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河4827名公职人员当上单元长】
元旦期间，蛟河人见面聊天的内容很是独特，他们互相问道： “你建群了吗？”“你进群了吗？”
原来，面对我国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情况，2020年12月31日，蛟河市召开疫情防控网络化单元长工作部署推进会，创造性地启动了公职人员担任单元长的工作模式，旨在让疫情防控工作更快速、更精准，织密网格，筑牢防线。
经过前期社区、街道摸底，蛟河市机关工委梳理，蛟河市81个部门（单位）中4827名公职人员就任单元长，负责蛟河市长安、民主、河北3个城区街道19个社区、145个居民委、1165栋楼房、4868个单元、65196户住户的疫情防控工作，防控网络覆盖整个城区。
元旦3天假期，4827名单元长没有休息，纷纷进入工作状态，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建单元群、拉单元住户进群，并对年纪大没有智能手机住户建立电话通讯录，以保证对本单元住户逐一取得对接联系。
（一）
黄义有是4827名单元长之一。“从1月2日下午到1月3日上午，不到24小时，我就建起了单元群。”黄义有自信地说。
截至目前，4827名单元长共建立单元微信群4827个，各单元长通过微信或电话与住户的信息对接实现无死角、全覆盖，打通了一条疫情排查管控的精准、高效通道。
其实，尽管黄义有担任的是自己居住的河北街道水映花城小区12号楼3单元的单元长，但建群过程也并非毫无困难。
黄义有是蛟河市河北街道办事处综合服务中心专职副书记，平时的工作并不需要他深入到社区单元楼里。他居住的单元共17层，目前常住居（村）民29户，人员构成多样——有退休的，有上班的；有公职人员，有打工人员；有城市居民，也有农民。黄义有平时与邻居并无联系，多是见面点头。
当上单元长，黄义有清楚自己的首要工作——加入由社区委主任、单元长、楼长构成的微信网格群，建立由他作群主、单元住户参与的单元群。黄义有在单元门口等住户、挨家挨户敲门找住户、对家里没人的想方设法找联系方式打电话给住户……一遍遍地解释建群和建通讯录的目的——要在防控疫情中发挥3个作用：传达蛟河市防疫精神；实时转发风险地区情况，排查要求；线上、线下排查本单元人员往来情况。
这几天， 4827名单元长就像黄义有一样忙碌着。
蛟河市机关工委书记张峰瑞介绍，在筛选单元长时，为了工作方便，尽量安排干部职工负责自己居住的单元，但有很多单元，住户中没有公职人员，因此很多单元长是跨区域担任。他们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截至目前，827名单元长共建立单元微信群4827个，各单元长通过微信或电话与住户的信息对接实现无死角、全覆盖，打通了一条疫情排查管控的精准、高效通道。
（二）
短短几天之内，达到如此高的对接率，这与蛟河市委、市政府的科学部署，与蛟河市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视分不开。
去年12月31日的启动会上，蛟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从思想上、措施上、责任上对单元长工作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措施上，他要求一是要专人管理。各部门、各单位成立组织机构，划分若干小组，通过电话、微信群等方式进行指挥、指导、调度。有条件的楼栋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让党的组织体系发挥作用。二是要搞好培训，通过采取灵活方式，讲清单元长的职责、使命，传达最新管控要求。三是要努力破解选人、管理、推动等方面的难题。
蛟河市各部门、各单位按照要求，迅速行动，落实落细。蛟河市教育局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刘辉介绍，教育系统共有1644名教职工担任单元长，占全部单元长的1/3。他们分秒必争安排落实：12月31日14时，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单元长”专项工作，成立工作专班；17时，召开全系统冬季疫情防控工作暨“单元长”专项工作会议，局机关科室、办所负责人及各学校、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参加，落实具体工作；随后，各部门、学校、幼儿园又通过本单位工作群立即推进落实，责任到人；元旦3天休息日，1644名单元长与各自所属社区的委主任、责任单元住户有效对接，全部建立了单元微信群和通讯录，掌握了住户第一手资料，并实现群内信息直达。
刘辉说，为了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局党委分两条线加强督导检查。一是每周对所属学校、幼儿园进行调度一次，掌握单元长履职情况。二是局机关抽调8名科室长组成4个督导组，8名科室长不定期与135名社区委主任对接，了解单元长履职情况。
在蛟河市公安局，他们将123名单元长划分为14个组，确定14个小组长，并首先对14个组长进行业务培训，再由14个组长对本组的八九名组员进行培训。
蛟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王子幸说，他们还制作了统一的单元长工作手册，方便单元长们记录单元住户情况、每日工作进展，同时手册中明确了主管领导、组长、单元长的工作职责和流程，这些都让单元长们的日常工作更规范、更系统、更科学。
81个部门（单位）推出多种措施，破解难题，坚定地筑起疫情防控的安全网。
（三）
4827名单元长建起的4827个单元门口，然后得到了蛟河城区65196户住户的支持，更是凝聚和温暖了65196户住户的心。
由委主任所在的微信网格群下发的疫情防控排查任务，要求单元长3小时内回复，15小时内排查结束。这需要单元长快速行动，也需要单元住户的支持。黄义有每次都及时完成了工作。对住户的支持，他深有感触，每当他发布一个信息，大多单元住户都尽快给予回复。尤其是住户“辛苦了”“费心了”的回复，让他备感暖心。
单元长制还让住户们感情加深了，关系拉近了。黄义有说，单元住户对他有强烈的依赖感、信任感。住户有任何问题都愿意私信问他。“家人从珲春回来，要不要隔离？”“1月7日家人将从山东临沂回来，有什么要求？”甚至跟疫情防控没关的事情，单元住户也愿意找他咨询、探讨。
单元长制也让单元住户的参与度、责任感大大增强。王子幸担任单元长的一位住户，70多岁了，医务工作者退休，他就常常给王子幸发些防控的小知识，让王子幸筛选着发给大家。
百姓们的举动，让辛苦的单元长们心里暖暖地。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单元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是蛟河市委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的重要部署，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作用突出。这项工作把防控直插到最底层，解决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后一米”问题，也让网格化管理直插到底，确保上传下达、快速反应，实现最短时间内最快捷处理。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年，开好局、起好步意义重大。蛟河市将强力推进民生事业，着力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毫不松懈抓疫情防控。”这是蛟河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庄严承诺。4827名公职人员去当单元长，织密织牢防控安全网，不正是对这一承诺的最好诠释吗！（吉林乌拉圈）
元旦期间，蛟河人见面聊天的内容很是独特，他们互相问道： “你建群了吗？”“你进群了吗？”
原来，面对我国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情况，2020年12月31日，蛟河市召开疫情防控网络化单元长工作部署推进会，创造性地启动了公职人员担任单元长的工作模式，旨在让疫情防控工作更快速、更精准，织密网格，筑牢防线。
经过前期社区、街道摸底，蛟河市机关工委梳理，蛟河市81个部门（单位）中4827名公职人员就任单元长，负责蛟河市长安、民主、河北3个城区街道19个社区、145个居民委、1165栋楼房、4868个单元、65196户住户的疫情防控工作，防控网络覆盖整个城区。
元旦3天假期，4827名单元长没有休息，纷纷进入工作状态，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建单元群、拉单元住户进群，并对年纪大没有智能手机住户建立电话通讯录，以保证对本单元住户逐一取得对接联系。
（一）
黄义有是4827名单元长之一。“从1月2日下午到1月3日上午，不到24小时，我就建起了单元群。”黄义有自信地说。
截至目前，4827名单元长共建立单元微信群4827个，各单元长通过微信或电话与住户的信息对接实现无死角、全覆盖，打通了一条疫情排查管控的精准、高效通道。
其实，尽管黄义有担任的是自己居住的河北街道水映花城小区12号楼3单元的单元长，但建群过程也并非毫无困难。
黄义有是蛟河市河北街道办事处综合服务中心专职副书记，平时的工作并不需要他深入到社区单元楼里。他居住的单元共17层，目前常住居（村）民29户，人员构成多样——有退休的，有上班的；有公职人员，有打工人员；有城市居民，也有农民。黄义有平时与邻居并无联系，多是见面点头。
当上单元长，黄义有清楚自己的首要工作——加入由社区委主任、单元长、楼长构成的微信网格群，建立由他作群主、单元住户参与的单元群。黄义有在单元门口等住户、挨家挨户敲门找住户、对家里没人的想方设法找联系方式打电话给住户……一遍遍地解释建群和建通讯录的目的——要在防控疫情中发挥3个作用：传达蛟河市防疫精神；实时转发风险地区情况，排查要求；线上、线下排查本单元人员往来情况。
这几天， 4827名单元长就像黄义有一样忙碌着。
蛟河市机关工委书记张峰瑞介绍，在筛选单元长时，为了工作方便，尽量安排干部职工负责自己居住的单元，但有很多单元，住户中没有公职人员，因此很多单元长是跨区域担任。他们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截至目前，827名单元长共建立单元微信群4827个，各单元长通过微信或电话与住户的信息对接实现无死角、全覆盖，打通了一条疫情排查管控的精准、高效通道。
（二）
短短几天之内，达到如此高的对接率，这与蛟河市委、市政府的科学部署，与蛟河市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视分不开。
去年12月31日的启动会上，蛟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从思想上、措施上、责任上对单元长工作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措施上，他要求一是要专人管理。各部门、各单位成立组织机构，划分若干小组，通过电话、微信群等方式进行指挥、指导、调度。有条件的楼栋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让党的组织体系发挥作用。二是要搞好培训，通过采取灵活方式，讲清单元长的职责、使命，传达最新管控要求。三是要努力破解选人、管理、推动等方面的难题。
蛟河市各部门、各单位按照要求，迅速行动，落实落细。蛟河市教育局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刘辉介绍，教育系统共有1644名教职工担任单元长，占全部单元长的1/3。他们分秒必争安排落实：12月31日14时，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单元长”专项工作，成立工作专班；17时，召开全系统冬季疫情防控工作暨“单元长”专项工作会议，局机关科室、办所负责人及各学校、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参加，落实具体工作；随后，各部门、学校、幼儿园又通过本单位工作群立即推进落实，责任到人；元旦3天休息日，1644名单元长与各自所属社区的委主任、责任单元住户有效对接，全部建立了单元微信群和通讯录，掌握了住户第一手资料，并实现群内信息直达。
刘辉说，为了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局党委分两条线加强督导检查。一是每周对所属学校、幼儿园进行调度一次，掌握单元长履职情况。二是局机关抽调8名科室长组成4个督导组，8名科室长不定期与135名社区委主任对接，了解单元长履职情况。
在蛟河市公安局，他们将123名单元长划分为14个组，确定14个小组长，并首先对14个组长进行业务培训，再由14个组长对本组的八九名组员进行培训。
蛟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王子幸说，他们还制作了统一的单元长工作手册，方便单元长们记录单元住户情况、每日工作进展，同时手册中明确了主管领导、组长、单元长的工作职责和流程，这些都让单元长们的日常工作更规范、更系统、更科学。
81个部门（单位）推出多种措施，破解难题，坚定地筑起疫情防控的安全网。
（三）
4827名单元长建起的4827个单元门口，然后得到了蛟河城区65196户住户的支持，更是凝聚和温暖了65196户住户的心。
由委主任所在的微信网格群下发的疫情防控排查任务，要求单元长3小时内回复，15小时内排查结束。这需要单元长快速行动，也需要单元住户的支持。黄义有每次都及时完成了工作。对住户的支持，他深有感触，每当他发布一个信息，大多单元住户都尽快给予回复。尤其是住户“辛苦了”“费心了”的回复，让他备感暖心。
单元长制还让住户们感情加深了，关系拉近了。黄义有说，单元住户对他有强烈的依赖感、信任感。住户有任何问题都愿意私信问他。“家人从珲春回来，要不要隔离？”“1月7日家人将从山东临沂回来，有什么要求？”甚至跟疫情防控没关的事情，单元住户也愿意找他咨询、探讨。
单元长制也让单元住户的参与度、责任感大大增强。王子幸担任单元长的一位住户，70多岁了，医务工作者退休，他就常常给王子幸发些防控的小知识，让王子幸筛选着发给大家。
百姓们的举动，让辛苦的单元长们心里暖暖地。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单元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是蛟河市委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的重要部署，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作用突出。这项工作把防控直插到最底层，解决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后一米”问题，也让网格化管理直插到底，确保上传下达、快速反应，实现最短时间内最快捷处理。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年，开好局、起好步意义重大。蛟河市将强力推进民生事业，着力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毫不松懈抓疫情防控。”这是蛟河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庄严承诺。4827名公职人员去当单元长，织密织牢防控安全网，不正是对这一承诺的最好诠释吗！（吉林乌拉圈）
【#植物生物刺激剂在温室蔬菜生产中的实际应用#】植物生物刺激剂在蔬菜作物生产中应用的研究兴趣正在逐渐增加，一些报告强调了这类产品可能不仅对作物的性能，而且对最终产品的质量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此外，许多具有生物刺激活性的产品正在开发中，需要在不同的生长条件和不同的作物条件下进行进一步的评估。植物水解液中含有氨基酸和多肽，对多种园艺作物的作物生产性能有一些积极的影响，而大型藻类也被认为是胁迫条件下生长的植物的有效生物刺激剂。最近的一项研究评估了蛋白质水解物和褐藻作为可持续蔬菜生产的创新和成本效益方法。本社论概述了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同时讨论了生物刺激剂在温室蔬菜作物生产中的实际应用，旨在提高最终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作物对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性。
大棚蔬菜生产是一种集约化、科技化的栽培体系，可以在不受环境条件影响的情况下，保证全年反季节产品的供应，同时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然而，这种种植制度需要大量能源和自然资源投入，一方面需要符合可持续农业和持续气候变化的概念，另一方面也需要符合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和粮食安全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现代园艺需要根据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偏好，重塑自身，探索新的途径，以维持自然资源，在有限的农田内提高作物生产力，最终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
植物生物刺激剂的应用是实现可持续作物生产的一种创新的环境友好方法，面临着水资源短缺、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压力源和气候变化等诸多限制。由于大多数商用产品的成本较高，因此在蔬菜作物和强化种植系统等高附加值作物中使用生物刺激剂。可作为生物刺激剂使用的广泛化合物决定了观察到的效应所涉及的各种机制，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机制仍然是未知的。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机制包括对参与各种生物合成过程的酶活性的刺激作用、生物刺激成分的激素样活性以及提高植物对养分的吸收。蛋白质水解物的广泛作用与初级和次级代谢生物合成产物有关，它们可以诱导对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性，促进园艺作物的营养生长和产量。另一方面，大型藻类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生物刺激剂，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多糖和多酚）和类似植物激素的成分，可以减轻负面胁迫影响，提高作物产量。
在受保护条件下，在土壤中生长的菠菜植物中测试了三种不同的市售生物刺激剂产品，即从豆类植物中提取的蛋白质水解物、海藻提取物和混合植物油、草本植物和海藻子囊藻提取物。所有产品均在菠菜叶面喷施。结果表明，与未经处理的植株相比，所有使用的产品都对鲜产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由于它们形成了更大的叶片、更高的叶绿素含量和更好的光合活性。所记录的产量增加部分与植物激素生物合成的上调有关，从而提高了生物产量和产量，同时也与根系结构的变化有关，从而促进了养分的吸收，还确定了受试产品的作物特异性活性，因为菠菜的产量提高远远高于先前研究中评估的其他作物。蛋白质和矿物质组成（K、Mg和Na）也受到生物刺激作用的积极影响，而海藻提取物处理的植物体内硝酸盐含量较高，可以认为是一个负参数。对蛋白质和大量营养素含量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生物刺激剂产物中信号分子的存在、根系结构的改变以及参与大营养素运输的基因的上调而提高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另一方面，对供试产品硝酸盐含量的不同反应表明，叶面喷施蛋白水解物可提高硝酸盐的同化作用，并可被证明是在高氮投入的强化种植制度下提高菠菜叶片质量的一种经济、环保的手段实现。生物刺激剂对植物抗坏血酸和总酚类化合物含量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可通过增加参与这些化合物生物合成的基因的表达，直接与植物化学稳态联系起来，或间接通过增加K和Mg含量来诱导抗氧化剂的生物合成。
尽管这项研究评估了受试化合物在最佳条件下的生物刺激效果，但其他几项研究强调了生物刺激剂对在非生物胁迫下生长的园艺作物的有益影响，通过提高胁迫耐受性和改善最终产品的质量。考虑到现代农业必须面对的频繁的极端天气和逐渐退化的土壤对作物性能的不利影响，这一方面非常重要；因此，农民和农产工业部门总是欢迎其他成本效益高的控制措施。另一方面，不应忽视最终产品的质量，因为目前的市场趋势表明，消费者对高营养和有益健康的食品的偏好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了含丛枝菌根真菌、腐生真菌、氨基酸、枯草芽孢杆菌等4种生物刺激剂产品对水分胁迫下生长的普通豆类植物的影响，并报告了处理后植物酚类化合物含量的显著增加。实验结果表明，海草提取物处理普通豆类植物时，酚类化合物和花青素含量显著增加。生物刺激剂的应用也通过改善作物性能和水果的营养参数对温室种植的番茄植株产生积极影响，尽管生产成本增加，但农民的净收入显著提高。当植物在胁迫条件下生长时，番茄作物也可能受益于生物刺激剂的应用。就叶类蔬菜作物而言，使用抗坏血酸缓解了莴苣植物缺钾的负面影响，而生物刺激剂和生物肥料的应用对水分胁迫下生长的菠菜植物的化学特性和生物活性特性有不同的影响。
尽管最近对生物刺激剂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揭示生物刺激剂活性的基本机制，并确定适合特定作物和生长条件的最佳生物刺激剂，尤其是次优作物，并提出了生物刺激剂应用的最佳剂量和适宜的植株发育时期。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天然衍生生物刺激剂成分的可变性，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以便商业化。最后，生物刺激剂制造商需要集中精力在市场上提供成本较低的产品，使其应用对农民更有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在小规模农场经营的农民。
大棚蔬菜生产是一种集约化、科技化的栽培体系，可以在不受环境条件影响的情况下，保证全年反季节产品的供应，同时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然而，这种种植制度需要大量能源和自然资源投入，一方面需要符合可持续农业和持续气候变化的概念，另一方面也需要符合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和粮食安全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现代园艺需要根据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偏好，重塑自身，探索新的途径，以维持自然资源，在有限的农田内提高作物生产力，最终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
植物生物刺激剂的应用是实现可持续作物生产的一种创新的环境友好方法，面临着水资源短缺、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压力源和气候变化等诸多限制。由于大多数商用产品的成本较高，因此在蔬菜作物和强化种植系统等高附加值作物中使用生物刺激剂。可作为生物刺激剂使用的广泛化合物决定了观察到的效应所涉及的各种机制，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机制仍然是未知的。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机制包括对参与各种生物合成过程的酶活性的刺激作用、生物刺激成分的激素样活性以及提高植物对养分的吸收。蛋白质水解物的广泛作用与初级和次级代谢生物合成产物有关，它们可以诱导对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性，促进园艺作物的营养生长和产量。另一方面，大型藻类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生物刺激剂，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多糖和多酚）和类似植物激素的成分，可以减轻负面胁迫影响，提高作物产量。
在受保护条件下，在土壤中生长的菠菜植物中测试了三种不同的市售生物刺激剂产品，即从豆类植物中提取的蛋白质水解物、海藻提取物和混合植物油、草本植物和海藻子囊藻提取物。所有产品均在菠菜叶面喷施。结果表明，与未经处理的植株相比，所有使用的产品都对鲜产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由于它们形成了更大的叶片、更高的叶绿素含量和更好的光合活性。所记录的产量增加部分与植物激素生物合成的上调有关，从而提高了生物产量和产量，同时也与根系结构的变化有关，从而促进了养分的吸收，还确定了受试产品的作物特异性活性，因为菠菜的产量提高远远高于先前研究中评估的其他作物。蛋白质和矿物质组成（K、Mg和Na）也受到生物刺激作用的积极影响，而海藻提取物处理的植物体内硝酸盐含量较高，可以认为是一个负参数。对蛋白质和大量营养素含量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生物刺激剂产物中信号分子的存在、根系结构的改变以及参与大营养素运输的基因的上调而提高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另一方面，对供试产品硝酸盐含量的不同反应表明，叶面喷施蛋白水解物可提高硝酸盐的同化作用，并可被证明是在高氮投入的强化种植制度下提高菠菜叶片质量的一种经济、环保的手段实现。生物刺激剂对植物抗坏血酸和总酚类化合物含量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可通过增加参与这些化合物生物合成的基因的表达，直接与植物化学稳态联系起来，或间接通过增加K和Mg含量来诱导抗氧化剂的生物合成。
尽管这项研究评估了受试化合物在最佳条件下的生物刺激效果，但其他几项研究强调了生物刺激剂对在非生物胁迫下生长的园艺作物的有益影响，通过提高胁迫耐受性和改善最终产品的质量。考虑到现代农业必须面对的频繁的极端天气和逐渐退化的土壤对作物性能的不利影响，这一方面非常重要；因此，农民和农产工业部门总是欢迎其他成本效益高的控制措施。另一方面，不应忽视最终产品的质量，因为目前的市场趋势表明，消费者对高营养和有益健康的食品的偏好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了含丛枝菌根真菌、腐生真菌、氨基酸、枯草芽孢杆菌等4种生物刺激剂产品对水分胁迫下生长的普通豆类植物的影响，并报告了处理后植物酚类化合物含量的显著增加。实验结果表明，海草提取物处理普通豆类植物时，酚类化合物和花青素含量显著增加。生物刺激剂的应用也通过改善作物性能和水果的营养参数对温室种植的番茄植株产生积极影响，尽管生产成本增加，但农民的净收入显著提高。当植物在胁迫条件下生长时，番茄作物也可能受益于生物刺激剂的应用。就叶类蔬菜作物而言，使用抗坏血酸缓解了莴苣植物缺钾的负面影响，而生物刺激剂和生物肥料的应用对水分胁迫下生长的菠菜植物的化学特性和生物活性特性有不同的影响。
尽管最近对生物刺激剂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揭示生物刺激剂活性的基本机制，并确定适合特定作物和生长条件的最佳生物刺激剂，尤其是次优作物，并提出了生物刺激剂应用的最佳剂量和适宜的植株发育时期。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天然衍生生物刺激剂成分的可变性，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以便商业化。最后，生物刺激剂制造商需要集中精力在市场上提供成本较低的产品，使其应用对农民更有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在小规模农场经营的农民。
https://weibo.com/u/3876373543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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