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文化[超话]#【竹林桥得名的由来】
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因临街西蒿阳河上有座石桥，桥旁有竹林得名，历史延续千年以上，又名巨成桥、巨欣桥、巨兴集。清光绪(1874-1908)《光化县志》津梁类载:“巨欣桥,县治东三十里,跨蒿堰河上,河南新野通衢。《庐陵集.宋宝元二年（1039）与谢舍人书》：“由巨欣桥而西，秋稼甚盛，时雨已足云云。今集名巨兴桥，亦如之，相传以汉人巨无霸得名，又曰巨成桥，讹为竹林桥。”
相汉代王莽追杀刘秀，巨无霸是王莽下面的主将。后来刘秀得帝，巨无霸满门抄斩。巨无霸早有准备，派差臣把自己的宝剑和一封密信送回家中，告知家里的亲人都要更换姓名，不然有死无生，家里亲人只得改换舅舅家姓。因舅家姓苏，是老河口竹林桥北苏家营人，姓巨的统统改为姓苏的了。
后来，巨家为了不忘祖先的业绩，就在村东头小河中兴建一座桥留作纪念。可是在建桥时，总是河起洪水，冲走桥基石，后来用巨无霸的宝剑支住石块，桥才顺利建成。人们知道是姓巨的建的，所以把此桥叫做“巨成桥”。宋仁宗宝元年（1038年-1040年），一谢姓舍人（官职）为桥题名“巨兴桥”。清代、至民国这里为称巨兴集，桥则称巨欣桥，民间称竹林桥。1949年后称竹林桥。
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因临街西蒿阳河上有座石桥，桥旁有竹林得名，历史延续千年以上，又名巨成桥、巨欣桥、巨兴集。清光绪(1874-1908)《光化县志》津梁类载:“巨欣桥,县治东三十里,跨蒿堰河上,河南新野通衢。《庐陵集.宋宝元二年（1039）与谢舍人书》：“由巨欣桥而西，秋稼甚盛，时雨已足云云。今集名巨兴桥，亦如之，相传以汉人巨无霸得名，又曰巨成桥，讹为竹林桥。”
相汉代王莽追杀刘秀，巨无霸是王莽下面的主将。后来刘秀得帝，巨无霸满门抄斩。巨无霸早有准备，派差臣把自己的宝剑和一封密信送回家中，告知家里的亲人都要更换姓名，不然有死无生，家里亲人只得改换舅舅家姓。因舅家姓苏，是老河口竹林桥北苏家营人，姓巨的统统改为姓苏的了。
后来，巨家为了不忘祖先的业绩，就在村东头小河中兴建一座桥留作纪念。可是在建桥时，总是河起洪水，冲走桥基石，后来用巨无霸的宝剑支住石块，桥才顺利建成。人们知道是姓巨的建的，所以把此桥叫做“巨成桥”。宋仁宗宝元年（1038年-1040年），一谢姓舍人（官职）为桥题名“巨兴桥”。清代、至民国这里为称巨兴集，桥则称巨欣桥，民间称竹林桥。1949年后称竹林桥。
【在明朝当兵有多惨?】
明宪宗时期，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给朝廷上了一个报告，说卫所出现了大量士卒逃亡的事情，他在巡视一卫所之时，发现有一总旗额定为120人，士卒逃亡之后仅存1人。
而在正统三年（1438年）年九月，兵部做了一个统计，天下累计逃亡的军士已经多达120万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1
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元朝的天下之后，北元虽然北归大漠，但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朱元璋不得不考虑北部边防问题卫。
朱元璋根据地域，在北部边疆先后设立了陕西行都司、万全都司、大宁都司、辽东都市，每一个都司就是一个独立的军区，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有了都司，下面还需要在基层的军事单位，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天下的要害之处，以一郡设“所”，连郡则设“卫”，大约5600人为一卫，120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而为了能够让卫所制度够稳步推行，那就需要稳定的兵源，为此，朱元璋设置了户籍制度相配合。
明代户籍分类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
洪武二十一年，开始军籍黄册的编造，划编军户，以防止军、民、匠人户籍的紊乱。
军人的家庭叫军户，军户是兵役的承担者。
明朝军籍是世袭的，即一朝当兵，终生为伍，父去子替，世代沿袭，以此来保证卫所有稳定的兵源。
02
有了兵源，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后勤保障。
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京师卫所驻军有军官2497人，士卒206280人，马4751匹；地方卫所军有军官13742人，士卒992154人，马40329匹。
两者相加，全部的总兵力已经高达1198434，到了永乐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北伐和南部边疆也不稳定，所以全国的兵力幅度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70万。
无论是120万还是270万，都是一个巨大且沉重的负担，压向了明王朝。
为了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朱元璋进行军屯，其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
在明初的几十年间，军屯发展十分迅速，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接近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以如此规模的军屯，来保障军粮的自给自足。
太祖尝谓五军都督府曰：“养兵而不病於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久治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
——《典故纪闻》
如此大规模的屯田，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但朱元璋不仅在宏观上进行总体策划，而对屯田的细节也倾注心血。
他要求各地负责屯田的官员，在五月时候上报禾苗的长势如何，七月的时候再报粮食的结实如何，十月之时又必须要报收成如何。
一年三报，不仅要让自己知道边疆粮食生产、存储的真实情况，也可以随时检查军士们的屯田情况，让军士们不敢懈怠。
朝廷不只是给军士们田地，还会酌情给予军士耕牛、农具和种子，让他们去开荒屯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屯田，而是根据各地区防务情况的差异，而在屯田人数比例上有着相对灵活的规定，比如，因为战事紧张程度不同，土地肥瘠的差异，有的地区一半的军士进行屯田，一半的军士去守城；而一些地区则是九成军士去屯田，一成军士去守城。
03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收获之后的分配问题，朝廷如此大费周章，最后的一切目的就是收获粮食。
在起初之时，因为开垦土地有一个周期，所以有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到了产量上升之后，就需要交粮食。
军士种出来的粮食，有24石是需要上交的，其中的12石是收进卫所的仓库储存起来，在有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使用，还有12石是供给官军的俸粮。
但24石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后来减少了上交数量。
永乐二十年（1424年）的时候，交给卫所的粮食就减去一半，供本卫官军俸粮的12石不变，也就是合计交18石粮食。
无论24石或者18石，对于大多数士卒来讲，是一个能够承受的负担，甚至尚有结余，足以养家糊口。
这样一来，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据明代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国田地共 3874746 顷，宣德八年（1433年）为 4278934 顷，弘治十六年（1503年）为 8307489顷，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 500 余万石，到永乐元年(1403年)，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子粒已达 2300余万石。
看起来，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军队吃饭的问题，以致于朱元璋也无不自豪的说：“吾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
这也的确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这项成就存在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04
实际的情况，却远远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军屯、卫所、军户等一系列的政策很快遭到了考验，因为很多军士开始了逃亡。
据洪武三年（1370年）统计，在三年时间内，大约有47900多人逃亡。
宣德八年十二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
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徒，改易籍贯，至卫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谓无其人，军伍遂缺。
——《明宣宗实录》
这类记载在文献中比比皆是。
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基本可以说卫所制度名存实亡了，那卫所的军士们为何要逃亡呢？
首先，就是军士们屯田的基础，土地被不断蚕食。
各地的藩王权贵、勋戚官僚、卫所军官疯狂地占夺卫所屯田和卫所以外的耕地，导致了军屯的土地数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边疆地区战事频繁，很多军屯被敌军占领；有一部分敌军投降了，安置他们也需要大量的土地。
军户能够安身于卫所，其根本就在于土地，这跟唐朝初期的府兵制一样。
府兵制要实行，就必须要有均田制为基础。
当军户失去土地，他不仅无法上交粮食，连自己都没饭吃，逃亡就不奇怪了。
弘治时期，兵部尚书马文升在《清屯田以复旧制》中说：
不知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所以各该卫所军士月粮，有一二年不得开支者。
卫所的官员也不断压榨士卒，占纳月钱，私役买卖，克扣月粮等现象层出不穷，以至于衣食皆难，不得不的逃亡。
卫所和屯田，这两种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了很多军士甚至多达一两年得不到自己的口粮。
朱元璋设计政策之时，为了让军士能够在卫所安定下来，所以要求其带着妻儿举家到搬迁到卫所。
现在没有了粮食，那不仅仅是自己挨饿，而是全家挨饿的问题。
卫所的军士，最后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极端的贫困、落魄，士卒们和他们的妻儿甚至连以一件遮体的衣裳都没有：
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
朱元璋15岁时，一个月之内父母双亡，穷得没有一块地埋葬自己的父母，但他的悲惨遭遇已经在景泰年间就已经大量重现。
如果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不知他当作何想。
05
其次，卫所军官又不断压榨普通士卒，又进一步加大了他们的负担。
在卫官军苦于出钱，其事不止一端：如包办秋青草价；给与勇士养马；比较逃亡军匠；责令包工雇役；或帮贴锦衣卫夷人马匹；或加贴司苑局种菜军人；内外宫人造坟，皆用夫价；接应公差车辆，俱费租钱，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营内外官员，率于军伴额数之外，摘发在营操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又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削之费，有监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贫，贫者终至于绝。江南官军每遇营操，虽给行粮，而往返之费，皆自营办。况至京即拨做工雇车运料，而杂拨纳办，有难以尽言者。
朱元璋在《大诰武臣·私役军人第二十七》中讲了很多卫所军官的不法行为：施州卫指挥乐信，令92名士卒为其做买卖；叙南卫指挥徐毅，干脆占用了15名士卒，供其在家役使；大同前卫的百户刘海，私役士卒砍柴卖钱等等。
朱元璋对于腐败的打击是极其严厉的，军官压榨士卒的情况就已经如此常见了，在其他皇帝时期，就可以想象了。
06
最后，军户的世袭，绝难逃脱。
如果是军官，那子子孙孙都为军官，如果是士卒，若不能立功，子子孙孙都是普通士卒。
到了明末，我们会发现军官几乎都是传承而来，比如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四路主将，刘铤的父亲是总兵刘显，李如柏的父亲是李成梁，马林的父亲是总兵马芳，杜松是总兵杜桐之弟。
对于军官来讲，职位的世袭，是利益的保障，但对基层士卒来说，军籍成为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
嘉靖时，蓟镇兵员的逃亡现象已经极为严重，唐顺之在《覆勘蓟镇边务首疏》中说蓟镇额定93824名士卒，有34762名逃亡，逃亡率超过三分之一。
为了防止士卒们逃亡，朝廷的官员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士卒发到离家很远的卫所，西南地区发往东北，东南地区发往西北，以此来增加士卒逃回家乡的难度。
国初卫军藉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
———章潢《图书编》
这种方式加重了士卒们的苦难，如此长的距离，全靠双腿，还要自带干粮衣物，并且还要携家带口，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士卒没有到达就已经亡于路途之中。
屏弱之人，往往不达戍所，就毙道路。即幸而达戍所，而衣食鲜继，水土未服，不窘而鳃，则老而独，安望其能披坚执锐以御一方，瓜瓞枝繁以长足行伍哉？
——王世贞：《议处清军事宜以实行伍以苏民困疏》
07
军户除了要出一男丁到指定的卫所去当兵‚这称之为正军，此外，军户还要再出一丁称之为余丁，随同正军到卫所，其主要协助正军的生活，以保证正军的衣食装备等。
余丁大多为一人，有的地区也又两到三个余丁的情况。
但这并没有完，军户还需要预留一丁为“继丁”，继丁其实就是替补，其存在的目的就是遇到正军不能继续服役之时——无论是逃亡、死亡或者年老，到卫所继承原正军的差役。
一军户要提供正军、余丁、继丁，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男丁，那就将年幼的男丁进行登记，称之为叫作“幼丁”‚等其长大了再解补到卫所。
如果一个军户确实没有男丁了，那就在邻里之间进行勾补，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拿一男丁去顶替逃亡者。
戊戌，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从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自是无诈冒不实，役及亲属同姓者矣。
——《明太祖实录》
实际的操作比规定更严格，甚至出现一户出现三丁，甚至五丁被充作正军的情况，即便朝廷一再下令，严禁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是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还是逃亡军士太多，不这样抽丁，卫所就没有人。
军户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半奴役制度，这样的制度之下，虽然有朝廷的强力打压和严厉处罚，仍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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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镜 汉周读书
转载自 无心镜
明宪宗时期，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给朝廷上了一个报告，说卫所出现了大量士卒逃亡的事情，他在巡视一卫所之时，发现有一总旗额定为120人，士卒逃亡之后仅存1人。
而在正统三年（1438年）年九月，兵部做了一个统计，天下累计逃亡的军士已经多达120万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1
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元朝的天下之后，北元虽然北归大漠，但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朱元璋不得不考虑北部边防问题卫。
朱元璋根据地域，在北部边疆先后设立了陕西行都司、万全都司、大宁都司、辽东都市，每一个都司就是一个独立的军区，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有了都司，下面还需要在基层的军事单位，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天下的要害之处，以一郡设“所”，连郡则设“卫”，大约5600人为一卫，120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而为了能够让卫所制度够稳步推行，那就需要稳定的兵源，为此，朱元璋设置了户籍制度相配合。
明代户籍分类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
洪武二十一年，开始军籍黄册的编造，划编军户，以防止军、民、匠人户籍的紊乱。
军人的家庭叫军户，军户是兵役的承担者。
明朝军籍是世袭的，即一朝当兵，终生为伍，父去子替，世代沿袭，以此来保证卫所有稳定的兵源。
02
有了兵源，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后勤保障。
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京师卫所驻军有军官2497人，士卒206280人，马4751匹；地方卫所军有军官13742人，士卒992154人，马40329匹。
两者相加，全部的总兵力已经高达1198434，到了永乐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北伐和南部边疆也不稳定，所以全国的兵力幅度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70万。
无论是120万还是270万，都是一个巨大且沉重的负担，压向了明王朝。
为了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朱元璋进行军屯，其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
在明初的几十年间，军屯发展十分迅速，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接近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以如此规模的军屯，来保障军粮的自给自足。
太祖尝谓五军都督府曰：“养兵而不病於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久治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
——《典故纪闻》
如此大规模的屯田，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但朱元璋不仅在宏观上进行总体策划，而对屯田的细节也倾注心血。
他要求各地负责屯田的官员，在五月时候上报禾苗的长势如何，七月的时候再报粮食的结实如何，十月之时又必须要报收成如何。
一年三报，不仅要让自己知道边疆粮食生产、存储的真实情况，也可以随时检查军士们的屯田情况，让军士们不敢懈怠。
朝廷不只是给军士们田地，还会酌情给予军士耕牛、农具和种子，让他们去开荒屯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屯田，而是根据各地区防务情况的差异，而在屯田人数比例上有着相对灵活的规定，比如，因为战事紧张程度不同，土地肥瘠的差异，有的地区一半的军士进行屯田，一半的军士去守城；而一些地区则是九成军士去屯田，一成军士去守城。
03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收获之后的分配问题，朝廷如此大费周章，最后的一切目的就是收获粮食。
在起初之时，因为开垦土地有一个周期，所以有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到了产量上升之后，就需要交粮食。
军士种出来的粮食，有24石是需要上交的，其中的12石是收进卫所的仓库储存起来，在有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使用，还有12石是供给官军的俸粮。
但24石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后来减少了上交数量。
永乐二十年（1424年）的时候，交给卫所的粮食就减去一半，供本卫官军俸粮的12石不变，也就是合计交18石粮食。
无论24石或者18石，对于大多数士卒来讲，是一个能够承受的负担，甚至尚有结余，足以养家糊口。
这样一来，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据明代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国田地共 3874746 顷，宣德八年（1433年）为 4278934 顷，弘治十六年（1503年）为 8307489顷，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 500 余万石，到永乐元年(1403年)，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子粒已达 2300余万石。
看起来，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军队吃饭的问题，以致于朱元璋也无不自豪的说：“吾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
这也的确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这项成就存在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04
实际的情况，却远远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军屯、卫所、军户等一系列的政策很快遭到了考验，因为很多军士开始了逃亡。
据洪武三年（1370年）统计，在三年时间内，大约有47900多人逃亡。
宣德八年十二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
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徒，改易籍贯，至卫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谓无其人，军伍遂缺。
——《明宣宗实录》
这类记载在文献中比比皆是。
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基本可以说卫所制度名存实亡了，那卫所的军士们为何要逃亡呢？
首先，就是军士们屯田的基础，土地被不断蚕食。
各地的藩王权贵、勋戚官僚、卫所军官疯狂地占夺卫所屯田和卫所以外的耕地，导致了军屯的土地数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边疆地区战事频繁，很多军屯被敌军占领；有一部分敌军投降了，安置他们也需要大量的土地。
军户能够安身于卫所，其根本就在于土地，这跟唐朝初期的府兵制一样。
府兵制要实行，就必须要有均田制为基础。
当军户失去土地，他不仅无法上交粮食，连自己都没饭吃，逃亡就不奇怪了。
弘治时期，兵部尚书马文升在《清屯田以复旧制》中说：
不知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所以各该卫所军士月粮，有一二年不得开支者。
卫所的官员也不断压榨士卒，占纳月钱，私役买卖，克扣月粮等现象层出不穷，以至于衣食皆难，不得不的逃亡。
卫所和屯田，这两种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了很多军士甚至多达一两年得不到自己的口粮。
朱元璋设计政策之时，为了让军士能够在卫所安定下来，所以要求其带着妻儿举家到搬迁到卫所。
现在没有了粮食，那不仅仅是自己挨饿，而是全家挨饿的问题。
卫所的军士，最后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极端的贫困、落魄，士卒们和他们的妻儿甚至连以一件遮体的衣裳都没有：
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
朱元璋15岁时，一个月之内父母双亡，穷得没有一块地埋葬自己的父母，但他的悲惨遭遇已经在景泰年间就已经大量重现。
如果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不知他当作何想。
05
其次，卫所军官又不断压榨普通士卒，又进一步加大了他们的负担。
在卫官军苦于出钱，其事不止一端：如包办秋青草价；给与勇士养马；比较逃亡军匠；责令包工雇役；或帮贴锦衣卫夷人马匹；或加贴司苑局种菜军人；内外宫人造坟，皆用夫价；接应公差车辆，俱费租钱，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营内外官员，率于军伴额数之外，摘发在营操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又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削之费，有监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贫，贫者终至于绝。江南官军每遇营操，虽给行粮，而往返之费，皆自营办。况至京即拨做工雇车运料，而杂拨纳办，有难以尽言者。
朱元璋在《大诰武臣·私役军人第二十七》中讲了很多卫所军官的不法行为：施州卫指挥乐信，令92名士卒为其做买卖；叙南卫指挥徐毅，干脆占用了15名士卒，供其在家役使；大同前卫的百户刘海，私役士卒砍柴卖钱等等。
朱元璋对于腐败的打击是极其严厉的，军官压榨士卒的情况就已经如此常见了，在其他皇帝时期，就可以想象了。
06
最后，军户的世袭，绝难逃脱。
如果是军官，那子子孙孙都为军官，如果是士卒，若不能立功，子子孙孙都是普通士卒。
到了明末，我们会发现军官几乎都是传承而来，比如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四路主将，刘铤的父亲是总兵刘显，李如柏的父亲是李成梁，马林的父亲是总兵马芳，杜松是总兵杜桐之弟。
对于军官来讲，职位的世袭，是利益的保障，但对基层士卒来说，军籍成为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
嘉靖时，蓟镇兵员的逃亡现象已经极为严重，唐顺之在《覆勘蓟镇边务首疏》中说蓟镇额定93824名士卒，有34762名逃亡，逃亡率超过三分之一。
为了防止士卒们逃亡，朝廷的官员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士卒发到离家很远的卫所，西南地区发往东北，东南地区发往西北，以此来增加士卒逃回家乡的难度。
国初卫军藉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
———章潢《图书编》
这种方式加重了士卒们的苦难，如此长的距离，全靠双腿，还要自带干粮衣物，并且还要携家带口，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士卒没有到达就已经亡于路途之中。
屏弱之人，往往不达戍所，就毙道路。即幸而达戍所，而衣食鲜继，水土未服，不窘而鳃，则老而独，安望其能披坚执锐以御一方，瓜瓞枝繁以长足行伍哉？
——王世贞：《议处清军事宜以实行伍以苏民困疏》
07
军户除了要出一男丁到指定的卫所去当兵‚这称之为正军，此外，军户还要再出一丁称之为余丁，随同正军到卫所，其主要协助正军的生活，以保证正军的衣食装备等。
余丁大多为一人，有的地区也又两到三个余丁的情况。
但这并没有完，军户还需要预留一丁为“继丁”，继丁其实就是替补，其存在的目的就是遇到正军不能继续服役之时——无论是逃亡、死亡或者年老，到卫所继承原正军的差役。
一军户要提供正军、余丁、继丁，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男丁，那就将年幼的男丁进行登记，称之为叫作“幼丁”‚等其长大了再解补到卫所。
如果一个军户确实没有男丁了，那就在邻里之间进行勾补，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拿一男丁去顶替逃亡者。
戊戌，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从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自是无诈冒不实，役及亲属同姓者矣。
——《明太祖实录》
实际的操作比规定更严格，甚至出现一户出现三丁，甚至五丁被充作正军的情况，即便朝廷一再下令，严禁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是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还是逃亡军士太多，不这样抽丁，卫所就没有人。
军户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半奴役制度，这样的制度之下，虽然有朝廷的强力打压和严厉处罚，仍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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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镜 汉周读书
转载自 无心镜
新书《天命：从大业十二年开始》，第一章写道：“少女姓王，名如其人，小字娇娇，年纪不大，颇有决断，她想了再想，对着镜中的小美人儿说道：“不成，不成！这等浪荡子，要是嫁过去，必定日日受气。我宁死了，也不能日后成个气包！”
娇娇这样叠字的名字，似乎是现代人多起的名字，古人也有叫这样名字的么？
当然有之，比如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主角就叫崔莺莺。
那么，就简单介绍下古人起名的特色。
人名，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想、风气等各方面之风貌的展现。
每个时代的人的名字，都有当时之时代的特色。
一如新中国建立后，改开前，“建国”、“解放”、“红旗”、“援朝”等名曾经风靡一时，改开后，政治化的人名则越来越少；又如当下，按2023年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所发布的2023年全国姓名报告，出生并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男性新生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三个名字依次为“奕辰”“宇轩”“浩宇”；女性新生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三个名字依次为，“一诺”“依诺”“欣怡”，察之於古，亦是如此，自先秦至明清，每个朝代的人都有他们当代的起名特色。
殷商时期，贵族多以“天干”十字为名。
周秦时期，人名称谓的取字开始变得丰富，但遵守“五则六避”的命名原则，五则，即“信、义、象、类、假”，六避，即不以“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器币”为名。
西汉的人名，大略言之，承袭了周秦时期的质朴风尚，但同时也有变化，一个是突破了“五则六避”的这个命名原则；一个是大量的表示美好意义的词成为了命名的选择，如“公”、“翁”、“君”、“卿”、“士”、“公孙”等，西汉之中后期时，因方士、神仙道的兴盛，以“延年”、“万年”、“千秋”、“彭祖”、“延寿”等之类寄寓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之追求的名字，更是渐次增多，只“延年”一名，在《汉书》中就有二十四人以此为名；再一个，是西汉的人名，开始了从单名为主向双字为名的发展。
不过，单字名向双字名的发展，在西汉末年，因王莽而陷入了停顿，《春秋公羊传》云：“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於是王莽就令天下人不许以两个字为名。尽管王莽的新朝很快就覆灭了，但“讥二名”这条却被东汉人接受了，於是东汉人之名，也就以单名为主了。
魏晋时的人名特色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世道动荡，人们朝不保夕，士大夫们清谈论玄，民间天师道、五斗米道等大为发展，佛教也於此时渐扩大了影响，乃於魏晋之人名上，那时的人们的名字就常带着“道意”，体现玄虚色彩和表现佛道信仰的人名大行於时，如以“玄”、“冲”、“邈”、“暇”等字和以“道”、“真”、“之”、“昙”、“法”、“佛”、“僧”等字为名者，便比比皆是。
一个是，魏晋时期，是门阀制度形成和昌盛的时期，国家常出现动乱，不大能靠得住，能靠得住还得是家族，从而在魏晋时人的起名上，体现门阀观念的人名也有很多，比如“绍”这个字，时人就很喜欢用，“绍”者，继也，以此为名，盖蕴有期望子孙继承家业之意；“绍”之外，还有“延”、“曼”、“续”、“承”等与“绍”字意义相近的一些字也被时人常用，还有的索性直接以“延祖”、“承祖”等为名。
一个是，魏晋时期於文化上有一特征，便是儒道融合，表现在名字上，亦就因此而也出现了一些“儒道融合”的名字，如“道恭”此类。
到南北朝时期，这个时代的人名特点，一个和魏晋相似，也是表现佛道信仰等的人名很多，并且出现了许多直接以佛道人物为名者，如金刚、力士；再一个是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民族在进行着激烈的融合，遂乃汉人也出现了些胡化的名字，还有就是即便战乱不断的年间，崇儒的士人依旧很多，以儒家字样命名仍为时尚，如“敬德”、“知礼”、“思礼”、“崇儒”等等。
隋继北朝，隋时人的名字，和南北朝时期差别不大。
单就女性名字而言，隋时有两三个特点，一则，以叠字为女性之小名者颇多，如“憨憨”、“和和”等；一则，贵族女性不但有名，也有字；一则，名不一定只是单名、双字名，三字名也有之，不过三字名多是与佛道信仰有关的起名，如璎珞奴、心自在等。
隋之以后，至明清，各代之人名亦分具其时代之特色。
娇娇这样叠字的名字，似乎是现代人多起的名字，古人也有叫这样名字的么？
当然有之，比如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主角就叫崔莺莺。
那么，就简单介绍下古人起名的特色。
人名，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想、风气等各方面之风貌的展现。
每个时代的人的名字，都有当时之时代的特色。
一如新中国建立后，改开前，“建国”、“解放”、“红旗”、“援朝”等名曾经风靡一时，改开后，政治化的人名则越来越少；又如当下，按2023年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所发布的2023年全国姓名报告，出生并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男性新生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三个名字依次为“奕辰”“宇轩”“浩宇”；女性新生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三个名字依次为，“一诺”“依诺”“欣怡”，察之於古，亦是如此，自先秦至明清，每个朝代的人都有他们当代的起名特色。
殷商时期，贵族多以“天干”十字为名。
周秦时期，人名称谓的取字开始变得丰富，但遵守“五则六避”的命名原则，五则，即“信、义、象、类、假”，六避，即不以“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器币”为名。
西汉的人名，大略言之，承袭了周秦时期的质朴风尚，但同时也有变化，一个是突破了“五则六避”的这个命名原则；一个是大量的表示美好意义的词成为了命名的选择，如“公”、“翁”、“君”、“卿”、“士”、“公孙”等，西汉之中后期时，因方士、神仙道的兴盛，以“延年”、“万年”、“千秋”、“彭祖”、“延寿”等之类寄寓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之追求的名字，更是渐次增多，只“延年”一名，在《汉书》中就有二十四人以此为名；再一个，是西汉的人名，开始了从单名为主向双字为名的发展。
不过，单字名向双字名的发展，在西汉末年，因王莽而陷入了停顿，《春秋公羊传》云：“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於是王莽就令天下人不许以两个字为名。尽管王莽的新朝很快就覆灭了，但“讥二名”这条却被东汉人接受了，於是东汉人之名，也就以单名为主了。
魏晋时的人名特色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世道动荡，人们朝不保夕，士大夫们清谈论玄，民间天师道、五斗米道等大为发展，佛教也於此时渐扩大了影响，乃於魏晋之人名上，那时的人们的名字就常带着“道意”，体现玄虚色彩和表现佛道信仰的人名大行於时，如以“玄”、“冲”、“邈”、“暇”等字和以“道”、“真”、“之”、“昙”、“法”、“佛”、“僧”等字为名者，便比比皆是。
一个是，魏晋时期，是门阀制度形成和昌盛的时期，国家常出现动乱，不大能靠得住，能靠得住还得是家族，从而在魏晋时人的起名上，体现门阀观念的人名也有很多，比如“绍”这个字，时人就很喜欢用，“绍”者，继也，以此为名，盖蕴有期望子孙继承家业之意；“绍”之外，还有“延”、“曼”、“续”、“承”等与“绍”字意义相近的一些字也被时人常用，还有的索性直接以“延祖”、“承祖”等为名。
一个是，魏晋时期於文化上有一特征，便是儒道融合，表现在名字上，亦就因此而也出现了一些“儒道融合”的名字，如“道恭”此类。
到南北朝时期，这个时代的人名特点，一个和魏晋相似，也是表现佛道信仰等的人名很多，并且出现了许多直接以佛道人物为名者，如金刚、力士；再一个是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民族在进行着激烈的融合，遂乃汉人也出现了些胡化的名字，还有就是即便战乱不断的年间，崇儒的士人依旧很多，以儒家字样命名仍为时尚，如“敬德”、“知礼”、“思礼”、“崇儒”等等。
隋继北朝，隋时人的名字，和南北朝时期差别不大。
单就女性名字而言，隋时有两三个特点，一则，以叠字为女性之小名者颇多，如“憨憨”、“和和”等；一则，贵族女性不但有名，也有字；一则，名不一定只是单名、双字名，三字名也有之，不过三字名多是与佛道信仰有关的起名，如璎珞奴、心自在等。
隋之以后，至明清，各代之人名亦分具其时代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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