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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编者按：《西游记》神话影视剧的热门IP，影响时间和影响范围是近两年这些仙侠剧远远不能比的。《西游记》核心人物的孙悟空，相对于一般仙侠剧主角喜欢用剑或者其他神兵，孙悟空的兵器很简单就是一根铁棍。然后网上就有不少爱好者对比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兵器。不少人认为孙悟空的金箍棒就是个尺子，不如猪八戒的钉耙高大上。甚至更有甚至认为猪八戒战斗力强于孙悟空，这个就不在本文讨论行列里了。那么金箍棒的原型到底是什么，为何孙悟空的兵器被设定为是铁棒，而不是某些营销号罔顾原文和历史记载，硬说的是尺子呢？

要清楚孙悟空的金箍棒问题，还要回到《西游记》故事本身还有时代背景来看。关于唐僧取经这个题材，除了明代小说《西游记》以外，更早的还有元杂剧《西游记》。在元杂剧中，孙行者的兵器是一把戒刀。而在一些疑似孙行者的石雕中，拿的兵器也是类似手刀的兵器。此外，除了戒刀以外就是生金棍，原文的描述是可大可小能藏到耳朵里。这可以看做金箍棒的前身。那么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为何又被称作定海神针的呢？小说原文是：“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能中何用？”。各位读者请看好哦，作者吴承恩（虽然有争议，但主流还是承认的）原文可说的是”定子“，而不是尺子。

伴儿什么是定子呢？过去为了测水深，有用探勘，但是太深的地方就需要用水绳去测，而水里和空气中又不一样，所以水绳的一端的要系上重物。这种重物被称为定子，也叫碇子或椗。因为材料有石头制成，也有木头制成，所以写法也不一样。关于定子如何使用，宋朝洪迈所写的《夷坚志》提供一个参考：“以小绳数十丈矴（同“碇”字）坠入穴内。”就是一根绳子拴上定子，扔到水里。这和抛出的锚很类似。虽然这个属于测量工具，但是绝对不等于尺子，打个比方，这种活栓个杠铃也能对付，于是杠铃就是尺子吗？一个完整的“椗”长得什么样，为何又被称为针呢？？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记载，大的长二丈七尺，小的长二丈四尺，宽八寸及七寸，用铁力木制作。对照小说里原文是：龙王指定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铁柱子，约有斗来粗，二丈有余长。一个斗多粗呢？，木斗实物的上口宽度整体接近七八寸那样。可见，小说里的定海神针长度两丈多，直径和一个斗差不多。从尺寸对比上看，龙宫时的金箍棒就是个定子。

此外，为什么叫定海神针呢？因为定子杆体上有孔可以系棕索，像一个特大号的针一样，而清代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定海神针, 妙不可言。言人心上, 原要有针线, 又贵如铁石, 而外物不能摇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定海神针的线其实是人心，而定海神针本身可以随心意变化。结果有的营销号就根据这个说金箍棒是尺子，显然是把金箍棒当卷尺用了。但金箍棒上是没有刻度的啊！各位读者试想这样这样一个画面：大禹从水中抽出一根几十甚至上百米的大棍子，然后拿上来用尺子量，再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接上水绳不香吗？还有，在东南一些传说中有抛定子祈祷风平浪静，一些定子因为重力原因也会插入泥沙中，这和小说中也非常接近。

一些出水的椗杆还有铁箍的痕迹，而木定子通常用铁力木制成，而铁力木多是深褐色，有时好发黑。从大小和外观形象来看和龙王说的定子差不多。在一些电视剧中，龙王对孙悟空拿走定海神针很生气，但是一开始龙王眼中这定海神针只不过是块铁制的定子。材料比较高级而已，而且自己也用不了。小说中也说了龙王对孙悟空不满，不是因为拿走定海神针，而是对孙悟空索要披挂感到不满，当时孙悟空又要了一副紫金冠，一副锁子甲，一双步云履。这还是三个龙王的心爱之物。相当于你想把一件旧货直接转手不要钱，结果对家看上了你身上的名牌包，直接白拿，你说气不气人？

▲铁力木家具

但这是否说明金箍棒就是个定子而已，不算真兵器呢？这也是错误的，难道一个高手扮成一个普通人，能说那个高手是普通人吗？正如《西游记》是多个时期各种民间故事和元杂剧集合而成，不少西游爱好者对金箍棒的原型也有多种猜想也有多重身份。比如《吴承恩与西游记》里认为金箍棒的原型可能来源于衙役的水火棍。水火棍因为涂成黑色和红色所以被称为水火棍。但是水火棍一端方的一端圆的，而且虽然有说水火棍两端包铁的，但很难确认。

除了水火棍以外还有金吾，也称杖，始自 汉代，为执金吾所持。早期是以铜为之,黄金饰其两端。这点和金箍棒也相似，金箍棒两端的黄金片虽然叫禁锢，但不是固定的而是装饰的。到了明清时期，吾杖就成了礼器，主要是木制涂上红漆两端加上金粉。《大闹天宫》的金箍棒更像是参考了吾杖。

▲《三才图会》吾杖

▲手持吾杖的锦衣卫

除了吾杖，金箍棒还有一个素材来源那就是铁棍。孙悟空是个僧人，而明代有不少僧兵使用铁棍的记载。比如《倭变事略》载：某僧兵乃“手执铁棍，以古大钱贯铁条于中，长约八、九尺，重约三、四十斤”。同书又云：“僧以铁棍击杀之”。除此以外《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也载：“僧有名某者，骁勇绝伦，持铁棍逾堑沟击杀之。”《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则称：僧兵作战，“俱持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很明显铁棍确实存在，有人质疑铁棍有那么重吗？一些上面记载中大多是旁观者视角，不能太当真。冷研以前的文章也提过，比如高杰的铁棍18斤，但是对外称40斤。我们看看真正铁棍有多重。

程冲斗《少林棍法禅宗》对铁棍记载是这样的“如铁棍。则长七尺五寸。约重记十五六斤。其制与木棍等。然非巨力者不能用”。结合文献可说明，铁棍长度在七尺多，折合现代尺寸在两米三到两米四，而重量则是在15到16明斤，明代一斤590克左右，所以一根铁棍在九公斤上下。虽然没有所谓三十斤，但是根据冷兵器研究所作者人渣啸西风的体验，十公斤的铁棍挥舞二十分钟就没劲了。所以说非巨力者不能用。

因为铁棍太重，所以明军中不少沿用唐宋时期做法，在木棍上包铁。就像就如冷兵器研究所《孙悟空能打又机灵，为何唐僧最宠猪八戒？金箍棒和九齿钉耙的兵器原型给出原因》，认为金箍棒原型是明代两头包了铁的大棒。

那么金箍棒的战斗形态长度是多少呢？。原文说是只有丈二长短，碗口粗细。长度是三米多，像个小茶碗那么粗。一些读者会疑惑，不少文章指出孙悟空个子很矮，对比棍子长度和身高，这不是太不协调了吗？

关于孙悟空身高，虽然书中经常有孙悟空身高不满四尺，拳头就跟核桃那么大的说法。所以周星驰的电影《西游伏魔》里，孙悟空有个形象就是个子很矮。但是孙悟空真的一直很矮吗？其实，仔细看一下原著，孙悟空和他的兵器一样，身体大小不是固定的。在小说中，唐僧骑马的时候能拽孙悟空的虎皮裙；孙悟空降服猪八戒时，能揪着猪八戒耳朵走。

孙悟空在和黄风怪打的时候直了下腰，原文说的是“长了三尺，有一丈长短”。这说明孙悟空最起码有两种形态，不足四尺的日常猴子形态、一丈左右的战斗形态。孙悟空在战斗形态上是十分高大的，虽然达不到沙和尚的丈二，但是也不矮了。身高一丈的孙悟空用一丈二的金箍棒和正常人用七尺的铁棍差不多。还有，原著里只说了金箍棒两头有金片装饰但是没有金色龙纹，字是镌上去的，龙纹也是那种暗纹，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不然龙王也不会把这个当成铁定子。所以张纪中版本《西游记》里的金箍棒是最贴合原著的，虽然金箍棒相比较亮堂堂的钉耙显得不够气派，但是威力不是盖的。

总的来说，金箍棒融合了定子，两头包铁的大棒，金吾以及铁棍等多种器物，最终成为了孙悟空手中那根古代神魔小说中的超级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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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虹 宋佳星：“江西山水真吾邦”—苏轼与江西的不解情缘】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生于经济发达、重文轻武的北宋，是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和治水专家。

苏轼天赋异禀、才华横溢。他博采众长、涉猎广泛，在诗、词、文、赋、书、画诸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综合评价，在国内外堪称翘首。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多次被贬。他曾在14个州县担任过职务，足迹遍布神州大地。

苏轼虽然不是江西人，也从未在江西任职，但他对江西情有独钟，多次到江西，并留有一百多首诗词。他第一次到江西，就罕见的以江西省名为诗名，题写名篇《江西》，开头两句即是“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对江西的绿色生态高度赞美，并直抒胸臆：江西山水真是我的故乡啊！

“不识庐山真面目”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讽议新政导致“乌台诗案”，被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5年后改迁汝州，途中路过江西，便有了与江西的初见。

首次游历江西，自然会选择闻名古今的庐山。4月是庐山最美的季节，苏轼在这里驻足了一个月。初赴庐山，他便被庐山美景深深吸引，古往今来的文人大家早就留下大量赞美庐山的名作，而苏轼也一发而不可收，四过庐山，在这里留下了50余首诗词，其中最有名的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开头两句描绘了庐山的层叠交错、千姿百态，而后两句是借景说理，人们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为庐山的峰峦所限，看到的只是局部而已，从不同的角度只能看到不同的内容。苏轼告诉人们，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即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最难看清的也正是自己！

以往写庐山的诗词，大多是赞美壮丽的景色，而苏轼既描绘了庐山的神秘莫测，又运用了深入浅出、朴实简洁的语言表达出处事的哲理，寓意深刻，启人心智。这与苏轼的人生感悟有很大的关联，他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反对新法，但并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

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是扑朔迷离的，正如当时的政治环境，朝廷各党派都执著于固有的执政思路，不能理性的思考事物发展规律。苏轼对山水的体察，反映了他善于从不同方位认知事物的思想变化，也反映了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这首诗虽只有短短的四句，但却超越古人，后无来者，成为苏轼最有名的诗歌之一。

“事不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

苏轼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正是这双慧眼让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境，在失意之时不气馁，在艰难之境不潦倒。

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苏轼送其长子苏迈前往饶州的德兴任县尉。途中路过取名颇有争议的石钟山。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面靠近深潭，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而得名。李渤却认为是山中石头敲击发出的声音得名。一座小小的石钟山勾起了苏轼的好奇心，便想一探究竟。

夜里，苏轼先是让小童拿斧头敲打石头，又乘小船深入山底，发现山下有多个石穴缝隙，波涛涌入拍打石壁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小船缓缓驶入深处，又发现山体中间有一块巨石，其石中空上面有洞穴，风与水搏击，在石缝中来回冲撞，发出“窾坎镗鞳”之声，与“噌吰”之声相呼应，故名为石钟山。

苏轼便发出这样的感慨：“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揭示了要了解任何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必须深入调研考察，否则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又较真的人，他叹息郦道元的简略，嘲笑李渤的浅陋。而作为这次考察成果写成的《石钟山记》，不仅辨明了石钟山命名的由来，而且还因其文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优美等特点成为苏轼散文的代表作。

“赖有高楼能聚远”

苏轼送子到德兴就职后，时任德兴县令单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单锡素知苏轼喜爱游览山水名胜，故盛情邀苏轼父子攀上城北枕山，游览新建的聚远楼。登楼眺望德兴山灵水秀，清风徐来，不汲不戚，不悲不喜，让人感觉宁静和谐，长途跋涉的疲惫仿佛烟消云散。

从黄州一路走来，游山玩水看似逍遥，但毕竟处在贬谪之境，进退之中思绪万千，饱含了多少艰辛苦楚。一时间，情感的交错在他的内心酝酿发酵，终于喷薄而出写下了《题咏聚远楼诗》：

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

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这首诗既写风景，又写哲理。云雾缭绕的山和烟雨朦胧的水难于亲近在一起，而野草和山花都各有自己的春天，幸好有这高楼将远方的景色聚在一起，整理给我这赋闲的游人观看啊。这里实际也寓意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他自己的心情。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高度赞赏苏东坡诗，兴之所至，特赐御书“聚远楼”金匾。才子作诗，皇帝赐匾，一时传为佳话。从此，聚远楼声誉鹊起，名人雅士纷纷登上聚远楼吟诗作赋。苏迈任德兴县尉期间，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百姓感念其恩，曾建“景苏堂”，颂扬和怀念眉山苏氏父子。

在历史的更迭中，聚远楼毁于元末兵乱，明代重修，又毁于清末。2003年高楼得以重建，成了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文人赋诗多是率性而为，有感而发，一首诗便让一处风景拥有了灵魂。纵观历史，多少亭台楼阁，多少山水湖泊，因与历史和文化的融合而拥有了生命力。

一代名流虽已远去，一件盛事也化为了历史，唯有这优美的故事成为了永恒，代代传颂。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尽废新法，苏轼得到重用，并被召还京。仅一年多时间，苏轼从散官一跃升到三品。但对苏轼而言，美好的光景总是短暂的。苏轼的一生经历太多的大起大落，但他依然从容去面对。

“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苏轼被贬惠州，由北向南就任途中路过江西，在万安写下《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此时的苏轼，经历了世事的变化，仕途的险恶，却依旧达观豪放、坦然自适。他将自己比作水流湍急的惶恐滩上，一叶命运难测的扁舟，颠簸起伏、惊心动魄，不由感叹被贬的凄凉。然而苏轼的诗总能给人惊喜，笔锋一转似乎又有了搏击水流之上顺风出行的快意。

此次苏轼来到江西主要停留在赣州（北宋年间名为虔州），驻足一月左右。赣州奇特温柔的美景也给被贬途中一路奔波的苏轼心灵的慰藉，让他感受到了少有的放松恣意。其实苏轼与赣州早有渊源，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为赴陕州任职的孔宗翰送行，为满足好友两年前提出的请求，作《虔州八境图》八首，分别是《石楼》《章贡台》《白鹊楼》《皂盖楼》《马祖岩》《尘外亭》《郁孤台》《崆峒山》。当时苏轼并没有到过虔州，只能根据图画及其丰富的学识和想象，描绘出虔州的美景。十二年后，苏轼圆梦游览虔州美景，曾感叹“前诗未能道其万一”，后补作《虔州八镜图后序》一篇，来诠释映入眼帘的虔州美景。从此，赣州八景名闻遐迩，各地纷纷打造“八景”文化，掀起了旅游景区建设热潮。

苏轼还随阳孝本等好友游览郁孤台，登台远望，虔州美景尽收眼底。兴之所至，写下了《过虔州登郁孤台》：

八境见图画，郁孤如旧游。

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

在苏轼的笔下，郁孤台风景绝伦、美不胜收。此时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即将流放岭南的苦楚，但依旧乐观的希望能早日结束这漂泊的生活，与家人团聚。苏轼在被贬途中自然抑郁，但看到江西的锦绣山川顿时让他沉浸其中、忘却烦恼。甚至发出“他年三宿处，准拟系归舟”的感叹，用佛教“三宿恋”的典故，希望虔州能成为自己人生的归宿。在赣州，苏轼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天竺山诗》，那是苏轼受其父苏洵影响所写下的；《廉泉》一诗将他在赣州的诗词创作推向了高潮。此时，苏轼虽遭贬谪，但他那清廉如水的品格，旷达超然的胸襟，令人称羡。

“曾见南迁几个回”

古往今来，文豪大家皆有失意之时，而在失意中，往往可以参悟人间世道，在诗词中直抒胸臆、一吐为快，最终诞生众多名言警句，为后人所传颂。每逢苏轼失意之时，便是他文学创作暴发之时。59岁的苏轼在被贬惠州途中，拖着年迈的身躯和疲惫的心灵翻过赣州和广东交界处大庾岭，以悲壮的心情写下了《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继续被贬，这一次被贬到荒芜之地海南儋州，这是他被贬最偏僻的地方，也许他再也没能想过自己还能重回故里。

遥想当年，年轻气盛，恃才自傲。初出茅庐，连仁宗皇帝都对他欣赏有加。遇上严厉上司陈公弼百般挑剔，苏轼内心总有些不服气，于是写文讥讽上司，没想到这位心胸宽广的长官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告知了对他严厉的原因。其实陈公弼也同样惜才，但怕才华超众的苏轼初入职场便骄傲自满，故意对他苛责。

时过境迁，苏轼早已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再看今朝，也许还有些遗憾，但都化成一声叹息，命途多舛的大文学家经历了人生的顿挫波折，磨去了当年的棱角和锐气，成就了如今的淡定和坦然。

靖国元年（1101年）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由南往北回归途中再次穿越大庾岭。当他在一村店休息时，一位老翁问到“官为谁？”随从答“苏尚书”。老翁感叹道，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苏轼微笑而谢之，并在墙壁上题写《赠岭上老人》：

被贬荒岛得以北归，从古至今有几人能够做到？命运最终没有辜负这位千古奇才，在暮年还能回家乡，这也许是苏轼最大的心愿了。可惜他的足迹未能走得更远，只是从赣州走到了常州，便永久停留在了那里。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时年65岁。

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虽有辉煌时刻，然大多在贬谪的艰难中度过。在江西的这100多天应该是他坎坷崎岖人生中透出的一线光明。美丽江西的奇山秀水和亭台楼阁，让他可以短暂的忘却烦恼，在困苦的人生中感受些许温暖与欢乐。而他以自己的智慧、才情和心血为江西留下了大量的瑰丽诗文，给江西风物注入了斑斓色彩，馈赠给江西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不少名篇绝句进入大中小学教材课本，至今传诵不衰，仍在对江西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发挥着巨大作用。江西人民永远感恩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