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来谈谈复刻百年灵怎么样？复刻百年灵哪款比较好？精仿百年灵哪个厂好？longines手表系列浪琴表上弦时如何调校时间(L697-698-707)?1.将表冠拔出到中间位置;2.前后旋转表冠，加薇 1364 57 5991 ?时针将以一小时为一枚跳转，而不会影响到分针或秒针，然后将表冠推回到位置，要是按此操作会影响到星期和日期。浪琴表上弦调校时间时，每当指针经过午夜，星期和星期也会随之改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调校时只需要将表冠推回到位置1，调校即告生效。当冠拔出到位置2时，星期、日期和24小时时区指针都停止逆跳状态。如何调校上午下午时间(L697-698-707)?这款表的表盘一共被分为12个小时。日期和星期只会每24小时发生一次改变(也就是时针每走完两圈后发生一次改变)。对于机械表的基本印象就是其周而复始的转动，直到逆跳功能的出现，打破了大家的常规认知。逆跳营造出一种有趣的时间运行方式，当指针走到扇形显示盘末端，霎时便跳回原点，面对这种标新立异的装置，很多玩表人十分享受这种视觉上的快感。宾伦官网给大家带来浪琴男表图片名匠系列L2.715.8.78.3腕表实拍。这是一款名匠系列经典四逆跳的浪琴男表图片，拥有星期逆跳、日期逆跳、60秒逆跳以及24小时第二时区逆跳。最难的当属60秒逆跳设计，因为逆跳频率高，所以对材质和结构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60秒一次的逆跳能满足很多人对于逆跳的好奇。浪琴男表图片可以看出优雅的外形设计，表盘的布局有条不紊，上下呼应，左右平衡，银白色的麦粒饰纹设计，蓝钢指针，一切毫不杂乱。腕表采用18K玫瑰金打造，腕表侧面拥有1个表冠和2个按钮，厚度为14毫米，这2个按钮并不是普通计时腕表中的计时开始/暂停核归零按钮。展示的浪琴男表图片搭配的为深棕色鳄鱼皮表带，平时可给表带擦抹些无色的绵羊油，尤其是在长期不带收藏之前，这和穿皮鞋一样，保养不保养长久下来效果就是不一样。腕表的另一侧，这一侧的按钮式用来调节表盘上的第二时区24小时显示。腕表凭借其所具有的多重逆跳功能，发行之后迅速成为longines浪琴手表图片浪琴表特大表冠飞航表 彰显优雅气质。瑞士著名钟表制造商Longines 浪琴表荣耀推出飞行员腕表的完美典范之作——浪琴表特大表冠飞航表。浪琴表特大表冠飞航表沿袭品牌在1920年代生产的原作，不仅让飞行表爱好者为之着迷，同时也吸引着钟表历史探索者的目光。浪琴呈献Longines呼吸及脉搏测量码表。著名瑞士腕表品牌Longines（浪琴）于1832年在索伊米亚创立，一直以制造优雅腕表而闻名于世，而品牌最新呈献的Longines呼吸及脉搏测量码表，除秉承一贯优雅风格与细致时尚设计外，更可提供医疗资讯。Longines呼吸及脉搏测量码表是医疗保健的工具，亦为品牌揭开历史性新一页。多年前，当医生诊断时开始需要依靠仪器作精确计算，第一枚Longines呼吸及脉搏测量码表即应运而生。而最新推出的型号，配合独特的美学设计与各项功能不同颜色的测量刻度，令这枚码表再续传奇。longines浪琴手表后盖当翻转手表，可以看见表后盖上亦印有欧文的球衣号码“7”和“限量版”字样，同时刻有腕表的限量编号。该限量版全球仅发售4999枚，这也使其更具收藏价值，为球迷和表迷所共爱。新推出腕表的Queen of Golf，表壳直径为38mm，搭配圆形按钮，有计算每洞杆数，并总计18洞之后的机械式杆数累计装置。手表采用A10-2自动上链机芯，表壳设有防震保护装置，机芯透过玻璃表背可见。手表共有三种款式，设计基于现代艺术和装饰艺术主题，采用的颜色和材料均有镶有不同宝石，展现其独一无二的风采。手表搭配饰纹表圈，表盘饰以红金元素。正如所有Grieb & Benzinger腕表一样，机械机芯使用镂空、饰纹和雕刻传统工艺手工制成。通过多个部分组成的表盘可看到小时和分钟指示技术机芯，该部分由纯银手工制成。手表采用的红金镂空表盘元素优雅地跃然于基础表盘上。净价36.850欧元（不含税）。longines浪琴手表鉴定作为北美最古老的百年灵经销商，Govberg Jewelers非常乐意与百年灵合作推出专属于藏家们的型号。“在过去这二十年里，我们看到了百年灵从初期到超级钟表品牌的转变，” Govberg Jewelers第三代总裁兼CEO Danny Govberg表示。“我们很荣幸将这样的一款独特腕表来献给藏家圈。”皇家橡树系列大型复杂功能腕表白金型号：充分演绎透明设计三款腕表每款限量5枚，型号Vintage 1945，以勒•柯布西耶发布其著名作品之一Les Trois Établissements Humains的那年命名。
【彭玉平：唐宋词通论】
原创 瑰宝传承 中华瑰宝杂志
诗与词是古代韵文的两种重要体式。唐诗、宋词均被誉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人间词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产生时间来看，先有诗，后有词，唐代诗歌大盛，但词实已初步形成。到了宋代，词体大盛，诗歌也在唐诗的既有风格之外向理趣和平淡方向发展，形成了诗、词两种文体双水并流的态势。
作为一种介于诗与曲之间的文体，“词”这一名称直到北宋中叶才逐步确定下来。在“词”名确立之前或同时，乃至稍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异称。就主流名称而言，从早期的“曲子”“乐章”“乐府”，到后来的“长短句”“诗余”“倚声”“填词”等，不一而足，还有偶尔被使用的“琴趣”“樵歌”等。这些名称或据音乐而起，或由文学而定，各取一端，以彰显词体体性。
词是配合隋唐以来新兴燕乐而产生的新体诗，是以音乐为本体的。在“词”名尚未定型之前，多依据其音乐性而定名为“曲子”或相近的“曲子词”“曲”“歌曲”等，体现出词与音乐的紧密关系。从句式形态上看，诗也有杂言体，但从一种文体的标准形态来看，长短句仍可视作词的主要句式特点。“长短句”之称实际上标志着词已逐渐摆脱了之于音乐的附属地位，是以词的语言句式特点取代了其音乐特点。所谓长短句，其最初的意义主要是指五七言的交替而已，长不过七言，短不过五言，所以北宋前期的词人虽然不以“长短句”来称呼词体，但称其为“五七言”，实际上是表示长短句的含义。
由于词的体性复杂多变，所以关于词的起源异说纷呈。有的以词为“诗余”，为尊词体，主张诗词同源说；有的以句子长短作为追溯词源的唯一依据，主张词源于《诗经》；有的以燕乐形成为标志，认为词起源于隋至初唐时期；有的以“乐府”为考察中心，认为词起源于六朝，特别是齐梁的乐府诗；有的因词婉约浮艳的风格而将其溯源至六朝。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词体的特性也与别的文体有鲜明的区别。李渔在《窥词管见》中云：“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譬如在音乐来源上，词以燕乐为本体，在语言风格上侧重浮艳，在艺术上则以“要眇宜修”为主要特点，在词心词境上也形成了不少与诗歌和散曲不同的地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其中“要眇宜修”四字来源于屈原《楚辞·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原意为：湘君犹犹豫豫不肯来，是为了谁而留在中洲呢？“要眇宜修”四字的大致含义是形容一种精巧细致、富于女性修饰之美的特质。
词心词境之说的集中表述见于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他认为词心与词境，相当于创作中的主客体，词境相对客观，词心则相当于创作主体，是天资、学力、阅历等的综合反映。词的创作就是词心与词境的有机结合，两者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宋代张炎的《词源》指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张炎所谓“清空”是指能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质实的词则写得典雅奥博，但过于专注于所写对象，所以显得板滞。在张炎的理解中，清空的词一定是蕴含着骚雅的意趣的，质实的词则未必。所以清空的词澄净精纯，能传达出词人冲和淡泊的胸襟，在风格上则是一种含蓄与自然、峭拔与流转的结合。
词的体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目前通常按照词的字数的多少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但在唐宋词流行之时，并无这种理论划分，有的只是创作传统上的约定俗成。除了小令、中调、长调的三分法外，还有令、引、近、慢的四分法。
词调是词赖以传唱的依据，在词乐失传以后，词调遂成为按某一旧调的章句声韵写作的依据。词调的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民间，边疆或域外，教坊与大晟府等音乐机构，乐工歌妓，唐宋的大曲、法曲、琴曲，词人自度曲，等等。一般而言，词调初制的时候，都与内容有一定联系，所以调名往往即是题名。但当某一词调成为一种填写的模式后，词调也就成为一种符号，其创调的意义也就很少被顾及了，至多只是作为情感和声律方面的参考。
从词的体性来看，婉约是词体早期的也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本色风格，学者缪钺把词的情感纳入“细美幽约”一路，王国维也借用“要眇宜修”四字来形容词的体性，所以词的风格也就形成了“婉约”的基本定势，“婉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古代词人内心世界中阴柔细弱的一面。从宋词的发展主流来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以婉约为本色的词人占据着绝大多数，即使是一些被列为豪放派的词人，其婉约风格的作品数量也远在豪放风格的作品数量之上。苏轼《东坡乐府》存词340多首，真正可以归为“豪放”的作品大概不过10首。豪放派的另一宗师辛弃疾其实也已相当偏离了“豪放”的轨迹，注重在“沉郁”一端写其性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评说他“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就是从这一点着眼的。在《稼轩长短句》600余首词中，以慷慨激昂之风格而广为流传的作品，其实也是少之又少的。苏轼、辛弃疾二人尚且如此，其他词人就可以想见了。所以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豪放词的基本特点是“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可见其关于词的风格意识仍是以“婉约”为正宗、主流的。
“婉约”一词最初大多运用在对人物形象和言说方式的描绘上，原意是指人的言说态度谦和、婉转和简约。以“婉约”论文学，最晚可以追溯到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说：“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徐陵所论的宫体诗恰恰与词体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宫体诗在内容和风格及其演唱特征方面都与后来的词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与“婉约”的初始用法相似，“豪放”一词最初也是用来描写人物个性的，形容为人自由自在，不拘成规。《魏书·张彝传》描写张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无所顾忌、不治细行就成为“豪放”的基本含义。在以婉约为主流的《花间集》中，其实也有不拘“婉约”成规的词作，如孙光宪的词就别有一种气骨遒健之美。
以“豪放”论词，很可能源于苏轼。他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这是评论陈季常的话，也是夫子自道，苏轼为何不在豪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大概也是感悟到“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所以他的“豪放”便只能是作为偶尔的宣泄，并将“豪放”的意趣向旷达方面延伸。总体来讲，苏轼对于音乐原本就有非同一般的了解与熟识，这也是他能从容革新词体的根源所在。
唐宋词在客观上有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并存的现象。但宋人并没有对词的风格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划分，只是隐约感受到这两种词风的存在。曾有幕士举柳永、苏轼词以作对照，认为有“十七八女郎”与“关西大汉”的区别，即是其中显例。苏轼词的“自是一家”其实正是他的有意追求，而其原始动力也许就是为了在风靡天下的柳永词风中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以此形成与柳永一派词双水并流的局面。
正式将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并举的是明代的张綖。他在万历年间编著的《诗余图谱·凡例》“附识”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醖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是关于婉约、豪放风格明确分类的最早文字，值得我们重视。婉约风格主要表现在情感的含蓄蕴藉上，豪放风格则主要表现在整体气象的恢弘上。张綖还列出了每一种风格的代表性词人，如秦观、苏轼。
实际上词史上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婉约”词人或“豪放”词人，也许“婉约”词人不一定兼有豪放的风格，但“豪放”词人是一定有婉约风格的作品的，豪放与婉约之间并没有形成对等的比例。清初的王士祯改张綖之“体”为“派”，依据词风的不同，而分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其《花草蒙拾》论及：“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王士祯引张南湖之语，易“体”为“派”，别具匠心，而且他消弭了崇婉约而抑豪放的倾向，把婉约与豪放并称为“名家当行”，所以更显理论张力。
除了以婉约、豪放来区分词风之外，词论史上也不乏其他分法。北宋张耒在《东山词序》中把贺铸一人之词风就分为盛丽、妖冶、幽洁、悲壮四类，故知宋人已不以某一种词风专指词人了，这与明代张綖、徐师曾把风格与各人性情气质联系起来，颇异其趣。郭麐《灵芬馆词话》以“花间”词人的“风流华美”，秦观、周邦彦、贺铸、晁补之诸人的“含情幽艳”，姜夔、张孝祥诸子的“独标清绮”，以及苏轼的“雄词高唱”分为四派，虽然细致，但却有夹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分宋词为婉约、豪宕、醇雅三派，合当时之“饾饤”为四派。诸家说法各异，然多是折中婉约与豪放，把婉约、豪放视为“元”风格，而推衍变化而已。
总之，唐宋词风格中的婉约与豪放之争，体现了不同审美趣味之间的争论。这一概括尽管有简单之嫌，但在没有找到更恰切的划分标准之前，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宋人感性的一种尊重。
作者简介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创 瑰宝传承 中华瑰宝杂志
诗与词是古代韵文的两种重要体式。唐诗、宋词均被誉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人间词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产生时间来看，先有诗，后有词，唐代诗歌大盛，但词实已初步形成。到了宋代，词体大盛，诗歌也在唐诗的既有风格之外向理趣和平淡方向发展，形成了诗、词两种文体双水并流的态势。
作为一种介于诗与曲之间的文体，“词”这一名称直到北宋中叶才逐步确定下来。在“词”名确立之前或同时，乃至稍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异称。就主流名称而言，从早期的“曲子”“乐章”“乐府”，到后来的“长短句”“诗余”“倚声”“填词”等，不一而足，还有偶尔被使用的“琴趣”“樵歌”等。这些名称或据音乐而起，或由文学而定，各取一端，以彰显词体体性。
词是配合隋唐以来新兴燕乐而产生的新体诗，是以音乐为本体的。在“词”名尚未定型之前，多依据其音乐性而定名为“曲子”或相近的“曲子词”“曲”“歌曲”等，体现出词与音乐的紧密关系。从句式形态上看，诗也有杂言体，但从一种文体的标准形态来看，长短句仍可视作词的主要句式特点。“长短句”之称实际上标志着词已逐渐摆脱了之于音乐的附属地位，是以词的语言句式特点取代了其音乐特点。所谓长短句，其最初的意义主要是指五七言的交替而已，长不过七言，短不过五言，所以北宋前期的词人虽然不以“长短句”来称呼词体，但称其为“五七言”，实际上是表示长短句的含义。
由于词的体性复杂多变，所以关于词的起源异说纷呈。有的以词为“诗余”，为尊词体，主张诗词同源说；有的以句子长短作为追溯词源的唯一依据，主张词源于《诗经》；有的以燕乐形成为标志，认为词起源于隋至初唐时期；有的以“乐府”为考察中心，认为词起源于六朝，特别是齐梁的乐府诗；有的因词婉约浮艳的风格而将其溯源至六朝。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词体的特性也与别的文体有鲜明的区别。李渔在《窥词管见》中云：“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譬如在音乐来源上，词以燕乐为本体，在语言风格上侧重浮艳，在艺术上则以“要眇宜修”为主要特点，在词心词境上也形成了不少与诗歌和散曲不同的地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其中“要眇宜修”四字来源于屈原《楚辞·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原意为：湘君犹犹豫豫不肯来，是为了谁而留在中洲呢？“要眇宜修”四字的大致含义是形容一种精巧细致、富于女性修饰之美的特质。
词心词境之说的集中表述见于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他认为词心与词境，相当于创作中的主客体，词境相对客观，词心则相当于创作主体，是天资、学力、阅历等的综合反映。词的创作就是词心与词境的有机结合，两者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宋代张炎的《词源》指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张炎所谓“清空”是指能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质实的词则写得典雅奥博，但过于专注于所写对象，所以显得板滞。在张炎的理解中，清空的词一定是蕴含着骚雅的意趣的，质实的词则未必。所以清空的词澄净精纯，能传达出词人冲和淡泊的胸襟，在风格上则是一种含蓄与自然、峭拔与流转的结合。
词的体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目前通常按照词的字数的多少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但在唐宋词流行之时，并无这种理论划分，有的只是创作传统上的约定俗成。除了小令、中调、长调的三分法外，还有令、引、近、慢的四分法。
词调是词赖以传唱的依据，在词乐失传以后，词调遂成为按某一旧调的章句声韵写作的依据。词调的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民间，边疆或域外，教坊与大晟府等音乐机构，乐工歌妓，唐宋的大曲、法曲、琴曲，词人自度曲，等等。一般而言，词调初制的时候，都与内容有一定联系，所以调名往往即是题名。但当某一词调成为一种填写的模式后，词调也就成为一种符号，其创调的意义也就很少被顾及了，至多只是作为情感和声律方面的参考。
从词的体性来看，婉约是词体早期的也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本色风格，学者缪钺把词的情感纳入“细美幽约”一路，王国维也借用“要眇宜修”四字来形容词的体性，所以词的风格也就形成了“婉约”的基本定势，“婉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古代词人内心世界中阴柔细弱的一面。从宋词的发展主流来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以婉约为本色的词人占据着绝大多数，即使是一些被列为豪放派的词人，其婉约风格的作品数量也远在豪放风格的作品数量之上。苏轼《东坡乐府》存词340多首，真正可以归为“豪放”的作品大概不过10首。豪放派的另一宗师辛弃疾其实也已相当偏离了“豪放”的轨迹，注重在“沉郁”一端写其性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评说他“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就是从这一点着眼的。在《稼轩长短句》600余首词中，以慷慨激昂之风格而广为流传的作品，其实也是少之又少的。苏轼、辛弃疾二人尚且如此，其他词人就可以想见了。所以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豪放词的基本特点是“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可见其关于词的风格意识仍是以“婉约”为正宗、主流的。
“婉约”一词最初大多运用在对人物形象和言说方式的描绘上，原意是指人的言说态度谦和、婉转和简约。以“婉约”论文学，最晚可以追溯到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说：“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徐陵所论的宫体诗恰恰与词体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宫体诗在内容和风格及其演唱特征方面都与后来的词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与“婉约”的初始用法相似，“豪放”一词最初也是用来描写人物个性的，形容为人自由自在，不拘成规。《魏书·张彝传》描写张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无所顾忌、不治细行就成为“豪放”的基本含义。在以婉约为主流的《花间集》中，其实也有不拘“婉约”成规的词作，如孙光宪的词就别有一种气骨遒健之美。
以“豪放”论词，很可能源于苏轼。他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这是评论陈季常的话，也是夫子自道，苏轼为何不在豪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大概也是感悟到“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所以他的“豪放”便只能是作为偶尔的宣泄，并将“豪放”的意趣向旷达方面延伸。总体来讲，苏轼对于音乐原本就有非同一般的了解与熟识，这也是他能从容革新词体的根源所在。
唐宋词在客观上有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并存的现象。但宋人并没有对词的风格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划分，只是隐约感受到这两种词风的存在。曾有幕士举柳永、苏轼词以作对照，认为有“十七八女郎”与“关西大汉”的区别，即是其中显例。苏轼词的“自是一家”其实正是他的有意追求，而其原始动力也许就是为了在风靡天下的柳永词风中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以此形成与柳永一派词双水并流的局面。
正式将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并举的是明代的张綖。他在万历年间编著的《诗余图谱·凡例》“附识”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醖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是关于婉约、豪放风格明确分类的最早文字，值得我们重视。婉约风格主要表现在情感的含蓄蕴藉上，豪放风格则主要表现在整体气象的恢弘上。张綖还列出了每一种风格的代表性词人，如秦观、苏轼。
实际上词史上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婉约”词人或“豪放”词人，也许“婉约”词人不一定兼有豪放的风格，但“豪放”词人是一定有婉约风格的作品的，豪放与婉约之间并没有形成对等的比例。清初的王士祯改张綖之“体”为“派”，依据词风的不同，而分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其《花草蒙拾》论及：“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王士祯引张南湖之语，易“体”为“派”，别具匠心，而且他消弭了崇婉约而抑豪放的倾向，把婉约与豪放并称为“名家当行”，所以更显理论张力。
除了以婉约、豪放来区分词风之外，词论史上也不乏其他分法。北宋张耒在《东山词序》中把贺铸一人之词风就分为盛丽、妖冶、幽洁、悲壮四类，故知宋人已不以某一种词风专指词人了，这与明代张綖、徐师曾把风格与各人性情气质联系起来，颇异其趣。郭麐《灵芬馆词话》以“花间”词人的“风流华美”，秦观、周邦彦、贺铸、晁补之诸人的“含情幽艳”，姜夔、张孝祥诸子的“独标清绮”，以及苏轼的“雄词高唱”分为四派，虽然细致，但却有夹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分宋词为婉约、豪宕、醇雅三派，合当时之“饾饤”为四派。诸家说法各异，然多是折中婉约与豪放，把婉约、豪放视为“元”风格，而推衍变化而已。
总之，唐宋词风格中的婉约与豪放之争，体现了不同审美趣味之间的争论。这一概括尽管有简单之嫌，但在没有找到更恰切的划分标准之前，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宋人感性的一种尊重。
作者简介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西# 【#山西三家博物馆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 】近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了拟定的第五批一级博物馆的评估结果：共新增国家一级博物馆123家，山西有3家入选，分别是：太原市博物馆、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和运城博物馆。至此，山西省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数量已达到9家，彰显了山西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
太原市博物馆，作为太原市的文化地标建筑和唯一综合类博物馆，现有藏品达5万余件。馆内藏品种类繁多，包括陶器、瓷器、玉器、青铜器、书画、家具等10余类，尤其以能反映太原地方历史文化的文物为特色。馆内珍藏的春秋赵卿墓、北齐娄叡墓、北齐徐显秀墓等考古发现的大量出土文物，级别高、类型丰富，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
晋祠博物馆（又称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将古代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楹联艺术融为一体，展现了祭祀、宗教、民俗文化的交融之美。其中，“万古一脉——晋祠博物馆基本陈列”更是以晋祠文化遗产为载体，通过对物的解读，向观众阐释了3000年的文脉传承，让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运城博物馆自2013年成立以来，已收藏各类藏品3万余件。馆内展出的“世纪曙猿”化石，距今约4500万年，将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起源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提出了挑战。此外，馆内还收藏有西阴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和东庄彩陶盆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还体现了高超的制陶工艺。运城博物馆还积极运用VR虚拟现实、裸眼3D、全息投影展示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快藏品数字化保护步伐，努力让文物“走”出展柜，实现文化传承发展和文物活化利用，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国家文物局为了加强博物馆行业管理和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而划分的最高等级。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行列，代表着该博物馆在综合管理、基础设施、藏品数量、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同时也意味着对博物馆的管理水平、展示利用、社会教育、服务质量和社会贡献等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来源：山西日报）
太原市博物馆，作为太原市的文化地标建筑和唯一综合类博物馆，现有藏品达5万余件。馆内藏品种类繁多，包括陶器、瓷器、玉器、青铜器、书画、家具等10余类，尤其以能反映太原地方历史文化的文物为特色。馆内珍藏的春秋赵卿墓、北齐娄叡墓、北齐徐显秀墓等考古发现的大量出土文物，级别高、类型丰富，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
晋祠博物馆（又称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将古代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楹联艺术融为一体，展现了祭祀、宗教、民俗文化的交融之美。其中，“万古一脉——晋祠博物馆基本陈列”更是以晋祠文化遗产为载体，通过对物的解读，向观众阐释了3000年的文脉传承，让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运城博物馆自2013年成立以来，已收藏各类藏品3万余件。馆内展出的“世纪曙猿”化石，距今约4500万年，将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起源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提出了挑战。此外，馆内还收藏有西阴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和东庄彩陶盆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还体现了高超的制陶工艺。运城博物馆还积极运用VR虚拟现实、裸眼3D、全息投影展示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快藏品数字化保护步伐，努力让文物“走”出展柜，实现文化传承发展和文物活化利用，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国家文物局为了加强博物馆行业管理和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而划分的最高等级。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行列，代表着该博物馆在综合管理、基础设施、藏品数量、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同时也意味着对博物馆的管理水平、展示利用、社会教育、服务质量和社会贡献等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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