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多行善事，为何还会灾祸连连?这个故事告诉你的答案!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有一人姓俞名都，字良臣。读私塾时他与十多个人创办了一个叫文昌社的社团，发誓要做惜字放生、戒除杀生、摒弃邪淫、不犯口过等善行，而且他坚持这样的行为已经有很多年了。尽管如此他却参加了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
俞都的妻子生有五男四女，四个儿子都早早就夭折了，仅留一男。其子甚为聪慧，左足底有双痣，夫妇俩视其为珍宝，极为喜愛。但儿子六岁那年在玩耍时走失，从此杳无踪迹。四个女儿也死了三个，仅剩一个。妻子因为孩子早夭失踪常常哭泣，最终导致双目失明。俞都更是终年潦倒、贫穷日急。闲来常常自己反省，想自己并无大过，不知为何惨遭天罚。
四十岁后，每年腊月将终新年将到之际，总要书写疏文焚烧，祈祷灶神能够上传其情。这样过了七年之久，没有任何应验。在四十七岁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家徒四壁，自与盲妻小女相对而坐。忽然听到门外有叩门之声，俞都手拿蜡烛起身开门，门外有一位头戴方巾衣着皂服，头发半苍的老人。
進门作揖问安后，老人就座，自称姓张，从远方而来。听说俞都家举家愁叹，特来拜访安慰。
俞都见此人衣着说话异于常人，招待礼节极为恭敬。彼此言语之间，俞都说起自己平生读书行善，但是至今却功名不就，子女夭散、衣食不济之事，并给来者背诵了自己历年写给灶神希冀上达的疏文。
姓张的老人说：“我知道君家的事已经很久了。君意识中恶念太重，专门追求虚名，所谓疏文也是满纸抱怨的期望，亵渎了玉帝，恐怕受到的惩罚还不止这些哪。”俞都吃惊不小，回复老人道：“我听说冥冥之中，善恶必录，丝毫不爽。我与同社的诸生发誓要做善事，并且谨慎奉行，怎么可以说是专务虚名哪？”
张姓老人说，那就听我一一道来。君之所谓“惜字”但是君与诸生动辄用字纸糊房裹物，擦拭桌椅，还因纸有污损就去焚烧；君之所谓“放生”也是表面文章，家中庖厨不绝虾蟹；至于“口过”，更是无法记统。君之语言敏妙，讪谤嘲讽，舌锋所及，怒触鬼神不知有多少；“邪淫”之事虽没做下，但是君见人家美貌子女，心摇难遣，只是无邪缘相成而已！而君却以妄为真、以简自居。发誓要做的善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你连年所焚烧的疏文，已经全部转呈给了玉帝。玉帝曾经命日游使者考察你的善恶，但是多年并无一实际的善行可以值得记录。反倒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妒念绵绵不绝，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忆往期来、恩仇报复累累于胸。如此恶意恐怕是逃祸不及，还祈求什么福报啊？
俞都听后，惊恐慌悚，伏地流涕，说：“君既通幽冥之事，一定是神，愿您施予救度！”
张姓老人说：“君信神信佛根基不深，行善之事不能持久。所以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而满腔意恶，妄念四起，起伏缠绵，不绝于心倒是真切。如此还期望福报，就象种荆棘而期嘉禾，荒谬之极。希望君日后能弃贪、摒淫、制妒，除各种妄念；不图名报，不论大小，不分难易，量力行事，持之有恒，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你家对我甚见虔洁，所以特意以此意报君。”说完后進入内室，到达灶下忽然不见。俞都悟到适才之老人即是司命之灶神，随后焚香叩谢。
第二天大年初一，俞都祈祷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号净意道人，立志祛除各种妄念。从此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利于人、有济于物之事，不分巨细、不论忙闲、不晓人知、不思力继，都躬身親行，事成而止。常常用因果报应之说，逢人化导。敦勤谦忍，日奉月行。
慢慢到了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的境界。
这样过了三年，俞都五十岁了，正好是明万历二年。朝廷宰相张居正准备给自己的儿子选择老师，众人交口举荐俞都。获聘后俞都携妻挈女、赶赴南京。张居正敬其品德，让其在国学授业。万历四年丙子，赴京应试登科，次年中進士。
一日，俞都拜访大内太监杨公，杨叫养子五人出拜。其中一子，年龄十六，俞都对其面貌有相识之感，于是便问其籍贯。少年说：“我是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从家中走失。现在依稀记的姓氏闾里。”俞都惊讶之余，叫其脱去左足之鞋，脚底双痣还在。俞都大声说：“原来是我的儿子啊！”
太监杨公也极为惊愕，别时即送其子随俞都回他在京城的住所。到家后俞都急奔入内告诉妻子。妻子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儿子也悲喜交加喜极而泣，手捧母面舌舐其目，其母即双眼复明。俞都也是悲喜交集，不愿为官，上疏请辞回江陵故籍。张居正羡慕其品德道义，也厚赠俞都，遂其所愿。
俞都归乡居住后，更加勉力为善。其儿子娶妻后，连生七子都养育成人，继承了俞都的耕读传统。俞都更是书写了親遇灶神、改过行善之事，训育子孙。享年八十有八而终。时人都说一切都是俞都躬行善事，天之回报的结果。——事据清代史玉函所编《德育古鉴》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有一人姓俞名都，字良臣。读私塾时他与十多个人创办了一个叫文昌社的社团，发誓要做惜字放生、戒除杀生、摒弃邪淫、不犯口过等善行，而且他坚持这样的行为已经有很多年了。尽管如此他却参加了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
俞都的妻子生有五男四女，四个儿子都早早就夭折了，仅留一男。其子甚为聪慧，左足底有双痣，夫妇俩视其为珍宝，极为喜愛。但儿子六岁那年在玩耍时走失，从此杳无踪迹。四个女儿也死了三个，仅剩一个。妻子因为孩子早夭失踪常常哭泣，最终导致双目失明。俞都更是终年潦倒、贫穷日急。闲来常常自己反省，想自己并无大过，不知为何惨遭天罚。
四十岁后，每年腊月将终新年将到之际，总要书写疏文焚烧，祈祷灶神能够上传其情。这样过了七年之久，没有任何应验。在四十七岁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家徒四壁，自与盲妻小女相对而坐。忽然听到门外有叩门之声，俞都手拿蜡烛起身开门，门外有一位头戴方巾衣着皂服，头发半苍的老人。
進门作揖问安后，老人就座，自称姓张，从远方而来。听说俞都家举家愁叹，特来拜访安慰。
俞都见此人衣着说话异于常人，招待礼节极为恭敬。彼此言语之间，俞都说起自己平生读书行善，但是至今却功名不就，子女夭散、衣食不济之事，并给来者背诵了自己历年写给灶神希冀上达的疏文。
姓张的老人说：“我知道君家的事已经很久了。君意识中恶念太重，专门追求虚名，所谓疏文也是满纸抱怨的期望，亵渎了玉帝，恐怕受到的惩罚还不止这些哪。”俞都吃惊不小，回复老人道：“我听说冥冥之中，善恶必录，丝毫不爽。我与同社的诸生发誓要做善事，并且谨慎奉行，怎么可以说是专务虚名哪？”
张姓老人说，那就听我一一道来。君之所谓“惜字”但是君与诸生动辄用字纸糊房裹物，擦拭桌椅，还因纸有污损就去焚烧；君之所谓“放生”也是表面文章，家中庖厨不绝虾蟹；至于“口过”，更是无法记统。君之语言敏妙，讪谤嘲讽，舌锋所及，怒触鬼神不知有多少；“邪淫”之事虽没做下，但是君见人家美貌子女，心摇难遣，只是无邪缘相成而已！而君却以妄为真、以简自居。发誓要做的善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你连年所焚烧的疏文，已经全部转呈给了玉帝。玉帝曾经命日游使者考察你的善恶，但是多年并无一实际的善行可以值得记录。反倒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妒念绵绵不绝，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忆往期来、恩仇报复累累于胸。如此恶意恐怕是逃祸不及，还祈求什么福报啊？
俞都听后，惊恐慌悚，伏地流涕，说：“君既通幽冥之事，一定是神，愿您施予救度！”
张姓老人说：“君信神信佛根基不深，行善之事不能持久。所以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而满腔意恶，妄念四起，起伏缠绵，不绝于心倒是真切。如此还期望福报，就象种荆棘而期嘉禾，荒谬之极。希望君日后能弃贪、摒淫、制妒，除各种妄念；不图名报，不论大小，不分难易，量力行事，持之有恒，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你家对我甚见虔洁，所以特意以此意报君。”说完后進入内室，到达灶下忽然不见。俞都悟到适才之老人即是司命之灶神，随后焚香叩谢。
第二天大年初一，俞都祈祷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号净意道人，立志祛除各种妄念。从此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利于人、有济于物之事，不分巨细、不论忙闲、不晓人知、不思力继，都躬身親行，事成而止。常常用因果报应之说，逢人化导。敦勤谦忍，日奉月行。
慢慢到了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的境界。
这样过了三年，俞都五十岁了，正好是明万历二年。朝廷宰相张居正准备给自己的儿子选择老师，众人交口举荐俞都。获聘后俞都携妻挈女、赶赴南京。张居正敬其品德，让其在国学授业。万历四年丙子，赴京应试登科，次年中進士。
一日，俞都拜访大内太监杨公，杨叫养子五人出拜。其中一子，年龄十六，俞都对其面貌有相识之感，于是便问其籍贯。少年说：“我是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从家中走失。现在依稀记的姓氏闾里。”俞都惊讶之余，叫其脱去左足之鞋，脚底双痣还在。俞都大声说：“原来是我的儿子啊！”
太监杨公也极为惊愕，别时即送其子随俞都回他在京城的住所。到家后俞都急奔入内告诉妻子。妻子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儿子也悲喜交加喜极而泣，手捧母面舌舐其目，其母即双眼复明。俞都也是悲喜交集，不愿为官，上疏请辞回江陵故籍。张居正羡慕其品德道义，也厚赠俞都，遂其所愿。
俞都归乡居住后，更加勉力为善。其儿子娶妻后，连生七子都养育成人，继承了俞都的耕读传统。俞都更是书写了親遇灶神、改过行善之事，训育子孙。享年八十有八而终。时人都说一切都是俞都躬行善事，天之回报的结果。——事据清代史玉函所编《德育古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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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一、不空羂索观音
不空羂索观音(梵名Amogha-pasa)，全称为不空羂索观世音菩萨，又称不空王观世音菩萨、不空广大明王观世音菩萨、不空悉地王观世音菩萨、不空羂索菩萨。密号为等引金刚。以“不空羂索”为名，是象征观世音菩萨以慈悲的羂索，救度化导众生，其心愿不会落空的意思。
依《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所传，在过去第九十一劫最后劫，观世音菩萨曾经接受世间自在王如来的传授，而学得不空羂索心王母陀罗尼并于初得此陀罗尼时，即证得十百千不空无惑智庄严首三摩地门，由此真言之力，现见十方无量无数种种刹土诸佛如来所有会众，而皆供养听闻深法，辗转教化无量有情，皆得发趣无上菩提。
此后，观世音菩萨即常以该真言教法，化导无量百千众生。因此，当观世音菩萨示现化身，以此法救度众生时，便称为不空羂索观音。
二、不空羂索观音圣像
不空羂索像出自不空羂索续，不空羂索实为观世音菩萨诸多化现之一，也即三面四臂之观音大士。
凡见此像者，其功德如续部所云，有如下种种：
亲睹此像即同现量观见观音圣颜及布达拉清静刹土之无量宫殿；
仅睹一面即能彻底解脱包括无间地狱在内之八大地狱之苦及八种怖畏乃至五无间罪；
一见此像即可清静舍法罪、谤佛菩萨罪等大小一切罪业，并积累如百千大梵天之福德且获致世间所有之善根；
临命终时，现量亲睹观音慈面，并得殊胜心之安宁，死后顿生极乐世界；
又远离一切障难，且能忆念五十百千宿世之事；
直至菩提果间，今生乃轮回最后一世。
见像一次即具此无量不可思议之福德功德，何况时常观想、作意、以至供奉。具缘者皆当位至不退地直至终取无上正等觉。
三、见解脱不空绢索观音心咒
唵 阿姆嘎 布喳 玛呢 叭德玛 哇致rei 达塔嘎达 微罗给dei 萨曼达 布日阿萨日阿 吽
梵:Om amogha puja mani padma vajre tathagata vilokite samanta prasara hum
音:嗡 阿摩嘎 布佳 玛尼 叭德嘛 哇佳咧打他嘎打 vilokite 三曼打 钵啰沙啰 吽
不空绢索心咒，也就是观音见解脱心咒，这个咒语非常殊胜。早晨起床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各念七遍，这样的话，一个人如果犯了五无间罪，也能解脱，这个咒的功德简单一句话就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个咒的功德还有：一个众生死了之后，如果他的骨头一千年还存在的话，在一千年后看到了他的骨头，只要肯定他在六道轮回当中，无论是地狱道，恶鬼道，持这个咒，给他吹一次，他就能够解脱，能够往生。
嘎希·儒协居士说：这是他见到的，听到的最殊胜的密咒。可以灭无间罪的咒语其他还没有听说过。
《不空绢索经》中云：所谓不空宝珠供云咒，仅仅读诵、讽诵也以广大无量殿供云大雨、福德大幻化、种种鲜花、各种天物、妙衣、装饰、资具、香、灯、神馐、乐器、赞颂等所有世间殊胜之供云降下的一切供品之雨来供养十方诸佛刹的所有坛城中的一切持明者、声闻缘觉。出现无上广大神奇的供云。
能显示如魔术般之加持的这一陀罗尼咒，是所有持明者殊胜悉地的大宝藏，能满一切父母众生的心愿，赐予安慰，令得解脱，能灭尽一切疾病、痛苦、罪障烦恼、给所有持咒者带来吉祥，令他们心满意足，能劝请诸佛，一切菩萨赐安慰，迎请所有明咒天尊，勾招一切，遣除所有妖魔鬼神。能赐予一切众生殊胜悉地，作为无依处者的依处，成为未受斋戒、梵行者的斋戒与梵行等。
赐予残疾者根，赐予失毁六对贿波罗蜜多的功德。遣除一切死亡、饥荒、陷途等畏惧衰败，对于不精通咒语、手印、明咒者给予咒语等。能使无间罪与破誓言者得以清净。
解除一切饥渴、裸体、患病、恶痔者等的罪过。使背离三宝者真实趋入，赐未成功者成功，安慰一切怖畏者，解脱一切衰败，作为堕入黑暗处者的明灯，息灭一切烦恼心，救脱无有自由者等一切过患，圆满根肢等自己的一切功德，受到本尊、菩萨的摄持等广大功德。此咒的事业:对消除暴雨、战争等畏惧，行于空中、眼通等事业进行了广说。
何者仅仅讽诵此咒也能获得诸多等持之门与陀罗尼等如海功德。仅仅念诵也令观世音菩萨欢喜现身摸顶。此陀罗尼咒是观世音自性清净身摄受的总持咒，不空成佛自性的心咒，也是如幻等持陀罗尼的幻化。见到此咒者相当于现见了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的身相、各自形相、幻化云、自在天、马头明王、无爱子与三世间尊主、广莲花坛城。一切善逝的供云幻化这一心咒是大金刚藏，只是念诵也能成为三世佛陀的心子，得授记，面见一切菩萨与本尊得安慰。
所求的一切悉地称心如意勾招，因此堪为不空绢索观世音，能令世间界的一切众生欢喜自在，增上寿命、吉祥、福德、财产、粮食等一切所需。圆满六度，死亡时现量见到九万二千俱胝那由他佛陀，得到“善男子善来极乐刹”的安慰，并于彼刹莲花中化生，于一切善逝前获得不退转无上菩提授记。此陀罗尼咒只在上午诵一遍就能使如七山王般的五无间罪无余尽除，从转生十六地狱中解脱出来。受斋戒者念诵能于佛刹中获得大普贤果位。
观世音菩萨与三世诸佛、广莲花等圣尊以及觉性王等一切随行赐予悉地。只讽诵百千遍，就能使舌变得如金刚般稳固，与金刚藏等同，具有如莲花瓣一样的色彩，身体清净如金刚般谁也无法侵害，青春年少、诸根具足，无有臭气，极为芬芳，殊胜悦意，声音动听，诸众青睬，成为供养处，死后于阿弥陀佛前成为具足清净身及一切功德的佛子，得大菩提授记。
仅仅诵此咒的福德以比喻来说，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遍满七宝，铺满金银花，每一曰三时中以此供养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如来，也比不上仅诵此咒福德的十六分之一。
念诵此咒相当于以世间出世间的无边供云遍及一切佛刹，永远不会穷尽，具有如此大的善根。
如果能看见此咒写在书中的文字或者刻在墙壁上，依此也能使无间罪等趋入无间地狱的所有业力清净无遗，于极乐世界化生，永不胎生。
乃至究竟菩提果之间无论生于任何佛刹，均于彼处莲花中化生，并回忆宿世。缮写此陀罗尼咒的功德:八万四千由旬宽的大海水滴与须弥山王的微尘能够计算，而缮写此咒与此仪轨等的功德却不可胜数 https://t.cn/EyPF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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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观世音菩萨即常以该真言教法，化导无量百千众生。因此，当观世音菩萨示现化身，以此法救度众生时，便称为不空羂索观音。
二、不空羂索观音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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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求的一切悉地称心如意勾招，因此堪为不空绢索观世音，能令世间界的一切众生欢喜自在，增上寿命、吉祥、福德、财产、粮食等一切所需。圆满六度，死亡时现量见到九万二千俱胝那由他佛陀，得到“善男子善来极乐刹”的安慰，并于彼刹莲花中化生，于一切善逝前获得不退转无上菩提授记。此陀罗尼咒只在上午诵一遍就能使如七山王般的五无间罪无余尽除，从转生十六地狱中解脱出来。受斋戒者念诵能于佛刹中获得大普贤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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