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从各种渠道获得了有关后援会的各种信息和各种问题，让我一时难以分清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
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夹杂了很多负面情绪和激动心情，以及几道信息的传递混乱，导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到底怎样能更客观的了解到底后援会是什么样子，所谓的地址IP又能说明什么？
我花了挺长时间去收集后援会微博的数据，倒序翻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做了一个统计。
我想尽量去贴近一部分事实，尽量客观，不要带偏见的去看待一些疑问，也给大家一些参考。
==================================
以下是我个人的认知：
1.后援会是否不干活？或者干的很少？
答：我原来以为是，但看了一年的微博（仅从公开数据，即使不考虑幕后工作），如图1，如果说不干或者干得少，确实有失偏颇。
2.后援会到底几个人干活？
答：我原来真的不注意，但是因为被了解有不同地址IP，所以也统计了每次发博的地址，仅从地址上看，不考虑幕后工作内容和幕后工作者，公开博上面应该主要是三人轮换。各自负责轮值一段时间，细看的话，每个人还有不同的负责偏向。
说的这里，先把锅盖顶起来，我不是什么i会，甚至在这次风波前，我一直不太关注后援会，而且我确实一直也对后援会有些偏见。我个人确实觉得它并没有成长成为我心目中的后援会，凝聚力不是很强，公信力不是很高，对某些问题反应缓慢。（当然这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如果没有统计之前，我要打分，大概只会给50分。翻完了一年微博，我觉得还是有60分。我看完至少有一个结论：如果新粉要考古，真的蛮完整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打分60并不是说我就变成i会了，或者觉得很好，或是觉得这次应援没有问题，大家不该指责，而是从全年上整体考虑。也并不是说，我自己有多能，如果我做 ，30分都不知道得不得的到。
===============================
以上是我对这届后援会的看法，以下是我个人的意见：
后援会究竟该何去何从，现在无非三种主要方向，按票选结果：
1）解散
如果这样，那么应梳理清楚后援会到底分几块工作，具体要求有哪些，这些工作将由谁接手，而大家属意接手的人或组织是否有时间，是否有意愿接手，是否有能力接手。最好先想好后续处理和交接问题，再执行解散。
2）重组
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想清楚重组之后的后援会最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和能力，怎么保证重组之后的后援会能比之前好，而不是更不好。再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振荡怎样降到最低，如何应对不可预测的变化带来的不可预料的问题。（假如我们在平稳时期，其实重组是比较好的，新团队怎么都会有些不同的气象和做法，但是特殊时期，就比较麻烦，因为相对来说，面对已知问题去解决比面对不可预测要容易应付，而不可预测在特殊时期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一定要重组，那么情绪稳定最好是关键判断标准。
3）保留
如果是这样，那么请不要去人生攻击，或者深度揣测，就把事实问题说清楚，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然后大家都想想办法，怎么样改进。三个臭皮匠还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何况我们这么多人。
=================================
PS：说下我的心情变化，说实在的，我真的很希望嘉圈能稳，如果一定要有不同意见，产生争执也没关系，但至少不要上升人身攻击，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聚焦问题，解决问题，不要扩散范围，不要以情绪产生偏向。
但这很显然是理想化的情景，我自己看到争执后，都特别情绪化，甚至不想再上微博，还特别容易“燥”，又怎么能要求别人能情绪稳定，以求来稳定我的情绪，疏解工作中的压力和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后来自我反省了一下，就开始统计，用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上午的时间，统计的时候也有好几次想放弃，觉得为什么要做这种可能“吃力不讨好”，“无聊”，“神经病”的事情，可是随着慢慢看，也像又经历了一年的时光，看着这一年发生的所有事情，也觉得回顾一下也不错，也挺有意义的。人生哪里可以事事顺心如意，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但终究还有要往前走啊，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图3.4只显示了部分记录，实在太多，就不全部显示了，数据的正确率我也只敢保证有99.9%，如果有人愿意核对或者愿意帮助指出错误，那么更好，欢迎。
=================================
更新一下图片，主要是有姐妹提示，不同的工作内容发博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单从数量上看，不够全面。
图5是我个人的总结，仅供参考，虽然尽量客观，但不一定能符合大家的需求，图6.7.8.9.10.11.12是分不同地址的详细内容，可以任意选择。[作揖][作揖][作揖]
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夹杂了很多负面情绪和激动心情，以及几道信息的传递混乱，导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到底怎样能更客观的了解到底后援会是什么样子，所谓的地址IP又能说明什么？
我花了挺长时间去收集后援会微博的数据，倒序翻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做了一个统计。
我想尽量去贴近一部分事实，尽量客观，不要带偏见的去看待一些疑问，也给大家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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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个人的认知：
1.后援会是否不干活？或者干的很少？
答：我原来以为是，但看了一年的微博（仅从公开数据，即使不考虑幕后工作），如图1，如果说不干或者干得少，确实有失偏颇。
2.后援会到底几个人干活？
答：我原来真的不注意，但是因为被了解有不同地址IP，所以也统计了每次发博的地址，仅从地址上看，不考虑幕后工作内容和幕后工作者，公开博上面应该主要是三人轮换。各自负责轮值一段时间，细看的话，每个人还有不同的负责偏向。
说的这里，先把锅盖顶起来，我不是什么i会，甚至在这次风波前，我一直不太关注后援会，而且我确实一直也对后援会有些偏见。我个人确实觉得它并没有成长成为我心目中的后援会，凝聚力不是很强，公信力不是很高，对某些问题反应缓慢。（当然这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如果没有统计之前，我要打分，大概只会给50分。翻完了一年微博，我觉得还是有60分。我看完至少有一个结论：如果新粉要考古，真的蛮完整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打分60并不是说我就变成i会了，或者觉得很好，或是觉得这次应援没有问题，大家不该指责，而是从全年上整体考虑。也并不是说，我自己有多能，如果我做 ，30分都不知道得不得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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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对这届后援会的看法，以下是我个人的意见：
后援会究竟该何去何从，现在无非三种主要方向，按票选结果：
1）解散
如果这样，那么应梳理清楚后援会到底分几块工作，具体要求有哪些，这些工作将由谁接手，而大家属意接手的人或组织是否有时间，是否有意愿接手，是否有能力接手。最好先想好后续处理和交接问题，再执行解散。
2）重组
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想清楚重组之后的后援会最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和能力，怎么保证重组之后的后援会能比之前好，而不是更不好。再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振荡怎样降到最低，如何应对不可预测的变化带来的不可预料的问题。（假如我们在平稳时期，其实重组是比较好的，新团队怎么都会有些不同的气象和做法，但是特殊时期，就比较麻烦，因为相对来说，面对已知问题去解决比面对不可预测要容易应付，而不可预测在特殊时期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一定要重组，那么情绪稳定最好是关键判断标准。
3）保留
如果是这样，那么请不要去人生攻击，或者深度揣测，就把事实问题说清楚，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然后大家都想想办法，怎么样改进。三个臭皮匠还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何况我们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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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说下我的心情变化，说实在的，我真的很希望嘉圈能稳，如果一定要有不同意见，产生争执也没关系，但至少不要上升人身攻击，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聚焦问题，解决问题，不要扩散范围，不要以情绪产生偏向。
但这很显然是理想化的情景，我自己看到争执后，都特别情绪化，甚至不想再上微博，还特别容易“燥”，又怎么能要求别人能情绪稳定，以求来稳定我的情绪，疏解工作中的压力和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后来自我反省了一下，就开始统计，用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上午的时间，统计的时候也有好几次想放弃，觉得为什么要做这种可能“吃力不讨好”，“无聊”，“神经病”的事情，可是随着慢慢看，也像又经历了一年的时光，看着这一年发生的所有事情，也觉得回顾一下也不错，也挺有意义的。人生哪里可以事事顺心如意，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但终究还有要往前走啊，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图3.4只显示了部分记录，实在太多，就不全部显示了，数据的正确率我也只敢保证有99.9%，如果有人愿意核对或者愿意帮助指出错误，那么更好，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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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下图片，主要是有姐妹提示，不同的工作内容发博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单从数量上看，不够全面。
图5是我个人的总结，仅供参考，虽然尽量客观，但不一定能符合大家的需求，图6.7.8.9.10.11.12是分不同地址的详细内容，可以任意选择。[作揖][作揖][作揖]
转：钱俶刻印《宝箧印经》与吴越国阿育王塔之关系重考（节选）
作者：吴天跃
图1 道喜所撰《宝箧印经记》及“重要文化财指定书”，965年，大阪长野金刚寺藏。
图2 浙江湖州天宁寺石经幢发现的丙辰岁刻本《宝箧印经》，95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藏。
图3 浙江绍兴物资公司工地出土的钱俶造铁塔，965年，绍兴博物馆藏。
图4 浙江绍兴吴越国乙丑岁（965）刻本《宝箧印经》卷首扉画变相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5 雷峰塔遗址出土带孔塔砖所藏976年王承益塔图及其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6 左图为百万塔第1，塔身部、基坛底面墨书“元十二月廿八”，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右图为增田晴美所绘线图，塔身部中间虚线所示即用于纳藏陀罗尼经。
图7 《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刻本陀罗尼第11（根本，长版）、第25（根本，长版，异种版）和第45（根本，短版），8世纪，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造“塔”纳经与“法舍利”供养
钱俶所刻的《宝箧印经》乃是一种“法舍利”，以代替身骨舍利。[自王国维以来，诸多学者对《宝箧印经》的属性更为关注，然而论证仍有偏颇之处。韩裔学者Seunghye Lee在2013年提交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专设一章讨论吴越国阿育王塔，她指出10世纪吴越国舍利信仰的形式转变：从“身舍利”到“法舍利”供养，并与韩国同一时期的舍利信仰新变化展开比较，但对吴越国阿育王塔和《宝箧印经》之间的实际纳藏关系缺乏考察，得出的结论有待推敲。此外，Shi Zhiru也同样认为这一时期舍利信仰完成了从“身舍利”到“法舍利”的转变，甚至提出钱俶造八万四千塔的行为不能仅从崇奉佛教来理解，还可以放在中国本土王权的神话和传说，比如“九鼎传说”的脉络中考察，她一一对应了钱氏家族寻找上虞县某处舍利等行为与九鼎传说的关系。]
《宝箧印经》自身就宣称，若书写此经安置塔中，可获佛护念，兼具避祸趋福的功能：“若人书写此经置塔中者。是塔即为一切如来金刚藏窣堵波。亦为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窣堵波。即为九十九百千俱胝如胡麻如来窣堵波。亦为一切如来佛顶佛眼窣堵波。即为一切如来神力所护。”经中又云：“此是一切如来未来现在及已般涅槃者全身舍利。皆在宝箧陀罗尼中。是诸如来所有三身亦在其中。”
既然《宝箧印经》之供养功德被推崇至如此高度，那么，将《宝箧印经》藏于宝塔之中以禳灾祈福就不足为奇了。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宝箧印经》所造装藏供养此陀罗尼的宝塔即为“宝箧印塔”，可以是诸种形制、材质的宝塔，并非特指吴越国阿育王塔，两者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且《宝箧印经》卷首变相图中所绘窣堵波式大屋檐刹座宝塔，对应经文所述的“从朽塔处有七宝窣堵波自然涌出”，并非吴越国阿育王塔形制。诸刻本卷首题记也与《宝箧印经》“书写此经安置塔中”的仪轨主张相吻合。[吴越国《宝箧印经》的丙辰岁（956）刻本卷首有钱俶纪年题记，共四行三十六字：“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强调“宝塔内供养”，虽未指明是大塔还是小塔。乙亥岁（975）刻本的卷首题记中也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岁八月日记”，直指“西关砖塔”雷峰塔。唯独乙丑岁（965）刻本未提入塔中供养。]
唐宋交替之际的吴越国已有“法舍利”观念之流传。其佛教经典依据在吴越高僧珍视的《妙法莲华经》之《法师品》中一目了然：“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
王国维先生早在1927年便特撰《显德刊本<宝箧印陀罗尼经>跋》一文，提出钱俶所刻《宝箧印经》的“法舍利”之说，并追溯其法承自印度。《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条云：“印度之俗，香抹为埿，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此处记载提示所谓“经文”先置于小窣堵波，待“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以常修供养。后世东南沿海吴越至宋造大塔以装藏小塔与经文的做法与此一致。“法舍利”的观念和仪轨实践从印度传至中国，在中国境内的实践应早于10世纪的吴越国，但尚未发现更早的实物证据。
与钱俶造塔纳经时间最接近的案例，当属日本奈良时代宝龟元年（770）孝谦天皇为镇护国家与忏悔灭罪，雇一百五十七名工匠历时五年八个月制作的百万小木塔，塔内供养《无垢净光陀罗尼经》。该经卷的高度与钱俶刻印的《宝箧印经》高度相当，略窄一些，卷长则约为《宝箧印经》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和《宝箧印经》都是中古时期密宗的重要经典，且都被刻印成微缩版流通于世，刻版精美。韩国也有类似现象。
不过，东南沿海地区吴越至两宋时期的《宝箧印经》装藏仍有一些独创做法。首先，目前考古发掘的无论是钱俶还是民间僧众所造的吴越国阿育王塔，基本都埋藏在楼阁式塔的天宫、地宫当中，即将金属小塔装藏于大塔之中。
其次，东南沿海地区吴越至宋的大塔中，也装藏了数量颇多的佛教经典。这些佛经有木刻和石刻等多种形式，装藏在佛塔的天宫、地宫当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五代至宋的舍利瘗埋与唐代所见，无论在结构还是内容上均极为不同。该地区唐代的舍利瘗埋多位于塔基下，并且未见有瘗藏经典的实例。沈雪曼对五代至北宋江浙地区舍利塔内藏经经名及数量作了统计，以《妙法莲华经》、《宝箧印经》等较为常见。
第三，该区域吴越至宋的大塔往往同时装藏阿育王塔和佛经（未必是《宝箧印经》）的现象，被诸多学者所忽视。基于这些材料，笔者提出一种新的看法，或许当时的吴越官府与僧众是将整座阿育王小塔视为象征佛陀的“法身舍利”和江南佛教圣物，而佛经是“法舍利”，连同吴越地区特有的佛教题材线刻铜镜，共同贮存于大塔营造的内部封闭空间，构成这一时期僧众舍利供养的实践。以钱俶所造的雷峰塔为例，经考古发掘发现，在大塔的天宫、地宫当中瘗埋了集“真身舍利”与“法身舍利”于一身的两座银阿育王塔，以及装有所谓“法舍利”《宝箧印经》和“王承益塔图”的藏经砖，塔身基座四周又嵌有钱俶亲自题跋的石刻《华严经》，“法身舍利”与“法舍利”共同供养以传达“菩萨行”思想的意图十分明确。建于北宋初年的金华万佛塔和台州黄岩灵石寺塔的装藏方式也同样如此。
而这一造塔纳经仪轨实践的幕后倡议者，很可能是钱俶最倚重的力推印经弘法、禅净兼修的高僧永明延寿（904-975）。北宋赞宁（919-1002）的《宋高僧传》记述永明延寿：“汉南国王钱氏，最所钦尚，请寿行方等忏，赎物类放生。……诵《法华》计一万三千许部。多励信人，营造塔像，自无贮畜。”而活跃于宋初的释元照（1048-1116）所撰《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记载更为详实：“乃结一万人弥陀社，曾亲手印弥陀塔十四万本，遍施寰海。……又印《楞严》《法华》《弥陀》《观音》等经，《佛顶》《大悲》等咒，普劝受持。”“每日清旦，集徒百人，普为法界含生，礼《大佛名经》三十六卷一万五千佛，及礼阿育王塔、《梁武忏》、《法华经》。……甲戌年（974），开二十四应现观音像版，王赐钱千贯，用绢素印二万本。又开法界心图版，印七万本，辗转遍施，劝诱于人。” [48]其广印弥陀塔、观音像与经咒之举可谓虔敬至极。“又募缘造夹纻育王塔一万所，及请国家铸八万四千铁塔，与一切众生作得度缘。”总之，吴越至宋造大塔以装藏小塔、刻印经咒塔图双管齐下，很可能是高僧力倡之下吴越国“法舍利”观念的特殊实践。。。。
作者：吴天跃
图1 道喜所撰《宝箧印经记》及“重要文化财指定书”，965年，大阪长野金刚寺藏。
图2 浙江湖州天宁寺石经幢发现的丙辰岁刻本《宝箧印经》，95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藏。
图3 浙江绍兴物资公司工地出土的钱俶造铁塔，965年，绍兴博物馆藏。
图4 浙江绍兴吴越国乙丑岁（965）刻本《宝箧印经》卷首扉画变相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5 雷峰塔遗址出土带孔塔砖所藏976年王承益塔图及其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6 左图为百万塔第1，塔身部、基坛底面墨书“元十二月廿八”，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右图为增田晴美所绘线图，塔身部中间虚线所示即用于纳藏陀罗尼经。
图7 《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刻本陀罗尼第11（根本，长版）、第25（根本，长版，异种版）和第45（根本，短版），8世纪，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造“塔”纳经与“法舍利”供养
钱俶所刻的《宝箧印经》乃是一种“法舍利”，以代替身骨舍利。[自王国维以来，诸多学者对《宝箧印经》的属性更为关注，然而论证仍有偏颇之处。韩裔学者Seunghye Lee在2013年提交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专设一章讨论吴越国阿育王塔，她指出10世纪吴越国舍利信仰的形式转变：从“身舍利”到“法舍利”供养，并与韩国同一时期的舍利信仰新变化展开比较，但对吴越国阿育王塔和《宝箧印经》之间的实际纳藏关系缺乏考察，得出的结论有待推敲。此外，Shi Zhiru也同样认为这一时期舍利信仰完成了从“身舍利”到“法舍利”的转变，甚至提出钱俶造八万四千塔的行为不能仅从崇奉佛教来理解，还可以放在中国本土王权的神话和传说，比如“九鼎传说”的脉络中考察，她一一对应了钱氏家族寻找上虞县某处舍利等行为与九鼎传说的关系。]
《宝箧印经》自身就宣称，若书写此经安置塔中，可获佛护念，兼具避祸趋福的功能：“若人书写此经置塔中者。是塔即为一切如来金刚藏窣堵波。亦为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窣堵波。即为九十九百千俱胝如胡麻如来窣堵波。亦为一切如来佛顶佛眼窣堵波。即为一切如来神力所护。”经中又云：“此是一切如来未来现在及已般涅槃者全身舍利。皆在宝箧陀罗尼中。是诸如来所有三身亦在其中。”
既然《宝箧印经》之供养功德被推崇至如此高度，那么，将《宝箧印经》藏于宝塔之中以禳灾祈福就不足为奇了。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宝箧印经》所造装藏供养此陀罗尼的宝塔即为“宝箧印塔”，可以是诸种形制、材质的宝塔，并非特指吴越国阿育王塔，两者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且《宝箧印经》卷首变相图中所绘窣堵波式大屋檐刹座宝塔，对应经文所述的“从朽塔处有七宝窣堵波自然涌出”，并非吴越国阿育王塔形制。诸刻本卷首题记也与《宝箧印经》“书写此经安置塔中”的仪轨主张相吻合。[吴越国《宝箧印经》的丙辰岁（956）刻本卷首有钱俶纪年题记，共四行三十六字：“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强调“宝塔内供养”，虽未指明是大塔还是小塔。乙亥岁（975）刻本的卷首题记中也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岁八月日记”，直指“西关砖塔”雷峰塔。唯独乙丑岁（965）刻本未提入塔中供养。]
唐宋交替之际的吴越国已有“法舍利”观念之流传。其佛教经典依据在吴越高僧珍视的《妙法莲华经》之《法师品》中一目了然：“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
王国维先生早在1927年便特撰《显德刊本<宝箧印陀罗尼经>跋》一文，提出钱俶所刻《宝箧印经》的“法舍利”之说，并追溯其法承自印度。《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条云：“印度之俗，香抹为埿，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此处记载提示所谓“经文”先置于小窣堵波，待“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以常修供养。后世东南沿海吴越至宋造大塔以装藏小塔与经文的做法与此一致。“法舍利”的观念和仪轨实践从印度传至中国，在中国境内的实践应早于10世纪的吴越国，但尚未发现更早的实物证据。
与钱俶造塔纳经时间最接近的案例，当属日本奈良时代宝龟元年（770）孝谦天皇为镇护国家与忏悔灭罪，雇一百五十七名工匠历时五年八个月制作的百万小木塔，塔内供养《无垢净光陀罗尼经》。该经卷的高度与钱俶刻印的《宝箧印经》高度相当，略窄一些，卷长则约为《宝箧印经》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和《宝箧印经》都是中古时期密宗的重要经典，且都被刻印成微缩版流通于世，刻版精美。韩国也有类似现象。
不过，东南沿海地区吴越至两宋时期的《宝箧印经》装藏仍有一些独创做法。首先，目前考古发掘的无论是钱俶还是民间僧众所造的吴越国阿育王塔，基本都埋藏在楼阁式塔的天宫、地宫当中，即将金属小塔装藏于大塔之中。
其次，东南沿海地区吴越至宋的大塔中，也装藏了数量颇多的佛教经典。这些佛经有木刻和石刻等多种形式，装藏在佛塔的天宫、地宫当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五代至宋的舍利瘗埋与唐代所见，无论在结构还是内容上均极为不同。该地区唐代的舍利瘗埋多位于塔基下，并且未见有瘗藏经典的实例。沈雪曼对五代至北宋江浙地区舍利塔内藏经经名及数量作了统计，以《妙法莲华经》、《宝箧印经》等较为常见。
第三，该区域吴越至宋的大塔往往同时装藏阿育王塔和佛经（未必是《宝箧印经》）的现象，被诸多学者所忽视。基于这些材料，笔者提出一种新的看法，或许当时的吴越官府与僧众是将整座阿育王小塔视为象征佛陀的“法身舍利”和江南佛教圣物，而佛经是“法舍利”，连同吴越地区特有的佛教题材线刻铜镜，共同贮存于大塔营造的内部封闭空间，构成这一时期僧众舍利供养的实践。以钱俶所造的雷峰塔为例，经考古发掘发现，在大塔的天宫、地宫当中瘗埋了集“真身舍利”与“法身舍利”于一身的两座银阿育王塔，以及装有所谓“法舍利”《宝箧印经》和“王承益塔图”的藏经砖，塔身基座四周又嵌有钱俶亲自题跋的石刻《华严经》，“法身舍利”与“法舍利”共同供养以传达“菩萨行”思想的意图十分明确。建于北宋初年的金华万佛塔和台州黄岩灵石寺塔的装藏方式也同样如此。
而这一造塔纳经仪轨实践的幕后倡议者，很可能是钱俶最倚重的力推印经弘法、禅净兼修的高僧永明延寿（904-975）。北宋赞宁（919-1002）的《宋高僧传》记述永明延寿：“汉南国王钱氏，最所钦尚，请寿行方等忏，赎物类放生。……诵《法华》计一万三千许部。多励信人，营造塔像，自无贮畜。”而活跃于宋初的释元照（1048-1116）所撰《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记载更为详实：“乃结一万人弥陀社，曾亲手印弥陀塔十四万本，遍施寰海。……又印《楞严》《法华》《弥陀》《观音》等经，《佛顶》《大悲》等咒，普劝受持。”“每日清旦，集徒百人，普为法界含生，礼《大佛名经》三十六卷一万五千佛，及礼阿育王塔、《梁武忏》、《法华经》。……甲戌年（974），开二十四应现观音像版，王赐钱千贯，用绢素印二万本。又开法界心图版，印七万本，辗转遍施，劝诱于人。” [48]其广印弥陀塔、观音像与经咒之举可谓虔敬至极。“又募缘造夹纻育王塔一万所，及请国家铸八万四千铁塔，与一切众生作得度缘。”总之，吴越至宋造大塔以装藏小塔、刻印经咒塔图双管齐下，很可能是高僧力倡之下吴越国“法舍利”观念的特殊实践。。。。
#随手拍##带着微博去旅行##中国考古博物馆##河南##安阳##马具##车马具##十六国[超话]##马饰# 中国考古博物馆 - 鎏金铜马具，铜，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河南安阳孝民屯154号墓。
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马具，其中鞍桥、鞍板的木质部分及辔具和鞧銮饰的皮革部分均损毁无存，但所有鎏金铜饰还保持着原来的位置，排列有序。这套马具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又最完整的实物资料，而单马镫的发现尤为珍贵。
这套马具包括：
当卢：当卢是一种放置在马的额头中央偏上部，也就是马鼻革与额革部位交接处的饰品，呈叶状。起保护马面的作用，形状细长，能很好的贴合马的鼻梁又不至于遮挡马的视线。
辔：驭马的嚼子和缰绳
镫：金属马镫最早见于古代中国四世纪初，随即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古波斯人称之为“中国鞋”。目前最早的马镫形象出现于我国西晋时期。最初马镫为一只单镫，仅供上下马踩踏。后来发展为成对的双镫，可承载骑者的双脚，以便于双手在马上的活动。
杏叶：杏叶是马饰，由多个连缀于攀带上装饰在马身上。
鞍（前鞍、后桥）：一种用包着皮革的木框做成的座位，内塞软物，形状做成适合骑者臀部，前后均凸起。#北京·中国考古博物馆[地点]#
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马具，其中鞍桥、鞍板的木质部分及辔具和鞧銮饰的皮革部分均损毁无存，但所有鎏金铜饰还保持着原来的位置，排列有序。这套马具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又最完整的实物资料，而单马镫的发现尤为珍贵。
这套马具包括：
当卢：当卢是一种放置在马的额头中央偏上部，也就是马鼻革与额革部位交接处的饰品，呈叶状。起保护马面的作用，形状细长，能很好的贴合马的鼻梁又不至于遮挡马的视线。
辔：驭马的嚼子和缰绳
镫：金属马镫最早见于古代中国四世纪初，随即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古波斯人称之为“中国鞋”。目前最早的马镫形象出现于我国西晋时期。最初马镫为一只单镫，仅供上下马踩踏。后来发展为成对的双镫，可承载骑者的双脚，以便于双手在马上的活动。
杏叶：杏叶是马饰，由多个连缀于攀带上装饰在马身上。
鞍（前鞍、后桥）：一种用包着皮革的木框做成的座位，内塞软物，形状做成适合骑者臀部，前后均凸起。#北京·中国考古博物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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