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乐与路》观后：很早很早以前，看过一些片段，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包括摇滚乐，包括影片气质，甚至单单是片名……我甚至在初中时就因此写过半篇以“XX乐与路”为题的短篇小说，主打一个青春、叛逆、离家出走。现在再看片子，竟有种国版《燃烧》的感觉，同样是两男一女，男的同样是一穷一富，女的同样毫不现实，但结局还行，并不太那么的令人绝望，毕竟社会主义好嘛……本土文化浓重的北京既可以深刻的诠释摇滚音乐，又可以高傲的把它视为粪土。以米高的视角，看着平路他们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碰壁，看着他们对音乐发自灵魂的不变的热爱，如同歌里一声声的诘问：“我想到光的深处，那里有风么……”边缘的生活方式，坚挺的灵魂，歌声和梦想能感动每一个人吗，还是只感动了自己。耿乐饰演的平路很摇滚，彦祖青春帅气，舒淇很美，演出了理想中的大哥的女人的感觉，不离不弃，可惜口音差点儿意思，离北京大飒蜜差点儿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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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话语权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其背景有以下几点：第一，如何实现差异性共在是整个时代的共同问题，而沟通和对话是唯一的选择，话语和话语问题就必然突显出来。第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性大事，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发展优势很好地转换为话语优势。第三，在现代化、西方化、多元化、市场化、学术化乃至于传统化的各种潮流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被边缘化。但是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出来的，因此，中国的哲学话语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哲学话语权。话语权是说话的权利和权力的统一。在对话与沟通成为主流的当代世界，无论国家的大小、强弱都拥有平等的说话的权利，但不同话语主体的话语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话语权力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国家实力；二是话语本身的质量，即话语的概念、逻辑、表达方式所形成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边缘化当然有共产主义陷入低潮流和上述各种潮流挑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话语本身的质量问题，即我们没有形成可以讲清中国故事的概念、范畴体系，也常常缺乏逻辑和适当的表达方式。结果是：在国际上我们当然有话语权利，但话语权力不够；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利，但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说服力受到极大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有几个思路。其一，还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于是马克思似乎就天然有理，这种姿态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真正严肃的态度是正视他者和差异性的存在。其二，划界：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但政治和学术是两个不同的场域，作为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主题、问题、概念和表达方式，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由一种话语取代另一种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其三，对话：这是一个不可能无视他者的时代，而对话是理解和认识他者、乃至于认识自己的最好途径，要构建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话语体系来言说中国现代化、讲好中国故事，与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的对话是十分重要的。其四，创新：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色之一就是批判，要保持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就要自己批判自己，就要进行理论创新。当然，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坚守底线的创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话语决不可随意弃用，流行的西方主导性话语不可盲目套用。其五，实践：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确认真正的学问必定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真正的权威判决必定是来自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实践中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现实追求，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的话语权。
更阑月明时间，难遇的贼星拖着小尾巴划破了宁静的天涯，心中的那份理想在期盼中成了心间最美的担心。有人说：女子是水做的，一碰就会碎。简直，站在窗前，看着新和好的宽大园区大路上，一齐闪着炫丽光影、奔驰而过的车辆，又想起了已经与你的点点滴滴，更胜是一次次的擦肩而过，心中顿觉黯然销魂，泪珠就像雨脚普遍止不住的想要往下掉，我仍旧那么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45、你明明知道我不善言辞不懂挽留，为什么你还要走。
　　“我又想离开，离开身边的环境和认识的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再也不要回来。”彦说，那是不现实的，你不可能脱离世界，除非死亡。“南海说，活该，一切都是自做自受，如果你自己把握的住，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和结果。
　　李总如何没买山庄？何美美玩弄说。

“超现实主义与日本展”@板橋区立美術館
像往常一样，在展览即将结束时才赶到。

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影响和精神分析的巨大影响，直接将艺术表达与理性世界观的瓦解联系在一起，在战间期出现了爆发。在这方面，日本接受超现实主义的条件是非常不同的。特别是早期的作品似乎是对表现性思想的扩展，缺乏从潜意识深处涌现出的力量。也许是在二战期间，日本超现实主义者开始意识到这一运动的潜力，但也是对其压制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在二战的浩劫之后，三島由纪夫和涩泽龙彦这一代人重新发现了超现实主义。三島出乎意料地喜爱达利。尽管达利因其战后形象而经常被视为有些轻浮的艺术家，但他毕竟是这一运动最激进的体现。我再次意识到日本超现实主义者无法创作出像《带煮熟的豆子的柔软结构（内战的预感）》
那样的作品

我想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欧洲超现实主义将前期达达主义粗糙的拼贴式创作方法提炼到了可以通过梦境、自动描写和巧合‘自动化’创作的程度。在我看来，这使得作为艺术运动可以产生大量作品成为可能，我也感觉到了日本接受超现实主义缺失这一过程。

我发现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日本超现实主义书籍的装帧非常复杂。与同期的其他书籍相比，它们在平面设计方面非常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