巨大的铁栅栏自动锁上了。一个胖看守对我说：‘你这死囚!硬不低头伏罪。如今，先要把你的威风打掉!这叫先整态度。’他随即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一面唠叨着：‘这叫自动铐。老老实实沾光些，若是乱动、乱折腾，便越咬越紧。’又说：‘你不知道年月日吧?可以告诉你：今天是1967年2月11日。’还说：‘从今起没有你的姓和名，6707是你的姓名……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监狱领导下命令说：‘你!案情严重，态度恶劣!不配享受政治待遇!规定：(一)不准晒太阳；(二)不准洗澡；(三)不准阅读书报!……’”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我在99号，这是一个6平方米的斗室，水泥地潮湿冰凉，床离地只有七寸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得关节炎和风湿病。一个水泥的抽水马桶，水管的总开关在外面，如果看守人中认为有必要熏你一下的话，只悄悄地将总开关关上，里面就一滴水也没有。”
“动辄得咎。看守带着卫兵不论白天黑夜可以随便打开囚室门，用棍子猛打我；或者在三九寒天要我光着脚板在水泥地上罚站，一站就是一个上午，下肢抽筋、发麻……”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
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 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囚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这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 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第一、必须正面回答问题。比如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必须回答是，不许说不是。
第二、不许不回答问题。就是不许拒绝回答审判官提出的问题。
第三、不许做小动作。即不许咳嗽、不许打喷嚏、不许搔痒、不许喝水……
在审讯时，犯人必须首先立正。这种立正的姿势很奇特，两腿不许并拢，要绷得直直的。两臂也要伸得直直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姿势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有时也可以坐一会儿，可是只要有一句话回答得不好，马上又要立正，或者就是拳打脚踢。严慰冰的几颗门牙就是被秦城监狱的打手们打掉的。
“也许是许久没有见阳光，也许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臭腌菜……营养太差的缘故，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被揪落下来，散落在我的面前。”
“我挣扎着想把身边的头发拣在手里，伸开十个指头在地上抓。姓张的和那瘦子使劲踩我的手背，他们穿的是军皮鞋。不仅踩还使劲地搓揉。我六个手指的皮肉被搓烂了，鲜血淋淋……”
拳打脚踢之后，犯人还不能躺下，否则就会说是装死，马上把犯人从地上拖起来往墙上撞，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那鲜血淋漓的手，竟被戴上反手铐。狱吏们以虐为乐，居然称之为 “苏秦背剑”。
陆定一在秦城监狱也曾遭受“苏秦背剑”的刑罚，即一只手绕过脖子伸到背后，另一只手弯到背后，尔后把两只手铐到一起。严慰冰则被反铐了40多天，手不能拿到前面来，吃饭时用口去咬。
但这已经吓不倒严慰冰了，于是我们才能得知这样的一段故事。
在秦城，严慰冰见惯了看守张牙舞爪的嘴脸。但个别典狱长反倒比较通达。严慰冰出狱时，典狱长王剑一对她礼遇有加，请她喝香茶，听苏州评弹。并送她一本书，在书的扉页上题字:
严慰冰同志留念!
坚强不屈
王剑一
1978年12月×日
多年的秦城生涯，给严慰冰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刚出狱时，她完全不能走路。也不能见亲人和熟人，一见到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整夜整夜地失眠。听见汽车叫，因为汽车的喇叭声会使她神经反射地想起秦城监狱来新犯人的情形。晚上睡觉时，监狱里的铁门声、开骂声、惨叫声经常在她耳边回响。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休养调整，她的精神状态才逐渐恢复正常。
严昭是严慰冰的二妹，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严慰冰入狱之后，虽然渴望与二妹相聚，但从来不曾为二妹担忧。她一直以为二妹还在周恩来身边忙碌呢，做梦也想不到，严昭竟和她在同一天被捕――她在上午，严昭在下午。
在马蹄形的女牢里，严昭被关在52号囚室，与姐姐严慰冰仅仅相距47个囚室，姐妹俩却咫尺天涯。严昭曾这样记述她眼中的秦城风景线：
秦城白杨噪暮鸦，西风黄叶何处家；
在鸽子笼似的水泥囚室里，严昭每天都要正襟危坐离地仅八寸高的木板床上。看守不许她靠墙。有一回，她以为看守没注意她，就在墙上靠了才一分钟，哪知道仍被发觉，恼怒的看守竟用强力水龙头朝她的床铺喷射，把她的全身连同被子喷了个透湿。正是数九寒天，严昭冻得浑身哆嗦。好不容易熬过五个昼夜，总算用自己的体温烘干了衣被。
通达而乐观的严昭，把自己的铁窗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床和马桶之外那两个多平方米的空地当作运动场，练习跑步以至练双腿劈叉。她千方百计要来三厚册《辞源》，花费五年时间读完了这部1650万字的巨著。她注意到装牙粉的小纸袋印着红、绿、黄三色，她就把小纸袋一个个积攒起来，用手撕成花瓣形状，用饭粒贴在墙上，让死灰色的囚室中绽放着红的牡丹、绿的兰花和黄的菊花。她常常诗兴大发，把心中的思念和愤怒填进诗词，多达千余首。
她甚至为自己的诗词谱曲，写出了《念故乡》、《要是有那么一天》、《常相忆》等二十来支歌曲。尽管狱卒不许她唱歌，她仍然天天唱，唱《囚徒之歌》、《国际歌》、《延安颂》、《在太行山上》……一唱歌狱卒就要打她，但越打她越要唱。
1975年4月28日，经受9年煎熬的严昭终于告别了秦城。出狱之际，严昭拿起笔，极为流利地在释放证上签字，还能自如地讲话，使审讯官目瞪口呆―― 原来，她在狱中天天晚间都要用手指在肚皮上练字，并且常常自问自答。所以说写一点不比常人差。
老四却没有这么幸运。
老四严平被捕时，丈夫陆永进正在几百公里外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家里只有三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也才12岁。父母双双跌落深渊， 12岁的大女儿当起了家。可狠心的造反派后来又把大女儿调到距南京20公里的大厂镇当工人，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
每次离家之前，大女儿总要为弟妹们做好下一个星期的馒头，然后他们自己拿去央求邻居热一下，将就着咸菜吃。真是如同乞丐。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得很快，却没有人为他们添置新衣，始终穿着妈妈入狱前添置的衣服。衣服实在太短，露出半尺皮肉。被子也是小时用的，只能曲着身盖。
老四朝朝暮暮思念着苦命的孩子。每当夜深，总要情不自禁地连声呼喊：“小红啊――牛牛啊――小兰啊――”，喊得无限凄凉。她只有在这样大喊几声之后，才能一边抽泣着，一边慢慢睡去。
在秦城无端关了8年，老四才被释放。这时，她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 老三严梅青也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心。她一天到晚坐着冥思苦想：“我13岁就到了延安，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 她被关了9年，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获释，出狱时已经变成了哑巴，不会讲话了。
花开花落，峰回路转。严家四姊妹后来一一获释。秦城监狱给她们的恐怖记忆，却永远也无法忘却。严昭出狱之后，为了提醒自己永远牢记秦城之苦，弄了些黄连，用三层纱布包裹，做成一个黄连袋。每周星期天的早上，严昭起床后，便要取出黄连袋，大喊一声：
“严昭，你忘了秦城的苦吗?”
然后她又大声回答：“不，严昭没有忘!”
言毕，严昭把黄连袋抖几下，让黄连苦末撒进嘴里。这，成了严昭每周星期天必做的“早课”。
严昭无子无女，丈夫张非垢于1958年病故。周恩来送花圈悼念张非垢时，曾不无爱怜地对严昭说：“老二，你真是红颜薄命哪(严朴是周恩来老部下，交情极深，所以严家几姊妹均奉周恩来为父执，周恩来也视若己出，常常不直呼其名而以“老大”、“老二”……相称)。”严昭出狱后一度独居于北京西城，故而一连做了好几年的“早课”竟无人察觉。
后来，严慰冰担心老二寂寞，把她请到自己家里住。虽是客居，每逢星期天，老二的“早课”仍照做不误――她把那袋黄连一起带了过来。老二做“早课”时，严慰冰要么买菜去了，要么浇花去了，所以最初的几回“早课”，严慰冰一无所知。
但是，终于有一天，老二的“早课”被严慰冰很偶然地撞见了。
“严昭，你忘了秦城之苦吗?……不，严昭没有忘!”
严昭说罢，正虔诚地往嘴里撒黄连末，忽地从背后爆发一阵大笑。老二一惊，回头看，原来姐姐就站后面打量她。两个人靠着阳台栏杆谈了起来。
“老二，你想卧薪尝胆哪?”
“是的。我要一辈子记住秦城。”
“不过……”严慰冰想了想说, “光记住有什么用呢?一打口号还不如一个行动。”
从此，严慰冰每天一大早就离开家了。老二以为她是去散步，也不在意，照常做“早课”。一天，严慰冰“散步”回来，手里拿了个小马扎。老二大惑不解：“姐，你散步还带马扎?”严慰冰一脸的神秘：“带个马扎好，可坐坐歇歇。”
一晃，半个月多过去了。半个多月中，严慰冰没“旷”过一次工，天天都是早出晚归。有一天，直到吃中午饭了她还没回家。老二这才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有什么病需要天天去医院检查，却故意瞒着大家?
下午，严慰冰终于回来了。一见到严昭，她兴高采烈，竟然照着京剧的台步，在家里踱了起来。老二不明底细，问她：你这是怎么啦?严慰冰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够了，才向老二道出原委：她又做了一次“基度山”。
原来，严慰冰的所谓“散步”，是哄家里人的。实际上这半个多月她一直在搞“侦察”。每天一早她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门口，在树阴下放好小马扎，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仔细打量着每一个到公安部上班的人。
她恨透了秦城监狱那帮打手，特别是其中一个秃顶的家伙。这秃子曾“用那硬烟灰缸专捶我的后脑瓜，好一顿毒打。末了，他使劲把我往墙角推，我被摔出老远，摔倒了。三个门牙被打断了。嘴唇破裂了，满口是鲜血。我把血吐在审讯室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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